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治国政是“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简写，有时又称为八贝勒共治国政。这是金国一段时间的政治制度。天命七年（1622）三月，金国汗努尔哈赤宣布今后要实行八贝勒共治国政制。天命十一年八月十一日努尔哈赤病逝，诸贝勒依照先汗“共议国政”的汗谕，集议任置四贝勒皇太极为金汗，金国正式进入了八和硕共治国政的新阶段。
“共治国政”制的产生，是与八旗制度下和硕贝勒的强大权势密切联系的。
和硕贝勒，是满文 ho oibeile 的音译，ho o，意为“方”、“角”，按满文直译，ho oibeile（和硕贝勒）应译为“一方之贝勒”，即一方之主。《满文老档》有时又将和硕贝勒称为“固山贝勒”、“旗主贝勒”或“主旗贝勒”，即一旗之主，简称旗主。
从天命元年之前的一年确定八旗制度起，到顺治元年（1644）清军入关以前，先后当过和硕贝勒（旗主贝勒）的有：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四贝勒皇太极等四位大贝勒，还有阿济格、多尔衮、多铎、岳托、杜度、萨哈廉、德格类、济尔哈朗和豪格。努尔哈赤的长子褚英，曾领有部众五千户，每户按二丁计，当有一万丁，也应是旗主，但褚英早已去世，其部众也许由其子杜度统领。
天命年间（1616～1626），八旗各有旗主，正黄、镶黄二旗长期由英明汗努尔哈赤自领，晚年令大福晋阿巴亥所生的阿济格、多铎为两黄旗的旗主。正白旗的旗主是皇太极，正蓝旗旗主莽古尔泰，镶蓝旗旗主阿敏，正红旗、镶红旗旗主是代善。杜度曾为镶白旗旗主，后来努尔哈赤想将此旗给与大福晋阿巴亥所生的另一个儿子多尔衮，但还未改赐便已逝世，新汗皇太极寻机夺过此旗。
努尔哈赤创立的八旗制度，使各旗的和硕贝勒拥有很大的权力，分别成为本旗的所有者和军事统帅，是本旗之主，与旗下人员之间的关系是君臣关系、君民关系，在某种意义上说，还带有主奴关系的色彩。旗下官将兵丁都得听从和硕贝勒的调配，都须听从旗主的命令。就连旗主贝勒的儿子、侄子、弟弟等小贝勒，
也不能独立成旗，都必须附于本旗旗主贝勒的旗下，都得遵照旗主的命令，前述岳托贝勒、硕托贝勒、斋桑古贝勒分别与其父（代善）、其兄（阿敏）的关系，就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实证。八和硕贝勒拥有这样大的权力，是“共治国政”制产生的一个重要条件。
另一方面，选择汗位继承人的困难，也对共治国政制的出现有着重大影响。
努尔哈赤从一个人几十丁的小部酋长之子，在父、祖被杀，亲族变心，部众离散，仇敌威逼，险遭灭门之灾的恶劣局势下，英勇不屈，拼死奋斗，多次鏖战，历经千辛万苦，才网罗了一批能人战将，打下了千里江山，建立起强大的金国，登上了“覆育列国英明汗”的宝座。创业之艰辛，他深有所感，因此很早就想选择一位理想的嗣子，亲手教导，亲眼督察。让其迅速成长，理好国政，使爱新觉罗江山世代延续。早在 52 岁时便选定长子褚英为嗣子，让其执政，受到锻炼。但褚英虐待“四弟”和五大臣，且对汗父不满，以致被监禁处死。努尔哈赤又立代善为太子，让其主持具体政务，然而，代善也不争气，犯下严重错误，致被汗父所废。
努尔哈赤一共有 16 个儿子，除褚英已死，代善被取消太子之位以外，还有14 个儿子，其中，皇五子莽古尔泰、八子皇太极、七子阿巴泰、十子德格类、十二子阿济格、十四子多尔衮、十五子多铎，这些皇子都是能征善战之人，皇太极、阿巴泰、多尔衮、多铎更是才干出众、能文能武之材，都有能力被立为嗣子。
然而，皇太极虽然已是四大贝勒之一，且是在天命五年废太子、休大福晋风波中惟一未受牵连的大贝勒，才干又高，军功显赫，甚孚众望，可是他毕竟不是中宫大福晋所生的嫡子，其母又已去世多年，有此缺憾，难免会受诸贝勒特别是先后三位大福晋所生的六位嫡子贝勒之非议。莽古尔泰的生母被休，他又犯下弑母大罪，与其亲弟德格类都没有资格入选嗣子。阿巴泰的母亲是汗之侧妃，地位不高，连旗主都未当上，自然也不可能立为嗣子。此时汗之爱妻是第三位大福晋阿巴亥，她很想让自己的儿子阿济格、多尔衮、多铎有一位能即位为汗，可是儿子太小，阿济格 17 岁，多尔衮 10 岁，多铎才 8 岁，立为嗣子，实在困难，肩负不起汗父去世以后掌管金国的重任。
总起来说，正是因为八旗制度下和硕贝勒拥有强大势力，诸贝勒之间矛盾重重，彼此互不相下，以及无法选定合适的嗣子，曾经两次册立太子的努尔哈赤，
才放弃预立嗣子的想法，改而决定实行新的皇位继承制度，宣布在他去世以后，新汗由八贝勒集议设置，不再沿袭自己国主独尊的旧制，实行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制度。
在金国英明汗努尔哈赤正式宣布今后实行“共治国政”制之前的 21 个月，即天命五年九月二十八日，出现了一份公布实行立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誓书。
《旧满洲档？昃字档》载：九月二十八日，努尔哈赤在大贝勒代善手刃其妻，承认错误以后，宽容了代善，并调解其与莽古尔泰的关系，令代善与其他贝勒立誓和好。代善发誓要痛改前非。“八和硕贝勒、众大臣亦立誓书，对天焚化”。这份誓书，包含了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制的一段特别重要的话。誓书说：“今天汝之过恶，被汗父知晓，非徒信一人之词……以后立阿敏台吉、莽古尔泰台吉、皇太极、德格类、岳托、济尔哈朗、阿济格阿哥、多铎多尔衮为八和硕额真。为汗之人受取八旗人众之给与，食其奉献。政务上，汗不得恣意横行。汗承天命执政。
任何一个和硕额真，若欲为恶，扰乱政务，其余七位和硕额真集会议之，该辱则辱之，该杀则杀之。生活道德严谨为政勤奋公正之人，即使主国之汗出于一已恩怨，欲罢黜贬降，其他七旗之人对汗寸以不让步。”这份誓书显然是“八和硕贝勒、众大臣”所立，但显然是得到努尔哈赤许可的，或者说得更准确一些，它就是按照英明汗的指示书写的。这份誓书，十分重要，揭示了以往人们不清楚的好些重大问题。例如，它第一次标明了“八和硕贝勒”、“和硕额真”，这两个词，最早见于此。它还具体地列举了八和硕额真的名字，顺序是：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德格类、岳托、济尔哈朗、阿济格、多铎、多尔衮。名为“八和硕额真”，而有九人，因此多铎、多尔衮之间，老档原文没有分开，译为“多铎多尔衮”，可能是这两人合算一位和硕额真。
比如，这份誓书，对新汗的权力作了很大的限制，命令他“不得恣意横行”。
对和硕额真的权力则予以扩大，某和硕额真如有过失，由其余七位和硕额真集会议处，可辱则辱，可杀则杀。相反，若是为政勤奋公正的和硕额真，虽然为汗厌恶，汗也不能施加惩治。’这就包含了后来天命七年共治国政制的重要内容了。
了解了这一历史深渊，我们再来看天命七年三月的汗谕。
天命七年三月己亥（初三日），八固山贝勒请问汗父，今后国政怎样安排，英明汗努尔哈赤下谕，正式宣布今后要实施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制。《满文老档》
太祖朝卷三十从对此事作了以下的记述：三月初三日，八子相会后问于汗曰：天予之政，何以平定？天福何以永存？汗曰：使继承父为国主时，勿令豪强之人为主。以豪强之人为主时，恐其恃力自恣，得罪于天也。一人之识见，能有几何，能及众人之议乎！尔等八子为八王，若八王共议，可以无失矣。选择不拒尔等八王之言之人，使继尔父为国之主。若不取尔等之言，不行善道，尔等则更换尔等八王任置之汗，选任不拒尔等之言之贤者。更换之时，若不心悦诚服而有难色拒之者，岂容似此恶人而任其所为耶？若如此，则强行换之也。
尔等八王之内，治理国政诸事时，若一人有得于心而言，其他七人则赞成之。
若己不能理解，又不赞成他人之能而缄默坐视，则当更换其人，使其下之子弟为王。更换之时，若不心悦诚服从其议，弗色然作色拒之，亦岂容似此恶人而任其所为耶？如此，则亦强行易之也。
若有事外出，当告于众商议而行，未经商议，不可私往。若集会于尔等八王任置之国君面前，勿一二人相聚，须众人皆聚之，共议国政，商办国事。祭家神，祭天，诸事当告于众而行。
八王商量后，设女真大臣八人、尼堪大臣八人、蒙古大臣八人。八大臣以下，设女真审事官八人、尼堪审事官八人、蒙古审事官八人。众审事官商议后，告诸大臣。诸大臣拟定后，上奏于八王，由八王审断拟定之罪。八王须贬斥奸诡之人，进举忠直之入。八王跟前，设女真巴克什八人、尼堪巴克什八人、蒙古巴克什八人。
主国一日内，于初五日、二十日两次坐御座。新年初一，谒堂子向神主叩首后，国主先向众叔兄叩首，然后坐汗之宝座，汗与受汗甲拜之众叔兄并坐于一列，受国人叩首……八固山贝勒，尔若之固山与他人之固山发生争吵，非经众人审议，不得单独人告，若单独人告，则必争执也。经众人审理而后入告，则无怨尤矣……兄弟之间，互有怨恨之时，可以明发其怒，若隐其怒不明言，而诉于众人，则系居心邪恶常行哄骗之人也，日后，尔将为众人所斥。
