1912年8月13日，在马克斯·勃洛特的介绍下，卡夫卡结识了费丽丝·鲍尔。后来，卡夫卡与她两次订婚，两次解除婚约。他们两人的接触，断断续续一直到1917年，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两人共写了500多封信和明信片。1912年8月，卡夫卡的日记写道：
8月13日，我去勃洛特家里，费丽丝·鲍尔小姐正坐在桌旁，好像一个女仆，她究竟是什么人，对此，我并不想急切地知道，我只是立即做出决定，准备凑合着与她交朋友。她的脸庞清癯，骨骼宽大，这张毫无表情的脸把她表现得一清二楚。她的脖子赤裸着，身上披着一件外衣，从她的装束上看，她是个十分节俭的人，但我后来知道她并非如此。我挨着她这么近，以致我们俩在感情上有些疏远了。我那时是处在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中呢？我不理解这件大喜事，反正，我是不相信会有这种大喜事的……她的鼻子几乎是塌下去的，棕色的头发稍微有些硬，缺少魅力，当我在椅子上坐定时，已经对她有了一个不可磨灭的评价了。
9月20日，也就是在《判决》问世的第二天，卡夫卡第一次往柏林写信。费丽丝·鲍尔在柏林一家名叫“帕罗格拉芬”的公司里工作。卡夫卡在信中告诉她，自己想到巴勒斯坦去旅行，其实，这件事对他们俩的关系都不大。费丽丝对这封信只做了简短的回答，在这以后的3个星期里，费丽丝对卡夫卡的来信都表示缄默。后来，卡夫卡想通过马克斯·勃洛特做工作，争取费丽丝的回信。卡夫卡给勃洛特写了-封长信，告诉他自己被一些无聊的事所困扰，得不到别人的安慰。当时，卡夫卡的父母和妹夫联合开办了“布拉格第一石棉厂”。他们要求卡夫卡每天下午必须抽空照看工厂。他在信中说道：
我伫立在窗边，把脸紧紧贴在窗户的玻璃上，我要是纵身跳下去，肯定会把站在桥头上收买路钱的人吓一跳，我很适宜这么做。可是，在这段时间里，我觉得自己太坚硬了，所以，把自己摔到路面上去，摔个粉身碎骨的决心老下不了，这个决心只停留在表面上，它没有决定性地向纵深发展。我也觉得，活着能比死去更好地保证创作的进行。我可以在写完长篇小洗的开头部分以后，在14天以后，继续进行写作。在这段时间里，我可以面对心满意足的父母亲，在工厂里、在我创作的小说中间自由自在地活动，以这种方法把自己保存下来……不过，到了今天早晨，我对这件事再也不能保持缄默了，我一个个地憎恨他们，我暗中想，我在14天以后，再也不跟他们打招呼了。夜里，我不是躺在床上，静静地入睡的，而是呆在屋外，不停地恨他们，同时，我也恨我自己；可是到了白天，我比晚上更没有主意。
这段时期，卡夫卡还把自己的一篇日记，稍加改动，作为随笔以“大声喧哗”为名字在《海德尔报》上发表，文章写道：
我坐在自己的房间里，这是整座住房喧哗声的集中点。我听到，住房里的所有房门都在啪啦啪啦地作响，它们发出的嘈杂声压倒了人们的脚步声；我还听到，有人在厨房里呼呼地关灶门；爸爸猛地一下冲进我的房子，他还穿着睡衣，急匆匆地走过我的房间。不一会，隔壁的房间里传来嚓嚓的扒灰声；瓦利在前厅一句一字地问爸爸，他的帽子是否已经擦干净了；爸爸回答时，发出一股嘘嘘的声音，他可能想要同我亲近些，可是这么一来，他的声音就显得更乱了。住房上的门铃响个不停，发出巨大的喧哗声，这声音好像是一个黏膜炎的喉咙发出来的。一个女人的唱歌声夹在这巨大的喧哗声中，更加嘈杂。紧接着又传来一阵低沉的男低音，这声音真有些肆无忌惮。突然，所有的声音都戛然而止，万籁俱寂。爸爸走了。现在，一种稍微柔而漫不经心、绝望的嘈杂声开始了，这声音是两只金丝雀发出来的。金丝雀的叫声又唤起了以前有过的念头：我是否应该把门开成一道缝，像蛇一样爬到隔壁的房间去，跪在我妹妹和她的小鸟面前，恳求她们安静下来。
马克斯·勃洛特收到卡夫卡的信后，立即到卡夫卡父母那里，反复劝说，让他们收回了让卡夫卡每天下午到工厂去的要求。他同时也给费丽丝去了两封信。因为费丽丝与卡夫卡接触一段时间以后，发现卡夫卡的举止行为有些异常，为此她心里感到很不安。勃洛特在信中恳求她“对弗朗茨近乎病态的多愁善感的状态多加安慰，应该知道，这是一个不平凡、出众的人物，人们应该特殊对待他，应该对他表示谅解和亲善，帮助他避免一切冲突”。
1912年10月23日，卡夫卡终于收到了费丽丝的回信，从这时起，他俩之间来往书信数量随即猛增，每月通信达二至三封，有时竟达到四封。在信中，卡夫卡向费丽丝介绍自己的家庭情况和自己今后在创作上的打算，并告诉她有关创作《美国》、《判决》、《变形记》等小说的情况。同时，他也谈到了自己的作息时间。我们从中可以了解到，自9月中旬以来，一连几个月，他的写作时间不够，写作能力因时间的制约而发挥不出来。他开玩笑地称自己见缝插针的写作方法为“策略生活”：上午8时到下午2时是办公时间，下班后他就回家，3时左右午睡，一直到晚上7时半才起床，然后，他或者与朋友一起，或者一个人，去散步一个小时；散步回来同家人一起吃晚饭，晚上11点左右，卡夫卡便开始伏案工作了，他往往工作到第二天凌晨两三点，有时还要更晚一些。
