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男人的态度比起昨天有所缓和，不那么坚决了。当她怂恿一起去试试时，萧军说：“要去，吃了饭就去，我还有别的事。”
可是当他们到了电影院去应聘的时候，却吃了闭门羹，不知道是什么刺激到了萧军那脆弱的神经，他和萧红吵了起来。萧红不希望在马路上就开始吵架，忍受着谩骂，就这样，萧军骂了一路，萧红沉默了一路。
然而没过几天，萧军却说自己丢失了一份家教的工作，此时的萧红已经对他有了一定的了解，知道他现在假装激扬背后，其实有难以掩饰的失落，真实的情形应该是南岗那个人不愿意学了。这意味着捉襟见肘的家又少了一份收入，生计愈见不堪。
有这样一句话，贫贱夫妻百事哀，或许用这句话来形容现在的萧红萧军二人最恰当不过，他们常常为了一点琐事而争吵，萧军的大男子主义让萧红感到无力适从。同时，萧军身上那文人特有的穷酸性情，也让萧红感觉到有很大的压力。不过就是在这个时候，萧红开始从事文学创作，上帝为她关上了富裕生活的窗，却为她开启了另一扇异彩缤纷的世界。
之后，萧红和萧军前往青岛生活，在他们还没有来到这里的时候，曾经幻想过，认为这里“既未被侵略者的铁蹄践踏，又无走狗们的横行不法”，然而现实是残酷的，当时的青岛虽然并未沦为殖民地，但是在国民党的统治下，这里已然是民不聊生的人间地狱。
就是在这个让他们都非常失望的地方，萧红和萧军度过了他们最快乐的时光，在朋友的帮助下，他们在观象路1号一所石块垒成的二层小楼租了一间房子居住。这里地处海边，环境优美，左右两边都可以看到大海。那碧蓝的海水，起伏的群山，翠绿的树林，飘荡的船帆……都强烈地吸引着这两位渴望自由的青年，使他们常常暂时地忘却生活的贫困和烦恼，陶醉在美好的想象之中。
据他们的朋友回忆说，这时萧红身穿旧布旗袍，脚穿后跟磨去一半的破皮鞋，头发用一根天蓝色的粗糙绸带系着，每天要到街上买菜，再回到家中劈柴烧饭，做俄式大菜汤、烙葱油饼吃。后来穷得连大菜汤、葱油饼也吃不成了，就到马路上去卖家具……尽管生活如此艰难，他们仍勤勉不辍地潜心创作。在近半年的时间内，萧军完成了着名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萧红也完成了她的第一部中篇小说《生死场》。这两部作品，是他们奉献给千千万万不愿作奴隶的人们的最好礼品，也是奠定他俩文学史地位的成功之作。
正当他们想继续留在青岛生活和写作的时候，意外的情况发生了。
随着省会济南以及山东各地中共地下党组织遭破坏，青岛的地下党组织也遭到严重破坏，市委书记高菘以及舒群等地下党员被捕，作为党的外围组织的《青岛晨报》也被迫停刊。在这年的11月1日，他们躲开了警察和特务的监视，抛弃了所有家具，搭乘一艘日本轮船逃离青岛去了上海，开始在鲁迅先生的亲切关怀和帮助下，投身于更加艰辛复杂的文学事业……
三、感情的裂痕和另一个男人的邂逅
在上海，萧红、萧军得到了鲁迅先生的关怀和帮助，或许是一种宿命，萧红所能享受的幸福时光总是那么短暂。她在享受这份来之不易的幸福与安宁的同时，危机和焦虑已然如影随形。尽管在上海的时候，萧红、萧军已经成为了知名作家，更是被人拉拢捧场，过着衣食无忧且风光无限的日子，可就在这个时候，让他们提前遭遇了婚姻的“七年之痒”。
据他们的朋友胡风回忆说：“反而没有患难与共时那么融洽，那么相爱了。”