汗父所定之八分所得之外，若另自贪取隐匿一物，隐匿一次，革其一次应得之物。若隐匿二次，革其二次应得之物。若隐匿三次，则永革其应得之物。
若不记牢父汗教诲之言，不纳众兄弟之谏，竟行悖逆之事，初犯则惩罚，再犯者，夺其诸申。若不以夺诸申而埋怨，匡正其身，则事毕矣。若执拗不服，则
不杀尔，而囚禁之。若负此言，行为背理，天地神祗，一应诸神，将加谴责，身罹灾殃矣，岁寿不至，即令天殂。若记牢父汗教诲，不违背，心存道义，则天地佛祖皆加眷祜，使之加岁益寿、世代永承矣。
努尔哈赤的这次汗谕，清楚、详细地规定了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制的基本内容，很重要。这样长的训谕，虽然迁涉到许多问题，但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即八和硕贝勒执掌大权，金国军政要务皆由八和硕贝勒商议裁处。详细来说，汗谕包括了以下七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八和硕贝勒握有立汗罢汗的大权。顾名思义，一国之汗当然是言出令行的专制君主，受到群臣包括各贝勒的拥护。努尔哈赤就是这样掌握大权的国主，被八和硕贝勒、诸大臣尊奉为“承奉天命养育列国英明汗”。可是，今后不一样了。即位的汗，不是自封的，不是先汗钦定的，也不是八和硕贝勒劝进拥戴的，而是被八贝勒 sindaha。sindaha，是由动词 sindambi 变来的形动词，sindambi 意为“任置、放官之放”，是上对下的用词。这个词用得较好，它准确、生动地反映了八和硕贝勒享用立汗的权力，是任置汗，而不是向汗劝进，拥戴新汗即位。
并且，汗谕规定，不任置豪强者为汗，不任置独断专行拒绝八贝勒意见之人为汗。
如果被八贝勒任置的好位之新汗不听八贝勒的话，“不行善道”，八和硕贝勒共议后，罢免其汗位，另行任置听从八贝勒旨意的“贤者”。在这种条件下，新汗就要认真思考自己言行举止的后果，就受到了掣肘，不能独揽金国大权，这个君权的很大一部分被八和硕贝勒分享了。
第二，八和硕贝勒独掌了议处军国大政的权力。汗谕规定，八贝勒集会后，同见任置的国主，诸事皆集议而行。乍一看来，这个规定似乎没有什么新意之处，过去努尔哈赤也是与诸贝勒、大臣一起议处军政要务，这样做，并没有影响到他统治后金国、金国的专制君位位置。然而，详细分析，便可发现两者之间有着重大的差异。努尔哈赤是以“天命之汗”、创业之君的身份，召集诸贝勒、大臣开会，各位贝勒、大臣的建言，符合汗心，他便采取，有违君意，哪怕诸贝勒、大臣一致坚持，他都可以置之不理，完全按照己意裁处，命令诸贝勒、大臣服从和执行。例如，万历四十年（1612 年）九月，努尔哈赤率兵 3 万进攻乌拉时，莽古尔泰、皇太极建议直取其都城，尽灭其国，努尔哈赤因双方实力差不多，难以征服其国，而拒绝其议，撤兵回国。由此，努尔哈赤与诸贝勒、大臣的相议，事
实上是所谓“贤君”倾听群臣建言，并不是由诸贝勒议处诸事，最后的决定权掌握在英明汗努尔哈赤手中。
现在根据汗谕的规定，事情就发生了重大变化。一则军国大政必须由新汗同八和硕贝勒共议裁处，不能由汗一人决定。再则即任的汗与八贝勒的共议，是在汗由八贝勒任置而且必须听从八贝勒意见的条件下进行的，新汗若拒绝八贝勒的话，八和硕贝勒可以集议以后将他罢免，另行任置服从八贝勒旨意之人为汗。因此，这种集议，就是八贝勒和新汗共同裁处各事，并且八贝勒拥有更大的发言权和决定权，事实上是八和硕贝勒掌握了处理军国要务的大权。
第三，八和硕贝勒拥有审判案件的权力。努尔哈赤创立的后金国、金国，十分重视审议各案。遇有诉讼，审事官先审，报诸大臣，诸大臣鞫问后，报诸贝勒，然后由努尔哈赤复审和断案，他杀自掌握着刑法的最后裁断案。现在汗谕规定，一切案件经审事官审问后，告诉八大臣，八大臣拟议处理意见，上报八贝勒，由八贝勒审理断案。这样一来，八和硕贝勒就从即任的新汗手中，夺走了生杀予夺的刑法大权。
第四，八和硕贝勒有权惩罚和任免各旗官将。努尔哈赤得知用人的重要性，牢牢地把握住了授与官职的大权，牛录额真以上八旗官将的升降任免，必须由他批准。现在汗谕规定，八贝勒“须贬斥奸诡之人，进举忠直之人”。这就是说，肯定奸诡和忠直的权力，归八贝勒所有，谁忠，谁奸，不是由八旗官将自封，也不是即位的新汗钦定，而是由八和硕贝勒详定。用谁，罢谁，全由八贝勒集议决定，即任的新汗失去了独自任免升降官将的权力。这一点，很重要，在用人这个重要关节上，堵住了新汗与八和硕贝勒争权的路道，否则，官将如由新汗一人单独决定罢免升降，八贝勒无权过问，则新汗可以通过重用亲信，罢革八贝勒属人的办法，控制重要官职，扩大个人势力，为进一步排斥、压制八贝勒提供条件。
第五，八和硕贝勒有权裁处八旗之间的争执，更换与惩制凶暴、无能的个别和硕贝勒。八旗制度下的和硕贝勒，是一旗之主，权力很大，只有开国之君努尔哈赤才能管辖各旗的和硕贝勒，才能干预各旗事务，裁处各旗之间的纠纷，才是掌握最高权力的八旗之主。现在汗谕规定，八贝勒集议后，罢革庸懦无能的“劣王”，另立其下之子弟为王。八和硕贝勒还可以惩治“行为悖逆”的个别和硕贝勒，罚银取物，夺其所辖牛录诸申，甚至将其关押牢中，贬为囚犯。这就使八和
硕贝勒从新汗手中夺走了他统治八旗的权力。这一条，非常重要。比如不作出这样明确的规则，继任的新汗拥有“汗父”斥革和硕贝勒、处理各旗之间纠纷的权力，那样，他就可以惩罚与己对抗或不听指使的和硕贝勒，任用亲信子侄来更换旧的和硕贝勒，审判各旗争执时，偏袒自己及亲信子侄辖领的旗分，重惩另一方。
这样一来，用不了多久，新汗就可以把八个旗的和硕贝勒完全更换自己的人，就可以剥夺和硕贝勒主宰本旗的单独权力，就可以成为执掌金国最高权力的八旗之主，就能彻底破坏八贝勒共治国政的制度。因此，这个规定与其拥有立汗罢汗之权样，都是关系到确定君权，还是八贝勒共享大权的根本性因素，是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制能否实行和确定的十分重要的条件。
第六，八和硕贝勒享有“八分”的特权。持续辽沈以前，后金国的主要收入，来源于掠取的人口、牲畜和财帛。以前，这些掳掠品从原则七讲，都应归汗所得，为努尔哈赤所有，其他人员，从诸申到贝勒，都无权私取，必须由努尔哈赤赏赐。
现在，汗谕准确讲到，“汗父所定之八分所得以外”，不许隐匿贪取。所谓“八分”，就是归八和硕贝勒共有，按“八分”分配。这就是说，掠来的人畜财帛，以后不再是新汗的私产，而应归八和硕贝勒所有，按“八分”瓜分。如果努尔哈赤不作出这个规定，即位的“新汗”完全可以引用汗父旧规，占有全部俘获物后，将大量人丁马牛甲胄分给自己及亲信子侄辖领的旗，少分给与己不和的固山贝勒，这样下去，各旗之间经济、军事实力的差别，就会越来越大，即位新汗的势力就能迅速增强。可见“八分制”是限制君权保证八贝勒共治国政的一个重要条件。
第七，继任的新汗与八和硕贝勒并肩齐坐，同受国人朝拜。努尔哈赤是“承奉天命养育列国英明汗”，高踞宝座，所有成员、包括亲生之子和叔父、弟弟、侄子的尊贵贝勒，皆须向汗叩拜，无权也没有资格与汗并坐。过去，摆设大宴时，诸贝勒只能坐在地上，不能入席就坐。直到天命四年五月庆贺萨尔浒大胜设宴时，努尔哈赤才赐命与代善、阿敏、莽尔古泰、皇太极四位大贝勒以短几，令他们坐在下面。现在汗谕规定，即任的新汗须先向“众叔兄”叩首，然后才登上汗的宝座，请诸贝勒与己并肩齐坐，同受八旗官将兵丁叩拜。这就从朝会礼仪上取消了新汗南面独尊的权力，贬低了他的权威，提高了八贝勒的地位，体现了八和硕贝勒共掌金国大权的事实，从政治上、礼仪上对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制予以保证。
以上情形，详细地表明了，和硕贝勒拥有很大权力，金国军政要务悉由八和硕贝勒共议裁处。当然，这并不是说继任的新汗完全是徒有其名的傀儡。一则他是金国之汗，虽为八和硕贝勒集议任置，但他毕竟是一国之汗，其地位理应比和硕贝勒高一些。再则，新汗本身也是统治一旗或二旗的和额贝勒，有自己所辖一旗或二旗的人丁、官将、士卒做后盾，议处国政时，他既以汗的地位，又以和硕贝勒的资历，与议各事。因此，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制度，并没有把新汗排除在外，新汗也有很大权力，只不过是不能像汗父努尔哈赤那样居高八和硕贝勒之上，掌握金国军政大权罢了。
自从天命七年三月努尔哈赤规定了今后要实行共治国政制以后，八和硕贝勒的权力更加扩充了。他们议定八旗各级官将的功过贤劣，提出升降任免的见意，报汗批准。比如，天命八年九月，诸贝勒会议商定后，使巴克什库尔缠禀汗，以代子游击呼什姆为备御，给与汉民，使其管辖。努尔哈赤还取消了过去只有汗处存有一个赏赐官职的档子旧制，改为备办八个档子，八贝勒各有一个。这就提升了八和硕贝勒嘉惩任免八旗官将的权力。
八和硕贝勒具体裁处各种案件。一般案件，经督堂审判后，报八贝勒，由八和硕贝勒裁决。有一次，汉人王景隆诬告石城参将王之登与明将毛文龙私通书信，“督堂审理后，上奏于八王，八王审理，不实”，下令惩办王景隆。