卡夫卡在刚开始同费丽丝通信后不久，就在一封信中明确地告诉她，即使对她有思念之情，那么，也是同写作有关的。在以后的几个星期里，随着卡夫卡同费丽丝关系的不断密切，他的这些话也越讲越明确，越来越直截了当了。卡夫卡认为费丽丝同她的朋友马克斯·勃洛特一样，是一个可靠、坚强、平静和勤勉的人，他可以对她畅所欲言。所以，当费丽丝有一次向卡夫卡暗示说，她自己同卡夫卡所想的完全相反时，卡夫卡便恼火地说，她这是要换一身衣服，并要同他一起来恐吓她自己。
12月初，卡夫卡通知费丽丝说，他圣诞节不准备去柏林了。这个节日本来是他们俩重逢的一个好机会，然而，卡夫卡却放弃了这个机会。当时，他正忙于《变形记》的结尾工作，他恐怕外界给他带来任何麻烦，就在他向费丽丝倾诉衷肠时，他也不忘向她说明：他们俩要结婚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卡夫卡摘录了一首诗送给费丽丝，诗的名字叫《寒夜里》：
寒夜里，我埋头读书，
忘记了，这已经是就寝的时间。
绣金的棉被上的芳香，
只留下淡淡的一片，
炉子里的火已经熄灭。
我那美丽的女郎，
忍不住一脸的嗔责，
她夺去了我手中的灯盏，
问我：
“你知道，现在是几点？”
多年来，卡夫卡一直很喜爱这首诗，在卡夫卡给费丽丝的信中，经常谈到这首诗，他认为，这首诗极好地注释了他自己的基本情况。卡夫卡根据这首诗向费丽丝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如果诗中的“女郎”不是“我”的朋友，而是“我”的妻子，诗中所说的那个寒夜仅仅是个例子，它代表了夫妇生活的全部情况，那么，她将怎样看待这一切。因为这首诗极准确地反映了卡夫卡进行文学创作的作息时间，他问她如果作为妻子，能否耐得住这种独守空房的寂寞。
整个1912年，费丽丝除了与卡夫卡相识时在勃洛特家见过一面之外，再也没有见过卡夫卡，对她来说，1912年就这样平平淡淡地过去了。她的心情十分忧郁，对他们之间的事做了种种揣摩和猜测。对此，卡夫卡也多次说过：“如果我曾经不是因为写作或者与写作有关的事情而感到高兴过，那我就没有写作的才能。那么，一切都会来个天翻地覆，而且，这场天翻地覆马上就要来临。”费丽丝也很清楚，卡夫卡是知道马上就要翻天覆地的，因为卡夫卡已经多次向她这样暗示过：他已经失去了写作才能。他因写作《变形记》而中断了《美国》，这部长篇小说很难再继续写下去了，他绞尽脑汁，才勉强写了几页。到1913年1月，这部长篇小说的写作完全停止了。这时，卡夫卡想构思另外一部小说，他计划写一篇名叫《艾恩斯特·里曼的故事》的小说。但是这个计划也没有得到实施。其实，在1912年，他创作《判决》时，原是准备描写一场战争的，但是在写作过程中，他把积郁在内心的想法全部倾诉了出来，最后竟写成了《判决》这样一部小说。
1913年，卡夫卡是在第7本四开本里记日记的。在这个四开本的最后一页，他写了这么几行字：“这本日记以费丽丝开头，她在1913年5月2日扰乱了我的生活；我也用这个开端结尾。”1913年至1914年上半年，卡夫卡没有写出一部大部头的作品。新年开始，他想用体力劳动结束“自我折磨”，这是他以前多次采用过的方法。他长时间地在户外散步，在家具加工厂打短工，还进行骑马、游泳、划船等活动。卡夫卡非常喜欢划船，他在莫尔岛河上有一条自己的小船。从3月份起，他每天去布拉格附近的托洛雅果园劳动。
复活节期间，卡夫卡第一次去了柏林，看望了费丽丝。在圣灵降临节，他又一次去了柏林，这一次，费丽丝把她家里的人向卡夫卡一一作了介绍。在这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卡夫卡一直反复考虑，是否应该正式向费丽丝的父亲提亲。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这期间，卡夫卡的日记里写的，都是与订婚格格不入的想法，使人对他“考虑订婚”这件事的动机产生怀疑。他在日记里写道：“我要不顾一切地得到孤寂，我只有我自己。”8月15日的日记写道：“我要不顾一切地同所有的事情、同所有的人断绝关系，我要同所有的人结仇，我不要同任何人说话。”但是恰恰在这同一天，他却给费丽丝的父亲去了一封信，正式向费丽丝提出求婚（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之后，他就急切地等待着回音，信发出后第6天，他万分烦躁，不等费丽丝父亲的回信，就迫不及待地草拟了第二封信，这封信是这样写的：
