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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筑实力满蒙大联盟

努尔哈赤从一个人口只有几十丁的小部酋长,上升为辖地几千里、臣民百万的大金国英明汗,虽然与其个人艰苦奋斗和家族成员的同心协力共创大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是,如果没有集纳到一批勇将谋臣,没有他们的奋勇杀敌,佐治国政,这一变化也是不能出现的。努尔哈赤深深感到人才的重要性,一贯强调要起用猛将能臣,擢升有功的忠臣。进驻辽东以后,统治广大汉人,使他更加感到必须依靠八旗官将,特别是对女真官将非常重视,十分信赖,厚加礼遇,额外奖赏,有过之时,从轻发落,以促使他们效忠汗、贝勒,为巩固金国的统治尽力效劳。他曾专门给诸贝勒、大臣下达秘密汗谕,讲述要区分女真、汉人,优待女真,宽恕女真。他说:我国之诸贝勒、大臣,若都贪图个人之安娱,我为尔等叹息,当唾尔等之面矣。尔等不明审断之法也。何故将并立授首之汉人,与我等之女真同等看待?我等之女真,若犯何罪,当问其功,问其差使,若有些小理由,即以之为借口而宽宥之矣。汉人系应杀而获生之人,若不忠心效力,复为盗贼,何故不诛灭其族,而杖释耶?至于系由费阿拉与我等同来之汉人,当以同理考虑而断之也。尔等所断者,无从迂回,竟似倔强不听之牛驴矣。著八贝勒将此谕,召集尔等各自之固山之贝勒、大臣等,密观之,勿令他人闻之。

从女真国到后金国,再到现在的大金国,都特别注重审断案件,判定是非功过,是汗、贝勒十分注重的工作,也是他们扶植忠良、惩治劣臣的有效手段。在这个重要问题上,努尔哈赤特别着重指出,要区分开女真和汉人,对女真人,对女真官将,要尽量优待,就算他们有过犯法,应当问罪,也要论功论职问劳,竭力找寻借口,对其从轻发落。这种审断案件的区别,对女真的优遇,事实上就是女真人尤其是女真官将在法律上享有特权的体现。

不仅这样,进驻辽东以后,女真人,尤其是女真官将,在封赐爵位、授与官职、交纳钱粮等方面,也是和汉人有差别的,也享有特权。

努尔哈赤对待八旗官将的一条重要原因就是论功授职并按功、职赏赐,在这里,功是第一位的,是根本性的原因,通常来说,职是因其有功而授与的。至于

功,包含的内容相当多,可以是驰骋疆场破敌立功,可以是善于管辖能于任事,也可以是主动来投,降服英明汗。下面先引努尔哈赤封授额亦都、扬古利及布山三人的敕书如下:努尔哈赤赐与额亦都的敕书:汗曰:额亦都巴图鲁,独取舒尔黑布占城,取巴尔达城,破萨克扎之来兵,率先取尼玛兰城,使之为一等大臣,给与总兵官之职。

这道敕书讲的额亦都之功,是英勇杀敌,破敌克城,立下军功,可以为一等大臣和总兵官。

赐与扬古利的敕书:汗曰:扬古利于各次用兵时,皆率先而前立功,给与一等总兵官之职,子孙世代承袭。

扬古利与额亦都一样,都是冲锋在前,屡立军功,故给与一等总兵官世职。

布山的敕书:汗曰:当我得胜势强之时,能够管辖禁约之人甚多,在我苦战危难之时,能管辖禁约之人则少矣。夺取辽东城时,汗所举用之诸大臣,皆知我兵后退,谁也不出来管辖禁约,皆逃于房中隐蔽,布山独出面管束指挥,更番遣兵前往。于我危难之地,布山独能只身承当管辖,故记大功,以一等总兵官之职给与布山,授为固山额真。

布山因在攻城不利危难之时,诸将畏缩不前之刻,挺身而出,指挥管辖,立下军功,故授与一等总兵官世职,任固山额真。

《满文老档》太祖朝卷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都记裁了英明汗努尔哈赤赐与八旗部分女真官将的敕书,其中,镶黄旗康果礼等 44 件,正黄旗阿什达尔汉等 43 件,正红旗和硕图等 40 件,镶红旗多壁叔等 54 件,镶蓝旗顾三泰等 40件,正蓝旗托博辉等 31 件,正白旗冷格里等 42 件,合共 294 件敕书。这仅仅是汗赐与女真官将部分敕书,因为没有镶白旗的敕书,其他各旗还有好多官将的敕书也没有收录在老档之内。

每件敕书之首都载有汗谕,其文是:奉天承运汗曰:古圣王之治天下者,皆以武力定黎民,未有纯尚文义而不修武备者,故我仿古而设武官。凡受此敕书之人,务以忠心持身,以良心育众,以慧心察微,防奸禁侮,不得偷安。如此克尽厥职,则恩及父祖,福荫子孙,身家永昌矣。勉之,勿懈!努尔哈赤谕令:“将训谕‘奉天承运汗曰’至‘勿懈’一段,概皆书于自总兵官以下,至备御诸敕书之首。继之,于‘勿懈’之后,依次书写各大臣之名,并书其功、死罪、罚罪等

项。”现摘录康果礼等人敕书中立功授职的内容如下:康果礼敕书:汗曰……康古里,原系纳木都路之大臣,因弃地来归有功,复勤修治政,善于统兵,著为三等总兵官。

依照敕书的行文,康果礼是因来归有功,又勤于治政,善于统兵,才授为三等总兵官。这种说法,不准确,康果礼之所以被授为三等总兵官,惟一的原因是因其弃地来归有功,与治政统兵没有联系。《清史列传》卷四《康果礼传》载:

康果礼系那木都鲁路绥芬屯长。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 年)努尔哈赤遣额亦都率兵,“征东海渥集部”,招降那木都鲁、宁古塔、尼马察诸路,康果礼率部众来归,努尔哈赤授康果礼“三等子”。三等子,就是三等总兵官。可见,康果礼系“因弃地来归有功”而被授与总兵官的。

武纳格的敕书:武纳格,勤修治政,善于统兵,著为三等总兵官。

武纳格很早就率领“七十二人来归”,明万历四十一年,“从伐乌喇有功,授三等副将”。天命十一年(1626 年),因武纳格率军攻克觉华岛,“进三等总兵官”。

武纳格是以军功授副将,再晋总兵官。

吉布喀达的敕书:吉布喀达,原系冯家路之大臣,因弃地来归有功,著其弟克勒申继任一等参将。

这是由于吉布喀达“弃地来归有功”,授一等参将,令其弟继任。

巴兰的敕书:巴兰,克尽厥职,不违指令,著为三等游击。

巴兰是由于任职克勤,而被授与游击。

唐究的敕书:唐究,原系奇勒恩路之人,因弃地来归有功,著为备御。

唐究原本只是“奇勒恩路之人”,老档既未写因其原系大臣,而只是写其为某路之人,可见他是一般的诸申,或许因为他带了一批人丁前来,不过,无论是什么原因,唐究这位诸申也“因弃地来归有功”而被授为备御。

穆尔泰、图赖、希汉费扬古、马克图四人的敕书,分别都写道:“因父之功,著为备御,免一次死罪,子孙世代勿绝恤典。”郎格的敕书:郎格,因阵亡之功,著为三等游击,免一次死罪。

巴达纳的敕书:锡伯部之巴达纳,因弃其父祖之原籍故地,携三十男丁来归有功,原曾升为备御官职。巴达纳病故后,著其弟何洛惠继任备御。

《满文老档》所载努尔哈赤赐与额亦都、扬古利、武纳格等两百多人的敕书

说明,“功”的内容太多了,弃地来归有功,奋勇冲杀有功,能于任事善于统兵有功,阵亡有功,祖、父之功,等等,都可成为汗赐与官职的理由。这样一来,八旗官将的绝大多数都由女真胜任了,特别是总兵官、固山额真、副将、督堂等高级将官,更是女真之职位。

早期的“五大臣”费英东、额亦都、何和礼、扈尔汉和安费扬古,都是女真。

女真国、后金国阶段先后担任过固山额真的阿敦、额亦都、费英东、扈尔汉、何和礼、穆哈连、扬古利、博尔晋、多弼、济尔哈朗、阿巴泰、汤古岱,也都是女真。进驻辽东之后,曾任处理金国日常政务的督堂要职之人有:阿敦、阿巴泰、扬古利、车尔格、扈尔汉、乌尔古岱、阿布泰、汤古岱、何和礼、多弼、巴雅喇、苏巴海、阿什达尔汉、贝托辉,也是女真。

就任于固山额真和总兵官时有:巴笃理、穆哈连、康果礼、汤古岱、何和礼、喀克笃礼、武纳格、车尔格、扈尔汉、布山、阿布泰、岱音布、乌尔古岱、索海、图尔格、李永芳、佟养性,只有李永芳、佟养性是汉人,还有明安等几个蒙古总兵官,其余都是女真人。

女真八旗官将除身任要职外,许多将官还被英明汗授于免死免罚及世职承袭的特权。像布山的敕书写道:“子孙世代获死罪者,皆不杀,获贪赃之罪者不夺其财,免其二千四百一十两之罪。”努尔哈赤还在赐予布山的敕书上写道:“无论何人,若皆如布山一样,于我等危难之时,以身承当管辖者”,都会得到汗、贝勒的信任,“也像布山一样,立下大功,即使犯下死罪,也不杀,得取财之罪,亦免之”。

扬古利的敕书也写道:“给与一等总兵官之职,子孙世代承袭。若犯噶盖、阿敦之乱政坏道之罪,则诛其身,倘若因过获罪,则死罪不杀,取财之罪不取。

免一千五百两之罪”。

上面提及的康果礼等人,大多数是世职传袭免罪。如康果礼,“著为三等总兵官,免三次死罪,子孙世代勿绝恤典”;武纳格,“免三次死罪”;吉布喀达,“免二次死罪”;马克图、唐究,“免一次死罪”;巴兰,“免一次死罪”,等等。

除了免死罪、罚银之罪以外,许多女真官将还享有免纳“官赋”的特权。像上面讲过的锡伯部的巴达纳,由于“弃父祖原籍故地,携三十男丁来归有功”,被授为备御,其“自锡伯带来之人,免其正赋,子孙世代皆予恩养”。

又如沙布图的敕书载称:汗曰:沙布图,原系卦勒察部之大臣,弃其祖墓,离乡背井,历经一月,跋山涉水来归,殊堪怜悯。因此来归之功,凡自彼处随从来归者之所有子孙,准其世世免充官赋。犯过失死罪,概行赦免。犯抄没之罪,准其免罚。如此恤典,永不断绝。一等,沙布图。二等,翁噶岱、鄂尼。三等,桑希纳、杭虎、伊吉库瓦、古里木布禄、恩都勒恩、伊尔噶纳、乌尔虎玛克。四等,哈劳、莫鲁格、库希肯、鄂洛珠、噶尔图、索尔比纳、巴达布禄、诺齐、萨木达礼、库瓦喀马法、魁昆马法。不披甲而执弓者:阿济格塔希衮、多里木布、僧格德、特希勒恩、库瓦拉喀、特木尔图、阿哈达。

被赐与敕书的沙布图,虽没有写明是什么官职,但肯定是担任牛录额真(备御)以上的官将,因为,一则他原来是卦勒察部的大臣,弃地来归,依照惯例,原系大臣自动归顺者,都要授与官职;再则他还带有不少人丁前来,带来人丁,又是一功,又应授官,三则普通诸申是没有敕书的,被赐与敕书之人必须是官。

