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生，你出来。”孙科长把我叫到走廊上。“你是不是给《都市报》写过一封信？”“是啊。”我有些诧异，他怎么会知道？这里面会有什么问题？
事情是这么回事。当年在省城打工，我无聊的时候喜欢翻翻《都市报》的倾诉版块，入狱后我当然知道这段感情已经完了，但我还是想做点什么祭奠一下那段逝去的爱情。教育科为小报室订有几份社会上的报纸，但没《都市报》，我看到《都市报》也有一个情感倾诉的版块，于是我便把自己的经历写下来，经黄队长同意后，邮寄给了负责这个版块的记者王红。
“作为小报室的一员，你知不知道？监狱所有外发的稿件都要有教育科或者办公室的签字和盖章才可以。”孙科长声色俱厉。这我真不知道，不过我觉得他有点小题大作，“孙科长，那个不是新闻稿件，只是我自己单纯的一个情感倾诉而已，和监狱无关。”孙科长冷“哼”了一声，“我知道，那也不行，必须提前向教育科汇报经过批准。”我心里说，是你们害怕服刑人员向媒体泄露一些监狱的丑事吧？但我这种情况显然是程序性而非原则性的问题，也就好解决了。我低下头，作痛心疾首状：“孙科长，我知道错了，我就是想给自己的感情留个纪念，绝无其他想法，要不你看一下原文？”我说着回屋打开电脑，找到那封名为《爱情走了，友情还在》的电子稿。
看完信，孙科长态度有点缓和：“昨天《都市报》的王记者给我打电话了，当时我吃了一惊，犯人居然私自和媒体保持联系？那是绝对不允许的。对了，她有时间会过来采访，你先准备一下吧。”
没想到真会来，还来得这么快，我想应该是“罪犯”这样的字眼还算有点噱头和警示教育意义吧。她都会问些什么？我该怎样回答，会不会对我的改造产生什么不好的影响。这是我第一次接受记者采访，心里有点忐忑，但又一想，虽然没有接受过正式采访，但经常下监区采访别人啊，好歹也算半个新闻人了，哈哈。
第二天，赵队长绷着脸来到监舍问我到底怎么回事，记者都找上门来了？我把与孙科长的谈话又复述了一遍。他“哼”了一声，让我打开电脑，看了看没吭声，然后把我带到了教务中心。在小报室，我见到了孙科长陪同的晚报记者王红。
孙科长简单的介绍之后，王红在我对面坐下，开始了采访。内容很乏味，无非就是证实信里提到的情况。最后，王红问到了一个问题：“你还相信爱情吗？以后你对爱情是什么态度？”我仰起头，天花板上的一根灯管忽闪着眼睛明明灭灭，我坚定了口气：“当然相信，一个萝卜一个坑，时间到了，爱情自然会出现。”我很轻松地回答。也许，王红会想当然地认为，我入狱后恋人没有等待而是离开，经历过这么一段感情的人会不再相信爱情，甚至爱情观会发生畸变。但她不会了解，经历过牢狱之灾的人，思想会变得异常坚韧，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活下去。
我有一个请求，不要用冷菲的真名，她家就在这座城市，我不想给她带来丝毫的影响。王红答应了，分别时，她很自然地要与我握手，我有点迟疑，看了一下孙科长点点头，才伸手迅速握了一下。ＮＮＤ，这个鬼地方把人改造成什么样子了，跟女人握个手这种小事都得琢磨一下是不是违反了监规狱纪。
回到加班的监舍，我点了支烟，躺在床上，不由自主地想起从前……我戴上耳机，电脑里播放着阿桑的《寂寞在唱歌》，你听寂寞在唱歌，轻轻的，傻傻的，歌声是多么残忍，让人忍不住泪流成河……
省人大检查的时间推迟了，盘鼓队解散，各自回到自己的监区干活。经过半个月的日夜奋战，报纸也补齐了。关键是经过这次加班，我对方正排版软件的操作已经相当熟练了，写稿问题不大，但很纠结。一般来说，一个正常人看事情会正反两方面看，而监狱里的新闻就像社会上的党报一样，只允许表达正面的，其他的观点都必须屏蔽掉。刚开始我很不习惯，每次写稿都别别扭扭的，总感觉没写完似的，但必须强迫自己适应。我把一本《新闻写作技巧》过了一遍，又把从２００８年到２００８的《中河报》合订本从头到尾仔细翻了一遍，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前辈们写出来的稿子，无论监狱搞什么活动，最后都是促进了服刑人员的改造热情，增添了服刑人员的改造动力……牵强附会、拔高奉迎比比皆是。
怎么办？适应呗！但我不想简单的复制以前的做法。我有一堆臭毛病，但我自认是个简单真实的人，我不喜欢假大空，不管是新闻稿还是其他稿件，我都尽量写得有具体内容。孙浩科长主管小报室，安排我写过一些稿子以后，在省局主办的报纸《新生通讯》上发了出来。当然，署的不可能是我的名字。孙科长很满意。“开始我想你们一块来的三个人，就贾亚岭一个人是学中文的，肯定写作能力最强，谁知道反而是你，是我看走眼了。”
应该说，经过这一年时间的努力，小报室的业务已经没有什么问题。江风和老樊一再告诫我，作为一个没有关系没有背景的年轻人，想在文教这个地方生存下来，唯一的办法就是具备别人不能替代的业务能力。没想到，业务能力得到了教育科的充分肯定，但赵队长却没放过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