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乐系军人出身，儿时就崇拜军人、钦慕战功，少年时立志投考圣西尔军校，从19岁起，在军队直接服役30多年。从政以后，仍不解甲。戴高乐喜欢说：“我，戴高乐将军！”他也喜欢别人称他为“将军”，即使在就任共和国总统之后，除了在必要的礼仪场合，几乎所有与他接触的人都以称呼他将军而感到更加亲切。尽管他从始到终不过是个最低军衔的将军。“夏尔·戴高乐的信仰始终是无懈可击的。然而是军事思想培育了这颗伟大的心灵，造就了这位巨人”，戴高乐的崇拜者如是说。戴高乐的一生，与军队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戴高乐心目中，军队的业绩历来是与国家荣辱相关的，它与民族的命运连在一起。军人的职业是一种荣耀。他在1938年出版的《法国和它的军队》一书中阐明了自己对军队的看法：“国家的灵魂和命运是怎样世世代代通过它的军队这面镜子经常得到反映的。”
即使在军队最困难的时候，戴高乐也只是把它看成是“一盘没有灌上麦子的磨”，始终相信“它是即将来临的伟大行动中的一个工具。”作为工具，当然应该掌握在能够决定国家前途的人手中，不然，它也就不能如实反映“国家的灵魂和命运”。
戴高乐的出身是军人，但他直到去世也只是个最低军衔的将军，更谈不上是“身经百战”的将军。就军事指挥能力而论，戴高乐并没有显示出过人之处。但是，戴高乐过人之处在于，他深知军队在国家中的地位，从军人立场出发，他懂得军队应怎样为国家服务；从政治家立场出发，他懂得国家应怎样依靠军队……
1909年8月，多尔多涅河谷的风景如画：山峦起伏，林木葱茏，泉水叮咚。一天，戴高乐正在“卢瓦尔河别墅”中百无聊赖地翻看着一部法国史，突然，邮差给他送来了圣西尔军校的录取通知书。面对这一喜讯，年轻的戴高乐简直无法抑制他的激动心情。一想到自己就要成为一名法兰西的军人，将来指挥着士兵去冲锋陷阵，他就心潮起伏，特别是一想到自己将在战场上向“宿敌”德国复仇，他就更加不能自制了。他拿着通知书，就同拿着一张军事命令状一样，恨不得立即就去圣西尔，在圣西尔使自己真正成为一名法兰西的捍卫者。
戴高乐步入圣西尔军校之时，欧洲“武装和平”的局面结束了，代之而起的是帝国主义列强为争夺世界霸权、重新分割世界的帝国主义战争。
日俄1904～1905年战争后，国际危机和局部战争不断发生。两大帝国主义军事集团争夺的焦点集中在非洲和巴尔干地区。
1905年春，德国政府趁法国的盟国——俄国在日俄战争中削弱之机，宣布它不承认法国对摩洛哥的占领，要求召开国际会议，重新审议英法关于摩洛哥的协定，并以战争相威胁，这就造成所谓第一次摩洛哥危机。法国考虑这时发生战争对它不利，被迫让步。
1906年初，在西班牙的阿耳赫西拉斯城召开国际会议。会议承认摩洛哥为“独立”国，但是摩洛哥的财政由国际监督，它的大部分警察组织和“治安”工作由法国管理。危机虽已度过，但德法双方都没有放弃占领摩洛哥的野心。
第一次摩洛哥危机，使法国再次尝到了屈辱，从而促使本国的民族主义高涨。法国政府借着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掀起了积极的扩军备战复仇的运动。一时间，在法国人中间充满了复仇的热浪。
在这样的历史时刻，唯有组织起来的工人站在了反对军国主义的前列。
1906年，总工会通过了一个后来很出名的进军令：“掀起一场空前激烈、空前无畏的反对军国主义和反对爱国主义的宣传运动。”但是，这种声音毕竟太微弱了。盲目的复仇热情掩盖了一切正义的呼声。
按照新规定，圣西尔军校录取的新生进校前必须当兵一年。戴高乐这一年是在驻阿腊斯的第33步兵团9连度过的。
阿腊斯是法国的一座北方小镇，距离比利时边界不远，离著名的敦刻尔克港也很近，战略地位较为重要。