您犹豫再三，对我的请求迟迟不予答复，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女儿的求婚者面前，每一个当父亲的都会如此。但是，决不是因为您没有回信，我才给您写这第二封信，我殷切地希望您这么做，我的心都快要沸腾了。我之所以给您写这第二封信，那是因为我怕您会犹豫不决，或者说，怕您会就事论事，就像对待一般的婚姻一样去考虑我的请求。我恐怕，您没有注意到我在第一封信中所表露的真实思想，我在那封信中写了那么一段，目的就是要表露我的真实思想。我在那一段里这样写道：我无法忍受自己的职业。也许，您想跳过这句话，不去细细地琢磨它，但是，您不应该这么做。您应该追根究底，问个仔细，为什么我会不能忍受自己的职业，这样一来，我就不得不向您作一个简要、真实的回答了。
我无法忍受自己的职业，这是因为，它同我唯一的需求、同我唯一的爱好是背道而驰的。因为我仅仅是一个从事文学创作的人，我不可能，也不想成为其他的人，所以，我永远也不会对目前的工作感兴趣，它只能彻底地使我神经失常，我很快就要发疯了，最高强度的紧张状态紧紧地缠住我，一刻也不放松。今年是我和您女儿的前途充满忧虑和磨难的一年，它已经证明，我是没有丝毫抵御能力的。也许您会问我，我为什么不放弃这个职业，去专门搞文学创作呢？我对此的回答是，我没有这个能力，因此，我只能做可怜的回答：我没有这个能力。而且，从我对自己处境的总的看法来看，我正在这个职业上走向毁灭，极其迅速地走向毁灭。
敬请您把我同您的女儿作一个比较。她是一个健康、快乐、自然、坚强的姑娘，不管我在500多封信中多次强调过，也不管她怎样用“不”字来安慰我，她的话并不令人信服，事实还是如此。从我看到的来说，她跟我一起生活是不会幸福的。我是一个愤世嫉俗的人，这不仅仅是因为有外在的原因，更重要的有我内在的原因，我的性格内向、沉默，不喜社交，而且，我并不把这看成是我的不幸，因为这些性格特点反映了我的生活目的，人们至少可以从我在家里的生活方式中，找到答案。我生活在父母的家里，生活在最善良、最可亲的人中间，但是，我在家里比陌生人还要感到陌生。在最近几年里，我每天同妈妈的谈话，平均不到20个字，同爸爸我只是应付一下而已；我在同已经出嫁的妹妹和她丈夫淡话时，心里总是憋着一股气，原因是，我同他们没有一丁点共同语言。我对一切不是文字的东西都感到无聊、厌恶，因为它们打扰我，或者说是耽误我，尽管我也知道，我这样的看法是错误的。我对家庭生活一窍不通，我最多只有观察的头脑。在我的感觉中，我是没有亲戚的。在我看来，所有的来客都是我的敌人。婚姻不能改变我，就像我的职业不能改变我一样。
信中，我们可以看出卡夫卡是怎样描写自己的生活环境的，他擅长把简单明了的环境刻画成复杂的世界，使之具有多层意思，只要他认为，这个环境影响他的文学创作，他就会这么做。但是，他在描写这样生活环境的同时，也常常为没有什么结果而伤脑筋，并因此很内疚，责备自己。事实说明，他对家庭的这种描写是言过其实的，只有极少的细节与事实比较接近，在家庭中，他经常与妈妈、爸爸、妹妹说话，特别是同奥特拉妹妹说话的时间就更多了。
卡夫卡的第二封信还没有寄出，费丽丝父亲的回信就已经到了，所以这第二封信没有寄出去。费丽丝父亲在回信中，同意了卡夫卡对他女儿的求婚。但是，卡夫卡接到这封信后，没有对他做任何直接的回答，而是写了一封信，请费丽丝转交她父亲。费丽丝很可能没有转交这封信，她要求卡夫卡改变一下信中的某些提法，但卡夫卡没有接受她的请求，他援引了格里尔帕尔莱、陀思妥耶夫斯基、克莱斯特、福楼拜等人的事迹，这些都是他一直非常崇拜的作家，卡夫卡告诉费丽丝说，他不能改变信中的措辞。
卡夫卡为了替自己辩护，解释自己各种行为，进而证明自己是正确的，他经常引用一些作家的生平和事迹，这些作家在生活和创作上都遇到了许多困难，卡夫卡总是借用他们的遭遇来说自己，而不敢直接地把矛头指向自己。1913年9月，卡夫卡第一次与费丽丝产生了裂痕，这给他以后做出此类行动选择了一个模式，并逐渐固定下来。当他必须在“生活”和文学两者之间做出一个选择时，他总是选择后者，但是，从实际生活看，他的这种选择只是表层的，是表面现象。其实，在内心里，他从不反对生活，所以，这种选择总是不停地进行着。在这期间，卡夫卡和他在保险事务所的同事一起，去维也纳旅游，并在那里参加了“国防救护和卫生会议”，通过这些事务性活动，他从这种严酷的抉择中解脱出来。在维也纳期间，他给费丽丝写了几次信，向他讲述了国际救护和卫生会议的情况，并转达了与此同时在维也纳召开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的情况。