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初，上海滩许多小报竞相报道所谓的“孙科玫瑰别墅纠纷案”。经过媒体一番添油加醋的炒作，使得原本是一桩普通的房屋纠纷诉讼案，因为将孙科和蓝妮牵涉在里面，而闹得满城风雨。
一九四一年八月，商人支福元以妻子戴芍如的名义，向蓝妮租住玫瑰别墅四号。蓝妮按惯例向支福元收取了“钥匙费”旧法币六千元，每月房租商定为一千六百元。这在当时算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蓝妮在收到“钥匙费”后，向支福元开具了一张英文收据，注明租赁期为一年，期满后可续租一年，实际上租期为两年。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伪当局开始发行伪储备券，并以一对二的比率兑换旧法币。支福元租赁的房屋原定每月房租一千六百元，折合伪储备券为八百元。而伪储备券信用差，一再贬值，蓝妮所受的损失可想而知。
在租期满一年时，蓝妮心想，如支福元再按原价续租，自己损失更大；不如先将房屋收回，待日后有机会再行出租。她请支福元搬迁，理由是房东需要把房子收回自用。支福元认为，自己还有一年的租期，怎能说搬就搬呢？蓝妮见支福元不肯搬迁，遂请伪沪西警察局科长、日本人大谷初市出面帮忙。岂料支福元亦非等闲之辈，他请来早年留学日本时的老师、时任汪伪上海市财政局顾问的喜多助阵。由于喜多的插手，蓝妮的收房计划成为泡影。
日本投降后，军统头子戴笠借他在上海查办逮捕汉奸、查抄逆产之际，认定蓝妮在抗战期间居住上海时，曾与汪伪上层人士交往过密，戴笠为人阴险素来有仇必报，他与孙科不合故假公济私，以“汉奸嫌疑”将蓝妮关进监狱。蓝妮从未担任过伪职，谈不上当汉奸，孙科知道后，立即去找蒋介石求情，并说：“蓝妮怎么可能是汉奸，如果她有任何问题，我这个行政院院长不用干下去了。”蒋介石一看这架势，知道如果不立即放蓝妮，孙科定会辞职，于是连忙批示军统局立即释放蓝妮。被押三个多月的蓝妮回到家，大放鞭炮以示庆贺。
1946年夏天，蓝妮在出狱不久，女儿孙穗芬又遭绑架。绑匪开口30万美金，经过一番讨价，最后讲定10万美金的赎金。当时，国民政府已于5月还都南京，蓝妮马上打长途电话向孙科告知事情经过，孙科要其报警，蓝妮生怕歹徒伤害女儿不愿声张。为了筹集这笔巨款，蓝妮打电话给上海地政局局长祝平，要他把复兴西路玫瑰别墅的七幢房子单据（旧时买地的一张凭证），立即改成正式的房契，然后抵押给银行，才凑得10万美元，终于将女儿救了回来。绑匪吴永吉、宋玉树二人系蓝妮的朋友，吴永吉是上海久大银行经理，此人嗜赌如命，整个家产几乎被他输光。宋玉树也是开银行的，由于那时上海的金融业不景气，他的银行因此停业关门，为此两人狼狈为奸，密谋策划绑架了孙穗芬。
1946年蓝妮出狱后，请孙科出面，逼房客支福元迁让房屋。在她看来，由孙科直接出面，哪有不胜之理。支福元深感蓝妮此次志在必得，便以退为进，对蓝妮言明：自己在海格路（今华山路）也有一所房子，现被房客李某占据，只要自己收回那所房屋，玫瑰别墅四号一定归还给你。不久，支福元将李某告上法庭，要李某赶快将所住房屋归还给自己。他还以孙院长、蓝妮屡屡要收回玫瑰别墅四号，自己将无处容身为诉讼理由，并请法庭传蓝妮作证。
各小报马上报道了这一案件的审理情况。但在老百姓看来，堂堂立法院院长卷入房屋纠纷诉讼案，是一件不光彩的事。孙科感到十分难堪，不得不在报上刊登启事说：孙院长除自己住宅外，在上海别无房地产，所传房屋纠纷一事与他无关，这样的结果正是支福元希望看到的。迫于舆论压力，蓝妮收回自己房屋的努力又一次功亏一篑。直到上海解放后，支福元在收回自己的海格路住房后，才搬了家，将蓝妮的房子交给了军管会房产管理处。
在国民党政府决定迁都四川重庆后，蓝妮随孙科前往云遮雾绕的山城。当时，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等中共要人住在重庆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他们为了救亡活动，广泛地与社会各界人士交往。蓝妮就在这时和邓颖超相识了。
上世纪四十年代，孙科原配陈夫人来到重庆，蓝妮回到了日伪占领下的上海，和女儿孙穗芬团聚。
“女作家聚谈会”便是蓝妮在繁忙的商务之余抽时间参加的。蓝妮与在座的女作家自然不能相提并论。她做地皮生意，身价百万。而张爱玲、苏青等人却是辛苦作文的职业女作家。无法想像张、苏等人是以何种目光打量突兀出现在女作家中间的社交明星。无疑，蓝妮是张爱玲所谓的“以美的容貌悦人”的代表，而她们却是“以美的思想悦人”。
蓝妮置身女作家中或许也感到窘促吧。随着话题的渐渐深入，女作家们个个伶牙俐齿，谈锋甚健，而蓝妮似乎只有嗑瓜子的份了。
1944年《新中国报社》举办的“女作家聚谈会”，出席者皆是孤岛上海最走红的女作家，张爱玲、苏青都在座。蓝业珍出席了茶话会，也有几句不错的隽语。