虽然当地景色秀丽、气候宜人，可是年轻的戴高乐却不喜欢那种繁琐枯燥的军营生活。日复一日的“挺胸！收腹！再挺一些！再挺一些！头抬高！下巴往里收！动作快！动作快！”操练使得年轻的戴高乐感到腻味透了。不仅如此，在军事操练以外，长官安排给戴高乐的活计也只是诸如削土豆之类的杂勤。
种种不如意，使得年轻的戴高乐简直就要无法忍受了。幸好镇内有一座图书馆，它坐落在古修道院里。修道院恬静古朴，再加上图书馆中藏有大量的图书，使得戴高乐一有空闲时间就往那里跑。只要一坐在馆中，他就感到了心灵的慰藉。
由于年轻的戴高乐不热心于军营生活，尤其是乏味的杂务，使得当时的连长不太喜欢这位年轻人。当有人问他为什么不把戴高乐提升为中士时，上尉连长答道：“我怎么能把这样的小伙子升为中士？他只有当上大元帅才会称心如意哩！”
从连长的话语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年轻的戴高乐决不会满足于日复一日的操练和削土豆生活，他的志愿不在于此。
这个勤奋好学的年轻人早就选定了军人这一职业，但直到进了圣西尔军校他才感到如鱼得水，十分自如。
在圣西尔，年轻的戴高乐十分引人注目，这不仅由于他身材奇高，而且还得力于他的性格和超凡的记忆力。平常同学们很少称呼他的名字，都叫他“大夏尔”、“公鸡”、“芦笋”。除了关于他身材的绰号外，还有一个取笑他的大鼻子的绰号——“西哈诺”。因为戴高乐一直喜欢罗斯丹作品中的“西哈诺”，所以并没有因此而感到不悦。有一次，同学们还开他的玩笑，让他站在桌子上，背诵了一段《西哈诺》。1912年，在学校的一次演出中，他曾装扮成小丑，表演了一个杂技节目。还有一次，在圣西尔为庆祝“胜利日”而组织的歌舞演出中，他扮演了“乡下的未婚夫”。
在圣西尔军校，年轻的戴高乐还时常向同学们发表一些关于法兰西命运的讲演。
在这些讲演中，他追溯了大量的历史事实和年代日期，记忆力令人惊异。他在练习本上摘录了维克托·雨果的一段话：“风格简洁，思想精确，遇事果断。”显然，年轻的戴高乐是严格地以此为座右铭的。
戴高乐进入圣西尔军校不到一年时，又发生了第二次摩洛哥危机。
1911年4月，摩洛哥爆发了反对国王和法国殖民统治的人民起义。法国借口维持“秩序”和保护侨民，派遣军队占领摩洛哥首都非斯。德国决不容忍法国独吞摩洛哥，7月派炮舰“豹号”驶进摩洛哥的阿加迪尔港。“豹的跳跃”使德法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英国不愿德国在大西洋得到海军基地，决定支持法国。英国宣称，一旦法国受到攻击，英国将站在法国方面作战。德国也没有做好战争准备，暂时让步。9月，法德协定缔结，德国承认摩洛哥为法国的保护国，法国将法属刚果的一部分割让给德国。德国认为这一协定对它极为不利，因此第2次摩洛哥危机后，德国与英、法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
在这样的一个历史时刻，1912年10月1日，仅仅22岁的戴高乐终于结束了在圣西尔的军事学业，军衔是少尉。他在毕业考试中名列第13名。
毕业后，戴高乐按照学校的规定，可以任选一个团供职。他选中了当年熬过一年见习生活的第33步兵团。于是，他回到了阿腊斯。那时，团长已经换人，新任团长为菲利普·贝当上校。
一天，团长贝当在斯卡贝河岸上给他手下的军官们讲解火力的重要性。他的观点在当时的总参谋部里算是“先进的”，因为大部分人仍然认为刺刀比枪炮优越。
贝当在讲到孔代王子的一次演习时，年轻的戴高乐立即打断了他的话头，指出蒂雷纳元帅是用炮火压倒孔代而拯救了阿腊斯的。戴高乐的插话立即引起了团长贝当的好感。贝当挽起了戴高乐的胳膊，离开了其他军官，一个劲地和他讨论起孔代和蒂雷纳两人各自的长处。
这是戴高乐首次受到贝当的青睐，也是他们之间最初的交往。这种交往后来发展成为一个高级军官和一位有才华的年轻门徒之间的友谊。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最终分道扬镳了。
