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这是艺术创作，拿高粱酒打日本人，怎么可能？但事实上这并不夸张，真正的游击队打日本人的时候用的招儿远比这出色，而且他们打的不是普通的卡车而是坦克，他们的武器用的是农村当柴火烧的玉米秆。
这件事发生在山东曹各庄。当时八路军利用游击战术打下了日军不少炮楼，日军便调动了一支坦克部队——只是，这支坦克部队仅有两辆坦克，又配了一些步兵。普通战车是没有办法与坦克的战斗力相提并论的，其杀伤力太强，八路军只能出奇制胜。
当时八路军一看坦克来了便立即向村里撤，坦克立即紧追了上去。那些步兵一看追不上他们了，便立即撤回了据点。在他们看来，根本不需要担心坦克的安危，当时整个中国能对抗坦克的武装力量还未出现。但他们回据点之后好久也未见坦克回来，只得派一队人去察看。
可到了曹各庄却发现，两辆坦克好端端地停在村里，但再打开盖子一看，里面开坦克的司机早死了，而他们身上却一点儿伤都没有。日军细细查看，发现坦克周围有烧得已成灰烬的玉米秆，最后得出结论——八路军把两辆坦克引到了一条事先放了很多玉米秆的小巷子里，待坦克走到这个小巷子最窄的地方时，他们便将玉米秆点着了扔到坦克上。结果瞬息之间，坦克里面的氧气都被玉米秆燃烧给耗完了，里面的日本兵被活活憋死。
学习游击战的日军
日军吃了太多次游击战的亏，而他们发起的几十次大扫荡，就是为了对付八路军的游击战术。《亮剑》里面，李云龙他们就被鬼子扫荡过，且损失惨重。
最有意思的是，为了对付八路军，日军也学游击战术，而且其学习对象也是八路军。
1944年，当时日军担心盟军登陆山东，就想用游击战术对付盟军。他们收集了大量游击队的战术资料，发现想要打好游击战就得混入人民内部。于是日军第59师团驻文登守备部队组织了便衣队，并弄了两个汉奸当教练，进行全封闭式训练，学员被要求举止神态都要像中国人，特别是便衣队内部不允许说日本话。俩汉奸都是当地人，一个叫杨建康，一个叫冯德平，教起鬼子来非常用心。
练得差不多了，日军就想将便衣队派上战场，准备偷袭附近的八路军。结果刚出了县城，这些“伪国人”就被八路军给识破了——是鬼子学得不像吗？当然不是，问题出在了他们的习惯上——当时这队日军化装成了衣衫褴褛的中国农民，装成出来拾粪的样子。那时候柴火不多，农民出来拾粪很正常。那八路军是怎么识破的？原来日军有一条规定，现役军人出军营必须戴帽子，违者送军事法庭。化装成中国人的日本间谍忘了改这一习惯，其中两人戴着瓜皮帽子。埋伏在县城周围的八路军开始没在意，可等伪国人走得近点儿了再看，便发现了不对的地方——这帮农民破衣烂衫的，怎么还有人戴瓜皮帽？而且，拾粪的农民都是单个儿的，哪儿有组团拾粪的？肯定是鬼子化装的！八路军枪口一掉转，狠狠地将他们打了一顿，日本鬼子的游击战彻底失败了。
老梁论成败
“势无常定”的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给日寇以沉重的打击，让日寇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为中华民族夺取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而反观侵华日军，它们在中国的土地上学习与运用游击战术的失败却有其必然性——游击战以多发性主动袭击为主要手段，具有高度的流动性、灵活性。与正面作战相比，游击战无固定作战线的进攻方法，使得它必须要以广泛的群众支持为基础，而这种依靠“民心”的战术，恰恰是侵华日军最大的弱点——身为侵略者，他们在中国这片辽阔的土地上是不可能得到中国人民的支持的，因此其失败也是必然的。