甚至连处理投居金国的兀鲁特蒙古贝勒的重大案件，也由八贝勒判决。天命八年九月二十四日，兀鲁特部奇布塔尔台吉射杀努尔哈赤嫁与他的格格，兀鲁特诸贝勒说：“杀汗之亲戚，带来于我等处，我等当凌迟之。”巴都瑚副将向八贝勒汇报后，八贝勒不同意凌迟，命“以绳绞杀”。可见八和硕贝勒在刑法方面权力之大。
八贝勒在财经方面的权限也扩充了。天命八年规定，取帝八贝勒各遣人丁捕貂采参打牲的旧例，改为集中全部捕获物，“按八分均分”。这是对天命七年三月汗谕规定的“八分制”的具体贯彻。同年，诸贝勒下令：出东京、海州、耀州、盖州仓谷，卖与各路无粮地方的汉民，一金斗取银一两，因“恐其不能耘田”。
存有粮谷的女真官员和汉官，将谷卖与各自地方的汉民。诸贝勒又下令，规定蒙古商人售出牛羊的价格，大牛一头价银 20 两，3 岁牛 10 两，2 岁牛 5 两，大羊4 两，小羊 3 两，不许违令贵卖。
天命八年七月二十一日，努尔哈赤亲自规定，若对女真宣告各事，则以“汗谕”名义下达，如果是对汉民，则以“八王之书下之”，废了过去对汉民以“督堂”名义宣谕的制度。
这些事实说明，努尔哈赤虽然还执掌着很高统治权，但金国军政财刑等日常事务，已由八贝勒集议，报汗准许，一般都依议而行，八和硕贝勒治理国政的权力极大增强了。
尽管努尔哈赤一向料事如神，决策果断，但对于即位的新汗如何产生，实行什么样的治国制度，在这样非常重要的问题上，他的决策却是十分错误的。因为，他规定今后要实施的八和硕共治国政制，是一种倒退的、落后的制度，严格实行这种制度的结果是后患无穷，将致使正在兴旺发达的金国陷入“分、争、乱、弱、亡”的严重局面。其中，根本的因素是“分”。
按照努尔哈赤的规定，即位的新汗由八和硕贝勒任置，没有掌握管辖八旗的君权，不过是占有本旗的和硕贝勒而已，军政要务皆由八和硕贝勒集议决定，因而统一的金国事实上被分解为八个独立的小国，一旗即一国，各旗只归本旗的和硕贝勒辖治。每旗有自己的驻戍和住扎地区，有自己的人口，男女老少皆全，有自己的士卒、将领和由此组成的军队，这支军队完全听从于本旗的旗主贝勒。很多年来就流传着一句古话：“女真兵若满万，则不可敌”。现在，八旗有 400 牛录，每个牛录大致是 300 名男丁，每旗约有 15000 名男丁，平时三丁抽一为兵，有5000 名士兵，战时三丁抽二，有万名兵士。兵满一万则无敌，领有这样一支兵强马壮人数上万所向披靡军队的旗主贝勒，能长期安分守己、心甘情愿地接受即位新汗的兄长（或弟弟、或侄子）的辖治吗？能不闹独立吗？能不争权夺利吗？
尤其是那些骁勇善战、足智多谋、才干出众、颇有雄心的旗主贝勒，能永久屈居弟汗（或侄汗）之下吗？这时的八旗中，大贝勒代善领有正红、镶红二旗，大福晋阿巴亥所生的三个儿子阿济格、多尔衮、多铎领有汗父的两个旗，还可能领有暂时由杜度辖领的一个旗。这两大集团的旗主贝勒能不争夺汗位或金国军政大权吗？这是“分”的一个方面的结果。
“分”的另一个方面的影响是，各旗有各旗的利益，即使旗主贝勒不去争抢汗位，那么，在日常生活中，由于利益的冲突，总会时常发生各种争执和纠纷，这时，各旗的旗主自然而然地要保护本旗的利益，要扩大本旗的实力，各旗之间
的争权夺利是少不了的，一旦矛盾激化，冲突扩大，闹得不可开交之时，说不定弟兄叔侄之间还会兵戎相见呢？“分”的第三个方面的影响是，意见不同，在重大问题和紧要关头时，各说各的，争执不休，难以形成一致的意见，难以作出统一的代表金国政府的正确决定。过去，一切问题，虽有诸贝勒、大臣集议，但最终有汗父努尔哈赤定夺，责令各贝勒、大臣和各旗贯彻实行。现在，新汗没有这个权，要事皆由八和硕贝勒集议面议，一旦出现各位旗主贝勒争执不下的场面，谁来集中，谁来决定，只好议而不决了。
简而言之，“分”是造成灾难的罪魁祸首。新汗当然不愿长期遭受实为若干独立小国之主的其他和硕贝勒要挟，一定想模仿汗父努尔哈赤的模样，主宰金国一切，从而必然要与其他和硕贝勒发生冲突，君权与王权之争日趋尖锐化。与此同时，各个和硕贝勒之间，势力强弱不一，想法也难完全统一，议处国政时，很难秉公，权势强大的贝勒会乘机为己牟利，偏护本旗，欺凌弱小贝勒，和硕贝勒之间亦会互相倾轧。分必争，争必乱，乱必弱，在当时内部不稳、叛逃甚多，外部四面皆敌，并且不久就在宁远大败的条件下，金国如果分解为争吵不休、实力较弱的八个小国，怎能迎敌明国军队的反扑，怎能打败蒙古和朝鲜？很有可能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
这固然是从理论上来加以分析和推测，但也不是毫无根据的，我们可以拿天聪年间的两件大事给予论证。
天命十一年八月十一日，努尔哈赤去世，诸贝勒遵照“共议国政”的己亥汗谕，集议任置四贝勒皇太极为新汗，改明年年号为天聪，金国正式进入了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新阶段。
天聪元年（1627）二月，二贝勒阿敏偕岳托等贝勒攻击朝鲜，大败敌军，逼迫朝鲜国王订立城下之盟。岳托建议，和议既成、宜速班师，因为国中兵少，怕蒙古与明国乘机进攻。主帅阿敏坚决欲到朝鲜王京，并欲在彼地“屯种以居”，迎接妻子等来朝鲜。他又对杜度说：“他人愿去者去，我叔侄二人可同住于此。”
杜度不从。若按一般国家情形，将在外，君命可以不受。阿敏是主帅，又是四大贝勒之一，同行的济尔哈朗、阿济格、杜度、岳托、硕托五位贝勒之中，只有阿济格是镶白旗旗主贝勒。现在主帅、二大贝勒阿敏决定要留准朝鲜，其他贝勒照说只有服从的责任，不能再说半个不字了。这样一来，必使留在都城沈阳的新汗
和金国陷入困难境地，有遭受明军进攻丢失沈阳的险情。
这时，令八旗大臣分坐商议，“七旗大臣所议皆同，独阿敏本旗大臣顾三台等从阿敏议。议久不决”。
在这关键时候，岳托告诉阿敏之弟济尔哈朗说：“汝兄所行逆理。汝盍谏止之。”“汝欲去则去，我自率我二旗兵还，若两红旗兵还，两黄旗、两白旗兵亦随我还矣。”岳托、济尔哈朗与阿济格等“同会于一所”，“共议遣人令朝鲜王定盟，以告阿敏”。济尔哈朗亦以岳托之言“力谏”，“阿敏乃从之”。
以上情形说明，这次出征的军队，在议处是驻扎或是撤军的重大问题时，将帅的态度和言行，不是按职务、权力、责任、义务来定，而是按旗而定，官将只听从本旗旗主贝勒的旨意，不理睬非本旗旗主的大帅的命令。岳托、硕托是两红旗旗主贝勒代善之子，代表父亲，红旗将士只听他的命令，不管主帅阿敏怎么说。
阿济格是镶白旗旗主，显然也是其弟正白旗旗主多铎的代表，阿济格赞同岳托之议，这两个白旗的将领当然惟阿济格马首是瞻。皇太极的正黄、镶黄两旗的将领，必然忠于君汗和旗主。正蓝旗的将领以汗和大贝勒代善之意为准。因此，八旗大臣分别商量时，“七旗大臣所议皆同”，皆同意岳托撤军之议，不同意主帅阿敏的主张，只有阿敏自己镶蓝旗的大臣，才附合他的而且。而且，一旦阿敏拒绝岳托之议，岳托便要甩开主帅，自轻带领自己两个红旗的将士离开朝鲜，返回沈阳，其他两黄、两白，正蓝旗的将士亦必然随同撤兵，只留下主帅阿敏及其镶蓝旗士卒了，这个大帅岂不是与光杆司令差不多了。
在这里，统率全军的大帅阿敏的命令，抵不过归其辖属的大将岳托、阿济格等旗主贝勒或代表其旗主贝勒的父亲的决议，帅管将、将听命于帅的一般情况下军队将领之间的上下隶属关系，在这里被旗主贝勒与旗主贝勒之间的平等关系，以及身为主帅的旗主贝勒与其他旗的将领之间互不干扰、也无权干预的各旗之间的独立关系取替了，所以才出现了岳托、阿济格等大将否定主帅阿敏的命令，并且要甩开主帅径自统领本旗将士返回的形情，终于也迫使主帅听从属下将领的见意，被迫班师。
岳托、阿济格等贝勒决定撤军，反对主帅阿敏留驻朝鲜的决定和行动，是非常正确的，使刚即任为新汗的皇太极和金国避免了一场大的灾难。但是，由此也体现出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制的弊端。和硕贝勒权势太大，如果不是岳托硬顶，
在军的贝勒们听从或附合主帅的决定，那就会酝酿大祸了。
两年以后的攻明之战，更进一步显明了“共治国政”制的危害。天聪初年的“共治国政”制，与努尔哈赤所定之制有着一定的差异，那就是提升和突出了三位大贝勒与新汗共治国政的格局，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三位大贝勒与新汗皇太极共同主持军国大政，裁处重大事件。天聪三年十月，新汗皇太极与大贝勒代善、三贝勒莽古尔泰率岳托等贝勒，统率大军伐明。行至中途，大贝勒代善、三贝勒莽古尔泰坚决反对征明，力主立即班师，以免进攻不利，兵无退路。皇太极坚决进攻，但无力抵挡两大贝勒的压力，只好被迫同意撤兵。岳托、济尔哈朗、萨哈廉、阿巴泰、杜度、阿济格、豪格等贝勒一致支持汗的主张，两大贝勒才放弃自己见意，请皇太极判决。皇太极才发布军令，进攻明国。这次征明，历时五个半月，连败明军，每战必胜，每攻必克，直抵北京城下，斩杀明国勇将山海关总兵赵率教，用反问计，使明帝冤杀总理天下勤王军的督师袁崇焕，占领永平四城，掠取巨量人畜财帛，取得了巨大成功。假如皇太极没有岳托等贝勒的竭力支持，两大贝勒不放弃退兵主张，这次征明就必然夭折而失败。
