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观理论是介于宏观理论和微观理论之间的理论，其抽象层次和所诠释的对象都介于两者之间。默顿所极力倡导建立的“中层理论（ｔｈｅｏｒｉｅｓｏｆ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ｒａｎｇｅ）”，可以说多属于中观理论（见图２１所示）。默顿所说的“中层理论”是指介于日常研究中低层次的但又必须的研究假设与无所不包的系统化统一性理论之间的那类理论，统一性理论的目的在于试图诠释社会行为、社会组织和社会变迁中一切可观察到得一致性。默顿指出，中层理论上可抽象至理论，下可由经验材料验证，虽具有一定的抽样性但更接近于可验证的命题的观察资料。
默顿并非不主张发展综合性的社会学理论体系，他只是认为，社会学研究目前所处的状况下，社会科学领域出现哥白尼式人物的时机尚未成熟，只能首先发展中层理论，然后才能形成综合性的理论。默顿指出，社会学中常见的也多是一些中层理论，如参考群体理论、社会流动理论、角色冲突理论等。
但是，近年来更多的人主张把这三个层次的理论结合起来，而不是截然分开。如美国社会学理论家乔纳森·特纳指出，社会是由驱动着行动、互动和组织的普遍性的作用力所支配的；在这一个过程中，它们使社会现实形成了自己的模式和结构。他认为这种作用力与牛顿用于诠释行星运转的引力概念十分类似。
同样地，社会学理论应该说明的是关于微观、中观和宏观的分析层次上的驱动社会现实属性的基本作用力（如图２２所示）。
图２２中列出的是这种基本作用力所产生的结构结果。在宏观层次上，最根本的组织模式是制度系统，如经济制度、政治制度、亲属关系制度、宗教制度、法律制度、医学制度、教育制度等。在中观层次上，两个最根本的组织形式是团体单位和类群单位，团体单位是由追求某种目的且有劳动分工的人组成的（如复杂组织、群体、社区），而类群单位是由具备特定特征的子群体构成的（如社会阶级、年龄群体、民族群体、性别群体）。在微观层次上，最根本的结构就是际遇。
根据戈夫曼（Ｇｏｆｆｍａｎ）的理论，它是由专注性互动或非专注性互动构成的。根据图中箭头所指示的，形成这些结构的作用力是相互关联的。从宏观到中观的分析层次来看，制度系统制约着团体单位和类群单位的性质，而后者又直接构成了制度系统；从中观到微观的分析层次来看，个体间的面对面互动发生在团体单位和类群单位的性质。这样，由于际遇镶嵌于团体单位和类群单位之中，因而再生或改变着原有的制度结构；反过来，制度系统又会通过构成它们的团体单位和类群单位来约束际遇中的面对面互动。
在《社会学理论的结构》一书中，特纳综述了理论陈述到格式的四种探讨方案，从而提出了总体理论方案、分析方案、命题方案、模拟方案等不同的理论形式，本教材第十二章“理论分析”中作了详细介绍。
第二节理论范式及取向
社会调查研究是一种复杂的社会实践形式和深刻的认识活动，要有广阔的视野和科学的理论观点的指导。社会调查中要认真选择研究范式，以期求得科学的理论指导，对于社会调查的成败具有重要意义。
一、范式及其作用
范式（ｐａｒａｄｉｇｍ）是人们思想和行为的规范或模式。按照韦氏《新世界词典》
（１９６８）的诠释，范式即是“型式，例证或模式”（ａｐａｔｔｅｒｎ，ｅｘａｍｐｌｅｏｒｍｏｄｅｌ）。这个概念运用于社会科学中，是指观察社会生活的一种“视野和参照框架”，它是由一整套概念和假定所组成的①。
托马斯·库恩（ＴｈｏｍａｓＫｕｈｎ）把形成某种科学特色的基本观点，称为这种科学的范式（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ｓ）。在自然科学史上，牛顿的力学、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达尔文的进化论和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等，都是自然科学的范式。太阳绕着地球转的观念后来就被地球绕着太阳转的观念取而代之。
社会科学家已经发展了很多诠释社会行为的范式。但是，在社会科学中，范式更替的模式与库恩所说的自然科学并不相同。自然科学家相信一个范式取代另一个范式代表了从错误观念到正确观念的转变，譬如，现在已经没有天文学家认为太阳是绕着地球转的。
至于社会科学中每一种范式，都为关注人类社会生活提供了一种不同的方式，每一种都有独特的关于社会事实的假定。可以把每种范式当作理解社会的一扇窗户来看待。