9月中旬，他独自一人继续去特里斯特和威尼斯旅行。途中经过维洛那，在那里他给费丽丝寄去了最后一张明信片。之后，他住进了里伐疗养院，这所疗养院他早些年曾经来过。卡夫卡在里伐疗养院住了几个星期，在那里他结识了G。W。，她才18岁，是一个瑞士姑娘。这是卡夫卡的第二次艳遇，是卡夫卡第二次与“一个妩媚的姑娘有甜蜜的风流韵事”，他“第一次认识了一个信奉基督教的姑娘，他几乎完全陶醉于她那女性的魅力之中”，而这一次，“她还是一个尚未成年的孩子，而他则完全恍惚迷惘，不知天南地北了”。10年以后，卡夫卡还经常提起那些日子，说那些日子充满了“宁静的醉意”。与上次一样，卡夫卡对这次艳遇也是守口如瓶，对任何人也没有说过。三年半以后，卡夫卡也为这棵爱情树建起了一尊纪念碑。这尊纪念碑比前一尊更加清晰、更容易辨认。如果说，拉邦只是想躲避乡村的婚事准备工作，那么，“猎人格拉胡斯则在里伐降落了，他既没有完全断气，也不是好好地活着，而是在不停地运动着”。猎人格拉胡斯，这个名字同卡夫卡作品中其他的人名一样，也包含着双重含义，是人们注释作品的重要突破口，“格拉胡斯”是意大利语，意思是“穴鸟”，而“卡夫卡”也是“穴鸟”的意思。在作品中，格拉胡斯这样说他自己：“没有人会阅读我在这里写的东西，没有人会来帮助我……想让别人来帮助自己，这种想法是一种疾病，它必须在病床上才能得以治疗，这一点我很清楚，所以，我不是为了求得别人的帮助才写作的，虽然，我十分强烈地希望会有人来帮助我。不管我有多么自由，比如现在，我总希望有人会来帮助我。”
卡夫卡从里伐回来之后的两星期，恢复了同费丽丝的通信，同年11月1日他还去柏林看了她。1914年5月，费丽丝来到了布拉格，租了一套住房，后来在费丽丝的朋友格雷特，以及卡夫卡的一些朋友的帮助下，卡夫卡与费丽丝·鲍尔于6月1日在柏林举行了订婚的仪式。这对卡夫卡来说，是“解救自己的一个尝试”。他在日记中写道：“去年夏天我同费丽丝决裂了，那是因为我过多地考虑文学创作……我那时一直认为，结婚会损害我的文学创作……我不能倍加绝望地等待着，我不能目睹着费丽丝渐渐地离我而去，渐渐地消失，此外，我也越来越不能拯救自己了。”与费丽丝订婚以后，并没有像他希望的那样摆脱困境，反而觉得自己像“囚犯”一样被捆住了，“全身戴着镣铐，被安置在一个角落里”。7月12日，卡夫卡在柏林同费丽丝·鲍尔解除了婚约，随即就去波罗的海旅行，在这之前的14天，萨拉热窝爆发了战争。卡夫卡当时身体非常虚弱，因此，在义务兵役人选中被除了名。在他的书信和日记中，他很少提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情况。但是，他对战争的立场是很鲜明的，他十分憎恨挑起战争的人，他说：“我愤恨地诅咒他们，让他们见鬼去吧！”卡夫卡对战争的批判是非常严厉的，这种批判也反映在他的作品中。战争爆发后两个月，他创作了小说《在流放地》，小说中旅行者的目光，就是卡夫卡看待战争的目光；旅行者在询问流放地的特殊行刑习惯时，眼睛中流露出批评、冷静、求实的目光。
8月份，卡夫卡的大妹妹，为了躲避战祸，带着两个孩子，来到了布拉格的娘家，卡夫卡不得不搬了出去，离开了他称之为“无法忍受的家庭集体”。他在比雷克巷10号租用了一间房子，由于他对噪声特别敏感，左邻右舍都把他看成一个可怕的幽灵，此后他多次搬迁。他搬迁后在日记里写道：“描绘我梦幻般的内心世界，这个念头高于一切，所有其他的事情都是次要的。那些次要的事情以可怕的方式枯萎了，而且，现在还继续枯萎着。只有这——描写我梦幻般的内心世界才能使我满意。”
卡夫卡开始独立生活以后，他的文学创作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过去的一年半里，他的文学创作全部停止了，这时，他的创作能力又恢复了，他说：“几天来，我一直在写作，我真希望能这样写下去。现在情况同两年前不同了，我再也得不到庇护了。我虽然进入了写作状态，但我总有这么一个想法：事实已经证明，我这种有规律的、空虚的、令人神经错乱的独身生活是行之有效的；我可以重新与自己对话。我再也不凝视天空了。只有这样，我才有一个转机。”
1914年8月，卡夫卡开始了长篇小说《审判》的创作，这次创作进程很快，两个月的时间，他就写了好几章。到了10月初，卡夫卡休息了一个星期。10月8日到18日这11个夜晚，他一气呵成，完成了《美国》的一章（即我们现在看到的最后一章。这部小说最后也没有完成），同时还完成了短篇小说《在流放地》。