可见,沙布图起码是备御,或者可能是游击参将。他的子孙可以世世免交官赋。

他带来的人丁,特别是敕书上写明是四等的哈劳、魁昆马法,以及不披甲而执弓的多里木布等 18 人,自然是诸申无疑,也能够世世免交官赋。足见,一般女真人、诸申,因有弃地来投之功,也可以世世免赋的。

种种事例说明,金国汗努尔哈赤是优待女真,使女真人特别是女真官将享有法律、任职、免赋等等特权。

八旗女真官将,有了功,有了官职,就可论功领赏按职领银。三十多年的南征北战,从各部女真及明国城乡抢夺了上百万人畜和堆积如山的金银财帛,英明汗以论功行赏按职分赐的方法,将大量人畜财物赐与八旗官将。天命六年(1621年)三月二十一日下辽阳,第三天,二十三日,努尔哈赤大赏群臣,赐:总兵官各银 200 两、布 220 匹、缎 30 匹;副将各银 150 两、布 150 匹、缎 15 匹;参将银 80 两、布 80 匹、缎 8 匹;游击银 50 两、布 50 匹、缎 5 匹;牛录额真、备御、白巴牙喇纛额真及备御级巴克什,各银 20 两、布 20 匹、缎 3 匹;白侍卫、巴牙喇、代子备御、绵甲人一级,各银 15 两、布 15 匹、缎 2 匹;白随侍巴牙喇、红巴牙喇首领、管牛录千总和千总级巴克什,各银 10 两、布 10 匹、缎 1 匹。甲兵、步甲、跟役分别赏布 3 匹或 7 匹。

同年五月,乌尔古岱额驸逼迫镇江民投降,杀拒降者,以其妻子为俘获,带

回一千,“以汉民三百”赐与督堂以下备御以上各官,“其六百俘获,赐与随行军士”。

天命七年正月十四日,以掠夺明总兵官毛文龙,“俘获万人”,一半赐与督堂、总兵官以下,备御以上官将。5000 汉人分与总兵官以下备御以上官将,当时大致有 240 个牛录,每牛录一个备御,则一备御可分 20 人,但还有总兵官、副将、游击、参将,所以每备御分不到 20 人,从之前述三月二十一日的赐银看,总兵官是 200 两,副将 150 两,备御 20 两,总兵官之赏银是备御的 10 倍。天命六年八月,努尔哈赤从“镇江之俘获中,选上等牛二千头,分赏于有职之人”,总兵官各 4 头,副将 3 头,牛录备御每两员合分 1 头,总兵官被赏之牛八倍于备御。

照此推算,大约在 5000 名汉人中,每备御可分 10 名,总兵官可分 40 名。换句话说,每备御所分的人丁,可以设置一个庄子,计丁领地 60 垧,即 360 亩。总兵官领的汉人,能新编 4 个庄子,可领庄地 1240 亩。

有了功,有了官职,就可凭仗权势,掠民为奴,增设牧场,增置拖克索,役使阿哈耕田种地,打牲放牧,收取租谷丁银和珍禽异兽。以前,八旗大臣可以自己派遣阿哈,前往乌拉打牲,仅天命八年二月初五日的一次统计,各大臣捕获兽禽之数为:貂 1493 只,水獭 103 只,貉 281 只,灰鼠 936 只,虎 4 头,猞猁狲16 只,黄鼠狼 20 只,狐 4 只,雕 104 只。

这样一来,在努尔哈赤优待女真官将政策扶植下,一大批女真官将因南北转战,开国有功,“佐命”有劳,而封官晋职,当上了总兵官(后来的子爵)、副将(后之男爵),以后晋为公、侯、伯,成了世袭爵职、岁领俸禄、广占庄园的满洲八旗贵族。

为了深入了解八旗女真官将财富膨胀和满洲八旗贵族发展的情形,我们可以举“开国元勋”额亦都一家作为典型,具体论述。

额亦都,姓钮祜禄氏,比努尔哈赤小 3 岁,是一个依姑为生的贫寒诸申,在“十三甲”起兵之前,投奔努尔哈赤,四处拼杀,转战南北四十余年,军功赫赫,任至“五大臣”、众额真、一等总兵官、固山额真,娶英明汗之妹为妻,儿子尚汗之公主,死后追封弘毅公。

努尔哈赤前后多次赐给额亦都大批人丁牲畜和庄园,并赐其两道敕书。第一道敕书是因其功,“给与总兵官之职,彼自身至子孙三代,食百人之钱粮”。第二

道敕书写道:汗曰:额亦都巴图鲁,独取舒尔黑布占城,取巴尔达城,破萨克扎人之来兵,于尼玛兰城之前率先而战,有功,为第一等,给与三牛录,使之专主。

努尔哈赤“给与”额亦都三个牛录,使其“专主”,这三个牛录的人员,是由额亦都家的阿哈组成的。在另外一份文献材料里记载,英明汗谕以额亦都“所俘获者,益以赏给户口,为三佐领,隶公家,俾无预上役,为公私属,供田虞,并采人参,备药物,以奉公,下及诸子,各有分赡”。编成“专主”的牛录就有三个,壮丁 9 阗名,可见其家中还有很多包衣。

从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看,额亦都及其子侄,已由建州时期的奴隶主转变为封建农奴主。天命六年三月金军进驻辽东,五月额亦都病故,总兵官一职由其子车尔格袭承。从额亦都家的收入看,除去征战掠夺和仗权勒索外,主要来源有三个方面:役使阿哈耕种庄田;论职计功领赏;科敛辖属汉民。额亦都家阿哈与主子的关系,目前还没发现有具体史料,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此时的阿哈已不能被主人随意杀害,家主不能再像建州时期那样完全占有阿哈人身,阿哈正在向封建农奴转化。

额亦都、车尔格是总兵官,汗之敕书规定额亦都以及其子、孙三代,“食百人之钱粮”。前已叙述清楚,所谓“食百人之钱粮”,是免其家百人应向金国汗交纳的封建正赋,这笔钱粮从此不缴国库,改由家主享用了。这“百人之钱粮”,是封建赋税。

额亦都及其子车尔格是总兵官,遵照汗谕的规定,应当辖有汉民 3000 丁,对这些汉民征收的贡物和佥派差役,也是封建性质的剥削。天命七年正月初四日,汗谕将辽东汉民分隶满汉官将,给女真的总兵官、督堂各 3000 丁,副将 1700丁,参将、游击 1000 丁,备御 500 丁。初六日,努尔哈赤又下汗谕,规定“每二十丁出一丁为兵”,这些兵士的一半,各官将可以“任意差遣”。所谓“可以任意差遣”,就是说,这些女真总兵官、副将、参将、游击、备御可以任意佥派汉兵为己服役,事实上是将这些汉兵变成总兵官等将占有的封建役夫和封建士卒。

督堂、总兵官等不仅能够“任意差遣”汗谕规定的一半汉兵,而且对自己辖属的3000 丁、1700 丁的汉民,也都可以驱使佥派。努尔哈赤曾下汗谕宣布,各将可遣属下汉民打牲捕猎,供给肉食。

辽东汉民之所以被逼充当士卒役夫,听从八旗官将辖治佥派,主要是由于“计

丁授田”,领种汗给与的田地,或是“各守旧业”,须为金国汗纳赋服役,因此也要向辖领官将纳贡当差,这也是封建性质的剥削。

由此可见,额亦都家的剥削收入,主要是封建性质的剥削,因此他们已不再是奴隶主,正在向大农奴主、大封建主过渡。

额亦都家的情况,是一个很好的典型,金国大多数女真官将的情形基本与此相似。我们从额亦都的立功受奖发财致富,及其家由奴隶主向封建农奴主转化的具体事例,能够了解到女真官将和满洲贵族的兴起、发展及其逐步转变为封建主的大体轮廓。

天命四年(1619)十月二十二日,漠南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致书努尔哈赤说:

“蒙古国统四十万众英主青吉斯汗(原注:青吉斯汗乃元始祖之号,故称之)致问水滨三万人英主安否?”两个多月以后,天命五年正月十七日,努尔哈赤回复说:“察哈尔汗,尔来书称:四十万蒙古之主巴图鲁青吉斯汗致水滨三万诸申(女真)之主恭敬英明汗,等语。”林丹汗所谓“四十万蒙古”之主致书“水滨三万诸申(女真)”之主,明显是自夸大国,人多地广,蔑视小小水滨之“三万女真”

酋长努尔哈赤,对此,努尔哈赤虽然十分气愤,但他在这个时候,这是清醒地承认蒙古各部人多势众,远远超过建州的客观事实。就在林丹汗来书之前的一个多月,天命四年九月初五日,他在答复喀尔喀五部众贝勒来信的回信中写道:“我居山谷峰荫为生,对八十万之明国与四十万蒙古之大国,毫未开罪。”在这里,他生动准确地表述了天朝明国、强大蒙古和小小女真三者之间的大小差别情形。

蒙古是个剽悍善战的骑射民族。往日元太祖成吉思汗率领的蒙古铁骑,驰骋三大洲,踏平数百国,无坚不摧,所向无敌,令人胆寒。元世祖忽必烈灭南宋,入主中原。就在元顺帝退出北京,返回大漠以后,在明一代,蒙古也是明国大敌,屡败明兵,牵制“诸夷”,称霸北方。

明吏部侍郎张鼐,在其所著《辽夷略》中写道:万历年间,辽东地区,蒙古部落众多,有草兰泰、土蛮汗、瑷塔必、大委正、克石炭、鬼麻、五路台吉、把伴、虎喇赤、炒花、伯儿、伯耍儿等十余种,计一百余支,酋长数百人,甲骑数十万。确实是一股强大的势力。

明朝后期,蒙古已经渐渐形成三大部:游牧于蒙古草原东部、大漠以南的漠南蒙古;生活在贝加尔湖以南、河套以北的漠北喀尔喀蒙古;蒙古草原西部直至

新疆准噶尔盆地一带的漠西厄鲁特蒙古。各大部之下又分为几部、几十部,部之下又分为若干小部或支部。

万历年间,漠南蒙古大致分为二十几个较大的部,依照清朝的文献,如魏源的《圣武记》,以及《清史稿》等书,把漠南蒙古分为 25 部 49 旗。努尔哈赤兴起之后,在漠南蒙古的各部之中,需要着重联系或认真对付的是科尔沁部、内喀尔喀王部和察哈尔部。

科尔沁部,在喜峰口外,至北京有 1280 里,其部东西 870 里,南北 2100里,东扎赉特,西扎鲁特,南盛京边疆,北黑龙江,是一个地广人多的大部。科尔沁部的始祖是元太祖成吉思汗之弟哈萨尔。哈萨尔 14 传至奎蒙克塔斯哈喇,因避厄鲁特蒙古,迁居嫩江流域,以其亲弟巴衮诺颜之部名叫阿噜科尔沁,于是称本部为嫩江科尔沁,通常习惯称为科尔沁部。明隆庆至万历中期,科尔沁部又衍生出三部,即:奎蒙克塔斯哈喇的长子博第达喇的第三子乌巴什之郭尔罗斯部,博第达喇的第六子爱纳噶之杜尔伯特部,博第达喇的,第九子阿敏之扎赉特部。

内喀尔喀五部的始祖是元太祖成吉思汗。明正德、嘉靖年间,成吉思汗 15世孙达延汗统一东部各部蒙古,分封诸子,建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等六万户。

喀尔喀万户由达延汗第九子纳力布喇及第十一子格呼(列)森分领,共有 12 个鄂托克(部)。之后格呼森统领的 7 个鄂托克往西北发展,进驻在贝加尔湖迤南、河套以北的漠北地域,形成外喀尔喀,即漠北蒙古,又称外蒙古。纳力布喇后裔的 5 个鄂托克向东发展,形成内喀尔喀 5 部,即扎鲁特部、巴林部、瓮吉喇部、巴岳特部(巴约特部)、乌齐叶特部,驻牧在开原、铁岭、沈阳、广宁边外。

