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以把我所知道的说出来；但作为交换，我要知道你们掌握的全部细节，就现在。我等不了多久了，医生说，我的大动脉上长了个瘤子，随时都有可能破裂。我想在走之前解开这个结，即便打不开，也松他一松，给自己缓口气。
这些年来，我总在反复做着同一个梦，我梦见那个人向我走来，他说他被人软禁了，本来是有个出口的，但被我给堵上了，说这话的时候他的脸像石灰一样白，我常在这样的梦里惊醒过来。有人说，人死后会重新把自己生前走过的路再走一遍，你会清清楚楚地看到所有你做过的事。如果真的有那么回事，那我就一定会回到十年前，那桩案子里。
我还记得那一股腐败的气味，在我第一次进入镇中学的时候扑面而来。那一年的凤凰树花期特别长，花开得也特别盛，地上连片都是花瓣，被校工扫开，归拢起来，堆在路边，沤成花肥，这就是那一股怪味的源头。我的胃液一阵阵翻腾，但学校里的人来来去去，脸上没有任何异样。
案子的焦点集中一个姓聂的校医身上，他已经失踪了两天。现在，女生和女工的证词，县医院对部分女生的检查结果，以及他的失踪，都直接把他升格成了犯罪嫌疑人。综合各种情况，我们选择了对广播室进行布控，晚上，用我的一个女手下去换出广播员，我和其他人在实验楼周围埋伏，盯实验楼的入口和广播室的房门。就这样，我们睁着眼过了两夜。
到了第三天晚上，还是没有人影。深夜的时候，我听到了一种奇怪的声音，风夹带过来的，混着草丛里的杂音，持续了好一阵，好像是她的声音，循环往复，韧性十足。因为我们都在实验楼外，离广播室比较远，我听得不是很真切，便推了推一个手下，问他听到什么没有，他却说什么都没听到，我也只好作罢，因为广播室房门在我们眼皮底下的确是完好无损的。
在第二天的检查中，我们也没有发现室内有什么异常，但她的神情告诉我，昨天晚上，她肯定是遇到了什么事，她一定对我隐瞒了什么。我没有逼她，在这个事情上，她做出了太大的牺牲，心理上承受的压力，肯定非同小可。
后来，我让他们进一步缩小了包围圈，潜伏到了实验楼里，这回我决定了，在判断上要遵从于我的耳朵，而不是眼睛。
当我再度听到那种奇怪声音的时候，第一个冲了上去，踢开了门，我一定是吸进了什么，薄荷，紫苏，或是别的什么，反正就感觉一头撞入了一个柔软的球体里，水淋淋的，有点轻度失重。我清清楚楚地听到了那个困扰了我好几个晚上的声音，是她发出的呻吟。屋子里没有灯，我朝床上看过去，看到她已经被脱得白花花的一片。走廊里的路灯从我身后透过来，在我放大的影子里，一团颜色更深、更重的活物挪动了起来，我第一反应就是那个校医，可我看不清轮廓。在我举起枪的一刹那，那东西却敏捷地一跃，在枪响的同时，穿过铁窗逃走了。我这才知道，刚才我所面对的，原来并不是个人。这也就是几秒钟内发生的事。幸好，我还知道在其他人赶过来之前，给她严严实实盖上了被单。
我自己也做过调查。我曾翻过实验楼后的围墙，到后山上去看过。那里很荒，经年没有人迹，到处都是恣意生长的野生植物。一片说不上名字的植物，一直连上实验楼后的围墙，中间隐约还有被拨开和啃咬过的痕迹，但我仔细查看了被踩压的地方，并没有发现人的脚印，应该只是某些小行兽的通路。
我也曾到女生宿舍和女工住的花房勘察过，门窗都没有破损的痕迹，和广播室不同的是，那些地方连窗户都是铁纱网的，可以说，防范比广播室还要严密；这也就意味着，门关上之后，广播室还可以进出活物，但那些地方，除非他是一阵风，否则不可能进得去。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开始认真理会女生和女工那些怪诞的话。我从早到晚不停地翻阅调查笔录，发现她们的描述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遣词造句上，都有着惊人的整饬，似乎事前就曾经过多次集体讨论和修改，最后才和盘托出的，关联处严丝合缝，没有任何纰漏。
尽管我没办法解释那天晚上见到的情形，但我还是相信那个校医是个真实存在的人。我是用排除法得出这个判断的，他的照片就在我手上，这个人有名、有姓，有家人，有同学，有朋友，有档案，和我们并没有什么两样。他不可能像狐类一样，穿得过广播室狭窄的铁窗；更不可能像风一样，穿得过女生宿舍和花房的纱窗。
我陷入了巨大的矛盾之中，如果我选择相信女生和女工，那就意味着，我承认聂医生——这个履历的每一个阶段都有可靠证明的人——不是我们的同类，甚至不是血肉之躯；但如果我选择怀疑她们，则意味着，我否掉了那天晚上自己亲眼看到的一切。这两种判断在我脑子里就像掰手腕一样较劲，把我拉扯得很辛苦。
最终，我还是没有据实上报。至于理由，一抓就是一大把，比如说，粉饰过的报告看上去更有可信度；比如说，我不想把她那天晚上的样子公之于众；比如说，我不想让整个镇子陷入无度的猜测和恐慌……
这么结案，我当然清楚，相当于是给自己选择了一生的噩梦。我曾有想过，那个校医并没有逃远，只是躲在了附近某个暗处，事情一旦起了对他有利的转机，自然就会回来。但我的结案报告，却把他囚禁在了一个永不见天日的地方，而这个人，至少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是无辜的。但如果你问我，可以重来的话，会不会做另一种选择，我的回答是：不会。这案子太敏感，远非其他案子可比，一着不慎，不可收拾。你大可以说，这是我一生当中最大的污点，但我认为，这是我权衡各方利弊之后，能够做出的最圆满的结案。
我的牺牲，是值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