总而言之，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制是制约金国发展的严重障碍，不会长期持续下去。
天命十一年（1626）正月十四日，金国英明汗努尔哈赤率八旗贝勒、大臣，统领大军，征伐明国，明、金之间的又一次战争即将开始了。
在正式论述大战之前，有两个问题需加推敲。一是金兵人数。据《满洲实录》
卷八载，正月十四日大军出发，十六日到东昌堡，十七日渡辽河，“于旷野布兵，甫至海岸，北越广宁大路，前后络绎，首尾莫测，旌旗剑戟如林”。实录的这样描写，使人们感到大军人马众多，威武雄壮，但最终将士多到什么程度，是 5万，或是 10 万，或是几十万，不得而知。
几天后，兵至宁远城下，努尔哈赤劝诱宁前道袁崇焕降顺时说：“以二十万众攻此城，破之必矣。”袁崇焕拒降，且驳斥金军没有 20 万人说：“且称来兵二十万，虚也。吾约有十三万众，亦不为寡也。”一说 20 万，一说 13 万，数字不一。
明国辽东经略高第第一次奏报金军形势说，“约有五万余骑”。山海关主事陈祖苞、兵科都给事中罗尚忠、山西道御史高弘图，以及谈迁的《国榷》，也都觉
得金兵有五六万人。《明史》卷二七一，《满桂传》也说“我大清以数万骑来攻（宁远），远弥大震”。
努尔哈赤宣称的金军 20 万，袁崇焕回应的 13 万，与明辽东经略高第等人说的五六万，相差甚远，我认为，这三组数字都不准确。努尔哈赤说的 20 万，明显是含有宣传和威慑的因素，故意多说，以慑敌心，袁崇焕的 13 万，是清朝官方文献所记，其中不免有夸大其词之嫌，高第等人的五六万，则系哨探所报，准确性要打折扣，惟一比较可信的数字，看来还得从当时金国八旗的牛录数目加以分析。金国人员，除汉民编户为民以外，其他从建州地区移来的女真人，以及归顺较早的汉人、蒙古人，都编入八旗之下的各个牛录，按丁佥兵和派役。找到牛录数字，就可推算兵士的数量。
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确立八旗制度时规定，每 300 丁编一牛录，5 牛录为 1 甲喇，5 甲喇为 1 固山。照此推测，每旗有 25 个牛录和 7500 丁，八旗是 200个牛录和 6 万丁。此后，人丁增加，牛录也增加了很多，到天命末年，八旗有：
“满洲、蒙古牛录三百有八，蒙古牛录七十六，汉军牛录十六”。每牛录 300 丁，400 个牛录有 12 万丁，三丁抽一，有兵 4 万名，三丁抽二，有 8 万名，考虑到朝鲜软弱，蒙古连遭金军打败，努尔哈赤没有后顾之忧，可以多调兵马伐明，因而，可以猜测，这次进攻明国的八旗军在 6—8 万名左右。
另一个问题是努尔哈赤伐明的目的。尽管努尔哈赤在出征之前没有宣布进军的具体日的，但可以推论出，这次战争的第一个具体目的是夺占明国关外一切城堡，席卷全辽。
天命七年正月，努尔哈赤统军大败明兵于平阳桥，轻取广宁，锦州、大凌河、松山、杏山等四十余城降，明经略熊廷弼带领兵民百万退入山海关，尽弃关外城堡。此时，如果努尔哈赤乘胜前进，不用吹灰之力，就可占领关外所有城堡村屯，然而，他只带兵行到中左所（距广宁城百余里），见所过之地，村堡庐舍已被明军焚毁，于是停止前进，折回锦州、广宁，班师回到辽阳。不久，又迁移河西广宁，锦州等 9 卫兵民到沈阳、辽阳等地，放弃了锦州等地，致被明国乘机筑城驻兵屯田，构建了以宁远为中心的宁（远）、锦（州）防线，将山海关以外曾经丢失的大片土地纳入明国范围。看到这种情景，金国汗、贝勒不得不承认上次匆促撤军的失策，因而，趁明朝政府取消孙承宗的机会，大举进攻，夺取整个辽东。
至于占据全辽之后，金兵是否要攻打山海关，进掠关内州县，那就要看形势的发展了。
天命十一年（1626）正月中旬，努尔哈赤统军征明。这时，明国政治、军事、财经等方面的局势十分恶劣，正是金国进取的最佳时机。
4 年前，金军进驻广宁，明廷大震，京师戒严，“中外惊愕”。明国天启皇帝以日讲官、礼部右侍郎孙承宗为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掌部务。
孙承宗，字稚绳，高阳人，博学好问，才华出众，万历三十二年中进士，荣为榜眼，授编修，熹宗即位，以左庶子充日讲官，讲解得当，备受皇帝喜爱。承宗留心边事，年轻时，“授经边郡”，往来各地，喜从材官老兵询问险要呃塞，“用是晓畅边事”。承忠性洁志高，精通兵法，救国心切，不畏艰难，力挽狂澜。他就任后，立上抚蒙古、恤辽民、重将权、选边将、简京军、开屯田诸策。在辽东军事的关键问题上，他坚决反对辽东经略王在晋丢弃关外、困守关内的苟安政策。
当时，群臣畏惧“奴酋”，不敢抗击金军，多主丢弃关外。王在晋提出“拒奴抚虏，堵隘守关”的方针。抚虏，是以大量金银收买蒙古，藉其力量，以保国土。
“堵隘”，是在山海关外再修一座关城，以保护山海关，选定离关城 8 里的八里铺修筑，大概用银 93 万两。熹宗批准其议。孙承宗坚决反对这个苟安方针，多次反驳其非，最后得到了皇帝的批准，将王在晋调任南京兵部尚书。孙承宗临危请命，请求任已为辽东经略，皇帝也答应了这个请求，命其以“原官督山关海及蓟、辽、天津、登、莱诸处军务，便宜行事，不从中制”，赐尚方剑。
孙承宗与袁崇焕、鹿善继、茅元仪等少数几位主张守关外的官将反复商讨议论，决定了自己的战略方针，即关外以守宁远为重点，将沿线原有各城修建恢复，驻军设防，进而把山海关到宁远二百余里之间的城堡尽收为内镇，山海关自然就安稳无失了。为了贯彻守在关外，以宁远为重点的方针，孙承宗主要采取了四项措施。一是筑城，二是派军驻守，招回逃民，三是垦荒屯田，四是发展采煤、煮盐、海运等业务，以增强实力。这些措施都起很好的作用。同时，承宗还惩罚逃将，“清冒破”，汰冗兵，练士卒，缮甲仗，买马匹，采木石，军备大振，辽东形势发生了有利于明的重大变化。连清朝官修的《明史》也对孙承宗的成绩作了高度的评价：“承宗在关四年，前后修复大城九、堡四十五，练兵十一万，立车营十二、水营五、火营二、前锋后劲营八，造甲胄、器械、弓矢、炮石、渠答、卣
循之具共有数百万，拓地四百里，开屯五千顷，岁入十五万。”特别重要的是，他能重用能臣猛将，任用和提升了袁崇焕，满桂、祖大寿、左辅等抗金官将，对后来宁远之战击败金兵起了重大作用。
可是，这时的明王朝太腐朽了，竟自伐栋梁。昏君明熹宗任由太监魏忠贤摆布，朝政越发混乱。魏忠贤任司礼秉笔太监，提督东厂，封公爵，其阉党顾秉谦、魏广微、吴淳夫、田吉、田尔耕、许显纯、崔应元等百余人，分任大学土、尚书、总督、巡抚等要职，“内外大权一归忠贤”，自称“九千岁”。他大兴冤狱，杀害东林党杨涟、左光斗、汪文言等一大批正人君子、廉吏直臣，“朝政日乱”。魏忠贤由于孙承宗功高望重，深受熹宗信任，打算拉为己党。刚直忠正的承宗一向厌恶魏忠贤，拒不应命，“不与交一言”，并以贺万寿节为名，直奔京都，欲面奏熹宗，劾除权党。魏忠贤大怒，唆使党羽，连上章疏，诽谤诬陷攻击承宗，终于在天启五年十月，迫使承宗致仕，而以其党羽兵部尚书高第替代承宗，为辽东经略。
高第胆小如鼠，畏敌如虎，原来就曾竭力阻止孙承宗坚守关外之议，欲尽撤士卒退守关内，遭承宗反驳。现在，刚一当上经略，他就不顾将官反对，“谓关外必不可守”立刻下令尽撤锦州右屯卫、大凌河、小凌河、松山、杏山、塔山、宁远、前屯“诸城守具，移其将士于关内”。宁前道袁崇焕拒不从命，其他锦州等城将官被迫遵令退走。高第“尽驱屯兵入关，委弃米粟十余万石”，军民“死亡载途，哭声震野，民冤而军益不振”。
国政败坏，权党专权乱政，文官爱钱，武将怕死，兵无斗志，民心惊慌愤怒，看来关外将丢，金兵能够席卷全辽了。
在权党乱政、昏帅掌军及其丢弃关外的错误方针影响下，从山海关至广宁的直径 400 里的辽阔土地上，锦州、大凌河等等城堡守军狼狈逃往关内，几十万军民流离失所，奔向内地，眼看全辽就要落入金军手中了，谁知，在距山海关 200里地的一座城上，依然飘扬着大明官军的军旗，这座城就是宁远城（今辽宁省兴城县），守城的主持者就是宁前道袁崇焕。
袁崇焕，字元素，广东东莞人，万历四十七年进士，任邵武知县，“为人慷慨负胆略，好谈兵，遇老校退卒，辄与论塞上事，晓其通塞隋形，以边才自许”。
明天启二年（1622 年）擢兵部职方主事。广宁失守，袁崇焕“单骑出阅关内外”，回京后，详述关外形势，并发出“予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的豪言壮语，
“廷臣益称其才”，超擢佥事，监山海关外军。辽东经略王在晋亦赞其才，题其为宁前兵备佥事。
大学士孙承宗与王在晋争论战守之事，王在晋主守山海关，孙承宗守关外，袁崇焕主张守宁远。孙承宗听从其议，决定修筑宁远、锦州等城，以宁远为重点和核心，倚重崇焕经营宁远，并派勇将总兵满桂同去。
宁远位处河西走廊中间，“内拱岩关，南临大海，居表里之间，屹为形势”。
守住宁远，就扼住了辽河以西走廊的咽喉，山海关便可安如泰山。这个地方，明代之前没有城池。明宣德三年（1428）于此置宁远卫，始修卫城，周长 6 里 8步，高 2 丈 5 尺，池深 1 丈，宽 2 丈，周长 7 里 8 步。城为方形，有 4 个门，东春和门，南迎恩门，西永宁门，北广威门。嘉靖四十三年又重修了一次。城内驻兵 1250 余名，下辖两个千户所及边台 155 座，共有官兵 6814 名。
