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三日，南京沦陷。之后，景家跟随政府去了重庆，而我则应友人之邀去了广州与他们合办杂志社。自那年十二月之后，我与涵秋一别便是十年。等到民国三十六年再次相见时，我与他都已认不出彼此。至于我和瑾宜在一起的事情，他非但没说什么，还释然地笑了笑。
民国二十七年三月，我接到了云姨寄来的家书。父亲病危，要我速回南昌。云姨是父亲的二房。母亲去世之后，父亲一直牵挂着母亲，所以并没有将云姨扶正。我回到南昌时，父亲已经奄奄一息。他把我叫进房间，想单独与我谈谈。那晚他睁开眼睛看着我，嘴唇动了动，但一点声音都没有。我把耳朵侧过去，父亲重复了五六遍，我才明白他在说什么。
“诸事小心，当心白寿恒？”我说。
父亲吃力地点了点头。光绪时，白寿恒与父亲在同一书院读书，算是父亲的后辈。那个人表面和善，内心却阴险狡诈，我自小便很讨厌他。他与他兄弟开了几家工厂，整日变方设法地克扣工人的工资，增加他们的劳动时间。他们的工厂虐待工人，还出了好几桩命案。我以前看不过去，曾利用父亲的关系调查过他们的工厂还有白氏家族的田产和房产，发现了很多问题。但是那时父亲再三警告过我，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让我不要无端兴祸。那时父亲病重，白寿恒觉得我羽翼未丰，不是他的敌手，所以登上父亲辞去的省长之位以后，第一个想要对付的便是我们张家。
我跟父亲说：“父亲放心，我一定会保住您留给我的家业！”
父亲微微一笑，撒手去了。那天夜里，我召集了家里四个总管和十几个管事人，让他们连夜把家里所有的产业核对了一遍。家里原本的产业倒是没少，但是那些还没完全确定的产业却全都给白寿恒抢去了。那晚，我还连夜找出了前两年查出的白家暗中违法与虐待工人的证据与照片，把那些证据与照片整理分成几部分，并把第一部分连夜送给了我在报社的一名同学。
父亲的那些旧友有些是完全可以信赖的，而有些则是需要给他们点好处才能让他们站在我这边。第二天那些父亲的旧友前来吊唁，我趁机会把那些立场不定的墙头草都拉拢了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而对于那些墙头草来说，他们的立场决定于谁能给他们想要的东西。我当时并不是牺牲自己的东西来拉拢他们，他们想有所得，那就要有所舍。我已经全部计划好了，把从第一家要来的东西给第二家，把从第二家要来的东西给第三家，然后再把从第三家要来的东西给第一家，这样绕了一圈，他们都满足了，而我的目的也达到了。
父亲大殓入葬之后，我对亲友说要留在南昌守孝，直至百天之祭。在那一百天里，我拜托父亲的友人去与外商交涉，并且亲自出山与中国实业家交涉。同时在暗地里，我找到私家侦探去调查白氏三个兄弟、三个太太与几个姨太太的嗜好与矛盾，然后根据那些信息派人去挑拨他们一家人的关系。而且我还说服了白家工厂里的工人，让他们集体罢工。在他们罢工期间，我暗中给予他们生活补助。
结果在那一百天里，白家丑闻不断，地产不断流失。白家工人罢工期间，我与那些中国实业家抢占了白家大部分的商业渠道。虽然我没能够把外国商会拉拢过来，但是白家工厂也照样濒临破产。等到白寿恒明白到底怎么回事的时候，他已经走到了不得不把工厂转让给我的地步。而在他明白之前，他还以为我正伤心不已，整日足不出户地为父亲守孝。
我没有把白家打入死地，等他们没有实力再来威胁我张家的家产时，我便停下了暗中的运作。我破他们家产并不是想要治他们于死地，更不是为了吞并他们的家产，我当年那样做其实仅仅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家产而已。