察哈尔部是元帝嫡裔。元太祖成吉思汗 15 世孙达延汗,统一东部蒙古各部分封六万户时,自己直接管辖察哈尔万户,游牧地邻近长城。其曾孙打来孙汗即位后,东迁老哈河以西、广宁以北地域。因达延汗既为漠南蒙古各部大汗,又统领左翼三万户,还直辖察哈尔万户,所以自诩为成吉思汗之嫡系正宗,察哈尔部的汗也就成为各部汗之首。达延汗有 11 个儿子,长子图噜博罗特的子孙衍为敖汉部,柰曼部、乌珠穆沁部、浩齐特部、苏尼特部。第三子巴尔苏博罗特的子孙为鄂尔多斯部。第五子阿尔楚博罗特的子孙为巴林部、扎噜特部。第六子鄂齐尔博罗特为克什克腾部。第十一子格列森的子孙为内喀尔喀五部。

达延汗的曾孙是打来孙汗。打来孙汗一传其子,再传其孙,又传曾孙。明万

历三十二年(1604)打来孙汗的曾孙库图克图即位为察哈尔部之汗,被称为林丹汗或棱丹汗,明国称其为虎墩兔汗或“虎酋”。此时,察哈尔部是漠南蒙古各部中最强大的部。林丹汗拥有 8 大部 24 营,号称“蒙古国统四十万众英主青吉思汗”,“帐房千余,牛羊倍是”,科尔沁、扎赉特、杜尔伯特、郭尔罗斯、敖汉、柰曼、巴林、内喀尔喀五部、阿噜科尔沁、四子部落、乌喇特、茂明安、翁牛特,等等部,“初皆服属于察哈尔”。有史料称其势力范围,“东起辽东。西至洮河,皆受此虏约束”。亦有称其“东起辽西,西尽辽诃,皆受插(汉)要约”。

虽然察哈尔部林丹汗自诩为漠南蒙古各部的大汗,科尔沁等许多部亦曾“服属”于彼,但这些部并不甘愿久为其属,各部之间又常因利益矛盾而纷争不休,干戈时起,叛服常变,漠南蒙古一片混乱局面。这为明国调整东夷、西虏政策提供了条件。

被明国君臣称为“西虏”的漠南蒙古,一直是明辽东地区以及北方统治者的主要威胁。蒙古人数众多,兵精马壮,剽悍善战,习于掳掠。兼之,各部骁酋时常追忆及向往其先祖成吉思汗、忽必烈的驰骋三大洲,纵横数万里,所向披靡,君临四海,入主中原,“威震华夷”。谁知后嗣元顺帝居然被一个曾经沿村乞食的穷和尚朱元璋赶出大都,逐回漠北。要报仇,要恢复祖业的心态和愿望,促使蒙古各部中强部之主常常发动战争,进掠明境,夺取辽东霸权,甚至进逼明都,问鼎中原。明正统十四年(1449),漠西蒙古瓦剌部“太师淮王”也先,基本上统一了漠南、漠北、漠西蒙古各部后,欲“求大元之一统天下”,率军征明,于土木堡大败 50 万明军,俘获了明英宗朱祁镇,后因人打北京受挫才放弃了灭明的打算。弘治、正德年间,达延汗自称“大元可汗”,多次攻明,率兵几万、十几万,攻掠山西、宁夏、陕西、甘肃和辽东,“多杀掠”,“宣(府)、大(同)、延绥诸境俱被残”,“三辅震动,戕杀惨酷”。嘉靖、隆庆年间,土默特部俺答汗,“最富强”,号令诸部,多次掠明,嘉靖二十九年竟“大举犯京师”,明帝被迫下令天下勤王,后以贡市、厚赏诱劝俺答息兵和好,封其为顺义王。所以,直至万历三四十年以前,明政府一直视“西虏”蒙古为大患,实施“防西虏为主”,“以东夷(女真)制西虏”的方针。而蒙古各部,特别是强部,也以明国为主要敌国,与其夺取辽东霸权,对人少地狭的女真各部,则颇为轻视,不予提防。

然而,努尔哈赤的兴起,破坏了辽东地区长期以来明蒙争雄、女真附属的局

面。天命三年(1618),后金国汗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誓师伐明,取抚顺,下清河,击杀辽东总兵张承胤,第二年又于萨尔浒大败 10 万明军,克开原,占铁岭,灭叶赫,紧接着,八旗军攻占沈阳、辽阳,轻取广宁,大有席卷全辽,问鼎中原之势,直接损害明王朝的统治,也妨碍了漠南蒙古各部汗贝勒之称霸,危及他们据地自专的权力,因而东北民族关系的格局顿改。

明朝政府的目的是收复失地,灭掉建州,臣服女真,起码要挡住金军的进攻,保住辽河以西广大地区,保证关内太平和京师安全。察哈尔部林丹汗想统一蒙古各部,重新恢复先祖大元可汗旧业,坚决反对后金攻占辽东。斋赛等贝勒希望保持原有地位,贪图明朝贡市赏赐,抑制新兴的后金。所以,明朝政府废弃了行之两百年的“防西虏为主”,“以东夷制西虏”的政策,改为“以西虏制东夷”,不惜重金厚赏,尽力拉拢蒙古汗、贝勒,共同对付后金。

曾经一度执掌防金军事大权、拥兵 13 万的辽东巡抚王化贞,以抚“西虏”

为惟一急务,声称“虎墩兔汗助兵四十万”,“助攻努尔哈赤”。当时,察哈尔林丹汗等蒙古首领,确实曾表示愿意助明攻金,“哈喇汉炒巴等五营盟结于东,插汉八大营款于西,已有并吞逆奴之势”,可是双方发生争论,哈喇汉炒巴等移营远走。

天启二年(1622)二月,署兵部侍郎王在晋奏称:蒙古各部“抚赏马市,在广宁镇远关、镇静堡等处。广宁失,则市罢赏绝”,“是我之失广宁,非虏之利也”。

但是,“今日不结虏之心”,将为后金所结,“乘此奴、虏未合之时”,急遣通事对蒙古“谕以利害,饵以封爵款赏”,以“树奴之敌,以张羽翼,养我之力,以卫本根,洵今日之急着也”。帝从其奏。

明熹宗立即擢任王在晋为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经略辽东、蓟镇、天津、登莱等处军务,和蓟辽总督王象乾一起,积极推广招抚蒙古共抗后金的政策。

王象乾痴信刺探蒙古以制后金的政策。他上奏疏,强调蒙古作用说:蒙古部哈喇慎(喀喇沁)大酋长孛罗势等人,朵颜卫 36 家首领速不的等人,各自带领兵马,于宁前、中前等处列营驻扎,为我侦探敌情,送还逃离后金的人口回到家乡,运送各项器械物品。蒙古人带来木柴、大米、黄豆卖给汉民,正好接济山海关上军民的急需。从山海关至连山的几百里内,蒙古各部人员络绎不绝,孛罗势愿出帐房 300 顶,又令其属下出帐房 1000 顶,为我防宁前一带地方,“谓是皇爷

肉边墙”。王在晋依据这些情况,准备每月发给防守的蒙古兵士一人 3 斗米和 8尺布,约值银 15 两。这样宁前就可固守,蓟门也可安然无恙,朝廷省下大量经费。

王象乾又上奏疏,请求每年发银百万两,抚赏蒙古,详述抚蒙抗金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他说:察哈尔部林丹汗,人马多,势力大,可以号召八大营,拥有骑兵数十万,领赏于团山、正安堡等处,获利最大,愿助明国抵抗后金,争夺广宁。

哈喇慎部白言台吉等首领,想约其他大部,聚族而东,消灭努尔哈赤。他主张每年用银 100 万两来抚赏蒙古汗贝勒,其中,察哈尔部、哈喇慎诸部抚赏银 20 万两,领兵犒赏、进兵功赏银 30 万两,守边蒙古兵 2 万人的兵饷 36 万两,等等。

针对有人反对用蒙古制建州的策略,王象乾提出了蒙古之“可信者五”和必须抚赏蒙古的理由。王象乾说,根据明与金兵交战后的情景判断,蒙古是可以依赖的。一是当广宁失陷时,蒙古人皆西向而泣说:“破我饭碗,坏我一条白道”。

由于金银财帛只能从明朝领取,蒙古汗、贝勒都恋恋不忘于此,怎能甘愿丢弃。

二是努尔哈赤兼并各部,林丹汗等蒙古汗、贝勒不会袖手旁观。三是女真和蒙古都好争雄称霸,林丹汗是蒙古之大汗,努尔哈赤以势相逼,他怎能甘居其下,或退避三舍。四是明抚蒙古,联合蒙古,以壮声势,以求支援,蒙古也想借我为后盾,一起消灭后金。五是林丹汗虽沉迷于酒,但其部下深思熟虑之人,皆因逼近强敌,恐被吞并,而急欲消灭建州。

王象乾又强调必须相信蒙古说:我不用蒙古,则蒙古必投奔建州,为“奴”

所用。我不联合蒙古,则广宁之逆党不能驱逐,待其根蒂既固,必迫近山海关,谁能抵挡?我不抚赏蒙古,蒙古必聚族策马,强行索讨。我兵刚刚招集,士气不振,借用林丹汗、孛罗势之力,形成犄角之势,“以养我全力”,努尔哈赤必不敢发兵西向,掠我土地。最后,王象乾作出总结说:今天下大势,抚蒙古则安,远蒙古则危,要求安去危,只有“抚赏”蒙古一策,别无他法,不然,危不堪言。’

辽东经略王在晋、内阁都赞成王象乾的主张,定下抚赏蒙古“以西虏制东夷”的政策,每年抚赏林丹汗等漠南蒙古中强部汗、贝勒上百万两赏银,他们也表明要助明击金,共同打击努尔哈赤。这就结束了两百多年来明蒙争雄于东北的战局,代之以明蒙联合抗击劲敌后金国的新格局。

金国汗努尔哈赤的英明指挥,八旗军所向无敌,大败明军于萨尔浒,下沈阳,

克辽阳,取广宁,奚落林丹汗,吓跑察哈尔兵,屡败喀尔喀,大有席卷全辽、征服漠南蒙古、问鼎中原之势,努尔哈赤又屡次以“善待”“厚遇”相诱劝,因而,一些蒙古贝勒台吉陆续率领部众,来到辽东,归顺英明汗,一般的蒙古也三五成群,逃来辽东。现先引录《满文老档》对蒙古来归的一些记载。

天命六年(1621)三月下沈阳、辽阳,进驻辽东。四月初九日,蒙古巴林部“贝勒杜楞属下九十八户、一百二十男丁”,携马 50 匹、牛 410 头、羊 1000 只来附。

五月十四日,喀尔喀蒙古巴岳特部达尔汉巴图鲁贝勒之子思格德尔之弟莽果尔台吉“率子女、畜群及属下三十户人来归”。这是蒙古贝勒、台吉第一次归服,努尔哈赤予以特别厚待,命大贝勒代善出城于五里外迎接,并设大宴。努尔哈赤赐以大量金银布帛皮裘,计有貂皮钝子 3 件、猞猁狲皮钝子 2 件、貉皮袍子 2件、狐皮钝子 1 件、貂镶皮袄 5 件、獭镶皮袄 2 件、镶银鼠皮皮袄 2 件、男女蟒缎衣 9 件、全蟒缎 6 匹、纳 35 匹、金 10 两、银 500 两、毛青布 500 匹、雕鞍 1具、鲨皮鞍 7 具,以及弓箭柜碟等等。

