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这两条人命案，先深入调查一下，才可以拿出个主意。去私访一番，倒也开心，（我听了心想这字眼倒用得怪，但嘴里没说什么）此外，勒·本曾经替我效过劳，我可没忘情。咱们去亲眼看看现场。我认识警察厅长葛某某，他不会不放咱们进去。”
我们获得了许可，就马上到毛格街去。这条街在里舍利厄街和圣罗克街之间，脏得不像样子。我们的寓所离这个区有老长一段路呢，所以赶到那儿，已经快近黄昏了。那幢房子倒一下子就找到了；因为还有不少人站在街对面，毫无目的，不胜好奇地怔怔抬头望着紧闭的百叶窗。这是幢普通的巴黎式房子，大门一边有个可以望的门房间，窗上有块活络玻璃，标明“门房”二字。还没进门，我们就先走到街尽头，拐进一条胡同，再拐个弯，走到那幢房子的后面——这其间，杜宾专心一意的把那房子和左右前后的街面都细细查勘一番，我倒看不出有什么名堂。
我们折回原路，回到房子前面，按了门铃，出示证件，看守人员就放我们进去了。我们走上楼——走进发现列士巴奈小姐尸体的寝室，死者母女俩的尸首还停放在那儿。房里那份乱，照旧听其自然，丝毫未动。我看到的和《论坛报》记载的并没什么出入。杜宾把一切东西都仔细查过——连被害人的尸体都没放过。接着就走到别的房间里，后来又到院子里；有个警察从头到尾陪着我们。查到天黑，才离开现场。回家途中，我这位朋友顺便到一家日报馆里去了一会儿。
上文说到过，我这位朋友的怪念头真是无奇不有，而且我对这些怪念头一向听之任之——因为在英文里找不出恰当的同义词。当时他对我可绝口不提这件人命案子，他生性如此。直到第二天中午时分，他才突然问我，在惨案现场有没有看到什么特别情况。
他口气里着重“特别”这个字眼，不知怎的，竟教我暗吃一惊。
“没，没什么特别的，”我说道，“至少，跟报上看到的记载没什么两样。”
“报上恐怕并没涉及本案那种惨绝人寰的恐怖性。”他答道，“不过，别去管那张报纸的无稽之谈吧。我看，这件疑案大家认为破不了，其理由倒应该看成容易破案——我说的是本案的特点中那种超越常规的性质。由于表面上找不到动机——不是杀人的动机——而是杀人手段这么毒辣的动机，警察局竟弄得一筹莫展。楼上只有被害的列士巴奈小姐，并没旁人，再说没有一条出路逃得过上楼那伙人的眼睛，这两件事跟明明听到了争吵声音，表面上看来完全矛盾，这点警察局也弄得莫名其妙。房里乱七八糟，死尸倒塞进烟囱里；老太太的尸首残缺不全，惨不忍睹；官府办案的碰到这些情形，加上刚才提到过的原因，以及种种不必多提的情形，他们吹嘘的聪明自然施展不出，无能为力。他们犯了个大错误，可这倒也寻常，他们把难得看见的事错当做奥妙透顶的事了。不过，如果要探求事实真相，只须打破常规，就可以摸索出一条道理来。像咱们目前进行的查访工作，与其问出了什么事，还不如问出了什么从没出过的事。老实说，这件疑案，我一下子就能解决，或者说，已经解决了，我看做容易，警察看做破不了，这恰恰成为正比。”
我暗吃一惊，默不作声地盯着他。
“我正在等着，”他望着房门，接下去说，“我正在等着一个人，这人也许不是这两件惨案的凶犯，可是跟这次行凶一定有几分关系。这些罪行中惨无人道的一节恐怕跟他丝毫无关。但愿这个推测不错，因为全部破案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上面了。我在这间房里，无时无刻不在盼望那人光临。不错，他或许不会来；可是多半会来。要是来了，就少不得把他留下。这是手枪；咱们两个都知道到时候怎么样使枪。”
我拿了手枪，简直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也信不了自己的耳朵，杜宾却径自说下去，八成像在自言自语。我早就交代过了，碰到这种时候，他总是心不在焉。他那番话是对我说的；声音虽然不高，那副腔调却是一般用来跟老远的人说话的。眼睛光是茫然望着墙上。
“大伙在楼梯上听到的吵架声音，不是那两个女人的，这点完全由证人证实了，”他说道，“咱们可以放心，不必怀疑老太太是不是先害死女儿，事后再自杀。我说到这件事，主要是为了说明凶杀的方法；因为列士巴奈太太的力气不会那么大，要把她女儿的尸体塞在事后发现尸体的烟囱里，可绝对办不到；再说她自己遍体鳞伤，人家决不会认为她是自杀。因此，凶杀这件事是第三者干的；第三者的声音呢，也就是大家所听见的吵架声。我现在来谈谈证人的供词吧，不谈有关这些声音的全部供词，单谈那种供词中的特殊点。你看到有什么特殊的吗？”