汉奸的自我——借弗洛伊德之眼看背叛者
不管是在电视连续剧《一个鬼子都不留》里，还是在其他类似的抗日剧作里，都可以见到为人不齿的形形色色的汉奸。譬如，电视剧中的鬼子侦缉队长陈耀祖、翻译官刘秃子、伪军中队长王金龙还有办良民证的镇维持会会长张宁，英达导演的情景抗日剧《地下交通站》里的贾贵、黄金标、白翻译等人也是汉奸的代言人。
这些人在招人恨的同时，也让人挺好奇——汉奸不是谁都能当的，这差使不仅丢人，而且还会使家族背一辈子骂名。怎么还有人愿意去干这种下三烂的勾当呢？那些当了汉奸的，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他们到底是出于什么原因，走上了这条为人所不齿的道路呢？
西汉中行说：汉奸始祖
“汉奸”在《辞海》中的解释是“原指汉族的败类，现泛指中华民族中投靠外国侵略者，甘心受其驱使，或引诱外国入侵中国，出卖祖国利益的人”；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原指汉族的败类，后泛指投靠侵略者、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中华民族的败类”。
“汉奸”这个词是什么时候有的，至今没有定论。按照民间的说法，最早戴上汉奸这顶帽子的人，应该是西汉一位名叫中行说的宦官。可以说，他是汉奸们的祖师爷。
一个太监怎么会成为汉奸的祖师爷呢？倒不是因为太监独特的生理特点能代表汉奸的人性，这其实跟西汉王朝的一段历史有关。汉文帝在位的时候，曾经派中行说护送公主到匈奴去和亲。中行说当时并不愿接受这一任务，并曾有狠话放出：“非要我去不可的话，我早晚成为汉朝的祸患。”
结果汉文帝并没有将他的话当回事，依然把他派去了。中行说到了匈奴的地盘后，立即叛变了。这之后，他隔三岔五便撺掇匈奴单于向汉朝挑衅，要钱要粮，还动不动就发兵骚扰边境。
这是正史记载中最早的汉奸。中行说的身上也体现出了汉奸最大的一个特点——吃里爬外。中行说之后，宋朝的大奸臣秦桧、明末清初的吴三桂，都被认为是大汉奸的代表。不过，这些汉奸跟咱们今天说的汉奸多少有点儿不一样，这些人是狭义上的汉奸，充其量也就是背叛了本民族的统治。而《一个鬼子都不留》里的陈耀祖、刘秃子这帮人，他们是为侵华的日军效力的，背叛的是整个中华民族，是整个国家。
从弗洛伊德看汉奸的三种类型
史料记载，抗战期间，给侵华日军效力的伪军足有上百万人，这么多汉奸是怎么来的？其实，这么多的“叛变者”源于战争的本质——战争历来都是残酷的，真刀真枪、你死我活间，来不得半点儿玩闹。身处乱世者在面对极端的命运时，有各种各样的选择也就不足为奇。
弗洛伊德曾经总结过，人有三重境界——本我、自我、超我。本我就是吃喝拉撒等生理需要，是最基本的原始需求；超我则代表良心、社会准则和自我理想，是最高级的形态；而自我则夹在本我和超我之间，是自然的形态。这三重境界，恰恰暗合了三种走上汉奸道路的人，代表了汉奸的三种类型。
第一类汉奸：永远把自身利益放在最高点，心里想的永远是“我”怎么合适才好。《金陵十三钗》当中，那位给侵华日军当翻译的汉奸孟先生说了一句话，这句话把他这种“自我意思”阐述得极其透彻：“我救不了国家，救不了人民，我只能救自己。”
这位孟先生，跟我们固有的印象当中那种“头顶生疮、脚底流脓”的坏透了的走狗汉奸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他除了鞍前马后为侵华日军充当翻译以外，并没有干什么特别的坏事，而且他还为神父提供修车工具与通行证，使困在教堂中的学生们有机会跑出去。而且是他在最后关头，在小蚊子崩溃，大喊“我不是学生”的时候保持了沉默，不给日本人翻译，最后保全了这帮女学生。不过，孟先生这么做是有原因的——在电影中的解释是，他不想自己的女儿受到侵害。其实，他是既想保全自己的女儿，也想保全自己。