同年五月,喀尔喀蒙古贝勒卓里克图属下“五男三女一子,携马十三匹来归”;囊努尔贝勒属下“四十户,率子女,携牧群来归”;三十户驱牧群自古尔布什贝勒处来归。

六月十五日,蒙古巴林部贝勒杜楞之子阿玉奇及古尔布什、萨特塔尔三位台吉所属蒙古 160 户来归。

七月十五日,喀尔喀贝勒卓里克图属下 60 户来归;二十二日,希尔胡纳克杜楞属下蒙古 50 户来归。

十一月二十一日,巴岳特部蒙古男妇 47 人,携羊 47 只、牛 36 头、车 26辆、马 1 匹逃来。同日,自广宁逃跑来蒙古人共 49 人。“汗亲御衙门,宴所来之逃人”。

十二月二十一日,洪巴图鲁所属 7 户,额布格德依所属 12 户,吉郎阿、莽阿所属 5 户,囊努克所属 10 户及另一贝勒所属 2 户,共 35 户,携马 40 匹,牛一头,羊 500 只来附。

十二月二十四日,巴岳特部古尔布什台吉率部来归。

天命七年正月初四日,兀鲁特部一位丧夫之福晋,率领幼子及 460 人,携牛

58 头、马 4 匹来归,努尔哈赤将这位福晋许与第四子汤古岱阿哥为妻,赐福普马 25 匹、牛 25 头,以及貂皮袍子、貂皮帽、金项圈、蟒缎长褂和披肩。正月初五日,喀尔喀部囊努克贝勒属下 144 人,携牛 230 头、马 30 匹、羊 1160 只、驼3 头来归。正月初七日,昂爱台吉、达尔汉和硕齐带颂 100 人,携牛 3 头、车 20辆来归。正月二十七日,自喀尔喀杜楞贝勒处来男丁 112 人及妇孺 285 人;莽古勒台吉之子绰斯希布处男丁 2 人,妇孺 8 人;洪巴图鲁处男丁 19 人、妇孺 23人,又男丁 100,无妇孺;巴林处 100 口,来归。

天命七年二月,“每日自蒙古有十家或二十家来归”。二月十六日,兀鲁特部明安等 17 位贝勒及喀尔喀贝勒带领部众来归。又有喀尔喀五部民 1200 户来归。

又据《满文老档》太祖朝卷三十一载:“八旗于沈阳、辽东之所获及由明来归者,共一千六百六十五人,每一蒙古男丁每月给米一斗、银二钱。”蒙古人的连连来投,特别是莽果尔、古尔布什、明安等几十位贝勒、台吉各领部兵民来归,可以说是出乎金国汗、贝勒的意外,是他们没有料到的大好喜事。当初,努尔哈赤竭力拉拢科尔沁部、喀尔喀部、察哈尔部的各位贝勒台吉,厚赠礼物,大宴款待,联姻婚娶,只是希望与他们立誓联盟,共同对付明国,起码是希望蒙古贝勒不要协助明征金,根本没有想到也没有提及要让蒙古人归顺自己,甘居臣僚,从征效力。当初的那些盟誓和友好协定,都规定了不收纳对方逃人。现在,这些贝勒的来归,是金国遇到的一桩可喜的新事,必须整顿过去的对蒙政策,给予补充和完善,既与留居本地的蒙古贝勒结成联盟关系,又要优待来归之人。聪睿机智的努尔哈赤迅速果断决策,定下了厚待来归贝勒政策,并采取了几条措施。

就在天命七年二月十六日,兀鲁特部明安等 17 位贝勒和喀尔喀等部台吉“共率所属军民三千余户并牲畜归附”的当天,努尔哈赤即升殿设宴犒劳,并宣布厚待来归者,说:“今尔等既来归我,贤良之人,固嘉其贤而优待之。即是无才之人,亦因其归顺而恩养之。勿萌邪恶盗伪之心,若存邪恶盗伪之心,即以我法度处之也。”有才之人重用,无能之人亦予恩养,邪恶者惩治,这就是金国汗对来归蒙古的基本政策。事实上这最后一条邪恶者惩,是说说而已,没有办理过,因为,来归的蒙古贝勒、台吉,也许有作战不力办事欠妥的过失,但不会犯下汗所提到的“邪恶”罪行,即对汗不恭怀有不轨之心。对于蒙古贝勒的过失,努尔哈赤及其继承人天聪汗皇太极,都是很宽容的,念其来归有恩,一般都是从轻发落

免予处分的。所以,这三条,实际上是一条,即优遇蒙古贝勒台吉。

这不是口头说说的应酬话,而是要贯彻执行的重要政策,因而,金国汗努尔哈赤采取了五项重要措施,即:厚赐人畜财帛;封授官职;联姻婚娶;辖领牛录;免死减罪。现以古尔布什为例。

天命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喀尔喀五部之巴岳特部额色伊贝勒之子古尔布什台吉“领率八十户一百一十五名男丁,携马二百六十匹、牛一千头、羊二千只叛来。”努尔哈赤出御衙门,“设筵宴之”。翌年正月初八日,赐古尔布什台吉大量皮裘、金银、布帛、盔甲、弓箭、“奴仆牛马房田”,“凡应用之物皆备”,并以女儿聪古图格格嫁与古尔布什,尊称其为额驸,赐名青卓里克图,给“满洲一牛录三百人并蒙古一牛录”,授为一等总兵官。

以上赏赐说明,古尔布什受到金国汗的“厚遇”,其规格之高,在金国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是破例的“厚赏”。古尔布什之父额色伊只是喀尔喀五部之中几十名上百名贝勒之一,既非一部之主,又非势力强大所向无敌的大酋、名酋,只是一位普普通通的贝勒而已。古尔布什本人也是名不见经传,鲜为人知,所辖男丁才 115 丁,户仅肋户,只是一个小小台吉。从父亲的身份、家族的门第和本人的身份地位看,古尔布什是一位喀尔喀五部几百名台吉之中不起眼的小台吉。

然而,这位小小台吉投归金国后,却受到了金国汗的特别优遇,其善待之优,赏赐之多,空前未见。它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为特赐两个牛录。古尔布什本身只有 115 丁,还不够半个牛录之数,金国汗却赐其两个牛录,满洲牛录是 300丁,还有一个蒙古牛录,丁数超过其原有部众 5 倍,这个数字本身就足以证明古尔布什受赐之厚,如果再与其他满洲官将,以至和“五大臣”、八固山额真、总兵官等“开国元勋”、“佐命功臣”相比,更可见其赏赐之厚。在上述高宫中,只有额亦都一人得到汗的殊恩,辖有三个“专管”牛录,然而这三个牛录的人丁,是汗每次赏赐的和额亦都本人俘获的,并不是一次就赐其三个牛录。其他官将没有一人领到汗赐的两个牛录。

二是嫁与公主,尊称“额驸”。此前,努尔哈赤为自己的女儿招了八位额驸,按时间顺序排是:栋鄂额驸何和礼,乌尔古岱、布占泰,达啓,苏纳,恩格德尔,达尔汉,鄂札伊。按照公主品级排额驸的顺序,何和礼之妻东果格格是汗之元妃佟佳氏所生,后封固伦公主,兄系大贝勒代善,当排第一。乌尔古岱之妻是汗之

第二位大福晋富察氏所生,兄为三贝勒莽古尔泰,应排第二。达尔汉之妻嫩哲格格是汗之侧妃伊尔根觉罗氏所生,后封和硕公主,排第三。恩格德尔之妻是汗抚亲弟舒尔哈齐贝勒之女,后封和硕公主,排第四。其他四位额驸之女都是汗之庶妃所生,三位无封号,一位仅封乡君品级。

此前,努尔哈赤又以孙女、侄女、宗女招了几位额驸,就是苏完额驸费英东,妻为汗之长子褚英之女;和硕额驸康果礼,妻为汗之同父异母弟穆尔哈齐贝勒之女;西乌里额驸佟养性,妻为汗之宗女;抚顺额驸李永芳,妻为汗之第七子阿巴泰之女。

古尔布什之妻聪古图格格,是汗之侧妃叶赫纳喇氏所生,其姑为汗之孝慈高皇后,其姑之子是四贝勒皇太极,后来的清太宗。与上述十几位额驸之妻相比,古尔布什之妻聪古图格格当与达尔汉额驸之妻嫩哲格格并列第三,都是侧妃所生,后来都封为和硕公主,比恩格德尔额驸之妻(汗之侄女)地位还要略高一点。

虽然古尔布什之妻排名第三,尽管是看看名列第一的栋鄂额驸何和礼,本人率部很早来投,为女真国、后金国、金国的建立立下了奇功,其妻东果格格是英明汗的元配之女,后封固伦公主。名列第二的乌尔古岱额驸,是哈达国主蒙格布禄之子,按理应继承哈达贝勒之位,因被努尔哈赤吞并,要收服其国人心和避免明国惩处,努尔哈赤才以当时的大福晋富察氏之女嫁彼为妻。并列第三的达尔汉额驸,其父扬书乃系与汗联合,最早发动攻打图伦,打响建立金国第一枪的三位部长之一,努尔哈赤以妹相嫁,生下达尔汉。这三位额驸都有显赫的门第和军功,古尔布什哪能与之相比!但是古尔布什居然娶上了汗之亲女和硕公主,尊称额驸,在十几位额驸之中名列第三,可见其受恩之重,赏赐之隆。

三是授职之尊。古尔布什只是一位小小台吉,并无尺寸之功,竟然一下子被汗授与一等总兵官,又是罕有殊恩。总兵官乃当时八旗官将的最高世职,荣获此职者很少,“五大臣”中的额亦都、费英东、扈尔汉、何和礼以及扬古利等十来位立下特功的开国元勋,才能被汗授与这一荣耀尊贵之职,两相比较,古尔布什何劳何德,能与他们并相提并论!三者合而为一,它集中表明了金国汗确实破例地、格外地优遇率部来归的蒙古贝勒台吉。

这还只是第一次“善待”蒙古的例子,所以还有未曾想到之处,以后还要补充完善。由于古尔布什只荣获了厚赐人畜、联姻、授职、给与牛录这四个方面的

特殊优遇,还有免罪一项未曾涉及。不久这一“缺陷”也给补充上了。

天命七年二月十六日,察哈尔部蒙古兀鲁特部明安、兀尔宰图、锁诺木、布颜代等 16 位贝勒和喀尔喀石里胡那克贝勒及喀尔喀五部台吉,“共率所属军民三千余户并牲畜归附”,金汗努尔哈赤大喜,宣布要优待来归者,授明安为三等总兵官,其他贝勒、台吉分授世职,赐与他们大量裘皮、金银、布帛、房田、奴婢、牛马、粮粟。

一个半月以后,天命七年三月二十九日,努尔哈赤向“自蒙古来归之诸贝勒”

下达汗谕,宣布编立两旗,厚待诸位贝勒台吉。说:“我思自喀尔喀前来之诸贝勒编为一旗,自察哈尔前来之诸贝勒编为一旗。我念尔等来归,故编尔等为二旗。

尔等若以为分旗难以度日,愿与诸贝结亲通婚,彼此相与,则任尔自便……我之八家,如同一家。我亲生之诸子,与贝勒等携来之诸子,同等受养,不有歧视。”

次日,四月初一日,努尔哈赤召集察哈尔、喀尔喀前来的各位贝勒,“谕诸贝勒各通婚媾。汗之亲家为卓里克图之子鄂勒哲依图、揣尔扎勒、噶尔玛、索诺木、博奉”。“大贝勒之亲家”为莽古尔额驸之父子、岱青之子巴音岱、绰尔济等人。