长篇小说《审判》中有这么一句话：“在他在31岁生日前夕”，小说主人公约瑟夫·K被处决了。而卡夫卡本人则在他31岁生日的前夕，决定去柏林同费丽丝解除婚约。在他的日记里把在“阿斯卡纳大院”举行的退婚手续称为“设在旅馆里的法庭”。《审判》的法律引文中，称它为“故事”。关于这个看门人的故事堪称卡夫卡的杰作，他本人对此也很得意。卡夫卡把这个故事从“在大教堂里”这一章中单独取出来，改编成一个独立的短篇小说，名之为《法律面前》，他经常给朋友朗读这部短篇小说，而且他还把这个短篇小说选入他的短篇故事集《乡村医生》里。
1914年10月份，由于卡夫卡的妹夫去服了兵役，他的工厂必须由卡夫卡照看，卡夫卡每天下午必须到工厂里去。所以卡夫卡在日记里写道：“没有写作，写作完全停顿了；今天又一事无成。”这一次，同1913年秋天一样，卡夫卡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他又开始思念费丽丝，他写道：“在我的前面是办公室和每况愈下的工作，我总是六神无主，不知所措。我最坚强的支柱，是以奇特的方式思念费丽丝，到现在为止，我已经两个月没同费丽丝来往了，我过着十分安静的生活。我梦见她就像梦见再也不能复活的死人一样。现在，我又有接近她的可能性了，她又成了我一切事物的中心……现在，我一点都写不了了，这倒不是因为我失去了写作能力，而是因为我看到了接近她的义务、接近她的途径。也许，我前面只有一些小小的障碍，我只要冲破那些障碍就能与她重归于好，但是，我不会这么做……BL。的回音已经来了，我得赶紧答复她，为了这件事，我又没了主意。”
上面所说的BL。，就是费丽丝的女友格蕾特·布劳赫。从1914年开始，他们之间就有了通信来往，布劳赫是卡夫卡与费丽丝中间的桥梁，但是经过接触，卡夫卡与布劳赫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但外人谁也不知道，只是从格蕾特·布劳赫1940年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才知道。当时卡夫卡与布劳赫产生了暧昧关系，卡夫卡本人也只知道这些，而布劳赫1915年为他产下了一个私生子，这个私生子在7年以后便夭折了，比卡夫卡死得还早，这些卡夫卡都不知道。
1916年1月，卡夫卡与费丽丝在博登巴赫重逢了，这是他们在解除婚约之后的第一次相遇，他在日记中写道：
我们俩都发现，对方没有脱胎换骨的改变，我们双方都默默地说，对方是不可动摇的，是无法改变的，也是毫无怜悯之心的。我要过一种美好的生活，这个生活是为了写作而专门设计出来的，我的这个要求丝毫没有减弱。但是，她对我这个无声的要求却不予理睬，她只要求我中庸一些。她要求有一套舒适的住房；她所感兴趣的是工厂，丰盛一点的饭菜，她希望有一间装了暖气设备的屋子，热乎乎的，晚上十一点钟就上床睡觉。她还拨正了我的手表，多年来，我的表一直快一个小时。她坚持认为，她这样做是对的，而且，她还继续这样做下去。我对侍者说：“请给我拿一份报纸来，我要把它看完。”她指正了我的错，她是有道理的。当她说道“个人的得分”时，她的嗓门很高；但说到理想的房间陈设时，我却没有丝毫纠正她的地方。
这一次卡夫卡与费丽丝的重逢，卡夫卡不再像第一次那样偏激，而是现实得多了，他再也不想过违心的生活，而把费丽丝当成自己的一条出路。
卡夫卡一直想远离布拉格，这个愿望在这时期尤为强烈，但是他始终没有想出办法和理由。这时，他想借应征服役这个幌子，离开布拉格。1915年12月，他向他的上司第一次口头上表达了这个愿望：1916年5月他向工人事务保险事务所提出了一份正式的书面服役申请，再次重申了这个愿望。但在他当时的日记里却这样写道：“我把申请交给了经理，我请求他，如果今年秋天结束战争的话，就让我晚些时候停薪休假，我要做长期休假。如果战争延续下去，我就请他把我解雇得了，其实，这纯粹是谎言，如果我申请长期休假，若不批准，我就要求把我解雇，这里，有一半是谎言。如果我直接提出辞职，这才是事实，但是，我不敢做这两件假设的事情，于是就写下了那弥天大谎——请求服役。今天，我同经理谈了一次，但毫无收益。他认为，我要休假三星期的申请超过了一般雇员的标准……虽然，他觉得我提出长期停薪休假有些荒谬……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只字不提我的文学创作。”
卡夫卡的这个申请没有得到允许，后来他也不提了，因为没有必要了。1916年7月，在马琳巴特的巴尔莫拉尔旅馆和奥斯鲍纳旅馆，卡夫卡与费丽丝共同度过了10个昼夜，他们同居了。卡夫卡在日记中写道：“只有在深层，也许会有一泓水才能称得上溪水……同任何人一起生活，都是不堪忍受的，我并不因此而感到遗憾。我所遗憾的是，自己没有独立生活的可能性。”他感到，与费丽丝共同生活，这将是很困难的事情，他说：“我只是通过信件才认识费丽丝的，但真正了解她本人，那只是两天前的事情。不过现在，我对她也没有完全了解，我仍有许多疑团，她那充满了柔情蜜意的目光，她那女性深层自动张开的时候，那是妙不可言的。”费丽丝走后，卡夫卡马上给马克斯·勃洛特写了一封信：
