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下乡插队的时候，每家每户是必需要喂猪的。每户人家少则一头多则几头。因为猪粪水生产队是要计算成肥料粮的。记得那时候生产队出工，特别是女社员出工，一般都要背上背兜，为的是顺便扯几把猪草砍了喂猪。那会儿没有除草剂，每逢薅秧时节，稻田里的杂草全得用人扯将起来。杂草不能扔掉，砍碎煮熟后调上两三瓢玉米粉或麦肤红苕什么的，成全了猪们的食物。那会儿，猪肉，天然，因为那会儿猪的食物来源于天然。所以那会儿的夜暮时分，那家那户的茅草屋里，都会响起“平平澎澎”此起彼伏地砍剁猪草的声音。那架势，大有诗仙李白笔下的“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的情景和氛围。篡改一下“乡野月如弦，茅屋剁草音”。
见笑见笑，篡改的不伦不类。我辈岂能与诗仙共日月。
按生产队的规矩，我们几个知青也是应该和必需喂猪的。我一听，脑袋都大了。天啦，让我喂猪？那些秽污的猪粪、猪尿水，也要与我同伍吗？到底是老队长慈悲：“算了，他们自己都喂不好，还喂啥子猪哦！”一句命令，总算彻彻底底解放了我们。我当时就在心里大喊了三声“队长万岁！”不过很遗撼，我们的老队长，到现在都还不知道的咧！
喂不了猪，鸡总还是要喂的。不过喂鸡于我而言，纯碎是为了好玩而已，纯碎的一时好奇和兴起。绝对的纯碎。因为小鸡破壳而出的最初几天里，黄黄的，毛绒绒的，捉在手心里，象团蓬蓬松松的毛线团。象毛线团一样的小鸡，你根本分辩不出公鸡和母鸡的区别。社员告诉我说，母鸡尾巴短，公鸡尾巴长。废话，小鸡长大了，当然一眼就能分辩出尾巴长和尾巴短，当然就能分辩出公兮与母兮。不过我当然希望喂母鸡，因为同样一天天长大，还要生蛋供我营养身体，吾何乐而不为呢？于是花了两毛钱，精心挑选了两只小鸡，诚惶诚恐地希望它们是生蛋的“女性”。熟料岂抖，待小鸡长大到我的手掌一握时，两只小鸡竟然全是“男性之公民”。真真气煞我也。也懒得管，由它们自己觅食去吧。由此，我的两只小鸡成了“流浪汉”。可两只小鸡绝顶聪明，好象知道它们自己是知识青年饲养的小鸡，好象知道晒坝里的黄二婆会呵护它们似的，成天游串在晒坝的角角落落，不是找虫子吃，就是啄晒坝里的粮食。后来更放肆了，两只小公鸡居然不再回我的小小的茅草屋的柴灶窝了。天一擦黑，它们居然堂而皇之地溜进生产队的保管室，竟把生产队的保管室认为是它们的“家”。真真气煞人。也怪，全生产队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居然全都容忍我的两只小公鸡的“胡作非为”。
惭愧兮惭愧。
其实我知道，与其说是全生产队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容忍我的两只小公鸡，无宁说是全生产队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对我的呵护，对一个知识青年的呵护，对我们全体知识青年的呵护和爱护。是对我们那个时代信仰的呵护和爱护。我以为是这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