至于怎样让白寿恒确信我无能管理家产，那自然是故意做戏给他看了。做戏这种事情，我认为只要见得多了，自然就会了，没什么太深刻的道理。
不过现在想想，我那时不过二十三岁，但心计之深，胆量之巨，倒是令人胆寒。
日军攻占南京之后，下一个目标便是武汉。而他们要攻取武汉，必定先取江西。父亲百天时，时间已经到了六月末。我见国军连连败退，南昌失陷也只是时间问题。我不愿意在日本人手下做事，只好卖掉了家里的地产和房产，把工厂迁到了重庆。我的经商生涯也在那时正式开始。
在离开南昌时，我留下了两个管家，让他们在南昌附近广积粮食，然后在日军占领南昌期间以平价卖给百姓。虽然我的能力有限，但是囤积下来的那些粮食也总算可解些许南昌人民一时之饥。
民国二十九年五月，日军轰炸重庆，我不得不把工厂迁到了成都。同年十一月，国军取回重庆，我又把工厂迁回了重庆。民国三十年六月，日军再次轰炸重庆，我又不得不把工厂迁回了成都。在那一年之内，我三次搬迁工厂。等到再次迁回成都时，我已疲于奔波，所以与瑾宜合力开创了新的商业渠道，从此在成都安顿了下来。
我与瑾宜再次相见是在民国二十八年九月入秋时节的重庆。那年五月，宋家因为私贩军火被政府查封，家产破败。无奈之下，瑾宜与她二哥只能到重庆舅妈家投靠。那次见面，我从瑾宜那里得知涵秋在民国二十七年四月北上，参加了****，从此再无半点消息。
我把瑾宜安排在了我的公司任职，做我的助手。瑾宜在维城时就常常帮助父亲打理公司事务，对业中诸事十分了解。而且她熟知我的脾性，有些事情我不用说，她就已经办好了。所以在她的帮助下，我的公司发展地更是迅速。
民国三十四年八月，日军正式投降。我与瑾宜不愿再奔波，所以仍然留在成都经商。
民国三十六年十一月，涵秋携夫人绕过南京与重庆来成都找我。那时他只知道我已结婚，妻子是广州陈氏，却不知静琬在产下墨文时便去世了。不过当时涵秋、我与瑾宜都已过而立之年，对人生之事多少能够看透点。瑾宜等了他八年，在那八年里，抗战结束内战又起，而他也一点消息都没有。八年，身未老，心却疲惫了。我与瑾宜的关系是在静琬去世一年之后开始改变的，而在那之前，我有自己的家庭，她还在等涵秋。
爱情这东西，不在于时间与空间的距离，而在于心与心之间的距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都有自己的认识圈，相爱的两个人的心可以在一起，但是他们的生活永远都不能重合，这就是两个人由相爱到陌生最根本的原因。在那八年里，瑾宜一直在小心珍藏着与涵秋的那份爱情，但是眼下的生活还是要过的。就这样，涵秋与瑾宜的生活圈越来越远，直到最后，猛然的一瞬间，似乎发现自己距离那份爱情已经很远，发现那份爱已是曾经，也会对自己曾经对那份爱竟是如此的执着而吃惊、怀念。我对幼仪便也是如此。
民国二十六年我在广州时，涵秋曾写信告诉我，他们到了重庆之后也只暂住一两个月，然后要去海南。在那之后，我便没了景家的消息。民国二十七年我来到重庆开办公司的时候曾多方打探，倒也得到了几条消息，但最终还是没有找到他们。我曾答应过子欣要守护她一生，自己的心也一直渴望着她立刻出现在我面前，让我为娇弱的她遮挡那乱世的风雨，保护着她，让她安稳，让她快乐。但在那乱世，我最终还是绝望了，只希望她能够在别处找到一个值得自己爱的人，一生幸福。