……因为这事情糟糕到了极点，所以它才显得稍微有所改善，至少，束缚我的绳索松了一些。我觉得自己稍微能适应一些这种事情了。她是一个荡然无存的真空，她向我伸出双手，求我救救她。同时，她又帮了我，我同她发生了以前从不熟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看到了她那充满信任的目光，我不能对她置之不理。我将永久保存的那些东西撕破了（这不是个别的东西，而是全部）。我知道，从这个裂缝中会产生比生命更多的东西，产生出比生命更多的灾难，但这不是我自己招惹出来的，而是别人强加于我的。对此，我没有权利进行抵抗，更没有权利在这事情发生以前，用双手去引发它，以再次让那样一种目光注视自己……现在的情况有所不同，有了一些转机，我们俩之间的协议是简单扼要的：战争结束后不久我们就结婚，在柏林郊区租两至三个房间，各自负责自己的经济支出。费丽丝像以前一样，继续搞她的工作。而我呢，这可说不准。
1915年秋，卡夫卡获冯太诺文学奖；11月，《变形记》在《近日新书》的第22卷、23卷合订本中出版了；1916年9月《判决》在第34卷出版。同年11月10日，卡夫卡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公开朗读自己的作品。他在慕尼黑的高尔茨书店朗读了短篇小说《在流放地》，费丽丝也参加了朗读报告会。据当时的报道，卡夫卡的朗读与他的作品十分合拍，他的语调十分冷静，更没有当时盛行的那种宣言式激情，他的德语带有浓厚的布拉格腔。这次朗读，给卡夫卡带来了巨大的自信心，他写道：“我满怀着勇气从慕尼黑回来。”他的写作状态又恢复了。之后，他想方设法寻找一处新房子，一是因为原来租的房子太吵，二是给费丽丝准备的。但是没有结果，后来，她妹妹把租用的一间小屋夜晚供他使用。1916年冬，他创作了《乡村医生》、《在游廊里》、《兄弟残杀》和《下一个村落》，还有未完成的剧本《墓穴看守》和短篇小说《桥》、《猎人格拉胡斯》、《木桶骑士》、《豺狼与阿拉伯人》、《新来的律师》。
1917年3月，卡夫卡为了不再打扰妹妹，在施恩鲍恩宫租下了一套两居室的房子。施恩鲍恩宫是布拉格18世纪的一栋住宅，它在城堡下面，宫殿旁还有一个果园，果园的一边与劳伦茨山相接。劳伦茨山附近有一座“饥饿墙”，它就在卡夫卡的住室附近。这道墙是由刑期已满、马上就要被聘用的囚犯建造起来的，墙本身并没有什么意义。卡夫卡根据这座“墙”，创作了小说《万里长城建造时》，小说反映了“主管部门需要一些没有使用目的的东西”这个主题。这期间，卡夫卡还创作了《在庭院门上的一击》、《给科学院的报告》和其他两部小说。他把《乡村医生》寄给出版社，完成了《在流放地》的最后的修改和润色的工作，并再次改写了小说的结尾。这一时期，他已经下了决心，准备辞去工人事故保险事务所的工作，建立家庭，成为一名专业作家。1917年7月，卡夫卡与费丽丝一起去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去看望费丽丝的妹妹。从布达佩斯回来的第二天，他曾做过这样的声明：“他同新娘闹翻了，当时，他十分平静，甚至还感到很舒畅。”不久，也就是1917年8月初，卡夫卡咯血了，一个月后，医院大夫确诊，他患了早期肺结核。5年来，卡夫卡当作家的决心时大时小，动摇不定，在这个过程中，他也曾反对过当官，他有时反对婚姻，但有时又争取婚姻，他把自己这种矛盾状况写进了日记：“如果我过一段时间死了，或者丧失了生活能力……那我会说，是我自己撕碎了自己……这个世界——费丽丝是它的代表——和我在不停地冲突，这个冲突是避免不了的，它撕碎了我的身躯。”
由于卡夫卡患了肺结核，工人事故保险事务所第一次批准卡夫卡休假8个月，这是一个很长的假期，卡夫卡立即到他妹妹奥特拉那里。奥特拉在波西米亚北部楚劳，经营姐夫的一个小庄园。卡夫卡在那里写信给马克斯·勃洛特：
不管怎样，今天我对结核病的态度，就像孩子抓住妈妈的衣裙一样，紧抓不放，希望能从中得到帮助……我一直在设法解释病因，因为这病不是我去追来的。我有时觉得，大脑和肺部已经达成了某种协议，而我对此却一无所知。不过，我可以说，如果这一切事情真的那样发生了，那么，它们也是错的。这是我的初步认识，这是第一段阶梯的第一层台阶，台阶上放着一张双人床，它在等我，它将自动打开，算是对我存在的报酬，算是对我这种人存在意义的写照。不过，这张床肯定不会打开的，我也肯定不会越过考斯卡岛的。我是否应该感谢自己没有结婚的能力？我要是真的结了婚，那么，我立刻会变成一个狂乱、疯癫的人，现在，我正慢慢地变成这样一个人。在这短短的假期里，不是我自己，而是其他东西得到了休整。