它的含义也是随着社会科学的发展而有所变化的。今天我们强调社会调查要选择范式，是因为范式本来就是人们借助它去观察世界的工具，用马克思主义的说法，就是指导人们观察世界改变世界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但有人认为社会调查强调理论思想的指导作用，这其实完全是一种误解。人的各种社会活动和行为是在一定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不是以这种思想为指导，就是那种思想为指导。有些社会调查比较强调假设的作用，认为应事先设计好一个框架作为调查的依据。实际上，这就是在遵循某种理论思想的指导，只是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学派所遵循的指导思想不同而已。有的是以结构功能主义作为理论依据；有的用符号论作为指导思想；有的则以交换理论作为设计社会调查研究方案的理论依据。可见，社会调查研究都是遵循一定理论的指导的。
以贝利在他的《现代社会研究方法》中举的马克思和马尔萨斯同样研究资本主义社会“人口过剩”问题，由于采用了不同的范式得出了不同结论为例，说明了社会调查中选择范式的重要性。马克思把唯物辩证法作为他研究人口问题的指导思想，运用了诸如阶级、阶级斗争和剩余价值等概念作为框架研究人口，得出了不存在超过一切社会制度的人口规律；资本主义社会造成人口过剩的原因，不在于人口的增长数量，而在于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压迫的结论。马尔萨斯在研究人口过程中，运用了算术级数、几何级数、积极抑制、预防性抑制、邪恶、苦难之类的概念来认识人口现象，得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贫穷和罪恶是人口增长快于生产资料增长这一“人口自然规律”。而他提出的解决人口问题的对策是战争和瘟疫、“道德的抑制”（包括节欲、无力瞻仰子女的劳动者不得结婚等），以此使生活资料和人口之间得到平衡。
人们在探求社会现象内在联系及其规律时，如果观察和研究问题的地位、角度和理论观点不同，就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对墨西哥一个叫波特兹特兰（Ｔｅｐｏｚｔｌａｎ）村的研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罗伯特·瑞福泰尔（Ｒｏｂｅｒｔ Ｒｅｆｔｉｅｌｄ）教授对该村调查后写了《一个墨西哥村落》一书。他认为该村是一个纯朴的、与世隔绝的平静的社会，村民们都很乐观，并相互合作，没有猜疑和竞争。１７年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一位叫奥斯卡·莱威士（ＯｓｃａｒＬｅｗｉｓ）的教授也去该村进行了调查，并写出了《一个墨西哥村落生活的再研究》一书。
莱威士认为，该村的村民生活紧张，具有惊恐、嫉妒和不信任的心理。
为什么两人的调查研究结果会有如此重大的差别呢？原因就在于他们的出发点、研究调查和理论观点的不同。一个是着重于群众理想的外部观察研究，另一个则着重于个人心理特征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是被人类历史进程所证明了的科学理论体系。近年来，在资本主义的一些社会科学研究领域，马克思主义越来越受到重视，这是西方学者经过比较之后的结果。在进行社会调查研究时，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的指导作用，我们绝不能忽视，要重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分析问题，当然也要避免套用马克思主义的现成结论，也不可简单地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命题代替对具体问题的具体研究。
可见，在社会调查活动中，研究者的立场和认识问题的参照范式不同，所得出来的结论也就不同，调查研究者选择科学的理论观点作为调查研究的指导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社会调查工作者在进行社会调查范式选择中，应该具有广阔的视野和正确的立场，具有丰富广博的知识，对各种理论观点都应有所了解，并能够比较鉴别，才能选择正确的观点作为社会调查的指导思想，研究问题和认识问题才能做到方法建构，得出正确的结论。
二、实证主义取向
如前所述，范式是一种规范、模式或一种视野。我们要进一步了解这些范式的根据，或这些方法的方法，就要进一步从方法论角度予以概括和抽象。这种从方法论意义上进行的考虑，我们可称之为“取向”或理论研究。
在社会调查研究中，实证主义、阐释学以及批判理论是三种主要的理论取向，现代也时有超越这些传统取向的试图，从而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取向。