这里不妨让我们看看戴高乐与贝当关系的演变，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戴高乐在涉及法兰西尊严的问题上，不仅在青少年时就毫不含糊，而且日益增强。
戴高乐早年曾多次受到贝当的赏识和庇护。在圣西尔军校毕业10年后，戴高乐曾考入法国最高军事学院。一进入这所军事学府，他就与当时的院长穆瓦朗上校在军事理论上有重大的分歧。
穆瓦朗认为炮火最利于防御；而戴高乐则主张军事行动在于进攻，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将改变战争的静止形态，战争的主要形态将是运动战。1924年6月，戴高乐接受结业考核，他在战术演习中为了证实自己的战术思想，指挥“蓝军”高速机动部队发动闪电进攻，把“红军”打得一败涂地。实际上等于打垮了穆瓦朗的消极防御理论。
穆瓦朗对于锋芒毕露的戴高乐深为不满，由他签署的对戴高乐的评语结尾部分是：“过分自信，好对上级的意见吹毛求疵，而且举止俨然像个流亡的国王……”结业后，戴高乐没有当上作战参谋，而是被分到莱茵区掌管驻军的冷藏库。这对于自命不凡的戴高乐不能不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对此，戴高乐只能忍气吞声。到职之前，他前往总司令部拜谒贝当。见面之后，贝当向他允诺两件事：要在总部为他安排合意的职位，并且总有一天要同军事学院那些人算账。
1925年10月，掌管冷藏库将近一年的戴高乐已经心灰意冷，正打算离开军职。突然贝当下令委派他到总部担任参谋，从而兑现了第一个允诺。
再过一年多，贝当决定帮助戴高乐公开羞辱军事学院的保守教授，他是绝不允许他的得意部下受到他人羞辱的。贝当命令新上任的军事学院院长埃兰布置了由他亲自主持的学院军事理论讲座。戴高乐运用他的伶俐口才，滔滔不绝地连续讲了3次。
由于讲座带有法国三军首脑贝当的权威印记，使那些受辱的教授更加难堪，戴高乐就显得格外出人头地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贝当对戴高乐的栽培是何等用心。
贝当十分欣赏戴高乐，这在当时军界是有目共睹的。那么，戴高乐对贝当又是如何看的呢？
贝当这位“凡尔登英雄”也的的确确曾使戴高乐衷心崇拜过。
戴高乐与人谈到贝当，总是用膜拜的口吻说：“他可是个伟人哪！”这种看法一直延续到30年代中期。
后来大概是由于贝当在任陆军部长期间，在提高法军抗击德军的能力方面毫无作为，而当时德军却正在努力实现现代化并准备大举进攻；加之贝当和戴高乐在关于坦克部队在未来战争中的作用问题上产生分歧，贝当没有让戴高乐充任他的幕僚，使得戴高乐对贝当的评价发生了变化。戴高乐再谈到这个前辈时，已没有了青年时的膜拜口气，常常以一种沉思与幽默的语气说：“他从前可是个伟人哪！”
两人关系发生实质性的变化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
1940年6月14日，德军攻入巴黎。两天后，贝当出面组成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第19届政府，向纳粹希特勒递交求和书。7月11日，贝当粉墨登场，担任维希卖国政权的“总统”。戴高乐则飞往伦敦，领导自由法国运动，组织反对希特勒德国和解放法国的战斗。从此，戴高乐和贝当彻底分道扬镳、水火不容。
以后，维希政权的伪军事法庭曾对戴高乐进行了缺席审判，经贝当批准，判处他死刑。戴高乐闻讯后，怒火中烧地斥骂贝当说：“贝当是卖国贼，我要枪毙他。”
1944年8月24日，巴黎解放。戴高乐忽然接到贝当托人转来的信，表示希望“所谓善良的法国人”言归于好。戴高乐未予答复。
这就是两人关系决裂的过程。