孙承宗初派参将祖大寿修建宁远城。祖大寿预想朝廷不会死守宁远，马虎兴工，只修了十分之一，且粗疏不合规定。袁崇焕于是亲自主持筑城工程，定下制度：“高三丈二尺，雉高六尺，址广三丈，上二丈四尺”。祖大寿与参将高见、贺谦督工，一年建成，“遂为关外重镇”。
袁崇焕尽职尽守，才干出众，“誓与城存亡，又善抚，将士乐为尽力”。满桂亦为良将、二人齐心协力，成效显著，宁远由原先“城中郊外，一望丘墟”，极度荒凉凋敝，变为“商旅辐辏，流移骈集，远近望为乐土”。朝廷叙劳，初进崇焕为兵备副使，再进右参政。
新经略高第于天启六年（1626）十月中旬上任后，下令尽撤宁远、锦州等城守具，移军民入关。崇焕属官督屯通判金启上书崇焕，力言不能退入关内，他说：
“锦、右、大凌三城皆前锋要地。倘收兵退，既安之民庶复播迁，已得之封疆再沦没，关内外堪几次退守耶？”崇焕也向高第竭力争辩，阻止退守说：“兵法有进无退，三城已复，安可轻撤。锦、右动摇，则宁、前震惊，关内亦失保障。今但择良将守之，必无他虑。”高第拒绝崇焕的建言，并且命撤退宁远、前屯二城。
袁崇焕非常愤怒，拒不从命，并宣称：“我宁前道也，官此，当死此，我必不去。
“高第无可奈何，便尽撤锦州等城军民，使宁远城左右前后全无屏障，成为一座孤城。这年的十二月，崇焕又晋为按察使，仍任宁前道。
虽然军情紧急，金军即将大举来攻，朝廷集议战守，但是折腾了好一阵子，
仍然“无善策”，“中外谓宁远必不守”，经略高第、山海关总兵杨麒拥兵龟缩关上，不发援兵。就在这关系到山海关外上万平方公里面积的辽河河西走廊存亡的千钧一发之时，“定与宁远共存亡”的声音响彻云霄，传遍远近，这就是宁前道袁崇焕气冲斗牛的死守孤城的誓言。
天命十一年（1626）正月十四日，大金国英明汗努尔哈赤率诸贝勒、大臣统领大军（6—8 万）从沈阳出发，攻打明国。十六日到东昌堡，十七日渡辽河。
明国锦州、右屯卫、松山、大凌河、小凌河、杏山、连山、塔山八城参将周守廉等官各率军民火焚房谷逃走。金军“如人无人之境”。二十三日，金军到达宁远城郊，在离城 5 里处安营扎寨。
努尔哈赤遣被俘汉人进入宁远城，劝诱守将投降说：“吾以二十万众攻此城，破之必矣。尔众官若降，即封以高爵。”话尽管不多，分量非常重，既胁以 20万大军攻城必克，又诱以高官崇爵，守将自会俯首求降吧。谁知宁前道袁崇焕答复说：“汗何故遽加兵耶？宁、锦二城，乃汗所弃之地，吾修治之，义当死守，岂有降理！且称来兵二十万，虚也，吾约有十三万，亦不以尔为寡也。”袁崇焕的话也不多，但却针锋相对，特别有威力。一则明确指出，金国没有理由侵略明国，突然发兵进攻，二则郑重表示，宁、锦二城是金汗原来放弃之地，我已修治，自当死守。三则指出金汗说谎，谎报兵数，明明没有 20 万人马，却偏要夸大其词。四则明言，你军尽管无 20 万，估计也有 13 万，不少了。虽然话句就此打住，没有往下再说，但言下之意是，你这么多军队，我不在乎，我不畏惧。
袁崇焕又命家人罗立等人，燃放西洋大炮，轰打城北金军大营，“一炮歼虏数百”。
努尔哈赤见袁崇焕拒绝投降，并且炮攻大营，就将大营移到城西，命令军士备攻城器具，于第二日攻城。
次天，正月二十四日，努尔哈赤下令进攻，骑兵、步兵蜂拥而上，车、牌、勾、梯、炮、箭俱用，万箭齐发，“箭上城如雨，悬牌间如墙”，“奋力攻打”。明军“铳炮迭发”，“枪、炮、药、罐、雷石齐下”，“死战不退”，“每用西洋炮，则牌、车如拉朽”，打死打伤金兵许多。
金兵开始是集中攻打城西南角，参将左辅领兵坚守，参将祖大寿率兵支援，金兵力攻不下，死伤累累，又移攻南面。金兵冒死猛攻，在西洋大炮不能轰及的
“门角两台间薄弱地方，拼命挖凿城墙，凿开高二丈多的地方三四处，情势十分危急。明军赶忙大发火器，“火炮、火把争乱发下，更以铁索垂火烧之”。袁崇焕“又选健丁五十名缒下，用棉花火药等物，将达贼战车尽行烧毁”，“穴城之人始毙，贼稍却”，“城下贼尸堆积”。
第二日，正月二十五日，金兵又一次猛攻。明军于城上放炮，“炮过处，打死北骑无数”。金兵畏惧炮火，畏缩不前，“其酋长持刀驱兵，仅至城下而返”，伤亡更加惨重，“贼死伤视前日更多，俱抢尸于西门外各砖窑，拆民房烧之，黄烟蔽野”。晚上，“又攻一夜”，而攻城器械俱被明军夺取，“攻具焚弃，丧失殆尽”。
正月二十六日，金军依然将城围住，但一靠近城，就被西洋炮击杀。金军打不下去了，“贼计无施”，只好撤走。努尔哈赤乃派武纳格率八旗蒙古，再加兵八百，往击觉华岛，破守岛明军，焚船二千余只及粮草千余堆。
正月二十七日，金兵回师。二月初九日努尔哈赤回到沈阳，著名的宁远之战，以金败明胜而结束。
对于这次战役，朝鲜李星龄记述较为详细，现摘录如下：“我国译官韩瑗，随使命入朝。适见崇焕，崇焕悦之，请诸于使臣，带入其镇，瑗目见其战。军事节制，虽不可知，而军中甚静，崇焕与诸幕僚，相与闲谈而已。及贼报至，崇焕轿到敌楼，又与瑗等谈古论文，略无忧色。俄顷放一炮，声动天地，瑗怕不能举头。崇焕笑曰：贼至矣。乃开窗俯见，贼兵满野而进，城中了无人声。是夜，贼入外城，盖崇焕预空外城，以为诱入之地矣。贼因并力攻城，又放大炮，城上一时举火，明烛天地，矢石俱下。战方酣，自城中每于堞间，推出木柜子，甚大且长，半在堞内，半出城外，柜中实伏甲士，立于柜上，俯下矢石。如是层层[屡]
次，自城上投枯草油物及棉花，堞堞无数。须臾，地炮大发，自城外遍内外，土石俱扬，火光中见胡人，俱人马腾空，乱堕者无数，贼大挫而退。翌朝，见贼拥聚于大野一边，状若一叶。崇焕即送一使，备物谢曰：老将横行天下久矣，今日见败于小子，岂其数耶！努尔哈赤先已重伤，及是具礼物及名马回谢，请借再战之期，因懑恚而毙云。”天命十一年（1626）正月十四日，金国汗努尔哈赤亲自来兵征伐明国，二十四日、二十五日攻宁远，不克，二十六日破觉华岛，二十七日撤兵，二月初九日回到沈阳。
努尔哈赤自 25 岁以遗甲 13 副遗甲起兵以来，身经百战，驰骋疆场四十余年，
一直是以少胜多，铁骑到处，无坚不摧，战无不胜，无攻不克，所向披靡，从未受挫，为什么这次以数倍于敌的军队，竟不能打败区区不足 2 万的明兵？竟攻不下远远不如沈阳、辽阳坚固的小小宁远孤城？竟大败而回？这到底是什么？他为此而苦苦思索。其实，问题并不复杂，只要冷静分析，回顾历史，观察战况，就可以得出正确答案。
就敌我双方情形比较来说，这次努尔哈赤碰到的对手宁前道袁崇焕，表面看来，不过是一位名声不显、官阶不高的区区道员，比起萨尔浒之战的明辽东经略杨镐，沈阳、辽阳之战的明经略袁应泰，广宁之役的辽东经略熊廷弼、辽东巡抚王化贞，以及现在的辽东经略高第，在这几位二品大臣和所向无敌的老汗努尔哈赤面前，袁崇焕只能是如他自己谦称的“小子”，官阶不高，人马很少，孤城一座。就此来说，这个对手是最好对付的了，不需大汗去亲征，不须费多大力气，不需调动整个八旗劲旅，只要派四大贝勒之一，率两三位小贝勒及几员战将，带上两个旗的万余军队，就能将其擒获阶下了。假如真是这样想，并以此为依据调派兵马，那么就大错特错了。
在袁崇焕死守孤城方针的指导下，宁远城的文臣武将，末弁小卒，士农工商，全都同仇敌忾，全力以赴，拼死抗敌，使孤城宁远成为金城汤池，坚不可摧。大战以后，明兵部复议宁远之功的奏疏，对宁远的守城情形作了如下的叙述：正月十八日，奴贼率众渡河，左辅、邓茂林、陈兆兰等俱从右屯等处收回。二十一日，城外收聚毕。时城中士卒不满二万。总兵满桂、副将左辅、参将祖大寿，皆习见奴兵，未可争锋，以死守争。大寿遂登塞门之议，诸将朱梅、徐敷奏并王喇嘛，皆主大寿议，而何可纲按剑决之。于是，王喇嘛请撤西洋大炮入城，彭簪古率步兵挽而登之。尽焚城外民舍积刍。令同知程维模查察奸细。通判金启按城四隅，编派民夫，供给饮食。卫官裴国珍鸠办物料。诸生守巷口。有一人乱行动者，即杀，城上人下城者，即杀。满桂提督全城，而以东南首冲，身任之，左辅分西面，祖大奉分南面，朱梅分北面。盖二十二日，而城中部署定。
二十三日，贼薄城矣，先下营西北，远可五里。大炮在城上，本道家人罗立素习其法，先装放之，杀贼数十人，贼遂移营而西。
二十四日，马、步、车、牌、勾、梯、炮、箭一拥而至，箭上城如雨，悬牌间如娟。城上铳炮迭发，每用西洋炮，则牌、车如拉朽。当其至城，则门角两台
攒对横击，然止小炮也，不能远及。故门两角两台之间，贼遂凿城高二丈余者三四处，于是火毯、火把争乱发下，更以铁索垂火烧之，牌始焚，穴城之人始毙，贼稍却。而金通判手放大炮，竟以此殒。城下贼尸堆积。
次日，又战，如昨攻打，至未申时，贼无一敢近城，其酋长持刀驱兵，仅至城下而返。贼死伤视前日更多，俱抢尸于西门外各砖窑，拆民房烧之，黄烟蔽野。
是夜，又攻一夜，而攻具器械，俱被我兵夺而拾之，且割得首级如昨。
二十六日，仍将城围定，每近，则西洋炮击之。贼计无施，见觉华岛有烟火，而冰坚可渡，遂率众攻，觉华兵将俱死以殉，粮料八万二千余及营舍民房俱被焚。
次日，贼引去。
《明史》卷二五九《袁崇焕传》载：崇焕拒绝经略高第撤宁远城的命令说：
“我宁前道也，官此，当死此，我必不去”。金兵抵达宁远时，“崇焕闻，即偕大将（满）桂、副将左辅、朱梅、参将大寿、守备何可纲等，集将士，誓死守。崇焕更刺血为书，激以忠义，为之下拜，将士咸请效死”。崇焕又“檄前屯守将赵率教、山海守将杨麒，将士逃至者悉斩，人心始定”。