是的，共患难容易，同享受却并非人人能够做到的，萧军成名之后，和一位叫做陈娟的女性关系非常暧昧，这样的关系让萧红非常警觉，贫穷时期的恐惧再次降临。其实想想看，当年贫穷的萧军连自身的温饱都无法解决，哪有心思去沾花惹草呢？可现如今情况不同了，萧军已经是知名作家，稿费很高，自然有女人想要投怀送抱。
究竟萧军和陈娟发展到了什么阶段，萧红心里并没有数，但是她越发地感觉到，萧军在感情上背叛了自己，常常借机和萧军大吵大闹。
萧红的疑神疑鬼让萧军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烦躁，而萧军并不明朗的态度也让萧红感到失望，这种感觉又回到了从前，没有丝毫的安全感。
在这种苦闷之中，萧红到日本留学，与其说是留学，倒不如说是去散心，从日本回来之后的她，情绪似乎有所好转，和萧军的关系也比较平静。就在这个时候，她遇到了人生中真正的第二个男人——端木蕻良。
端木蕻良是深爱萧红的，或许在很多纪念萧红的文章中，看到更多的都是端木蕻良如何绝情，但事实并非如此。
1938年4月，萧红和萧军正式分手，随后她就随着端木蕻良去了武汉，萧红当时这样说：“我深深感到，像我眼前这种状况的人，还要什么名分。可是端木却做了牺牲，就这一点我就感到十分满足了。”
在萧红和端木蕻良的婚礼上，她早已怀上了萧军的骨肉。在那个时代，有哪个男人肯接受一个怀着别人孩子的女人呢？
端木蕻良做到了，起初他的母亲和亲友都不赞成这门婚事，尤其是他的母亲，甚至认为萧红是不吉利的，是惹人厌烦的。而在萧红的朋友这边，他们也都不赞成这门婚事，或许是先入为主的想法，很多人甚至都觉得萧红只能和萧军在一起，而这个莫名其妙的端木蕻良根本就配不上一代才女。
其实对于这一切，萧红本人看得十分透彻，她曾经这样对胡风说：
“掏肝剖肺地说，我和端木蕻良没有什么罗曼蒂克的恋爱史。是我在决定同三郎永远分开的时候我才发现了端木蕻良。我对端木蕻良没有什么过高的要求，我只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体贴。”
萧军曾经的刚硬让萧红感觉自己受到了莫大的伤害，所以现如今，她能够接受一个个性相对软弱的端木蕻良，这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可是人生就是这样，有很多人、很多事如果切实发生在自己身上，往往自己却迷糊了，搞不清楚自己要的究竟是什么。萧红和端木蕻良结婚之后，很多朋友都选择了渐渐疏离他们，这让萧红觉得非常郁闷，其实她心里是明白的，朋友们不喜欢端木蕻良，才会连她都疏远了。
这一切的一切，萧红都把责任归咎到端木蕻良的身上。
除此之外，端木蕻良性格上的弱点也渐渐地暴露出来，萧红尽管倔强勇敢，但毕竟需要丈夫的呵护与温存，况且是在多难病重时期更是如此。而端木从小只受到别人的照顾溺爱，依赖性很强，又是生活能力很差的人，不会也不懂得关爱呵护妻子，反而要萧红来为他操心受累。
有时候萧红也认为，难道这就是命么？萧军是一个大男子主义者，什么事情都必须照顾到他的面子，什么事情都必须要听他的，女性的尊严一点都得不到体现，在他眼中，女人就好像随时都能够更换一样，不值得一提。而端木蕻良则是什么都依赖着她，甚至会让萧红产生一种“我是男人”的错觉，在他面前，萧红一点小儿女的心态都无法表现出来。
据说，端木蕻良每天都要睡到中午十二点才肯起床，吃过午饭之后还要午睡，萧红每天从早忙到晚，洗衣服、烧饭、买东西……生活上的事情似乎只有萧红一个人在做。