9月20日，费丽丝来到楚劳看望了卡夫卡，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是个冷血动物，我毫无感情。我冤枉了她，让她受了酷刑，而且，我还亲自使用了刑具……”1917年12月，卡夫卡和费丽丝，分别从楚劳和柏林来到布拉格，27日他俩解除了婚约。卡夫卡刚把费丽丝送上去柏林的火车，就去办公室找勃洛特，勃洛特后来回忆这件事时说：“他刚刚把费丽丝送上火车。他脸色煞白，神情变得十分严酷、冷峻。突然，他失声痛哭起来，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这样放声大哭，我永远忘不了这一幕，这是我所经历的最可怖景象。当时，在办公室里，除了我以外，还有另外两个人，一个同事紧挨着我的桌子坐着。那时，我在邮电总署的一个法律处工作……这真是一个布满了灰烬，十分龌龊的办公地点，它根本不是人待的地方……卡夫卡径直走进办公室，在我办公桌旁的沙发上坐了下来，那沙发是专门为当事人准备的，前来请求帮助的人，养老金享有者，被告，等等。他们来办公室时，总是坐在那张沙发上。卡夫卡伤心地啜泣着，呜呜咽咽地说：‘非要有这样的事不成吗？这实在是太可怕了！’泪水沿着他的脸往下淌，我还从没有见过卡夫卡这样张皇失措。”
卡夫卡从马克斯·勃洛特办公室回来后的第二天，就给妹妹奥特拉写了一封信，谈到了他解除婚约的原因：
同费丽丝在一起的那些日子是十分不幸的。第一天除外，那天，我们还没来得及谈主要问题。昨天下午我哭了，把我成年以后所有的哭泣加在一起，也没有昨天下午这么多。如果我对这个决定的正确性有一丝一毫的怀疑的话，那一切就会更加糟糕。当然，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必要的，对此，我毫不怀疑，这样的怀疑是根本不会出现的。退婚这个行动，从它本身而言，是不对的。而且，费丽丝在接受退婚时显得十分平静，甚至还很友好，就使退婚这件事更加糟糕。可惜所有这一切，都不能动摇我退婚的正确性和必要性……对外界，我解除婚约的理由是身体有病，我对父亲也是这么说的。
从这封信中，我们能够看出，肺结核只是他退婚的一个借口，其实卡夫卡只是不想结婚，他再一次想与外界断绝来往。1918年夏季和秋季，卡夫卡都住在布拉格，11月份，他到布拉格东部的一个小镇施莱岑去旅行。在那里，他结识了年轻的捷克姑娘朱丽叶，沃丽莱克，卡夫卡又一次违背了自己的原则，与朱丽叶订了婚，不久又退婚。从卡夫卡给朱丽叶妹妹的一封信中，我们可以了解这次婚约的始末：
你可知道我和朱丽叶是怎样相识的吗？我们的相识十分奇特，对相信迷信的人说，这样的相识不是好兆，它是不吉利的。我们每次相会，就要不停地笑好几天。在吃饭的时候，在散步的时候，当我们面对面地坐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都要笑一通。总起来说，我们的笑声是不欢畅的，因为我们没有充足的理由这样纵情欢笑，这莫名其妙的笑声是折磨人的，令人羞惭的；这笑声使我们俩更加疏远，不能在一起吃饭，会面也少了，我想，这是符合我们的目的的。尽管我过了一年比较快活、自由自在、宁静的生活（撇开疾病不说），但是，我像一个遍体鳞伤的人，只要不磕不碰，我就能在百般痛苦中苟延残喘下去；但只要一碰到我最致命的痛处，我就会被掷回来，而且，我再也不能经历以前那种事了。那些事情已经是、而且永远是过去的事情，而疼痛的形式却保留了下来，这是条地地道道的创伤渠道。在渠道内，每一阵疼痛都在来回移动。对此，我像第一天一样，害怕极了，而且，这次恐惧感更加强烈，因为我的抵抗能力很弱……当时，也就是我和朱丽叶刚认识时，我一到夜里就辗转反侧，彻夜不眠，这是我一年来的第一次失眠，我看到了威胁。
朱丽叶的情况可能要好一些，这不仅是因为，她是一个姑娘，而且，她有一种绝妙的、不易受外界影响的热情与冷峻，这两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我们就这样熬了过来。至于休息，我们休息得很少，我原来真的想能天天去看病。但是，没有时间。就这样，我和朱丽叶一起熬了过来。人们已经在我们俩身上觉察到，在某种意义上，婚姻和孩子是最值得我去追求的东西，但是，我是不能结婚的。我拿出其他的证据也是白搭，因为所有的事情都是不能让人心服口服的，所以，能说明我不能结婚的最好证据，就是同费丽丝·鲍尔两次退婚这个事实。我们就退了婚。