二、三、四三位大贝勒及德格类、阿巴泰、岳托、济尔哈朗、斋桑古、多铎六位阿哥,亦各与蒙古贝勒结为亲家,其中,四贝勒皇太极之亲家是明安贝勒及其三个儿子昂昆、班第、多尔济,斋桑古阿哥之亲家是古尔布什台吉。《满文老档》

编写者记述此事后,解释说:“此皆察哈尔(喀尔喀)贝勒,英明汗有意呼之为亲家,并谕之好生豢养其诸子女等。”来归的蒙古贝勒、台吉能与金国汗、贝勒结为“亲家”,可见汗对他们的优遇。

两个多月后,天命七年六月二十五日,金国汗努尔哈赤“御衙门,颁敕书与蒙古国叛来之兀鲁特、喀尔喀诸贝勒,并大筵宴之”。

这是个重大事件。敕书乃从法律方面肯定蒙古贝勒权利义务的最高级别文件。可惜现在尚未找到这批敕书,但从《老档》所载汗赐与额亦都、扬古利等满洲官将时敕书看,它一般包括授职之因、待遇、免赋、世袭、免死、减罚及本人职责、义务等内容,蒙古贝勒的敕书,是否也是这些内容,只有待以后找到这批敕书,才能了解。

也就是在这个六月,努尔哈赤召集御妹及众公主,训诫她们安分守法勿侮其夫后,又对诸贝勒下达汗谕,命令他们要善待来归蒙古贝勒。并说:“喀尔喀贝

勒,原任意独行,无所约束,今之来归,荣而更图其荣,逸而更求其逸也。兀鲁特部贝勒来附,是因其君不仁,故慕我而来归也。此降王等,凡有罪过,当以八固山王视之,倘罪有当诛,无致之死,令还其地可也。”对蒙古贝勒,“以八固山王视之”,即使罪大当诛,亦免其死,努尔哈赤对他们的“优遇”“善待”,确实是无与伦比的。

为了进一步详细了解金国汗努尔哈赤对蒙古贝勒、台吉的特殊优遇,看看他们政治、经济、生活等方面情况,分析其阶级属性,我们可以把恩格德尔额驸作为一个典型,详细阐述。

恩格德尔(又写为恩格得里),原是蒙古喀尔喀五部之巴约特部达尔汉巴图鲁贝勒之子,是一个仅仅辖有百来名男丁的小小台吉,事迹不详,声望不显。因为他是最早来朝拜努尔哈赤的台吉,对汗十分尊重和恭顺,故备受汗的重视和恩遇。

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 年),恩格德尔进马 20 匹,拜谒当时只灭了哈达人丁兵士并不太多的“淑勒贝勒”努尔哈赤,努尔哈赤大喜说:“越敌国而来者,不过有所希图而已”,“遂厚赏之”。第二年十二月,恩格德尔又引喀尔喀五部使臣,进驼马来谒,尊努尔哈赤为“昆都仑汗”,即恭敬汗,“从此蒙古相往来不绝”。

天命二年(1617 年),恩格德尔再到建州,努尔哈赤以亲弟舒尔哈齐贝勒三女嫁彼为妻(后封和硕公主),尊称额驸,此后数次来朝。

天命九年正月,恩格德尔与妻前来,请求率部来归,定居金国。努尔哈赤欢欣许诺,决定“厚养之”,与他盟誓赐职,赐予庄园奴仆,迁其部属到辽东。

努尔哈赤的誓辞如下:“皇天垂佑,使恩格得里舍其己父,而以我为父,舍其己之弟兄,以其妻之弟兄为弟兄,弃其故土,而以我国为依归,若不厚养之,则穹苍不苟,殃及吾身。于天作合之婿子,而恩养无问,则天自保佑,俾吾子孙大王、二王、三王、四王、阿布太台吉、得格垒台吉、戒桑古台吉、迹儿哈朗台吉、阿吉格台吉、都督台吉、姚托台吉、芍托台吉、沙哈量台吉,及恩格得里台吉等,命得延长,永享荣昌。”恩格德尔的誓辞是:“蒙恩父汗抚育,若忘其厚恩,思回本国,不以汗之喜怒为好恶,犹念故国兄弟而怀二心者,穹苍不佑,殃及其身。若同心共意,则皇天眷顾,俾子孙世食汗禄,永享荣昌。”誓毕,努尔哈赤赐恩格德尔及其妻制诰。诰文说:“恩格德尔后若有罪,惟篡逆不赦,其余一切

过犯,俱不加罪。但昔居汝国,吾女固仰望于汝,今移居至此,尔则倚赖吾女,然吾女或恃父母,而慢其夫者,或有之,谅尔有何事苦吾女也。尔心或受吾女之制而不得舒,吾惟汝是庇,吾女虽至死,必不溺爱,以曲庇之也。”努尔哈赤又以“子孙世代罔替之职”,封恩格德尔及其弟莽古尔岱为三等总兵官。

盟誓赐诰,封授总兵官,这就保证了恩格德尔及其子孙世世代代占领高官要职,永为金国统治集团的重要成员。有了这样庞大这样牢固的政治特权,就为恩格德尔一家攫取大量财富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努尔哈赤赐给恩格德尔弟兄大批财物。天命九年正月二十一日,赐恩格德尔金 10 两、银 500 两、大蟒缎 1 匹、次蟒缎 1 匹、犊蟒缎 2 匹,金丝龙缎 1 匹、补子纯缎 1 匹、钱蟒缎 1 匹、倭缎 1 匹、蟒缎衣服 4 套、帛 50 匹、毛青布 500匹、钉有金佛首帽顶的帽子 1 顶、黑貂皮镶边的皮袄 1 件、黑貂皮袄 1 件、柜子10 个、立柜 10 个、碗碟 800 件,以及鞍、辔、弓等物。赐与莽古尔岱的物品,与其兄相同。对二人的妻、子及随行人员,又赏给大量财物。

更为重要、更能说明问题的是赐与人丁、阿哈、拖克索的具体情况。《武皇帝实录》、《满洲实录》、《高皇帝实录》都只简单地提到,赐给恩格德尔等人“田卒、耕牛……及房田应用之物,仍以平虏堡人民赐之”。究竟赐给多少田卒房田?

平虏堡民有多少?田卒、堡民与恩格德尔是何等关系?交不交纳贡品?为什么未提阿哈、拖克索,是未赐还是已赐,赐了多少?《满文老档》载:天命七年正月初八日,努尔哈赤下谕说:以平虏堡之四百三十四男,给与蒙古恩格德尔额驸。

挑选通晓汉语、心地公正、未曾犯罪之谨慎之人,编为十户。尔等不可自征,其每年所征赋银一百两、谷一百石,以我之手给与。若额驸、格格出行,则吹奏喇叭、琐呐,送之出境。若来,则出境相接。

天命八年二月二十四日,努尔哈赤致书拓劝恩格德尔来归,定居金国时,允诺说:(将)赐尔等八千男丁之官粮官银,衣食充裕,任尔围猎放鹰,往返游玩,行止不限。若不耐久居,则可言明,若欲往蒙古之地,亦不禁止,汗与贝勒亲送渡河。归来之时,赐额驸男丁二千,格格男丁二千,岱青男丁一千,合共男丁五千,每年取银三百三十两、粮五,百五十石,供差役之人九十人,牛四十五头,防护物品之兵丁九十人。赐尔弟男丁二千,取银一百三十二两、粮二百二十石,供差役之人三十三人,牛十六头,防护物品之兵丁三十三人。赐尔二子各五百丁,

给一子之五百男丁,每年取银三十三两、粮五十五石,供差役之人九人,牛四头,防护物品之兵丁九人。赐额驸、格格及尔弟、尔三子共男丁八千,每年取银五百二十两、粮八百八十石,供差役之人一百四十人,牛七十头,防护物品之兵丁一百四十人。

天命九年正月二十一日,努尔哈赤下谕,赐与来归定居的恩格德尔额驸、格格及其弟弟、儿子、侄子的拖克索和阿哈如下:赏恩格德尔额驸、格格七男丁之女真拖克索各两个、十男丁之汉人拖克索各两个、近身役使的女真各五对、其下伐木取水的汉人各五对。赏给囊努克、满珠西里、岱青、巴特玛四男丁的女真拖克索各一个、十男丁之汉人拖克索各一个。赏给门图达汉、(索尔果)三男丁的女真拖克索各一个、十男丁之汉人拖克索各一个。

以上所述岱青、囊努克、索尔果、门图达汉为恩格德尔之子,满珠西里、巴特玛为莽古尔岱之子。此前,正月初三日,汗谕:赏赐额驸、格格各有七名男丁之女真拖克索二、汉人拖克索二。额驸、格格身边役使之女真男丁五人、妇女五人,以及砍柴男丁、担水妇女五对,合计男女共四十名。男孩女孩俱未算人。

依据以上资料,我们可以得出四点结论。

第一,恩格德尔弟兄管辖大量人丁。在汗与恩格德尔盟誓以后,努尔哈赤于正月初六日派大、二、三、四四位大贝勒和阿巴泰等六位贝勒率每牛录十名甲兵,大约三千名甲兵,同恩格德尔额驸一起,前去蒙古巴约特部搬取额驸的部属和牲畜。十四日,四大贝勒派来报:十五日回到辽河岸,“前来之蒙古有二百余户,羊万余只,马、牛牲畜皆肥。”这说明,来归之前,恩格德尔弟兄两人及六个儿子共有部众二百余户,只是位小小台吉,他俩定居金国以后,所辖人丁大大增加了。恩格德尔原来领有汗授与的平虏堡男丁 434 丁,照旧领有,现又新领 8000男丁,比原来二人所辖的两百余户蒙古增加了二三十倍。此外,还有汗新赐的拖克索阿哈和役使阿哈。恩格德尔及其儿子领有赏赐的女真拖克索 8 个、汉人拖克索 8 个,有男丁 121 名,再加上额驸夫妇近身役使和伐木取水的男丁 20 丁,共有 16 个拖克索和 141 丁。莽古尔岱及其两个儿子有女真拖克索 4 个、汉人拖克索 4 个,有丁 61 名。

第二,恩格德尔弟兄成为田连阡陌的大土地所有者。尽管《满文老档》没有写明他俩拥有多少土地,但是依据“计丁授田”法和天命十年的编庄规定进行推

算,还是能够了解其大致状况。天命十年编庄时,规定 1 庄 13 丁、地 100 垧,为 600 亩,平均每丁领种庄地 46 亩,照此折算,恩格德尔有拖克索 16 个,男丁121 名,当领地 5566 亩,其弟莽古尔岱有拖克索 8 个、丁 61 名,应领地 2806亩,两弟兄的 182 丁共可领地 8372 亩。再加上恩格德尔役使男丁 20 丁,每丁36 亩,又有土地 720 亩。这些土地都属家主所有。

恩格德尔还管有 8000 丁汉民,按每丁领地 36 亩计算,应领地 288 万亩。这样多的土地虽不由恩格德尔弟兄直接占有亲自管理,依然由汉人经营耕种,但他们必须向主人纳租服役。这个租,这个役,原本是英明汗以金国土地最高所有者的身份,以最高主权者的资格,向汉民征收的,现在汗将这个权力赐给恩格德尔弟兄,由他们向汉民 8000 丁征租佥役,这就是说,他俩弟兄对这 28 万多亩地有一定的主权,有一定的所有权。还有,平虏堡汉民 434 丁耕种的上万亩土地,也与主人恩格德尔有一定的关系,他对这些土地也有一定的主权。一个小小的蒙古台吉,一下子就这样上升为直接占有庄地万亩,辖地数十万亩的大土地占有者了。