实证主义取向作为一种曾在西方学术界有着广泛影响的方法论观点，其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古典实证主义、工具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阶段。
在有些学者看来，实证主义可以通过以下五条来界定。
（１）科学至上主义：对于实证主义而言，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之间没有本质的区别。在科学方法的一致性方面，自然科学通常被当做是有科学的典范。
（２）自然主义：实证自然主义要求①还原主义或原子论、②关于事实的相应理论和③现象主义或客观主义，把自然视为一种外在于科学的客观存在，同时又能够被中立地观察。
（３）经验主义：科学的基础是观察。对实证主义者来说，研究的程序就是从观察开始，然后进行检验。科学家通过试验来发现客观存在，从假设中发现能够被用来预测将来可能性的普遍法则。实证主义所寻求的法则是一种具有诠释、推测能力的因果关系。
（４）价值中立：科学并不对它的研究对象作价值判断，它是独立于社会和道德价值的中立活动。实证主义者因而也坚持事实和价值的二元论。他们声称，价值不能由事实推论得出。
（５）工具性知识：实证主义有过三种政治形态。①由亨利·圣西门（ＨｅｎｒｉＳａｉｎｔＳｉｍｏｎ）、奥古斯丁·孔德（ＡｕｇｕｓｔｅＣｏｍｔｅ）和科学主义科学家们提出的、属于科学政治范畴的古典实证主义意识形态；②科学是一种工具性的、有用的知识；同时又没有明显的政治意涵——产生于改良运动；③在２０世纪，工具性的、科层化的社会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专业化紧密相关。
严格来说，古典形态的实证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基督教版本，也就是由圣·托马斯·阿奎那（Ｓｔ．ＴｈｏｍａｓＡｑｕｉｎａｓ）所发展出来的经院哲学。它的影响一直延续到科学革命的诞生。当从归纳-演绎法转向强调第一法则时，亚里士多德哲学开始退化。由于受到经院哲学的排挤，亚里士多德哲学逐渐丧失了原有的光环。
文艺复兴见证了科学革命和理性主义的兴起，而从现代理性主义的角度来说，实证主义也直到文艺复兴时经验研究方法兴起之后才真正出现。柏拉图认识论（或只是理论）是形而上学和唯心论的（以寻求超越现实的哲学知识为导向），而现代实证主义却是经验主义式的：以对现实的观察为基础，并且借助实验科学。
实证主义的一个早期代表、文艺复兴在１３世纪的先行者——罗吉·培根（ＲｏｇｅｒＢａｃｏｎ）强调可观察的数据的重要性，认为这是知识的基础；奥卡姆的威廉（Ｗｉｌｌｉａｍ）也认为知识必须经过“剔除”的过程以过滤掉多余的东西。这又演进成为一个新的概念：“奥卡姆剃刀”——最简单的诠释就是最好的诠释。实验方法在弗朗西斯·培根的着作里得到综合的概括。培根在不作出哲学预设的条件下，提出了一套适用于观察的归纳方法论：理论是在没有前提假设指导下的观察的产物，而不可能经由其他方法达成。
尽管笛卡儿建立了寻求真的知识的基础并展示了思维的怀疑力量，但是实证主义更多的是一种归纳逻辑而非演绎逻辑。笛卡儿倡导在第一法则下进行演绎推演，但是绝大多数的经验主义者都奉行归纳的研究方法：观察数据和进行实验能够帮助我们找到一般的规则。也就是说，笛卡儿是坐在火炉边寻找知识，他的策略是从普遍得出个别；而经验主义者（如牛顿和弗朗西斯·培根）则主张通过搜集数据来诠释一般法则。理性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认为知识依赖于一个更高的逻辑结构；而后者强调感官知觉，或者经验才是正确知识的判断标准。
物理学的新进展，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推动了逻辑实证主义的发展。逻辑实证主义还坚持这样一种理念：在数学逻辑的基础上寻求确定性知识，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大一统的科学。其中，关键的一点是认为只有两种形式的知识存在：经验知识（通过经验获得的知识）和逻辑知识（通过逻辑分析、推演来的）。马赫对逻辑实证主义的形式化无疑已经成为一个经典。
鲁道夫·卡尔纳普（ＲｕｄｏｌｆＣａｒｎａｐ）的《世界的逻辑构造》（１９２８）是一本令人难以忘怀的有关逻辑实证主义的论述。很明显，其中最着名的是来自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ＬｕｄｗｉｇＷｉｔｔｇｅｎｓｔｅｉｎ）在《逻辑哲学论》（１９９２）有关真理的对应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