汉奸不是畜生，他首先是个人，然后才是个中国人。当然，他们是不光彩的中国人。在生死攸关的时候，这些人软弱了、妥协了，为了苟且偷生或者是一点儿舍不下的个人利益，昧着良心做了汉奸。这类汉奸，就像个买卖人一样，他在努力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相对来说，他们的国家意识、民族意识都非常薄弱，私心倒是非常的重。这类汉奸往往知道做汉奸不对，但他们患得患失，于是在艰难的选择中，他们选择了舍弃民族的利益，拿尊严去换取他们想要的东西。这样的人，往往自己内心也很矛盾，也特别痛苦，但是又舍不下眼前的好处，既可恨又可怜。
还有一种汉奸，属于“超我意识”类型。所谓的超我，简单说就是不为自己，有更高的目标，有超越自己利益以外的追求。这倒不是说这汉奸反而有了境界，这类汉奸一般不是幼稚就是偏执，容易被人家当枪使，自以为做的是正经事，其实不知不觉当中，被侵略者利用，想的和做的南辕北辙。此类汉奸的代表性人物是女特务川岛芳子。
川岛芳子是日本培养的汉奸中的精英。在皇姑屯事件中，日本人炸死张作霖，其中就有川岛芳子出的一份力。正是她用间谍手段混进大帅府，通过张作霖的六姨太马月清，摸清了张作霖回东北的具体行程，关东军的暗杀计划才能得逞。后来伪满洲国建国，溥仪被日本人从天津张园接走，匆匆忙忙把皇后婉容落在天津，也是川岛芳子用棺材抬活人的手段，把婉容偷偷接到了东北，为所谓的“满洲独立”立下了汗马功劳。
她为何甘心给侵略者当走狗？其实，她的最大动力是复国——恢复大清王朝。这种动力与川岛芳子的身世有关。川岛芳子实际上是大清朝肃亲王善耆的十四格格，本名叫爱新觉罗·显玗，字东珍，汉族名叫金碧辉。辛亥革命那年，6岁的金碧辉被肃亲王善耆送给日本特务川岛浪速做养女，这才有了“川岛芳子”这个日本名。但是，自始至终，川岛芳子一直是中国人，从没加入过日本国籍，因为她身上背着“匡复清政”的重任。她为日本侵略者当间谍、做走狗，其实都是想借日本人之力，恢复清朝的统治。但她恐怕到死也没想明白，日本的军国主义分子对中国这块肥肉垂涎已久，他们怎么能容忍清朝死灰复燃分一杯羹呢？自始至终，他们都在把川岛芳子当成一件工具。
和川岛芳子一样没想明白的，还有一个不算汉奸的汉奸——李香兰。这个被中国人收养的日本女子一直相信所谓的中日亲善、满日亲善，被日本侵略者忽悠着参加了当时的满洲电影股份公司，拍了不少汉奸题材的电影。不过李香兰本身是日本国籍，所以，她并不是我们普通认知中的汉奸。
像这一类汉奸，都属于典型的“超我”类型——他们属于没想明白就上了贼船的人。表面看，他们有追求、有抱负，但是这种抱负本身就是错误的，空有一腔热情、一身本事，却用错了地方。他们越努力，罪行就越深。所以说，这类汉奸其实是一群不明就里、稀里糊涂的糊涂虫。
第三类汉奸，对应的是弗洛伊德理论当中的“本我”类型。这种汉奸是最可怕也是最黑暗的。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本我就是一口沸腾着本能和欲望的大锅，即一切受本能的驱使。
这种汉奸多数是影视剧中常见的那种——歪戴帽子斜瞪眼，在侵略者跟前装孙子，在老百姓面前充大爷的混账无赖。这种人当汉奸很大程度上是主动当的。他们是唯恐天下不乱的那一拨儿人，他们多有趁乱捞一把的心思。换句话说，他们就是天生的汉奸。