第三,恩格德尔弟兄成为征收大量银谷的大庄园主、大地主。遵照天命十年编庄的规定,每丁耕“官赋”地 9 亩,按此折算,恩格德尔弟兄的 24 个拖克索,182 名庄丁,应耕“官赋”地(“正赋”地)1638 亩,亩产一石,可收谷 1638石,其中恩格德尔父子就可收租谷 1089 石。恩格德尔的平虏堡汉民 434 丁,汗谕规定,每年收赋银百两、谷百石。汗赐的汉人 8000 丁,每年征银 520 两,谷880 石,还要佥派役夫 140 人,“防护物品之兵丁”140 人,还有耕牛 70 头。其中赐给恩格德尔父子的 5000 丁,每年征银 330 两、谷 550 石,佥派役夫 90 人、兵丁 90 人、耕牛 45 头。只凭这四项,恩格德尔每年就可收银 430 两、谷 1439石,以及佥派役夫 90 名、兵丁 90 名。这个数字够可观的了。

第四,恩格德尔兄弟已经成了剥削阿哈和汉民的大封建主、大农奴主。恩格德尔弟兄的主要收入,有五个方面来源:论功按职领取汗赐人畜财帛;平虏堡民缴纳的银谷;汉人 8000 丁的纳租服役;24 个拖克索 182 名阿哈上缴的“正赋”;属下蒙古的贡物。这五项,都是属于封建性质的剥削。

北有蒙古,西接明国,处于“八十万明国,四十万蒙古”二强之间小小的“三万女真”之主的努尔哈赤,如何分析局势,驾驭形势,采取什么样的政策,这是一个关系到后金兴衰的重大问题。

在此之前的两百年里,女真各部酋长,都是甘居明蒙二强的附庸,或随明军进攻蒙古鞑靼部,或在瓦剌强大之时,听其所命,“附之入塞,侵辽东西”,“乘乱侵掠”。直到隆庆至万历初年,建州王杲、王兀堂,海西仰加奴、扬机努等酋长,依旧是依靠蒙古,联“土蛮汗、速不亥”等,多次袭掠明境人畜,致遭明军重惩,势力渐衰。

素怀大志、勇于进取的英明汗努尔哈赤,彻底丢弃了这种左右观望、徘徊于二者之间、依赖其强的附庸做法,毅然确定了力挫二强的方针和联蒙抗明的策略,以达到称霸辽东的宏伟目的。

形势十分明了,问题很明确,努尔哈赤要想北敌蒙古百万之众,西抗臣民亿万的明朝“天皇帝”,只靠几万女真士兵是绝对不行的。蒙古将士骁勇剽悍,又与女真同被明廷蔑称为“夷”,都是骑射民族,如果争取到蒙古的支持,吸收部分蒙古将士,既可联合抗明,又可增加八旗兵卒,加强军力。

更为重要的是,在东北广阔土地上,特别是在辽东争霸上,明、蒙、后金三股势力中,明国必欲灭掉后金,起码是要打败后金军,将其逐回建州老巢,收复辽东失地。后金是想占领辽东,席卷全辽,进而挥师入关,占据北部中国,再显五百年前宋辽金时期的大金国汗风采。明与后金之间是势不两立,不共戴天。而蒙古各部,还没有出现胸怀雄才大略能够统一各部的大汗,在辽东争霸上,现在只能居于从属地位,只能跟随明国或后金国之中的强者当名随员。但是,蒙古各部又人多势众,谁能争取到蒙古,谁的胜算就大得多。

所以,努尔哈赤很早就想拉拢蒙古,后来在征战过程中,便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方针,就是争取蒙古,使其从助明转为助金,联合蒙古一起抗明,吸收部分蒙古贝勒台吉和部众定居后金国,加入后金军。这样一来,就解除了后顾之忧,脱离了西、北夹攻的危险,削弱了明国的势力,壮大了后金国声势。

在漠南蒙古各部中,努尔哈赤首先着重争取近邻科尔沁部,再及内喀尔喀五部,然后对付察哈尔林丹汗。

通常认为,努尔哈赤争取蒙古的主要手段,是许以官职,联姻婚娶,采取和平的、友好的方法,而不是以武力相逼。这是一种错觉,这种看法与历史实际出入很大。努尔哈赤确实想通过好言相劝,许以重赏,联姻婚娶,把蒙古各部的贝勒、台吉吸引过来,但是,只靠这种方式是难以奏效的。蒙古贝勒、台吉是否愿

意与后金联合,是否臣服英明汗,只靠联姻是不行的。这不是个人愿望所能决定的,而是实力在起作用。要想使“四十万蒙古”从高居女真之上的盟主,下降为“三万女真”之盟兄弟及臣僚和附庸,是很难办到的,蒙古汗、贝勒怎能仅仅凭与努尔哈赤结为亲家,娶其女为妻,嫁自己的格格为其妻、媳,就愿弃尊趋卑,在往日的下属面前俯首称臣,跪拜朝贺?况且一些蒙古贝勒、台吉还和努尔哈赤有过节,还曾趁其势尚不强之时,以众压寡,参加了“九部联军”欲置建州于死地的古勒山之战。那时的“九部联军”三万将士之中,就有科尔沁部翁阿岱、莽古思、明安三位贝勒率领的近万名蒙古士卒。只是在努尔哈赤屡战屡胜,大败明兵的军威震慑之下,及本部遭到强敌吞并的威胁下,才使一些蒙古贝勒台吉转换了态度,接受了努尔哈赤的争取。科尔沁部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古勒山战败之后第二年,曾在古勒山之战中战败,“弃鞍赤身,体无片衣,骑骣马脱出”的明安贝勒,才与内喀尔喀的劳萨贝勒,对建州“遣使通好”。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 年),建州兵攻乌拉部的宜罕山城,科尔沁部翁阿岱贝勒与乌拉布占泰贝勒合兵,见敌兵势大,知不能敌,于是撤兵返部。万历四十年,努尔哈赤听说明安贝勒之女“颇有淑范”,遣使前去求婚。虽然此女早已许与他人,但面对已经灭掉哈达、辉发的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的求婚,明安毅然决定,拒绝先许之婿,亲自送女前来。努尔哈赤大喜,“以礼亲迎,大宴成婚”。这是努尔哈赤第一次与蒙古贝勒结为姻亲,影响很大。万历四十一年正月灭乌拉,建州势力更加壮大。万历四十三年正月,孔果尔贝勒送女来,嫁与努尔哈赤,设大宴,此妃最长寿,顺治十四年被康熙帝尊封为“皇曾祖寿康太妃”。

随着努尔哈赤势力的增强,后金国的迅速扩大,一些蒙古贝勒、台吉争相遣使请求和好,联姻婚娶。灭掉乌拉的第二年,万历四十二年,皇八子皇太极娶莽古思贝勒之女为妻,后为太宗之孝端文皇后。天命六年三月下辽阳,进驻辽东之后,英明汗努尔哈赤威震东北和内蒙,各部蒙古贝勒、台吉都遣使通好,送女来归。天命八年五月十八日,闻科尔沁部孔果尔贝勒之女将由其兄穆斋台吉送来,嫁与皇十二子阿济格为妻,汗命斋桑古阿哥、多铎阿哥、索海总兵官、达尔汉副将于 60 里外,宰 2 牛设宴迎接。二十日穆斋台吉及妹来到都城,英明汗之诸福晋率诸媳,宰牛羊。汗率诸贝勒、大臣出御八角殿,新媳入殿叩拜汗父,大设筵宴。第二年五月二十八日,明安贝勒之子桑噶尔寨台吉送女来,嫁与皇十四子多

尔衮。又过了一年,天命十年二月,莽古思贝勒之子斋桑贝勒,命子吴克善台吉送其妹来到都城,将女嫁与四贝勒皇太极,后为太宗之孝庄文皇后,生子康熙帝。

努尔哈赤对吴克善以礼相待,并赏赐许多缎、蟒缎、毛青布、翠蓝布、金、银、人口、甲胄等。

同时,科尔沁部诸贝勒与建州的友好往来也相对比较频繁。明安贝勒的长子伊都齐尔台吉、次子哈坦巴图鲁、第四子桑噶尔寨、第五子巴都玛等,都曾送马为礼,前去后金,努尔哈赤予以热情接待,回赠厚礼。明安贝勒也曾亲自前往建州,受到女婿努尔哈赤隆重接待,屡设大宴,厚赠马匹甲鞍。

虽然一些科尔沁部的贝勒、台吉有时也见财起意,劫持后金人员猎捕的禽兽,努尔哈赤颇为不满,但依旧持宽容态度,并未发兵往征,而是致书科尔沁部有关贝勒、台吉,据理批评说:舅舅阿布泰的包衣阿哈前往马拉捕貉,获貉 76 只,“皆被科尔沁的蒙古人夺去”。“放鹰网之人告称,进网之鸟及鹰网,皆被科尔沁之蒙古人掠去”。“乌拉、叶赫乃我管辖之地,尔科尔沁蒙古人为何来我地夺我所获之物耶?”金国势力猛急剧扩展,明国无法招架,漠南蒙古各部中最强之部察哈尔部林丹汗难与匹敌,兼之,林 1 丹汗欺凌各部,处在这样明显的局势面前,科尔沁部绝大多数贝勒、台吉完全转变了态度,甘心投靠金国,如像奥巴、斋桑等贝勒辖领部众,降服金汗,为其外藩。现以奥巴为例,作些阐述。

奥巴之父翁阿岱贝勒,曾参加叶赫国主布斋贝勒组织的“九部联军”,进打建州,大败之后,与建州通使和好。天命九年二月,因担心林丹汗来侵,奥巴约集一些贝勒、台吉,遣使持书;来到辽阳,请求与金国联盟。来书写道:鄂(奥)巴洪台吉等,致书于明掩众光、威震列国、睿主陛下:吾嫩江台吉等闻汗谕,莫不欣服。然主持其大事,裁之自汗,吾等莫有敢违命者。但察哈尔汗及喀尔喀,都知吾等与大国同谋,必来征伐,将何以为我谋也,惟汗筹之而已。努尔哈赤遣巴克什库尔缠、希福等去往科尔沁部,“与鄂巴、阿都齐、达尔汉、岱青、蒙果尔各台吉等会盟”,宰牛马,置白骨、血、土、酒、肉各一碗,焚香而誓曰:“满洲、科尔沁二国,因有察哈尔欺凌之情,故以盟言昭告天地,愿同心合意。既盟之后,满洲、若为察哈尔馈赠所诱,中其巧计,不令科尔沁知,而先与之和者,穹苍不祜,降以灾殃,如此骨暴血出土埋而死。若科尔沁为察哈尔馈赠所诱,中其巧计,不令满洲知,而先与之和者,穹苍不祜,降以灾殃,亦如骨暴血出土埋

而死之。”誓毕之后,库尔禅与科尔沁使者来到都城辽阳,努尔哈赤命四大贝勒及德格类等八位台吉,亦宰白马与乌牛,对来使“同前立誓书而焚之”。

虽然奥巴等贝勒的来信对努尔哈赤恭敬有加,声称一切惟其定夺,但是观看双方盟誓之文,则只是以“有察哈尔欺凌之情”,所以双方联盟相抗,并未含有尊汗为君的意思,如果背誓违盟,双方遭受同样灾殃,可见,这依旧是金国与“科尔沁国”两国平等之盟。