根据以上记载和朝鲜李星龄的阐述，结合有关文献，看来，袁崇焕指挥明军的宁远之战，与 8 年来历次明金战争相比较，在守城御敌的战略、战术、士气、民心等方面，创造了“七新”，就是七个新颖奇特的不同之处。这第一新就是军民同心，誓死守城。包括天命三年（1618）努尔哈赤攻取抚顺起，中经萨尔浒大战，开原、铁岭之战，沈阳、辽阳之战，平阳桥之战，到广宁之失，在任何一次交战中，明军以及当地士农工商，都没有做到齐心协力，奋力抗金，不是将帅逃遁，怯战畏缩，就是士无斗志，动辄奔溃，百姓也是望风逃走。然而这次宁远之战，主持者宁前道袁崇焕，刺血为书，誓死守城，满桂等将领“誓死守”，“将士咸请效死”，文官金启等亦拼死抗敌，生员、百姓同仇敌忾，文官、武将、士卒、百姓无一逃者。这就为守住宁远，打败金军，奠定了有力的基础，而袁崇焕的以身作则，首倡誓死守城，对形成军民同心抵抗强敌的巨大力量，起了主导的核心作用。
第二新是凭城死守，坚壁清野。八旗铁骑飞驰似电，万箭齐射，锐不可挡，凡是野战，明军必败。但是，弓矢再厉，也射不透大砖巨石，铁骑再快，也冲不垮宽厚城墙，假如凭城死守，猛放枪炮，就发挥了明军之长，抑制了金军铁骑劲
弓的厉害。所以诸将明确了不可“与奴兵争锋”，只可“死守”，遂定下了“塞门”
闭城死守方略，坚壁清野。这在以往交战中，又是从没有这样做过的。
第三新是以炮卫城，以城护炮。明军此次配备有大量火炮火器，仅万历四十六年至天启元年（1618—1621）的三年多，就发往广宁天威大将军、二将军、三将军、四将军、五将军 1134 位，还有灭虏炮等炮 1 万余位，以及鸟铳、四眼枪等枪铳近两万杆。没过多久，又从澳门输入西洋大炮 30 门，其中 u 门安放在宁远城外。西洋大炮威力非常强，射程可达 5 里以外，毙敌数十数百人。过去，明军将枪炮安置于城外之阵前，交战时，八旗铁骑飞驰而至，很快就冲垮明军营阵，炮火起的作用不大。这次，王喇嘛建议将大炮挪入城内，放在城内四角的方形敌台上。金军来时，西洋大炮和其他炮猛烈轰放，打死打伤许多金兵，发挥了强大作用。
第四新是既无逃兵，又无奸细。以前明军的失败，特别是城池的陷落，常常都与兵将逃亡，奸细作乱有关系，现在，严肃军纪，严禁擅自行动和逃跑，违令者斩，又层层布置，严密控制，兵民高度警惕，仔细察诘奸细，这样一来，兵将不逃，奸细不敢作乱，做到了没有逃兵，没有奸细，这又是宁远之战与历次战争中不一样的新颖之处。
第五新是临机应变，屡创新招。当部分金兵拼死奔跑，来到城下之时，大炮不能轰击。他们拼命挖凿城墙，凿开高二丈多的缺口三四处。城墙一共才有三丈三尺高。假如金兵凿的缺口更高更大，城墙就要垮了，金军就可冲进城内。形势十分危急之时，通判金启棕急中生智，创造了将火药洒在被褥、被单上卷成一捆的方法，百姓踊跃献上被单被褥，从而制造了大量裹有火药的一捆一捆的被褥被单，投下城去，再扔下点燃的火箭，顿时，火势飞腾丈余，烧死烧伤众多金兵，剩下金兵不敢凿城，逃回营去，明军得以趁机赶紧补好缺口。袁崇焕又缒下 50名勇士，“用棉花火药等物，将达贼战车尽行烧之”。
第六新是以少胜多，重创敌军。宁远城守兵不足两万，并且有将近一半的兵士是从其他城堡匆忙撤退来的，面对屡败明兵的无敌金军，强弱悬殊，众寡分明，士气怎能旺盛，民心也难安定，但是，在袁崇焕誓守孤城且领导有方，断了后路，严禁逃亡，满桂等将领勇抗强敌精神的鼓舞下，军民也由怯转勇，斗志高扬，奋击敌军，因而保住了宁远，击退了强敌，重创金军。对于这次进攻宁远的伤亡情
形，《满洲实录》卷八载称：“二日攻城，共折游击二员、兵五百。”乍一看来，打个大仗，才死亡两员中低级将官和 500 兵士，算不了什么，可是，一则，拿它和萨尔浒之战比较。在那次与 10 万明军的激烈交战中，共斩杀明军四五万，八旗军才死亡兵士 200 人，而此次却死了 500 人，倍于当年，足见其伤亡很多。再则，与明国文献记述的情形相比。《明熹宗实录》卷六十七、六十八、七十载；正月二十四日攻城之时，城上火器打死打伤许多金军，“城下贼尸堆积”，次日又战，“贼死伤视前日更多”。“前后伤虏数千”，“炮毙一大头目，用红布包裹，众贼抬去，放声大哭”。可见，金军确实是伤亡惨重。
第七新是首次获胜，前所未有。从八旗军与明军开战以来，八九年的时间，明军每战必败，望风溃逃，从来没有一仗打胜过，这次宁远之战，竟然首次打败了无敌金军。明内阁首辅顾秉谦等奏述宁远之胜说：“臣等伏思，奴贼自抚顺发难，于今九年，彼大人大利，小人小利，辽、沈、广宁相继陷失，而我兵非望尘奔北，则闻风先逃，不能以一矢加遗，以中国之全力，而屈于一隅之丑虏……宁远捷音至矣。是役也，遏十余万之强虏，振八九年之积颓。”这七个“新”，不仅是宁远之胜的制敌法宝，也是今后对付金军保住封疆的必胜武器。
由此可见，在袁崇焕领导之下将士官民坚守的宁远城，是任何敌军统帅都攻不破的金城汤池。这是努尔哈赤这次攻打失利的客观因素。
另一方面，努尔哈赤之所以在宁远之战遭受了重大损失，其根本原因还是他自己在军国大政上犯了严重错误，主要是三大错误。第一，残酷压迫汉民。虽然他也曾大讲特讲“恩养尼堪”，但是，从天命三年下抚顺之时起，他就实行了赤裸裸的歧视汉民、压迫汉民的政策，就是强迫辽民“剃发”降顺，辽民必须剃发，改从女真发式。天命六年三月进入辽沈以后，由于辽民反抗金国汗的民族压迫政策而“叛逃不绝”和武装反抗，努尔哈赤大动肝火，屠复州，捕杀“五谷之人”，天命十年十月又进行全国甄别大屠杀，残酷之极，愚蠢之极，丧失了民心。第二，质疑、排斥汉官，歧视汉官，敌视生员，连“抚顺额驸”李永芳这样效忠金汗的降将，都要疑心，都要罢官，兔死狐悲，汉官怎不寒心，怎敢直言，怎愿献策？
第三，独断收，连兴大狱，内争迭起，疑案纷纷，伤人太多。以最高统治集团的八旗贝勒来说，四大贝勒中，代善的太子之废，皇太极受责罚银没收牛录，莽古尔泰的生母被休，阿敏与其弟斋桑古的隔阂，四位大贝勒都受到汗父（汗伯父）
不同程度的训斥和处罚。执政贝勒中，斋桑古、德格类、济尔哈朗、岳托、硕托，分别受罚挨训。纠纷之多，争夺之剧，搞得努尔哈赤找不到一个合适的继承人，只好实行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制。八旗高级官将，如扈尔汉、阿敦、乌尔古岱、额尔德尼、巴笃礼等，或斩或囚，或降职革任，波动也不小。结果是汗威无比，群臣害怕，三缄其口，不敢直言，努尔哈赤成为一个真正的孤家寡人了，使得他不知下情，难分是非，越弄越糟，搞得金国民不聊生，百业萧条，逃移满路，田园荒芜，粮谷奇缺，物价高涨，出现了人相食的悲惨局面。这样的情景，这样的条件，怎能经受长期战争，打败明军！并且，这些弊政，直接影响到明国的军民。
努尔哈赤于天命十年十月大杀汉人时，提出的一条理由就是，杀了这些人，才能放心地对外用兵。他在宣布屠杀辽民的汗谕中，对汉人讲道：“尔等在我等不防备之时，尚且如斯杀女真，准备棍棒，那么，当我等行围出兵之后，尔等能安静否？”这个英明汗，这时也太不英明了，他居然想用大屠杀来安定后方，这能办到吗？如此血腥杀戮，必然导致汉民极端痛恨，为什么一听金兵进攻，关外锦州等地军民纷纷内逃，不愿留下充当顺民？为什么宁远军民齐心抗敌，死守孤城？
像通判金启棕、袁崇焕的家人罗立，都因燃炮而死，像 50 健丁不怕危险舍生下城，燃放火药，烧毁金军战车，击毙掘城敌兵，像武举人金世麒，以迎父丧出关，闻听金军攻打觉华岛，立刻“率义男三百人力战”，全部殉国。这一切，虽然是决定于他们不畏强暴誓死救国的高尚精神，但是与金国汗的滥肆杀戮，也不能说是毫无关系。直到 6 年以后，固守大凌河的明国官将兵民，虽然粮尽力竭，外援断绝，但仍因努尔哈赤的大杀辽民，“不论贫富，均皆诛戮，即顺之，亦不免于死”，而“肝胆俱丧”，“人皆畏缩”，不敢降服。
在军事上，努尔哈赤也犯了重大错误。屡败明兵，攻城略地，因而骄傲轻敌，训练不力，入辽以来，除镇压起义以外，“步兵、骑兵三年未战，兵主（兵之额真）怠惰，卒无斗志，车、梯、藤牌不良，兵器已不锐利”。攻宁远时，沿袭故技，抱残守缺，以箭矢对枪炮，以血肉之躯迎炮弹，以穴城敌火器，努尔哈赤轻敌了，思想顽固了，战术陈旧了。而袁崇焕却总结经验教训，发挥所长，克己所短，以凭城死守来避开金兵的野战冲突，用西洋大炮对付八旗铁骑的刀戈弓矢，实行坚壁清野来克服掠粮养兵的金军。双方军事统帅指挥的正确与错误，也是造成明胜金败的重要原因。
无论都什么原因，但结论都是一个，无敌君汗努尔哈赤被区区道员袁崇焕打败了，并且是惨败，丢尽了面子。
天命十一年（1626）正月的宁远之败，使得百战百胜所向披靡的大金国英明汗努尔哈赤十分生气，也十分痛苦。连钦修的《武皇帝实录》卷四也载述说：“帝自二十五岁征伐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惟宁远一城不下，遂大怀忿恨而回。”
努尔哈赤振作精神，派军攻占了觉华岛，尽歼明国守军，“火焚其船二千余及粮草千余堆”，平安回师。四月，他又派遣大贝勒、二贝勒、四贝勒率军进攻喀尔喀五部之中违背誓辞与明议和的囊努克等贝勒，大获全胜，掠得“人畜五万六千五百”，略舒心中之忿。然而，长年征战治国，劳累不堪，年岁已老，又因宁远失利受伤而生气，忧愁、难眠，积恨成疾，痈疽发作，努尔哈赤遂于七月二十三日前往清河“温泉坐汤”。过了十三天，病危，打算回沈阳，他遣人到沈阳召大福晋阿巴亥，阿巴亥赶忙迎接，于浑河相会，一起返回。八月十一日，来到离沈阳四十里的瑷鸡堡，努尔哈赤逝世，享年 68 岁。