主持人鲁风这样介绍她：“蓝女士不但爱好文学，她的一生便是一部很好的长篇小说，如果有人写出来，必然是一部巨着。”
蓝妮接话说：“我想作家是以笔来创造世界的，我则以生活来创造世界。”蓝妮的风采可以想见。
以后举行的茶话会上，便不见蓝妮的身影。
1948年4月，蒋介石被国民大会选举为总统。而副总统的选举却成为各派系争夺的焦点。蒋介石极力鼓动孙科竞选副总统。为帮助孙科竞选成功，蓝妮充分施展出众的交际才能，积极为其四处拉票。蓝家与“云南王”龙云是世交，龙云称蓝妮为世侄女。凭着跟龙云的特殊关系，蓝妮极力拉拢滇系，在家设宴招待云南省主席卢汉、昆明市长裴成藩等人，请其帮助孙科竞选。当时，蓝妮和许多人都认为，孙科有蒋介石做后台，稳操胜券。然而，就在第一轮竞选的节骨眼儿上，发生了一件导致孙科功败垂成的所谓“蓝妮事件”。
那是4月23日上午，国民大会举行全体会议，正式投票选举副总统。二千多名国大代表进入会场后，都看到自己的座位面前放着一份当天的《救国日报》。原来，这一天的《救国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内容与蓝妮、孙科有关，大致内容是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的中央信托局在上海没收了蓝妮的一批德国进口的颜料，作为敌伪财产处理。可是孙科致函国民大会秘书长洪兰友，说这些颜料为“敝眷”蓝妮所有，要求发还。洪兰友就写信给中央信托局局长吴任沧，说蓝妮是孙院长（立法院）的夫人，要吴看在孙院长的面上，将颜料发还她……《救国日报》报道了孙科和蓝妮的事件后，在副总统选举的第一轮中，孙科就落后了。4月29日，经过四轮选举，最后李宗仁当选为国民政府副总统。
这事件不仅使孙科落选，而且导致了蓝妮和孙科分手。据说，当时孙科为了能竞选上副总统，面对政敌利用《救国日报》所做的大肆诋毁，不仅未替蓝妮公开辩解，相反，还为洗清自己搞了一些小动作，导致两人劳燕分飞。两人结束近13年的夫妻生活，蓝妮携女赴香港，在雪厂街开办了一家大隆金号，从事K金的买卖炒作。七十年代初，孙科去世，在美的蓝妮没有赶去见最后一面。
五、落叶也需归根1982年秋，中共中央统战部盛邀蓝妮母女回祖国观光。9月18日，她登上飞机，穿过太平洋，回到了自己的祖国，三十多年回乡梦，终于实现了，在首都机场，虽然已是晚上，但踏上这生养自己的故土，70高龄的蓝妮脸上泛起了少有的光泽。
回国后，法学博士吴凯声也跟蓝妮见过面，他说：“39年已过去，这位孙夫人又重返上海，风采依旧，虽然年逾古稀，却依然精神矍铄。”
当年，蓝妮离婚就是请吴凯声先生代理的，离完婚后，吴先生出于同情曾问她：“你离婚后怎么打算？”她坦率地回答：“我身上现在还有几百块钱，用完以后，就去投黄浦江。”可见蓝妮的性情是多么的刚强，她自始至终一直保持着这种坚韧。
蓝妮说的是一口流利的上海话。她说：“本来我不想回来。邓大姐（颖超）对我女儿说：‘请你妈妈回来嘛！’我就回来了。回来一看，上海还是这个样子。”
晚年身在美国旧金山的蓝妮生活得很幸福，儿孙满堂。儿子李振亚，是沃伦市美国投资公司大老板，百万富翁。次女李萱，丈夫戴维斯，曾任美国代理驻韩大使。三女儿李华，丈夫陈家博（国民党老外交官陈介之子），曾任台湾当局驻旧金山领事。最小的女儿孙穗芬，曾任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商务领事。儿女都非常孝顺，但她依然牵挂着祖国，她还对吴凯声讲一个趣事，说：“你不要看我这个老太婆，没有啥了不起，实际上我才不光是个女人哩！前些年，台湾当局可以让孙科回台湾，硬是不准我跨进台湾一步，连过个境也不许！”
蓝妮出言吐语，豪迈爽直。最让她难忘的莫过于她和女儿去中南海拜会她敬仰的邓颖超大姐。那天，邓颖超一见蓝妮，就亲切地称呼她为“孙太太”，令她激动万分。
之后蓝妮又受到杨静仁、康克清等人的接见。中央统战部专门设宴招待她们母女，并发文给她们即将访问的省、市，希望各地悉心照顾这两位特殊的客人。10月1日，蓝妮母女又应邀出席了国庆大典。
10月2日，蓝妮来到了久违的上海。她看到改革开放后各地工农业生产的繁荣景象，看到保护完好的名胜古迹，她动情地说：“百闻不如一见。我是老上海，但现在有的地方，我已不认识了。
访问的时间结束了。蓝妮一步三回头，登上飞机，依依不舍地告别亲朋好友。一回到美国，蓝妮就迫不及待地给邓颖超写了一封信，她吐露了自己对故土的深深怀念，并明确提出回国定居的要求。
1986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20周年，邓颖超向蓝妮郑重发出邀请，请她和女儿孙穗芬回国参加孙中山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活动，同时请她永远留下来。收到这样一个邀请，蓝妮高兴极了。
从此，蓝妮叶落归根，定居于上海，安度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