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事都要脚踏实地去做，不弛于空想，不骛于虚声，而惟以求真的态度做踏实的工夫。以此态度求学，则真理可明，以此态度做事，则功业可就。
——李大钊（现代革命家、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1932年，北京大学教授周作人出版了专著《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该书一问世，好评如潮。然而年仅二十四五岁且尚在清华读书的钱钟书仔细通读后，却“从中挑出许多错误，并且直接写文章加以批评，毫不顾及周作人的难堪。”这是“无情”的信口雌黄吗？不，这是真正的学术要求，为的是让“谬种不致流传”，贻害以后的学者。他的“无情”还表现在《围城》里对方鸿渐的描绘：他“智大才疏、满腹牢骚；狂妄自大，自吹自擂”，一个“银样枪头”——中看不中用的人，但却确实衮衮当朝。钱钟书于是出于“忧事伤国”和怀着“一种惶急的情绪”去鞭笞它。
其实，钱钟书为人并非不近人情，相反，他是个满怀情感、真挚热诚的人。钟叔河曾经主编一套《走向世界丛书》，通过《读书》杂志的介绍，被钱钟书看中。他当即就对当时编辑室副主任董秀玉说，如果钟叔河“来北京，你就告诉我，或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后来两人见了面后，钱钟书说：“你的序写得特别好，要是结集出版，我亲自给你写序。”当后来钟叔河把这些结集交由中华书局出版时，钱钟书果然如约写了序寄过来。
钱钟书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对那些慕名来求见他的人往往无情地拒之门外，但却对一个并不攀附自己的人急切地进行约见，并“屈尊”为他办事（作序）。其中原因何在？原来钟叔河主编那套丛书，每本都撰一篇长短不一的序，篇篇也都突显他研究领域的博大精深，丛书问世，即饮誉学术界。对周振甫先生，钱钟书在《谈艺录》里多处引用他的著作，早已引为同道中人。在该书“引言”里还特别写上几行：“审定全稿者，为周君振甫。当时原书付印，君实理董之，余始得与定交。35年间，人物浪淘，著述薪积。何意陈编，未遭弃置，切磋拂拭，犹仰故人。诵‘须我友’之句，欣慨交心矣。”要是钱钟书骨子里确实是冷漠透彻和刻薄寡情，对旧情恐怕早就弃之如敝屣了，还指望他写在篇前作长久的留念吗？的确，像钱钟书先生所说：“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的事。”
所以说，在钱钟书眼里，那些老是喋喋不休的“不三不四的人”，看来都是宋玉《对楚王问》所说的“尺泽之鲵”。要丈量学海这个殿堂，还得脚踏实地，认认真真地钻研、切切实实地加把劲！企图通过张扬图名，那与学问有什么关系？
点石成金
做学问的人就应该老老实实，沉下心来，脚踏实地从事手头的工作，而不是一心想着名和利。倘若一个人做学问是为了名和利，那么，他就是钱钟书眼中的“不三不四的人”，真正的求学之人是不会把时间和精力花在那些与学问不相干的事情之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