努尔哈赤的梓宫初奉安于沈阳城中西北隅，天聪三年（1629）葬于辽宁沈阳石咀头山福陵，又称东陵。
崇德元年（1636）四月，努尔哈赤被尊谥为“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武皇帝”，庙号“太祖”。康熙、雍正两朝又加上尊谥，乾隆元年又一次加尊谥为“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睿武端毅钦安弘文定业高皇帝”，一般简称“高皇帝”。
纵观努尔哈赤的一生，他在青年时期，奋勇苦斗，智擒刺客，擒获仇人尼堪外兰，报了杀父、祖之仇；他凭少数诸申起兵，在建州、海西、“野人”女真部落中横冲直闯，征抚并用，辖地广阔，人丁猛增，“归顺”日众，完成了统一女真各部的伟大事业，促进了新的民族共同体——满族的形成与发展；他带领八旗劲旅，兴师伐明，以少敌众，大败明军于萨尔浒，抵抗了明王朝的民族压迫，保护了满族的生存；他入主辽沈，数次向东用兵，打下了彻底统一东北的基础，为满族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他广纳贤才，厚待功臣，善用计谋，顺应时代的需要，采取了许多正确的政策和措施，促进了满族由原始社会末期进入奴隶社会，迅速向封建制过渡。他在晚年刚愎自用，独断专横，滥行杀戮，骄傲轻敌，
思想顽固，停顿落后，做了不少错事，破坏了辽东地区生产，损害了满汉之间的正常关系，妨碍了满族的前进。由此可见，努尔哈赤是一个意志坚强、不畏险阻、勇于进取的大丈夫，是一个叱咤风云、威名远扬的常胜君汗，是一个具有雄才伟略的开国之主。他虽然做了一些傻事，产生了不好的影响，但毕竟是瑕不掩瑜，功大于过。对于这样一位为多民族国家的壮大和中华民族的发展，建树了功勋的满族杰出首领和清朝的始祖努尔哈赤，各族人民一定会将他的英名和贡献，载入祖国光辉灿烂的历史史册，永生不忘。
努尔哈赤的妻妾子女，简述如下。
努尔哈赤有十六个妻子：一、高皇后叶赫纳喇氏，名孟古姐姐，是叶赫贝勒扬佳努女，比努尔哈赤小十六岁，为皇太极生母。
二、元妃佟佳氏，名哈哈纳札青，生子二：褚英、代善；女一：称东果格格。
三、大妃乌拉纳喇氏，名阿巴亥，乌拉贝勒满泰女，比努尔哈赤小三十一岁，生子三：阿济格、多尔衮、多铎。
四、继妃富察氏，名衮代，生子二：莽古尔泰、德格类；女一：莽古济格格。
五、寿康太妃博尔济锦氏，蒙古科尔沁贝勒孔果尔女。
六、侧妃伊尔根觉罗氏，生子一：阿巴泰；女一：称嫩哲格格，又称沾河公主。
七、侧妃叶赫纳喇氏，是高后纳喇氏之妹，生女一：称聪古图公主，就是努尔哈赤的第八女。
八、侧妃博尔济锦氏，蒙古科尔沁贝勒明安女。
九、侧妃哈达纳喇氏，哈达贝勒扈尔干女。
十、庶妃兆佳氏，生子一：阿拜。
十一、庶妃钮祜禄氏，生子二：汤古代、塔拜。
十二、庶妃嘉穆瑚觉罗氏，名真哥，生子二：巴布泰、巴布海；女三：穆库什及努尔哈赤之第五女、第六女。
十三、庶妃西林觉罗氏，生子一：赖慕布。
十四、庶妃伊尔根觉罗氏，生女一，也就是努尔哈赤之第七女。
十五、庶妃阿济根，努尔哈赤死时从殉。
十六、庶妃德因泽，努尔哈赤死时从殉。
努尔哈赤有十六子：长子褚英，又称褚燕，因赐号洪巴图鲁，也称红把兔。
次子代善，又称贵永介，因赐号古英巴图鲁，也称贵盈哥，或称大贝勒，后封礼亲王。
第三子阿拜。
第四子汤古代。
第五子莽古尔泰，又称三贝勒、掌正蓝旗贝勒。
第六子塔拜。
第七子阿巴泰。
第八子皇太极，又称红歹是、四贝勒，即后来的清太宗。
第九子巴布泰。
第十子德格类。
第十一子巴布海。
第十二子阿济格，后封英亲王。
第十三子赖慕布。
第十四子多尔衮，又称多儿哄，后封睿亲王。
第十五子多铎，又称多躲，后封豫亲王。
第十六子费扬古。
努尔哈赤有八女：长女东果格格，又称东果公主，其母为元妃佟佳氏，嫁何和里。
次女称嫩哲格格，又称沾河公主，母为侧妃伊尔根觉罗氏，嫁常书之子都统达尔汉。
第三女名莽古济，母为继妃富察氏，先嫁哈达贝勒孟格布禄之子吴尔古代，称哈达格格，又称哈达公主；后因夫亡，改嫁蒙古敖汉部琐诺木杜棱。
第四女名穆库什，母为庶妃嘉穆瑚觉罗氏，先嫁乌拉贝勒布占泰，后由于布占泰欲射之以鸣镝，被努尔哈赤接回；又嫁额亦都；额亦都死后再嫁其第八子图尔格，称和硕格格，又称和硕公主。
第五女是穆库什同母妹，嫁额亦都之次子达启。
第六女为穆库什同母妹，嫁叶赫纳喇氏苏鼐。
第七女共母为庶妃伊尔根觉罗氏，嫁纳喇氏鄂托伊。
第八女称聪古图公文，母为侧妃叶赫纳喇氏，嫁蒙古喀尔喀台吉古尔布什。
另抚弟舒尔哈齐第四女为养女，初封郡主，晋和硕公主，嫁蒙古巴岳特部台吉恩格德尔。
努尔哈赤是我国满族的著名首领和民族英雄，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满族著名的首领努尔哈赤，自万历十一年（1583）图伦之役，到万历四十七年即天命四年（1619）叶赫之役，经过三十六年韵征战，统一了建州女真、海西女真、东海女真和黑龙江女真。女真各部的统一，结束了长期以来女真内部彼此杀戳、骨肉相残的混乱局面，促进了女真诸部的经济交往与生产发展，也有利于女真文化的发展。
因为只有诸部女真统一，才可能创造无圈点满文，并使它推行到主要女真地区，进而加强满汉文化交流，提高满族文化水平。而女真各部重新整合的过程，就是满族共同体形成的过程。满洲族的族名，崇祯八年也就是天聪九年（1635）十月十三日（11 月 22 日），后金汗皇太极谕称：我国原有满洲、哈达、乌喇、辉发等名，向者无知之人，往往称为诸申。夫诸申之号，乃席北超墨尔根之裔，实与我国无涉。我国建号满洲，统绪绵远，相传奕世。自今以后，一切人等，止称我国满洲原名，不得仍前妄称。
至于上文中诸申与满洲之关系，暂且不论。然而，皇太极汗谕将女真改称为满洲，这象征着满洲族作为一个正式族名开始出现在中华大地上。满洲族的著名首领努尔哈赤，利用，人民的力量，实现女真各部统一，促成满族共同体形成，并为清朝建立奠下基业，后被清追尊为太祖高皇帝。
满族著名的首领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各部、形成满族共同体的过程中，主持创由无圈点满文即老满文，益于当代，功垂后世。在后金时期，满洲人说满语、行满文。清迁都燕京后，满语和满文成为清朝重要的官方语言和文字。尤其在清朝初期，凡属重要军政要务，都用满文书写，从而留下宏富满文文献。满文在东北亚文化中，具有特殊价值。
在东北亚从属于阿尔泰语系通古斯语族的语言，主要有中国的满语、锡伯语、赫哲语、鄂温克语、鄂伦春语等，俄罗斯的塔文基语、埃文语、涅基达尔语、那乃语、乌利奇语等。
上述所有语言中的文字，最早为十二世纪满族先世女真参考汉字笔画创制的女真文，但是早已失传，留存文献罕见。尔后直至本世纪，在中国，虽有民国三十六年（1947）在满文基础上略加改动而成的锡伯文，但与满文差别不大；在苏联，虽有二十年代以拉丁字母、三十年代以俄文字母为基础创制的塔文基文、埃文文、那乃文和乌德文（后未使用），但与满文的历史价值无法相比。
所以，在中外通古斯语族诸民族中，只有满族留下大量本民族文字的历史档案和历史典籍。这对于研究通古斯语族各民族的语言、历史、宗教、文化、社会，具有重要价值。特别是对于东北亚诸多没有文字、或文字不完善、或文字创制甚晚的民族，其人类群体之人类文化学研究，更具有特殊的意义。但是，满族杰出的首领努力哈赤，则是满文创制的经始者。
满族杰出的政治家努尔哈赤，除了统一女真各部，还基本统一了东北地区。
继努尔哈赤之后，皇太极继续统一星散诸部和祖国东北地区。至崇祯十五年即崇德七年（1642），皇太极完成了对女真各部和东北地区的统一。因此，他庄严诏告天下：予缵承皇考太祖皇帝之业，嗣位以来，蒙天眷佑，自东北海滨，迄西北海滨，其间使犬、使鹿之邦，及产黑狐、黑貂之地，不事耕种、渔猎为生之俗，厄鲁特部落，以至斡难河源，远迩诸国（部），在在臣服。
“斡难河”即鄂嫩河，“东北海滨”系指鄂霍茨克海，“西北海滨”是指贝加尔湖。这就是说，经过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两代经营，东起鄂霍茨克海，西迄贝加尔湖，南濒日本海，北跨外兴安岭的广阔地域，明奴儿干都司等境内的各族人民，已被归置清代东北疆域的管辖之下，各族人民紧密联系，迅速融合。
然而，从萨尔浒之战以来，后金与明朝战争的性质开始转变，由实现女真统一、反对民族压迫的正义战争，转变为争夺明统、进行民族掠夺的非正义战争。
努尔哈赤同明朝进行的抚清之役、开铁之役、沈辽之役、广宁之役和宁远之役，都是后金统治者与明朝统治者之间，夺取对辽东地区统治权的战争。它给辽东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
满族杰出的政治家努尔哈赤，在女真各部统一战争中，不自觉地摧毁女真的奴隶制，开拓女真的封建制。十六世纪下半叶和十七世纪上半叶，是我国满族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阶段。