我就说，证人一致认为粗声粗气的那个是法国人，可是说到尖声尖气的那个，或者，照其中一人说是刺耳的声音，那就各有各的说法。
“那是证据，”杜宾道，“可不是证据的特殊点。你没看出什么特殊的地方。但这里头有一点得注意。正如你所说，证人都认为粗声粗气的那个是法国人；在这问题上意见都一致。可是说到尖声尖气的那个，特殊点就来了，特殊点倒不在于意见不一致，而在于这些证人，无论是意大利人、英国人、西班牙人、荷兰人、法国人，一形容到那个声音，人人都说是外国人的声音。人人都肯定不是他们本国人的声音。没一个把这声音比作他通晓的任何国家的语言——恰恰相反，法国人认为是西班牙人的声音，要是他懂西班牙话，就听得懂几个字眼。荷兰人硬说是法国人的声音；可是在他的供词里却说：不懂法国话，证人是通过翻译受讯的。英国人认为这是德国人的声音，但并不懂得德国话。西班牙人肯定这是英国人的声音，可是他完全根据说话腔调判断的，因为他一点英国话都不懂。意大利人却以为是俄国人的声音，但从未跟俄国人谈过话。此外，还有一个法国人跟头一个法国人说法又不同，他肯定那是意大利人的声音；可是，并不通晓那种语言，就像那个西班牙人一样，根据说话腔调。瞧，当时那声音真是多么稀奇啊，看这种供词，能够证实那是哪种声音呢！——这种声调，连欧洲五大区域的公民都没听惯！你会说那大概是亚洲人的声音——是非洲人的声音吧。在巴黎，亚洲人可没几个，非洲人也数得清；不过，先不去否定这种推论，现在只提出三点，请你注意。一个证人说这声音与其说是尖声尖气，不如说是刺耳。还有两个证人说是又快又乱。没一个证人提到他听得出什么字——像什么字眼的声音。
“我不知道，”杜宾接着说，“你听了我这番话，心里有什么谱；可是不瞒你说，就凭供词上谈到粗声粗气和尖声尖气的这一部分，便可以作出合理的推论，这种推论完全足以令人产生疑问。根据这个疑问顺藤摸瓜，就可以进一步调查这件疑案。我刚才说合理的推论，可我的意思并没全部表达出来。我原想说这种推论是惟一合适的推论，这种推论的惟一结果必然产生疑问。不过是什么疑问暂时还不说。只要你记住，我心里这个疑团完全有根有据，足以使我在搜查那间寝室时，对搜查方式和大致目标心里有个谱。
“现在咱们就算到那间寝室去了吧。先找什么呢？凶手逃走的方法。咱们俩谁都不信不可思议的怪事，这是不消说的。列士巴奈太太母女俩不会给妖怪杀害。行凶的是个有血有肉的，逃走时也不能化为一缕轻烟。那么怎么逃的呢？幸亏这问题只有一种推论的方式，靠了这方式一定能得到个明确的判断。咱们把凶手可能采取的逃走方法，一一加以研究吧。大伙上楼的当儿，凶手明明就在发现列士巴奈小姐尸体的房里，至少可以说是在隔壁房里。因此只要在这两间房里找出口就行了。警察已经把四处地板、天花板和砖墙全都查看得一清二楚。没什么秘密出口逃得过他们的法眼。可是，我信不过他们的眼力，亲自查了一下。查过了，果然没有秘密出口。通过道的两扇房门全都锁得严严密密，钥匙也都插在里面。回头去看看烟囱吧。这些烟囱虽然都跟普通烟囱一样宽，离开炉边有八九英尺高，可是从头到尾连只大猫的身子都容不下。以上说的两个地方，既然都绝对不可能作为逃走的出路，那就只好从窗子着手了。打前房窗口逃走，那可逃不过街上一伙人的眼睛。因此，凶手一定是从后房窗口逃跑的。好了，既然得出了这么明显的结论，那么，作为推论的人，就不能因为看来不通而予以否定。咱们只有去证明这些看来不通的理由实际上是通的。
“寝室里有两扇窗子。一扇窗子没给家具堵住，完全看得见。另一扇窗子的下半扇，给笨重的床架一头紧紧抵住，遮得看不见。没遮住的那扇窗子里面是紧紧拴住的。就是使尽浑身力气也休想拉得动。左面窗框上钻了个大钉眼，钉眼里钉着一枚挺结实的钉子，快钉到了头。再看看另一扇窗子，也有同样一枚钉子，同样钉着；哪怕用尽九牛二虎之力，也休想拉得起这扇窗。警察看了就完全相信出路不在这两个窗口上。因此，他们认为拔掉钉子，打开窗子是多此一举。
“我进行的调查比较严格，这样做，理由就是刚才所说的——因为，我知道，凡是看来不通的事物，证明的结果实际上未必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