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着名军事家孙武，非常重视社会调查在战争中的作用。《孙子兵法》上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早已成为至理名言。自秦汉以后，历代统治者为了征兵和徭役的需要，从来没停止过对人口的调查。中国是人口普查最早的国家之一。
古代调查研究，包括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两个历史阶段，从其性质和特征看都是属于调查研究发展的起始阶段，既没有自觉的系统和理论指导思想，又没有准确的调查时间、项目，所使用的方法主要是简单地观察、访问和有限的文献调查，所以，古代社会调查具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是处于萌芽阶段的调查研究活动。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也是司马迁对于西汉之前古代社会现象和事实的文献考证。“然而，其中不仅有‘石室金匮’（汉代的国家图书馆兼档案馆）收藏的图书档案，也有他调查采访的古老传闻，包含社会调查和口头史学的成分。”
明代“以理学开国”，但自明英宗“土木堡之变”后，社会政治危机严重，于是忧国之士纷纷向实学转化。从明中叶到清中叶，是中国实学思想发展的一个鼎盛时期。实学的精神实质，包括来说有四点：实事求是的崇实精神；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兴利除弊”的改革精神；放眼世界的开放精神。而这些思想方法无疑在讲究时间的社会调查中占有非常主要的地位。
《本草纲目》——来源与社会调查的医学着作
李时珍走出书斋，就药物诸问题，广泛地向农夫、渔夫及民间医生请益（访问法），并躬亲实践，深入实地作种种必要的考察。他倾毕生的精力和心血，足迹踏遍了大江南北，并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完成了《本草纲目》这部巨着。
对于徐霞客而言，他将毕生的经历都投入到对于中华大好河山、风土人情的考察之中。在这个漫长而富有意义的过程中，他采取的主要方法为“访问法”与“观察法”，属于社会调查的两种基本方法。他的这份事业对于社会发展与进步本身具有重要意义，其使用的有效方法也对后世有着重要的启示。
二、近代的调查研究
近代的调查研究是指欧洲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到２０世纪初的调查研究过程。
在这一阶段，调查研究迅速发展和完善逐渐形成了一套具有科学性的调查研究的方法体系。
调查研究之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迅速兴起和发展，首先，这是由于资产阶级行政管理的需要。１７、１８世纪的西欧，由于资本主义工业、商业、交通的迅猛发展，政府管理迫切需要人口、土地、贸易等方面的情报资料，于是各国资产阶级政府逐渐重视经济和社会情况的统计调查。其次，这是寻求解决社会问题方案的需要，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固有的矛盾日益暴露，社会急剧两极分化，社会问题日益严重。一方面是物质文明的进步，财富的迅速积累，另一方面是社会的剧烈震荡，贫穷、失业、抢劫、凶杀、吸毒、卖淫等社会病态日趋严重。这样一来，寻求解决社会问题方案的社会调查就逐步发展起来。
这一时期的调查多为实用性的行政统计调查和社会问题调查，并首先在最早进入工业化的国家如英国、法国、德国开始。
１７世纪下半叶，欧洲的一些思想家和政治家意识到，要有效地进行社会管理和改良，就必须客观、准确地了解社会经济状况。
被马克思称为“政治经济学之父”的威廉·配第（１６２３-１６８７）在《政治算术》
一书中就指出，对任何社会现象都应当用数字、重量和尺度来说明并加以比较。
在分析英国的社会经济状况时，他就运用了统计分组法、图表法和一系列统计指标。
另一位曾长期担任法国财政大臣的柯尔柏（１６１９-１６８３），也在他当政期间倡导和主持了一系列大规模的社会调查，如１６６４年的法国社会概况普查、１６６５年的制造业调查以及不定期的人口状况调查，这些调查都为以后的行政统计调查的制度化奠定了基础。
同时，社会问题调查也得到广泛开展，如犯罪调查、监狱调查、城市调查、统计调查等都希望通过“社会诊断”，找出社会问题症结，以便对症下药，加以治疗。
１８世纪中期，英国一位慈善家约翰·霍华德（１７２６-１７９０）亲自进入一些监狱访问囚犯和狱吏，取得了大量虐待囚犯、讹诈囚犯的材料，他以具有充分事实的调查报告，提交英国国会，促成了英国监狱的改革。
法国的一位工程师兼社会改革家拉普勒（１８０６-１８８２），他从１８２９年起就开始调查欧洲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对于工人家庭的影响。他以家庭作为社会基本单位，对工人家庭生活进行了持久的调查。他采取了系统观察、个别谈话、用调查表做家庭的访问、家庭记账等多种调查方法。经过２０年的调研工作，写出了《欧洲工人》６卷。
当然，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更是十分重视研究调查。马克思早年在担任《莱茵报》编辑期间（１８４２-１８４３），就深入社会、采访调查，实地考察了农民的贫困状况。他后来说，正是对摩塞尔地区农民状况的考察和对林木盗窃问题的研究，促使他从纯粹研究政治转而研究经济问题。１８８０年，马克思应法国工会领导人边·马隆重新创办的《社会主义评论》杂志编辑的要求，为了进一步弄清法国工人阶级的生活和劳动条件，不顾病魔缠身，毅然帮助编制了一份《工人调查表》。该杂志编辑部为了发表马克思编制的调查表专门写了前言，指出：“任何一个政府（君主政府或资产阶级共和政府）都不敢对法国工人阶级的现状做认真的调查。可是，关于农业危机、金融危机、工业危机和政治危机的调查却有多少啊！”马克思的《工人调查表》，一共设制了９９个问题，并按不同的性质做了科学的分类。由于调查表做到了调查内容的阶级性和调查方法的科学性相结合、社会调查和社会改造相结合，因而调查表一问世，就受到了工人的普遍欢迎而广泛流传，仅单行本就在法国印制了２５０００册之多。恩格斯对英国工人阶级所进行的调查也是为众所熟知的，他早年利用在英国工厂的便利条件，曾长期深入工人住宅区进行实地调查，“观察他们的日常生活，同他们进行交谈，他们的状况和疾苦，亲眼看他们为反抗他们的压迫者的社会和政治的统治者进行的斗争”，“从亲身的观察和亲身的交往中直接研究了应该的无产阶级”①。他将报告写成《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在调查方法上，马克思运用观察、访问和文献法，但他们对一些先进的分析技术极为关注。马克思对凯特勒等人的社会统计方法给予高度评价，他在《资本论》中运用凯特勒的“平均人”概念对产业工人进行了分析。恩格斯系统地研究了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写出了《自然辩证法》这一着作，他还将这些观点运用于社会研究。在方法论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为科学的研究社会奠定了基础。
在中国，较系统的调查研究是在２０世纪初开始发展的。中国的社会调查大多在外国教授的指导下进行的，如１９１４-１９１５年北京社会实进会进行的《洋车夫生活状况的调查》，１９１２年清华外籍教师主持的北京西郊居民的生活调查。
燕京大学美籍教师对北京进行了全面调查，用英文着有《北京——一个社会调查》在美国发表。
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是我国学术界社会调查研究发展最快的时期。其中有沪江大学搞的《沈家行实况调查》，１９２５年陈达搞的海淀区调查，１９２８年李景汉搞的北京郊外的乡村调查。１９３３年李景汉又完成了《定县社会概况调查》，这是我国第一个以县为单位的最全面调查。费孝通到广西调查，还到江南吴江县搞乡村调查，发表了《花兰瑶社会组织的调查》（１９３４）和《江村经济》（１９８３），同时还建立了专门从事社会调查研究的机构。
中国共产党人在其革命实践过程中，对中国社会调查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中国革命走哪条道路等许多根本问题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