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放的社会与生活中，人人各有其“道”；但无论你所树立的是怎样的“道”，信念坚定、不以物移，应该是必须坚持的原则。只有如此，才会使自己理想中的东西，不会一直遥遥无期。在这方面，汉末时管宁“志于道”的高风亮节，或许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有益的启示。
管宁，字幼安，北海朱虚人，生于延熙元年（158年），卒于正始二年（241年）。
管宁家里很穷，而且他十六岁时就死了父亲，亲戚朋友可怜同情他，赠送了许多财物让他葬父，可是管宁一文不取，只凭借自己的真实财力安葬了父亲。
管宁好学，结交了几个后来很著名的学友，一个叫华歆，一个叫邴原，三个人很要好，又都很出色，所以当时的人把他们比为一条龙，华歆是龙头，邴原是龙腹，管宁是龙尾，他们最尊敬的大学者是当时著名的陈仲弓，陈仲弓的学识行为成了他们的追求目标。当时，他们求学的时候，常常是一边读书，一边劳动。有一天，华歆、管宁两个，在园中锄草，说来也巧了，菜地里头竟有一块前人埋藏的黄金，锄着锄着，黄金就被管宁的锄头翻腾出来了。华歆、管宁他们平时读书养性，就是要摈除人性中的贪念，见了意外的财物不能动心，平时也以此相标榜。管宁见了黄金，就把它当做了砖石土块对待，用锄头一拨就扔到一边了。华歆在后边锄，过了一刻也看见了，明知道这东西不该拿，但心里头不忍，还是拿起来看了看才扔掉。过了几天，两人正在屋里读书，外头的街上有达官贵人经过，乘着华丽的车马，敲锣打鼓的，很热闹。管宁还是和没听见一样，继续认真读他的书。华歆却坐不住了，跑到门口观看，对这达官的威仪艳羡不已。车马过去之后，华歆回到屋里，管宁却拿了一把刀子，将两人同坐的席子从中间割开，说：“你呀，不配再做我的朋友啦！”
汉末天下大乱之后，人的生命财产都不能保障，中原一带就更没法再待下去了。管宁、邴原还有王烈几个人相约，到比较安全的辽东去避难。当时辽东太守是公孙度，很有统治能力，而且辽东地理位置偏僻，战乱没有波及，是当时一个理想的避难地。至于管宁几个人在中原的名气很大，公孙度是知道的，所以对他们的到来非常欢迎，专门腾出驿馆来请他们居住。见了公孙度，管宁只谈了谈经典学术，对当时的政治军事局势闭口不谈。拜见过公孙度以后，管宁没有再住驿馆，而是找了一处荒山野谷，自己搭个简易房子、挖个土窑居住。公孙度死后，他儿子公孙康掌了权，野心比他父亲还要大，成天想着海外称王的美事。他想给管宁封个官，让管宁辅佐他，可是慑于管宁的贤名，硬是开不了口。曹操做司空后，下令征辟管宁入朝，公孙康把诏命压下不宣布，管宁当然也不会知道了。中原局势稳定以后，许多流民都返乡了。但管宁依然不动，安居辽东。不久辽东的局势也有了变化，公孙康死后，他弟弟公孙恭继位，这个人身体有病，生性懦弱，没有统治能力，而公孙康的私生儿子公孙渊偏偏是个雄才，不安于下位。管宁看到辽东快要乱了，这才带着家属乘船回中原。公孙恭亲自送他，赠送了许多礼物，管宁先收了，出发时，连同以前公孙度、公孙康的赠物，全部留下来，一芥不取，保持了清白本性。算起来，他在辽东整整生活了三十七年。
船队在海上航行时，遇到风暴，大部分船都沉没了，管宁坐的这只船也很危险，但是管宁从容不迫，好像没发生事情一样。这时，奇迹发生了，夜幕中突然出现了一点亮光，给船只指引方向，到达了一处荒岛，这才转危为安。当时人们发现，岛上没有居民，也没有点火的痕迹，这光是从哪里来的呢？人们把它解释为奇迹，并说这是管宁的“积善之应”。管宁的回乡，名义上是奉了魏文帝的征辟诏书，实际上是躲避即将到来的辽东之难。但回到故乡以后，魏文帝就下诏封管宁为太中大夫，管宁坚决推辞，说自己老了，实在没什么才能，要求皇帝放过他。可是皇帝偏偏不肯放过他，魏文帝死后，魏明帝又多次征招他，华歆王朗陈群等朝中大臣更是反复地推荐管宁，华歆还提出把自己的太尉之位让予管宁。管宁呢，则是一律推辞，到死也没有答应出仕。
当然，要求现代人去像管宁那样做，无论从哪方面说都有些不符合实际。但他那种即使是“务虚”也坚定不移的精神，应值得我们去学习。现代社会物欲横流，无处不在的诱惑常常使我们陷入犹豫和迷失之中，令我们向着目标的努力半途而废。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淡泊明志，不以物移，确实是成就一番远大事业的保证。
人贵有志。但“志”对于人来说，不能仅仅作为一个符号和标记。人一旦树立了远大理想和生活目标，就要对它负责；这同时也是对自己负责，在追求事业理想的过程中，坚毅自信、果敢不疑，不随波逐流，不轻信盲从，这些都是必要必需的品质。倘若总在口头上谈理想谈得眉飞色舞，临到阵前却又害怕艰苦，埋怨没有锦衣玉食。那么这种人要么是懦夫，要么是伪君子，不仅不宜与之“论道”，甚至连与之交友都要三思。而对于自身，更要时时自查自省，看自己是否也有类似的毛病，以防拖累自己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