在这帮人心里，不但没有什么国家民族的概念，连基本道德也沦丧了，什么缺德事儿都干得出来。不但如此，这群汉奸在为虎作伥、助纣为虐的同时，应该是非常享受这一过程的。像剧中陈耀祖这类的“本我汉奸”，正是老百姓最痛恨的那种汉奸。
他们身上基本上显现不出什么人性，相反，兽性倒是相当突出。这类人，仗着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撑腰胡作非为。他们的座右铭，基本上就是《小兵张嘎》里边胖翻译的那句名言——别说吃你几个烂西瓜，老子在城里下馆子都不给钱！
伪军为什么那么多
抗日时期，为什么中国有那么多汉奸呢？这与近代中国长期分裂的国情密切相关。民国成立之后，中央政权的力量实际上一直很微弱，国内派系林立、军阀横行。就算1927年蒋介石在南京建立民国政权后，这种局面也没有得到改变，地方与地方之间、国民党与其他政治力量之间、国民党内的派别之间，斗争都十分激烈。
在当时出现了许多以武装力量为准的“独立王国”，军阀分治、诸侯林立的中国可谓是“一盘散沙”。部分民众对国家没有认同感，国家观念淡薄，地域观念很强。西方列强为了各自的利益，在华纷纷扶植自己的势力，外国侵略者对华推行“以华制华”、“分而治之”的政策。
拿大汉奸汪精卫来说，他长期与蒋介石争夺最高领袖地位，却最终投敌，负面影响很大。在党内，汪精卫是国民党副总裁，非常具有号召力，汪伪政权的国民党名称、三民主义旗号、国名、国都、国歌、国旗等都未做改变，其“和平建国”理论迷惑了不少民众。因此在他投敌后，中国的汉奸数量迅速增多。据统计，1938年，伪军数量为78000人。汪精卫投敌后，伪军数量迅速上涨到145000人，上升了85%，以后连年增加。尤其在1942—1943年间，伪军有迅猛的发展。这主要是国民党军队大批投敌的结果。伪军的大量存在对全民族的团结抗战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老梁论成败
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形态决定了这个国家的人民的心态。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每当国家的统治者实行暴政时，人民就会起来造反，国家就会改朝换代。如果在乱政或暴政下，有外族入侵，那往往会有战士临阵倒戈。
残酷的战争会改变很多东西，甚至彻底改变一个国家和人民的未来。在战争的大背景下，那些为了各自的利益，经受不住考验和诱惑，人性上没过关的人就变成了汉奸，他们自然要被历史唾弃。而同样在战争这块考验人性的试金石上，还有坚守人性之善者，比如文天祥、江姐，甚至包括蓄须明志的梅兰芳大师，他们都是国之骄傲，更是中华民族永不败落的脊梁——只要有这样的人在，中国就永远有希望。
人道远征：不流血的精神空袭
“二战”时，中国空军曾经策划过一次空袭东京的行动，这次行动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绝无仅有的，就连参与轰炸的飞机，也是像攒电脑一样攒出来的，飞机上装的也不是炸弹，而是一种“秘密武器”。
这是一场什么样的行动？
先天不足的中国空军
空袭日本发生在1938年。面对日军在中国大陆的不断推进，中国人老早就憋着一股劲儿，想给日军点儿颜色看看。当时，随着战争的推进，中国的沿海阵地全线失守，军舰都沿着长江撤回来了；陆军连着打了几次败仗，逼得蒋介石把政府从武汉搬到南京，然后又搬到重庆。蒋介石与当时的民众心中自然憋屈得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