民国三十六年涵秋来成都时，清儿刚刚半月，瑾宜不能见寒风，所以我只有独自一人去车站接他。那时我记忆中的他还是那个民国二十六年意气风发的青年，去接他的路上也还想着他应该大概还是那个模样。意料之外的是，民国三十六年的他又瘦又黑，俨然一个年过四十的北方汉子。我当时没有认出他，他也没有认出我。战火十年，我曾经身上的那些轻狂已经全部褪去，变得世故了很多。不过最终还是他先认出的我。我与他紧紧握着手，久久不语，心里又是欢喜又是酸楚。
涵秋知道我讨厌正派，所以那次去成都见我时穿的是便装。其实他大可不必如此，战争与岁月已经让我们成熟，那些在青涩岁月所烦恼的东西，大都已经化解。
回望过去的十年，我们都已经走的很远很远。涵秋成了****的师部行政指导员，而我则成了蜀国最富有的商人。
当我说起与瑾宜结婚一事的时候，涵秋叹息了一声，然后释然地笑了笑，说：“幸亏是这样。要是她还在等我，那我便是一生的罪人了。”
涵秋的妻子姓水，名流萤。流萤性格温婉，见识颇多，倒与瑾宜有些相似。
我接涵秋与流萤回到家的时候，瑾宜正站在窗前张望。见到我与涵秋回来，她急忙迎了出来。涵秋与瑾宜相见，相对一笑。瑾宜说：“你来了！”涵秋回答说：“我来了！”
流萤走上前，拉起瑾宜的手，笑了笑说：“你就是瑾宜姐姐了？”瑾宜明白涵秋肯定跟流萤讲了不少关于她的事情，所以笑了笑说：“对呀！我就是景涵秋跟你说的那个宋瑾宜。”
那天我们讲起了曾经在维城的旧事，还讲起了过去十年各自的经历。谈起在维城的旧事时，我们就像是在讲述一个其他人的故事一样，平淡而冗杂。但是其中的滋味，恐怕只有我们自己心里才清楚吧！
我问起了子欣的事。涵秋告诉我说，子欣在1944年结的婚，丈夫是一名上海商人。人是她自己挑的，过的还算安稳。我叹了口气，然后笑了笑说：“这就好！这就好！”从37年到44年，与我一样。那七年间，恐怕她过的也不容易。
第二天我出去办事的时候，把穆馨与墨文都带了出去。瑾宜与涵秋九年多不见，其间又发生了那么多事，他们一定有很多话想说的。
民国三十六年，西历1947年，****已经展开了反攻。涵秋那次去见我，最主要的目的还是邀我加入中国共产党。可我是一名商人，而且是一名不喜欢与政府打交道的商人。与政府合作固然可以增加利润，但是我向来不喜欢在政治上把自己划分的太清楚，所以与政府很少合作。
我没有接受涵秋的邀请，但是我相信他的选择。在涵秋来成都找我之前的那几年，静琬与瑾宜不忍看见流亡的百姓饿死街头，经常出去做慈善。每一次慈善活动都是一大笔开销，再加上家里日常的用度加起来也不算少，所以当时我手上并没有多少钱。但是在涵秋离开成都之前，我还是抽出了公司所有可移动资金，并把父亲留下来的字画转让了一些，为他凑够了四十六万大洋让他拿回去用作打仗的军费。
那次涵秋在成都仅仅住了四天，自那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后来内战大陆站场结束，我与瑾宜搬去了香港。
我与子欣再次相见是在1963年的新加坡。当时我去新加坡与人合作，没想到与我协商合作的那名上海商人竟然就是子欣的丈夫。见到我的时候子欣哭了，语言已经无法解释她哭泣的原因，但那种彻底的哭泣让人看了很心酸。
1969年12月，涵秋去世的消息传到了香港。我与瑾宜听后都吃了一惊，那年涵秋才54岁而已。我与瑾宜听闻消息后，立刻查询去北京的办法。但那时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相当严峻，想要从香港到大陆非常困难。我与瑾宜整整花了半年时间，才赶到了他的墓前。在涵秋墓前祭拜时，回想到曾经的往事，我已不知该要怎样，而瑾宜则大哭了一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