然而,不久,林丹汗遣使诱劝,奥巴等贝勒动摇了,原已约请努尔哈赤于天命十年六月在某地与努尔哈赤会晤,商议抗察之事,届期努尔哈赤到达约定地点,奥巴却借故未来。本来林丹汗可以借此机会挑拨科尔沁与金国的松散联盟,可是他却放弃了这个良好机会,反而变本加厉地要征月科尔沁全部,欲于十月出兵灭掉奥巴。奥巴听说后大惊,急忙连续遣使向金国汗求救。第一次使者于十年八月初九日将求救信送与金国汗,信中说:“我二国曾宰白马乌牛,歃血为盟,愿合为一,遇有敌兵,必互相救援”,现闻林丹汗欲来兵,请汗派遣援兵,并“乞助千人”炮手武器。努尔哈赤回信劝其坚守城郭,“发炮手八人”前去。此时努尔哈赤明显仍对奥巴的失约耿耿于怀,故未满足其求兵的请求。第二批使者是同年十一月初五日到达新都沈阳的,这次是“五使告急”,努尔哈赤虽然正在准备大举征明,十分繁忙,兵力也不宜分散,但依然果断决定急援科尔沁。仅仅过了 5天,初十日即率诸贝勒、大臣统领大军出发。到了开原镇北关后,命三贝勒莽古尔泰、四贝勒皇太极及阿巴泰等贝勒,领精骑五千前往。金兵到达林丹汗之属地农安塔。此时,林丹汗已围攻奥巴之城数日,攻之不下,闻听金兵前来援助,仓皇夜遁,解了奥巴之围。

这次行动,使奥巴等贝勒、台吉完全坚定了依金抗察的决心。第二年,天命十一年五月,奥巴率领科尔沁部重要贝勒、台吉前往沈阳拜谒国汗。努尔哈赤闻悉,“以鄂巴(即奥巴)乃一国贝勒之长”。就命三贝勒莽古尔泰、四贝勒皇太极偕诸贝勒远迎,行走三日,在中固城遇见鄂巴一行,行接见礼,大宴。到范城郊外,奥巴宰牛羊,宴请莽古尔泰等贝勒,诸贝勒设宴回请。二十一日来到沈阳郊外,努尔哈赤出郭迎十里,奥巴同和尔和岱、拜思噶尔两位台吉拜见英明汗,复诣汗膝下,再拜抱膝,进献貂皮、貂裘、驼、马。努尔哈赤赐奥巴贝勒及其弟兄雕鞍、马匹、金顶帽、锦衣金带。奥巴等贝勒非常高兴,奥巴求娶汗之女,努尔

哈赤以亲弟舒尔哈齐贝勒之孙女敦哲格格嫁其为妻。

六月初六日,两国结盟立誓。努尔哈赤立誓说:“我本顺天安命之人,因被明国并察哈尔、喀尔喀欺凌,难于隐忍,乃昭告于天,天遂祐之”。

察哈尔、喀尔喀连兵袭击科尔沁部,奥巴立誓说:“吾科尔沁贝勒等,自事扎萨克图汗以来,效忠于察哈尔、喀尔喀、未有纤微过恶,今欲相好而不得,彼惟知劫杀不已,将我科尔沁部诸贝勒虏杀几尽,又无辜而杀我达赖台吉。后斋赛又杀我六贝勒。因屡被劫害,不图和好,吾等故成敌也。彼又谓我敢于相抗,合兵相加,幸皇天默佑获免,又得满洲汗协助,吾不敢忘天所祐汗所助,故来此谒汗,祝天地盟好。若渝盟忘恩,仍与察哈尔、喀尔喀相和者,天降以灾危……”

奥巴的誓言,说明了由于察哈尔、喀尔喀汗的侵虏劫杀,使他们不得不叛变于此,来归顺金国汗。

努尔哈赤于六月初七日赐奥巴为土谢图汗,赐其兄图梅为岱达尔汉,弟布达齐为扎萨克图都棱,弟和尔和岱为青卓礼克图,并赐盔甲、衣服、银器、雕鞍、蟒缎、布帛。奥巴弟兄谢汗赐以名号之恩。初十日,奥巴等告辞返回其部。

之后,天聪汗皇太极继续实施联姻科尔沁、厚待科尔沁政策,科尔沁部蒙古成为最为效忠清帝的藩部。

喀尔喀部包括驻牧开原、铁岭、沈阳、广宁边外的漠南蒙古喀尔喀五部,就是达延汗第九子纳力布喇之子孙为首领的扎鲁特部、巴林部、瓮吉喇特部(翁吉喇部)、巴岳特(巴约特)部和乌齐叶特部。

喀尔喀五部前后出现了一批骁勇剽悍屡掠明国的酋长。例如,巴林部的速把亥,其季弟乌齐叶特部的炒花,其妹夫花大。瓮吉喇特部的媛兔,号称巴哈达尔汉,其父兀班系速巴亥之三弟,熳兔之弟伯言,伯言之子宰赛(介赛、斋赛),等等。其中,斋赛与后金一直为敌。

斋赛之父伯言,骁勇剽悍,数次入掠明境,斩杀明国兵民,明臣称其为“大酋”。万历二十二年十月,伯言聚众入边,败于明辽东总兵官董一元手下,中箭而亡。此时斋赛年幼,临危不惧,根据自己的力量积极拓展势力,策略地对待明朝,避免明军过早征剿,争取明的好感,恢复争战之前的市赏待遇,增加经济收入,同时抓紧有利时机,努力练兵牧马,加强军事力量,仅仅过了 14 年,就成为与察哈尔部林丹汗并驾齐驱的蒙古“名酋”,多次领兵入边,掠取明国境内的

人口、牲畜和财帛,袭杀明兵。

万历三十七年三月,辽东巡按熊廷弼分析辽东危急情势时说:十余年前,“土蛮憨以十万骑蹂河西无宁岁”,而“河东则奴酋在我卵翼,宰赛父中箭死,尚孤弱”,所以河西急而河东缓。“十数年来,奴酋、宰赛等日强”,河东急而河西缓矣。第二月,明兵部尚书李化龙奏称:“河西插汉最强”。“河东宰赛最强,去秋庆云堡之人,驱掠甚惨”。过了五年,万历四十二年八月,辽东巡按翟凤种更详细地记叙了宰赛强悍多次入掠的情形。他说:宰(赛)、媛(兔)二十四营,环绕于开原一带,岁为边患。其中最黠骜难制者,莫如宰赛。万历二十五年,要挟不遂,杀我庆云守堡王凤翱。三十五年,执杀庆云守备熊钥。三十六年,强挟秋赏,连抢二次,杀掠无算,秋赏因此遂许。今又挟加名赏,突犯内。要挟一番,增益一番。将兴问罪之师,彼之精骑动以万计,而我之羸卒不满二千。

明臣所述斋赛在 10 年左右的迅速发展,以及其势力之强盛,后金也有同感。

《满文老档》太祖朝卷十一,对斋赛作了如下描述:“蒙古喀尔喀五部,兵多畜旺国富,原归斋赛统辖,恃其强盛,藐视诸国,欺压、凌辱、掠夺和杀害,诸国之人似憎恨魔鬼一样憎恨斋赛,斋赛亦不视已为人,比喻自己为飞翔于天空之鸷鸟,或野兽中之凶猛之虎。”努尔哈赤对喀尔喀五部努力争取和好,一些喀尔喀贝勒、台吉也同意与建州汗友好往来。万历二十二年,科尔沁部明安贝勒、内喀尔喀部劳萨贝勒遣使前来建州,为漠南蒙古与建州往来之始,之后“蒙古各部长遣使往来不绝”。过了一年,万历三十二年,喀尔喀五部的巴约特部部长达尔汉巴图鲁贝勒之子恩格德尔台吉“又引蒙古喀尔喀部五贝勒之使,进驼马来谒,尊太祖为昆都仑汗,从此蒙古朝贺不绝”。昆都仑汗意为“恭敬汗”。

十年后,万历四十二年四月十五日,内喀尔喀之扎鲁特部右翼首领钟嫩送女来建州,嫁与恭敬聪睿汗之次子代善为妻。四月二十日,扎鲁特部左翼首领内齐送妹来建州,嫁与莽古尔泰为妻。十二月,此部另一贝勒额尔济格送女来,嫁与德格类为妻。

然而,喀尔喀五部之中的此外一些贝勒、台吉却一直与建州不和,特别是翁吉喇特部首领斋赛势力强太之后,统治五部,更是与建州作对,仇视建州,曾三次与明朝挟赏立誓,要共征建州。早在万历二十五年,斋赛便娶叶赫金台石贝勒已经许聘给代善之女。万历四十三年斋赛堂兄媛兔之子莽古尔岱又娶金台石早巳

许聘与努尔哈赤的“叶赫老女”。

后金天命四年(1619)三月,努尔哈赤统率八旗军,大败明兵于萨尔浒,六月取开原,七月二十五日下铁岭。当天晚上,斋赛偕扎鲁特部巴克贝勒、巴雅尔图、色本等贝勒台吉,还有科尔沁部明安贝勒之子桑噶尔寨等二十人,领兵万余,来到铁岭城外,伏于高梁地内。第二日天明之时,后金军牧马小厮出城牧马,斋赛挥兵攻击,斩杀百余人,夺马千匹。后金军出城相助,发现来者是斋赛蒙古,欲战,“又无上命,不战,而吾人已被杀”,故只是追蹑其后。努尔哈赤听说后问:

“何为不战?可急击之。”大贝勒代善回答说:“今一战,恐贻后悔。”代善虽未说明为什么会“贻后悔”,但明显是因斋赛乃喀尔喀五部之首,兵强马壮,交战既未必能胜,又怕日后与喀尔喀五部结下仇怨,成为敌国,留下隐患。

努尔哈赤历数斋赛之过,断然决定进攻。说:何以悔之耶?据知此乃斋赛兵也。我所聘叶赫金台什贝勒之女,斋赛夺而取之,一也。又曾侵我兀扎鲁屯,二也。无故执我使臣和托,以铁索缚之,和托逃走返回时,途中为明国所杀,三也。

我不堪明之虐害,兴师征讨,彼与明同谋,对天地立誓伐我以索厚赏,四也。又与明通事说:赐我重赏,(我)倘不征伐满洲,上天鉴之。遂斩断白牛之腰,于马上以手对天洒祭牛血,五也。今又先杀我之人,六也。因此战之,我何悔耶!

努尔哈赤下令进攻。大贝勒代善领兵追击,杀其兵至辽河,生擒斋赛及其子色特奇尔、柯希布克,以及扎鲁特部巴克、色本贝勒两兄弟和科尔沁部明安贝勒之子桑噶尔赛,共六位贝勒,又俘获斋赛贝勒之妹夫和亲信大臣岱噶尔塔布囊及大臣十余人、“兵一百五十人”,全歼其军。

毅然进攻,大获全胜,虽然是努尔哈赤指挥水平之高的体现,得胜之后,如何处理斋赛,则是对金国汗领导才干的又一次考验。斋赛一贯与建州作对,招致努尔哈赤对其产生六恨,使他非常气愤,“常思擒之”。甚至有一天的晚上,他梦见天鹅等群鸟在空中往来飞翔,于是拿起网来,网住一只白鸟,大喜叫道:“吾擒得斋赛矣”。现在,既然擒得斋赛父子及其大臣,依照常情,一般人会下令将其凌辱之后斩杀,以泄心头之恨,但是,努尔哈赤没有这样做。他先将斋赛一行囚于钟楼内,第二天,七月二十七日,让斋赛等叩拜英明汗。努尔哈赤命将斋赛部臣博罗齐等十一人释放,令其返回其部,告诉部中之人,斋赛兵败,父子被擒之事。过了三天,努尔哈赤又说:既已收养斋赛,尽杀斋赛之兵,恐其所属之国