然而，在戴高乐年轻之时，两人的关系的确不错。
有一件事很能说明两人关系的融洽。那是1913年法国国庆日那天，贝当下令禁闭戴高乐，因为正当团长贝当骑马检阅他的部队时，戴高乐竟让部队解散了。戴高乐认为自己是代人受过，但也无可奈何，只得眼看着这个星期天不能像往常那样到巴黎去了。可是贝当在最后一刻取消了一切处分，这或许是贝当不忍心让他心爱的下级年轻军官独自在禁闭房中度过一个周末吧！戴高乐一口气跑到车站，跳上了刚刚开动的火车。他走进一间包厢，那里已经坐着一个穿便服的中年人，此人正是贝当。
“啊，小伙子，你差一点儿赶不上车了？”贝当说。
“是啊，上校。不过，我想我准能赶得上！”戴高乐答道。
“可是你那时还关着哩！”
“那倒不假。但既然处罚不公，我相信你一定会撤销的。”
1913年10月，23岁的戴高乐晋升为中尉。当时，世界的形势又是怎样的呢？欧洲大陆又给这位年轻的中尉提供了一个什么样的施展才华的场所呢？
此时，完全可以肯定地说，法、英两国与德国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了。
巴尔干战争虽然使巴尔干半岛上各族人民摆脱了土耳其的压迫，取得了独立和统一。但巴尔干的局势更加复杂化了。
保加利亚不甘心第二次巴尔干战争的失败，要求修改布加勒斯特和约，并积极投靠德、奥集团，准备“复仇”。奥匈也竭力拉拢保加利亚，作为削弱塞尔维亚、推行它在巴尔干的扩张政策的工具。塞尔维亚、希腊、罗马尼亚想积极维护布加勒斯特和约，三国关系日益紧密。沙皇俄国则力图加以操纵利用。法英两国也在暗中支持沙皇俄国插手巴尔干事务。到年轻的戴高乐任中尉时，巴尔干已成为帝国主义矛盾的焦点和欧洲的火药库。
戴高乐密切地注意着局势的变化，这不仅由于他从少年时就关注着法兰西的命运，而且还由于他驻扎的阿腊斯临近北部边境，更容易亲身感受到来自外部的战争威胁。
那时，戴高乐手下的士兵们多是北方人，有加米海峡省的矿工，有来自塔尔德努瓦、蒂埃拉舍和瓦兰西昂努瓦等地区（法国共有95个省，省以下为市镇。省以上还有19个地区，是由历史或自然情况形成的，不是行政单位）的农民。这些士兵粗犷强悍、自尊心强、吃苦耐劳、喜怒之情常常猛烈地迸发出来。这样的士兵倒使戴高乐十分中意，官兵关系非常融洽。在日益严峻的形势下，戴高乐要求士兵们加紧训练，随时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
不久，历史终于给年轻的戴高乐一个机会，让他参加了一场世界性的大战。
戴高乐从不到19岁从军入伍，到走上战场，仅仅在军队中磨炼了不到5个年头。在这几年中，年轻的戴高乐渐渐地成熟了起来。他从一个对军事一无所知的毛头小伙子，慢慢地成长为一名出色的下级军官。这期间，严肃的军旅生活为他提供了丰富的克服困难的本领。
戴高乐受他祖辈的影响，从小就对舞文弄墨感兴趣，他喜爱诗歌、戏剧、小说、历史。儿时就在他充满幻想的幼小心灵里，经常尽情施展指挥百万大军的才华，但也时时不忘饱览群书，并常常动手做些文字尝试。也许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这种儿时文武结合的志向和爱好，一直伴他度过了整个人生历程，使他最终成为一名将军政治家。如果说，从武的方面看，作为职业军人，戴高乐只不过是个身经数战的将军，平淡无奇；那么，从文的方面看，作为职业军人，戴高乐由此坚定了志向，显示了才华，磨炼了性格，选择了道路。关于这个问题，戴高乐将军以后的一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青少年时期戴高乐的每一步，都为以后他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展示才华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