有一次，端木蕻良不知道为什么把家里雇来的女佣打了，似乎打得还蛮严重的，萧红赶紧带着女佣去医院验伤、上门安慰女佣，可是这一切的“罪魁祸首”端木蕻良就跟没事人一样，就仿佛打人的是萧红。
这件事情在当时影响很大，邻居们甚至用嘲笑的口吻对萧红说：“太太，你们文学家可真行呀，丈夫打了人叫老婆去跑镇公所，听说他老婆也是文学家，真贤惠啊！”这让性情倔强、要强的萧红感到非常的郁闷。
四、端木的离去和情深
由于长时间的饥饿、艰苦生活让萧红的健康早已透支，所以她的身体一直都不好。似乎很多人对端木蕻良更多的不满，就是源自他没有好好照顾萧红，甚至曾经在危难之际，两次抛下了萧红独自离开。
第一次抛下，是发生在1938年，两个人刚刚结婚没过多久，那时候武汉正遭受着日军的轰炸袭击，而萧红的身体也越来越差，为了能够有个好的环境，萧红和端木蕻良，以及他们的几个好友都商量着，要去重庆。可是，船票的票价在那个时候水涨船高、一票难求。无奈之下，萧红只好暂时留在了武汉，而端木蕻良却和其他两位好友先行离开，到达重庆。
那时候的萧红还处于孕期，可是健康的端木蕻良却把妻子扔在武汉，面对着日军的枪林弹雨，这和很多人心中“家里有事男人扛”的想法大相违背。甚至很多人会说，如果当初在萧红身边的是萧军，以他的大男子主义脾气，就是拖也会把萧红拖上船。
第二次抛弃萧红，是在萧红人生的最后时刻，那时的她早已经是弥留之际。可就在这个时候，端木蕻良再一次抛弃了她，是骆宾基一直陪伴着病重的萧红，骆宾基在《萧红小传·修订版自序》里说：“从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开始爆发的次日夜晚，由作者护送萧红先生进入香港思豪大酒家五楼以后，原属萧红的同居者对我来说是不告而别。从此以后，直到逝世为止，萧红再也没有什么所谓可称‘终身伴侣’的人在身边了。
而与病者同生同死共患难的护理责任就转移到作为友人的作者的肩上再也不得脱身了。”
端木对骆宾基是不辞而别，对萧红说过告别的话。萧红对骆宾基说：“端木是准备和他们突围的。他从今天起，就不来了，他已经和我说了告别的话。”周鲸文证实了这点，他说：“端木初时，有突围的打算。后来因萧红的病日渐加重，改变了主意。”
萧红去世后，很多人把萧红早逝的原因统统归到端木身上，面对众多的指责和排斥，端木只有沉默，他无法再为自己辩解什么。或许，他本身就有一种深深负疚、忏悔、失落与痛苦的情绪难以排解。
在今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端木蕻良只是把自己关进房子里，默默地写作，孤独地忍受着生活与精神的重负。
端木在萧红去世18年后才续娶钟耀群为妻，由此可见他对萧红的感情还是很深的，他不仅一直保存着一缕萧红的遗发，而且经常写诗怀念萧红，这些诗都不是为了发表，只是表达他心底里对萧红的感情。十年浩劫以后，端木几乎年年都要自己去广州银河公墓，为萧红扫墓，自己不能去时就托朋友去，并写悼诗献于墓前。
生死相隔不相忘，落月满屋梁，梅边柳畔，呼兰河也是萧湘，洗去千年旧点，墨镂斑竹新篁。
惜烛不与魅争光，箧剑自生芒，风霜历尽情无限，山和水同一弦章。天涯海角非远，银河夜夜相望。
这是端木蕻良撰写的一篇名为《风入松·为萧红扫墓》的诗作，从中不难看出，端木蕻良内心中一直都没有忘记萧红，只是佳人已去，说什么都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