退婚以后，我在施莱岑住了3个星期，在这3个星期里，我们双方都没写过一封信。但是，当我去布拉格的时候，她也坐飞机，迅速赶到了那儿，我们俩又相会了，除此之外，我从没有其他的办法。不过，在所有的这些事情中，是我在起主导作用……
既然，我曾经有过十分严酷的经历（仅仅是我自己有过严酷的经历），那么，我还有什么权利这样做？现在的情况要比以前好得多，这是我不曾想到的。这里，我不想对此作一一的论证，而只想说，我们俩曾经近在咫尺（现在仍然如此），而朱丽叶却一点都不知道。可以做一个假设，我为结婚而做的一切准备工作，最后都将彻底废除。也可以做这样的假设：我与父亲有一种不幸的关系，只要他对我做的某件事情持反对的态度，那么，这个反对态度就是最有力的证明，这件事是正确的。在我看来，这次婚姻虽然根植于爱情，但归根结底，这是建立在理智上的婚配……
我内心的抗拒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消失的，在某种程度上，它总是虎视眈眈地注视着事态的发展。这抗拒的对象是什么？谈到这个抗拒，我只会像对陌生的事情一样，显得局促不安，张口结舌。我个人根本没有力量去驾驭这些抗拒，如果抗拒想要发挥作用，那我就只能听从它的摆布了。每次碰到婚姻问题，我总是先把物质方面的考虑放在一边……而这次婚姻的风波却不一样，它对我讲了一些事，鬼使神差地把我在物质上的担心，掺和进其他事情当中，因为那些担心本身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这场风波对我说，你得为自己内在的境况而不停地奋斗，你虽然竭尽全力地奋斗，但光靠这些力量是远远不够的，你还得建立起自己的家……但是，你依靠什么力量去这么做？给你生了多少孩子，你就要多少孩子。本来嘛，你结婚，就是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如果在生儿育女问题上，对已婚夫妇加以限制，那样，你会不寒而栗的。但是，你毕竟不是农民，国家是不会替你抚养孩子的；而且从根本上看，你的情况是：紧张过度，完完全全地为文学所吸引了，肺功能已经虚弱不堪，整天在办公室里搞那些抄抄写写的事，累得喘不过气来。你还要在这种情况下结婚，而且，你还大言不惭地承认，自己必须结婚。你心怀这个目的，却还有胆量，要求自己心安理得地进入梦乡。第二天，你的头像正在溃烂的伤口，疼得要命，但你还恍惚迷离地到处乱跑。难道你还想凭着白天的这种精神状态，连累一个完全信赖你、献身于你、对你忠心耿耿的姑娘，让她伤心？
您也许会指责我说，这一切我是早就知道的，也就是说，我不应该把订婚这件事办到这步田地再退婚，免得与这件事有关的人受到这般折磨，对此，我要说这么几点：第一，即使人们有过类似退婚的经历，人们也不能预知，这一次，也会以退婚而告终，人们只能重新经历这样的事情，除此之外，没有办法；第二，当时，我确实没有选择的余地，我对结婚已经死了心。从这一点来看，我当时比较宁静、比较快活的心情是莫名其妙的，是根本没有根据的。于是我就想，我至少应该通过结婚，或者不顾一切地为结婚作准备，用这种方法来为自己找到一个高兴的理由，所以，与朱丽叶的订婚完全是我的精神状态所迫；第三，正如我以前常说的那样，当时的局势对订婚极为有利，我有希望完成自己想要办的事情。虽然我不能不顾及蕴藏在内心深处的另一股力量，即反对订婚的力量，但是，所有的力量都在我坚定的决心面前退却了、回避了。虽然它们要用失眠来动摇、销蚀我的订婚决心，但是，它们根本不能光明正大地出现。我的希望就建立在我虚弱的内心思想之间的竞赛，这个竞赛分为几个阶段。首先，对疾病的治疗搁置下来，因为教授们都休假去了——这很不妙；其次，我父亲在一段不太长的时间里，反对我和朱丽叶这门亲事，这对我反而倒是有利。因为这样一来，我的精力分散了，我就不会一味沉湎于结婚这件危险的事情之中。再次就是，我有可能搬迁到可以容身的住房里去——很凑巧，有人能在短短的一星期之内，向我们提供住房。而且，这件事情相当有把握。真要是这样，我们都已经结完婚了。可是到了星期五，我们发现，那房子已被其他人租走了，这样，星期天我们无论如何也结不了婚。我不想说，这是我们的不幸；如果我们真的结了婚，那么我们关系的破裂也许会更加使人恼怒，以致新婚夫妻双双都被埋葬。我要说，我对结婚抱这么大希望不是没道理的，用事实来衡量，我只是个贫困的人，因为我贫困，所以我就不得不冒一下风险，孤注一掷，准备结婚。我说的不是谎话。
这在当时是一个转折点，以后，我再也控制不了局面，给我的限制已经满了。以前一直在遥远的天际向我发出警告的东西，现在真的在我耳畔轰鸣，朱丽叶大概从事态发展的迹象中，了解到了我关于订婚的一些动机和想法，我没有其他办法，最后，只好和盘托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