人、畜群为其他贝勒夺取,将囚禁的 140 名兵士释放,命其回国,“保护其国无夫之妇、失父之童及牲畜”。

努尔哈赤不杀斋赛父子及其他十几位贝勒大臣,是非常正确的,极为睿智。

若杀掉斋赛,除了激起对方妻室儿女亲友臣属的无比愤恨、结下更大更深的仇恨之外,产生不了其他的效果。相反,斋赛与喀尔喀五部的其他几十位贝勒台吉,都是达延汗第九子纳力布喇之子孙,他们与斋赛,或为同一祖父之堂兄弟堂叔侄,或为同一曾祖父,可以说是骨肉之亲。他们对斋赛之死,既有为亲人报仇的心情,又有唇亡齿寒之恐惧,况且与斋赛一同被俘的还有扎鲁特部的巴克、色本弟兄两位贝勒。如果斋赛被斩,喀尔喀五部众贝勒恐将一致抵抗,不仅会使努尔哈赤争取喀尔喀五部和好,共抗明国,齐攻察哈尔的联盟计划失败,而且与他们结下大仇,驱其与明国联盟抗金。而留下斋赛,作为人质,反而可以使喀尔喀蒙古投鼠忌器,不敢得罪后金,进一步还可促使双方联盟,有了这样多的益处,又何必非要斩杀斋赛呢。

不久,努尔哈赤又释放了斋赛的儿子克实克图、色特希尔及扎鲁特部巴克之弟色本贝勒,赐以蟒衣、裘、帽、靴、带、鞍、马,送回老家,又许诺待金国与喀尔喀五部贝勒同征明国,得广宁后就决定斋赛的归期。

努尔哈赤下的这着妙棋成功了。在努尔哈赤大败明军、生擒斋赛的无比军威的震慑下,在努尔哈赤留养斋赛的绝妙高招的促使下,喀尔喀五部各位贝勒决定与后金和好结盟。他们先于八月底遣使来到建州请求饶怒斋赛,不要斩杀。说:

“若念该斋赛贝勒之罪,汗将诛之矣!以我喀尔喀五部诸贝勒之故,请宥其罪,而豢养之……悉听汗命。”九月初五日,努尔哈赤致书喀尔喀五部贝勒,历数斋赛之罪后说道:“天以斋赛与我,致使屡与我为敌之斋赛被擒,即欲杀之,然念尔喀尔喀卓礼克图贝勒及额布特德依、洪台吉等,故留斋赛于此。”喀尔喀部诸贝勒于十月二十二日遣使来到建州,赞成联盟说:“明国乃敌国也,如征之,必同心合谋,直抵山海关,负此言者,天地鉴之。”十一月,努尔哈赤派额克星额等五位使臣,赍誓书,前往喀尔喀结盟,一起对抗明国,誓书说:“蒙皇天后土枯我二国同心,”“故我二国对天誓之”。“恭敬英明汗之十部执政贝勒,喀尔喀五部之执政贝勒”,“以诚信之言誓告天地。我二国素与明国为仇,今将合谋征之。

何时与明国修好,必共同商议而后和之”,“若毁天地之盟”,殃及十部执政贝勒

和喀尔喀五部执政诸贝勒。在誓书上签名的有杜棱洪巴图鲁等喀尔喀五部的 27位贝勒、台吉。

两年后,喀尔喀五部以牛马羊万头来赎斋赛,并以其二子一女为质,努尔哈赤令斋赛立誓说:“倘斋赛不念养父之恩,不思众弟之情,归故土后,复生贰心,则天必谴责,降罪于身,以至于死。”斋赛誓毕,努尔哈赤赏赐裘靴帽带弓箭雕鞍及马一匹甲百副,于天命六年八月十五日让其返回喀尔喀。4 个月以后,又释放扎鲁特部巴克贝勒返回。在这样“恩威并举”的影响下,喀尔喀五部中势力最强的翁吉喇特部首领斋赛贝勒,最终被英明汗努尔哈赤驾驭住了,使他断绝了与明朝的关系,归顺于后金国汗。

后金国汗努尔哈赤与喀尔喀五部贝勒的盟誓,虽然只是平等协商,商定对明一致行动,和则同和,战则同战,并未规定喀尔喀部尊努尔哈赤为君,双方依旧平等关系,不是上下隶属关系,但以前去喀尔喀蒙古依从明帝,取其赏银,助明攻金相比较,毕竟是一个可喜的大变化,也算是努尔哈赤争取蒙古政策的一大胜利。这个胜利来之不易,是千军万马冲锋陷阵连克强敌的结果,努尔哈赤高超的领导方能和英明的对蒙策略,也起了相当作用。要巩固这一成果,还需继续努力,不然,誓书将会成为一纸空文。就在 27 位蒙古贝勒台吉对天盟誓的半年之内,一些人就将誓辞抛在脑后,与后金为敌。身为努尔哈赤亲家、大贝勒代善的岳父钟嫩贝勒、其弟昂安贝勒以及珠彻特扣肯贝勒等,就背弃盟约,派兵拦劫后金使者,夺走马羊 367 匹。后金遣往喀尔喀五部的使者回来向汗禀报:“五部贝勒等已负盟矣”。两次求见鄂巴岱青,都不容相见。五部的使者也不来后金了。都棱洪巴图鲁说,我的儿孙们俱已变心,背盟,我没有办法驾驭他们,但我自己是绝不负汗的。

对此,努尔哈赤采用了征讨乱者宽待降人的措施。天命八年四月,以扎鲁特部钟嫩贝勒、昂安贝勒屡次以兵劫掠我使者赍往科尔沁的皮裘衣服及马牛,努尔哈赤遣阿巴泰、斋桑古、岳托三位台吉,领兵三千往征,斩昂安父子,“尽获其妻子、军民、牲畜”,并俘钟嫩之子桑图之妻。桑图来信,请求宽恕,并来叩拜,努尔哈赤归还其妻子。天命十一年四月,以喀尔喀五部贝勒背,盟,私与明国讲和,杀金国斥堠兵,献首级于明,获取厚赏,又屡劫金国使者财物牲畜。努尔哈赤大怒,遣军征讨,斩巴林部额布格岱洪巴图鲁贝勒之子囊努克,“获人畜五万

六千五百”。十月,新汗皇太极又派军征讨扎鲁特部,斩鄂尔斋图贝勒,俘获巴克等十四位贝勒、台吉。

正是在金军所向无敌军威震慑下,在努尔哈赤“逆者以兵临”。“顺者以德服”

的政策影响下,在斋赛、巴克等贝勒战败被擒或死亡的实际事例的教训下,使喀尔喀五部绝大多数贝勒着实感到与金和好是惟一的生存之路,才下定了与金联盟归顺金国汗的决心。兼之,察哈尔部林丹汗又派兵侵袭喀尔喀五部,更促使他们迅速投奔金国。努尔哈赤实现了与喀尔喀五部长期联盟且居主导地位的愿望。一些贝勒、台吉还自愿归服,率领部众移居金国,为英明汗努尔哈赤出力效劳。

察哈尔部林丹汗,自称大元可汗,兵强马壮,不断发动拓展势力的战争,既征伐曾经服属于察哈尔的科尔沁、喀尔喀等部,又常常袭掠边境,成为明朝之大患。但是随着后金的兴起,明朝固然视建州为不共戴天的大敌,林丹汗也不愿后金占据辽东,威胁自己称霸大漠和辽东的企图,所以,当明以“市赏”相诱,林丹汗便表示愿意帮助明国,攻打后金,尽管因为具体“封赏”条件没有谈妥,明蒙双方联合征金的战争未能进行,但是林丹汗始终对后金持敌视和敌对的态度。

天命四年(1619)十月,林丹汗遣使致书努尔哈赤,威胁后金不得侵扰广宁,态度极为蛮横。其书说:“四十万蒙古国之主巴图鲁青吉思汗谕:致问水滨三万诸申(女真)之主聪睿英明汗安居无恙耶!明国与我二国,昔为仇敌。我闻午年至未年,尔骚扰明国。此未年夏,我亲至广宁,降服其城,收取贡赋。倘尔出兵广宁城,我将不利于尔。我二人素无衅端,若我所服之城,为尔所得,则吾名安在。若不听我此言,则我二人之是非,天将鉴之。”这封信中,林丹汗摆出数十倍于后金的强国大元可汗的架子,训斥弱小国主努尔哈赤,不准他进攻广宁(实际上是不许他攻取辽东),因为广宁(乃至辽东)已是林丹汗降服之城,如果后金小汗不听从此令,则将干戈相见,袭取建州,“不利于尔”。这时的林丹汗,“乃控弦数十万”蒙古之主,频频击败其他蒙古贝勒,勒取明国贡银,兵强势盛,咄咄逼人,他的威胁,非同小可,不能等闲视之。

面对林丹汗的恐吓和敌对言行,刚毅英勇的努尔哈赤毫不畏惧,复信痛加反驳斥责。天命五年正月十七日,努尔哈赤在长达千言的罕有长信中,以犀利的文笔,把林丹汗抵露得淋漓尽致,驳斥得体无完肤。这封长信主要讲了六个问题。

其一,斥其撒谎,以少冒众。信中写道,当年元大都被明军攻克之时,“四十万

蒙古尽为明人所掳,逃出者仅六万人”。并且,这 6 万人里,右翼 3 万之众的 1万属鄂尔多斯,1 万属十二土默特,1 万属阿索特永谢布,这 3 万之众与尔无关。

左翼三万之众,亦不尽属于尔。“以不足三万之众,仍然引昔日之陈词,自诩四十万”,天地岂不知之!其二,炫己之勇,夸己之强。努尔哈赤在信中既欢欣又骄傲地声称,蒙天地眷佑,“以哈达国、辉发国、乌拉国、叶赫国及抚顺、清河、开原、铁岭等八大地畀我矣”。

其三,蔑视恐吓,仍将伐明。回信斥其不许后金攻打广宁之威胁,声称林丹汗“抗拂皇天”,“倒行逆施”,对天地眷佑之(英明)汗加以蔑视。回信还不留情面地讽刺其没有能耐,无力“不利于”为“天地嘉许赐以福禄”的后金国汗,征明之战必将继续进行。

其四,败军之汗,何敢言勇。回信中写道,“我征明之前,尔巴图鲁青吉思汗(林丹汗)曾兴师征明,败,尽弃盔甲、驼只、一应器械,空身得脱”。“后又进兵,格根岱青贝勒之侍卫被杀于水中,数十人被俘,徒劳而返”。尔两次征明,击败何处劲旅?俘获多少人众?克取何处大城?“尔若能收复所失之大都及三十万蒙古之众”,而出此“不利于(我)”之言,才算不为过。

其五,领赋之因。回信写道,林丹汗夸称广宁为其取赋之地,却不知,明国给与林丹汗之“赋”,是“微薄之财”,而且此赐之财,并非明国畏怯林丹汗对明、“兴兵转战,多克城池,故尔与之”,而是由于“我之征明,杀其男,留其女,明畏我威势,为诱尔而给与之财耳”。

其六,蒙金联合。信中写道,“我二国语言相异,然而服装发式相同。尔之来书“当言:我素与明有雠,汗兄征明,愿天地眷佑,多克其城,败其劲旅,并愿与汗兄共同征讨与我有雠之明国”。乃尔不务大业,惟利是图,蔑视中伤于我,“天地岂不鉴之耶”。

努尔哈赤不仅敢于书写回信,对自称大元可汗的强部察哈尔林丹汗据理反驳,针锋相对,嬉笑怒骂,奚落讥讽,并且在实际行动中也是力抗其威,发兵交战。当奥巴遣使呈述林丹汗兴兵攻彼时,努尔哈赤立刻遣派四大贝勒统军往援,要与察哈尔兵大战一场,林丹汗一听金兵将至,十分害怕,赶忙撤退。几年以后,继承父汗之位的天聪汗皇太极,更把征服察哈尔作为国之要务,一再派兵往征,最后逼得林丹汗狼狈而逃,死于大草滩,妻、儿降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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