努尔哈赤受社会生产力发展和奴隶、农奴阶级斗争的推动，以及明朝封建经
济的影响，能够顺应女真社会发展举措，采取一些重大措施，发展生产，改革社会，从而加速了女真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在所有制方面，如他实行牛录屯田，颁布“计丁授田”，实行“按丁编庄”，鼓励发展封建个体经济和商业贸易，把奴隶田庄转化为农奴田庄，将牛录屯田发展为八旗旗地，进而慢慢地形成八旗军事封建土地所有制。
在改革所有制的同时，努尔哈赤重视女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他倡导引进汉族的先进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优待进入女真地区的汉人工匠。他发展女真的采集业、畜牧业、手工业和农业，推广种植棉花。他下令对贫穷的女真单身汉给予带助，使他们可以婚娶，以保护和增加社会生产力。他把大量“野人”女真的部民迁至辽河平原，改变其以鱼肉为食、鱼皮为衣的原始生活方式，使他们定居务农。
所以，在十六世纪末和十七世纪初期，女真社会生产力经历着一场巨大的飞跃。生产力的发展又促使着女真社会的改革。努尔哈赤利用人民力量，发展女真社会生产，施行女真社会改革，促使女真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进而进一步地实现了祖国东北地区少数民族的封建化。
满族杰出的政治家努尔哈赤；在实现女真统一、改革女真社会的过程中，善于团结女真内部力量，凝聚血亲，严密组织，由汗、四大贝勒、五大臣等组成诸贝勒大臣会议，形成最高领导集团。这个领导集团，坚固稳定，精萃有力；“人心号令，皆出于一”。
史称：“太祖创业之初，日与四大贝勒、五大臣讨论政事得失，咨访士民疾苦，上下交孚，鲜有壅蔽，故能扫清群雄，肇兴大业”。
努尔哈赤通过四大贝勒和五大臣，以八旗制度为桥梁，把女真各部分散力量的涓涓细流，汇集成冲决明朝辽东政治堤坝的滔滔河流。
扈伦四部却与上相反。辉发贝勒拜音达里，杀叔自称首领，内部争论不休。
哈达贝勒王台，“不察民隐，惟听谮言”，死后子孙内讧，骨肉残杀。乌拉贝勒瞒泰父子，荒淫无道，不得其死：“淫其村内二妇，其夫夜入，将满泰父子杀之。”
叶赫贝勒二人，各领其兵，分庭对抗，驻居两城，也分散了力量。叶赫、乌拉、哈达、辉发的首领，不能团结本部的力量，又怎能去统一女真各部呢？有人把杰出的人物称作创始人，因为他的见识要比别人的远大些，他的洞察力要比别人的
深邃些，他的胸怀要比别人的宽广些，他的毅力要比别人的坚韧些，他的愿望要比别人的强烈些，为实现其愿望所采用的手段，要比别人的高明些。努尔哈赤正是这样。他把女真社会生产力发展所造成的各部统一社会改革的需要加以指明，把女真人对明朝封建统治者实行民族压迫的不满情绪加以集中，并担负满足这些需要发起者的责任。他在将上述社会需要由可能转变为现实的过程中，能够刚毅沉着，机智豁达，知人善任，赏罚分明，组成坚强稳定的领导集团。他对女真、蒙古、朝鲜、明朝分别采取不同政策：其时，南有明朝，西有蒙古，东有朝鲜，北有海西，陷于四面包围之中。努尔哈赤没有四面出击，而是佯顺明朝，结好朝鲜，笼络蒙古，用兵海西；对海西女真各部又采取远交近攻，联大灭小，先弱后强，各个吞并的策略。他通过八旗制度去组织女真社会力量，实现历史赋予的女真各部统一与社会改革的任务。所以，努尔哈赤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
努尔哈赤不但是满族杰出的政治家，而且还是满族杰出的军事家。
满族杰出的军事家努尔哈赤，在四十四年戎马生涯中，亲历数十次战阵，虽始终处于战略劣势，却能以少胜多，以弱克强。他之所以可以在战备上以少胜多，以弱克强，主要采用了这样一些重要军事原则：重视侦察，临机善断，诱敌深入，据险设伏，巧用疑兵，驱骑驰突，纵向冲杀，两翼合围，集中兵力，各个击破，一鼓作气，速战速决，用计行间，里应外合。
满族杰出的军事家努尔哈赤的上述军事原则，在其亲自指挥的十一个重要战争中，得到具体而灵活的便用。这十一次战役是：古勒山之役，哈达之役，辉发之役，乌拉之役，抚清之役，萨尔浒之役，叶赫之役，开铁之役，沈辽之役，广宁之役和宁远之役。其战绩是十胜一负。作为一个军事统帅说来，在指挥重大战役中，五胜一负要算是优秀的统帅，那十胜一负则堪称其为杰出的统帅。
满族杰出的军事家努尔哈赤，创建了一支八旗军。他创建、组织、训练和指挥的这支八旗军，“号令严肃，器械精利”，纪律严整，赏罚分明，兵马精强，勇猛拼搏，“野战则克，攻城则取”，“立则不动摇，进则不回顾，威名震慑，莫与争锋。”是我国古代史上战斗力最强的一支军队，也是当时世界上攻击力最强的一支骑兵。
有人评价道：努尔哈赤“用兵如神”。这个评论虽显系溢饰，但证明努尔哈赤具有卓越的军事才能，是满族杰出的军事家。
然而，对历史上英雄人物扬善隐恶，并不是真正尊敬英雄。努尔哈赤是女真军事封建主阶级的政治代表人物，对其善与恶、功与过、是与非、得与失，要作公正的历史评判。像世界上一切事物无不具有多重性一样，对努尔哈赤也应当作具体分析。在肯定努尔哈赤实现女真诸部统一、加强祖国东北边疆、促进满族共同体形成、实行女真社会改革的进步历史作用的同时，也要看到其历史、阶级、民族和性格的局限性，看到其历史的过错。
后金汗努尔哈赤的社会改革是十分不彻底的。他在女真社会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中，尽管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但给挣脱奴隶枷锁的女真奴隶戴上农奴的桎梏；又使辽东大量汉民陷农奴的地位。而在女真大量拖克索田庄里，仍然严重地存在着奴隶制残余。后金汗对女真社会的改革，主要是在辽沈地区。因为女真各地区、各部族的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那些散居在边远地区的女真人，仍然沉睡在奴隶制度或原始部民的落后状态。所以，努尔哈赤的社会变革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和不彻底性。
后金汗努尔哈赤占领辽沈地区，给辽东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他利用女真人对明朝统治者施行民族压迫和民族剥削政策的不满，起兵抵抗明朝。但他在夺得辽东地区统治权之后，即用一种新的民族剥削替代另一种民族剥削，用一种新的民族压迫取代另一种民族压迫。如后金军攻占清河后，“军兵及居民五万余人，或被掳，或被杀”；八旗兵强剥辽民的衣服，使金、复二州汉民数千人“俱裸体不蔽形”，许多“裸体妇女，不胜辱，自经”而死，令人惨不忍睹！努尔哈赤的弊政，干扰了辽东地区的社会安宁和生产秩序，使得人丁减少，庐舍残破，田园荒芜，饿莩塞路，百业凋零，粮价腾贵，民不聊生，社会混乱。努尔哈赤在辽沈地区之种种弊政，成为后来清人主中原施行剃发、易服、圈地、占房、投充、捕逃六大弊政浊流之源。
据史籍载：“奴酋本性凶恶，取财服人，皆以兵威胁之。人人欲食其肉，怨苦盈路”。
诚然，努尔哈赤降给辽民的灾祸，并不是单纯因为他本性凶残，而是被其贵族利益、民族偏见和疾戾性格所规定的。
女真和汉族内部的阶级剥削和阶级对抗没有消除，努尔哈赤和明朝统治者一样，不能消除民族之间的压迫和剥削。只有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已经消失，人对
人的剥削也已经消灭，那么，各个民族之间才能消灭对立关系和剥削关系，而以平等友爱和团结互助取代。
后金汗努尔哈赤一生慎重，攻无不克，所向披靡，然而晚年思想僵化，骄傲轻敌。他骄傲轻敌的最典型一例是宁远兵败。努尔哈赤像其他杰出的历史人物一样，一生中有上升时期，也有下降时期。
如果说夺辽沈、占广宁是他上升时期的巅峰，那么宁远之败则是其下降时期的低谷。后金汗努尔哈赤在宁远吞下骄傲轻敌的苦果，也为此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清太祖努尔哈赤是精于政略、善于用兵的一代英杰。努尔哈赤在十六世纪后期和十七世纪初期，值明朝政治腐败的客观条件，团结人民群众的力量，领导统一女真各部的战争，促进满族共同体的形成，推动女真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使它在经历了混战杀戮和奴隶制度的漫漫长夜之后，在祖国东北大地上，出现了满族兴起与社会进步的亮光。
满族的著名首领和民族英雄、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努尔哈赤之英名和政绩，在中华历史与人类历史的典册中，将与世长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