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浙江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的共同演化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商品交易市场发展迅速，对全省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被誉为市场大省。产业集群与专业市场的共生发展是浙江区域经济发展的一大特色。本章通过对全省产业集群与专业市场发展相互关系的考察，对浙江产业集群与专业市场共生、互动的历史现象进行综合分析，并进一步运用共同演化理论，分析浙江产业集群与专业市场共同演化的条件、机制，深化对专业市场与浙江产业集群互动机制的认识。
（一）专业市场概述
作为一种有形的商品交易市场，专业市场具有悠久的历史。我国在隋唐以后，专业性市集勃然兴盛，许多城镇自然形成了专门的米市、猪市、缸瓦市等集中交易市集，在河北安国、安徽亳州等地形成传统的中药材专业市场。英国在18世纪形成了许多地方性工业产品专业市场，著名的有威克菲尔德的圆帽市场、布雷德福的匹头市场、哈利法克斯的制造商市场、利兹的“混合呢绒市场”和“白色呢绒市场”。
与自发形成的集市相比，专业市场建设不仅需要得到政府的批准，而且设有专职的管理人员，体现了市场交易的一种独特的组织治理模式与制度安排。作为一种流通业态，专业市场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市场的所有者和市场内的经营者的分离。专业市场为交易的主体（买卖双方）提供交易场所和必要的交易条件，但是市场的所有者本身并不直接参加交易，他们既不是交易活动的主体，也不是交易活动主体的代理人。专业市场的主要工作是为买卖双方提供各种服务，专业市场的经济收入既不是商品的购销差价，也不是中介组织的佣金，而是各种租赁费和劳务费。
从经营的商品种类来看，一般认为专业市场是集中交易某一类商品或者是以某一类商品为主，兼营少量其他商品的交易场所。因此，专业市场是与综合市场相对的商品交易市场形态。《中国商品交易市场统计年鉴》规定，综合市场是指经营两类及两类以上商品类别的市场，除综合市场以外的商品交易市场都是专业市场，当商品交易市场经营某类商品的摊位成交额超过总成交额的60%时，即可确定为相应的专业市场，不划入综合市场。但是，由于商品类别的多样性，如何界定专业市场仍然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统计上的专业市场，如纺织、服装、鞋帽市场、日用品及文化用品市场等仍然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而且，一些大型的综合市场（如义乌中国小商品城）尽管进行多种商品交易，但其内部往往通过划行归市对各类商品进行严格的划区交易，这类综合市场事实上相当于专业市场集群，与专业市场在本质上并无太大区别。
从商品交易方式来看，专业市场往往以批发为主，兼营零售。因此，专业市场又往往被称为专业批发市场，与以零售为主的集贸市场存在显著的区别。但是，随着汽车的普及和购物旅游的兴起，零售业务在海宁皮革城、崇福毛皮市场等专业市场交易额中的比重不断提高，影响越来越大。专业市场一般以现货交易为主，远期合同交易为辅。因此，专业市场与各种商品期货交易所存在显著的区别。但是，在很多情况下，专业市场可以作为一些商品期货交易所的交割场所，期货交易也是许多专业市场发展的一个方向。
作为进行商品交换的场所，专业市场特别强调市场的空间属性。传统的专业市场研究主要从产权特征、商品范围与交易方式等角度界定专业市场，而往往忽视了专业市场的空间特征。空间辐射范围往往是专业市场与传统集贸市场的一个重要区别。从空间的角度来看，集贸市场主要为当地的居民服务，而专业市场的一个主要功能是为外地的居民或企业服务。因此，脱胎于传统集贸市场的专业市场在发展过程中，其空间辐射范围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
根据专业市场商品来源（生产地）与去向（消费地）的不同空间分布，可以将专业市场进行进一步分类。因此，即使是经营同类商品的专业市场，其空间经济性质也往往有所不同。以羊毛衫市场为例，杭州外滩、宁波邱隘、瑞安场桥、嘉兴秀洲洪合、桐乡濮院等地都存在一定规模的羊毛衫市场，但是杭州外滩羊毛衫市场属于集散地市场，而桐乡濮院、嘉兴秀洲洪合等地的羊毛衫市场却是产地市场。在专业市场的发展过程中，其空间经济职能还会发生不断地转变。如20世纪80年代以来，温州灯具市场的辐射范围就经历了一个从本地扩展到全国，又从全国退缩到本地的过程。因此，在很多专业市场，为本地服务与为外地服务的功能往往同时存在，只不过是比重有所不同。但是，为本地市场服务的专业市场发展的空间与规模往往小于为外地市场服务的专业市场。
根据经营商品种类的不同，专业市场可以分为生产资料市场、农产品市场与工业消费品市场等不同种类。由于农业生产与农产品流通的特点，专业批发市场在农产品流通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根据专业市场所处区位的不同，专业市场又可以分为城市专业市场（位于地市级城市以上的专业市场）与农村专业市场（位于县及县以下的专业市场）。最能反映浙江专业市场特征的是农村工业消费品市场及与之相关的专业生产资料市场，这些市场往往与当地产业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复杂关系，而近年来杭州等中心城市崛起的电脑市场、通讯市场等专业市场，则与地方产业之间的联系相对薄弱。
专业街是与专业市场类似的商业业态，同样是由商业企业集聚形成的流通业态。与专业市场相比，专业街可能是在市场机制的驱动下自发形成的（因而不存在相关的主办实体），也可能是在相关的实体规划、建设、管理下形成的。因此，专业街既可能是专业市场，也可能是专业市场的集合。如杭州四季青服装专业街就是由多个服装专业市场集合形成的，而杭州丝绸城则既是专业街，又是专业市场。
（二）浙江专业市场发展概况
浙江专业市场起源于传统的集市。从文献记载的材料来看，在传统墟市、草市、集市的基础上，在明清时期，浙江杭嘉湖平原、宁绍平原和温黄平原等地，依托当地特色产业，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专业市场雏形，如湖州南浔、双林、菱湖等地的丝绸市场，杭州湖墅、海宁硖石等地的米市。浙江丝绸市场往往以牙行为中心，包括绸行、丝行与桑叶行，丝行有大行、小行之分，小行收购的新丝主要转售给大行。湖墅区的米市巷是杭州米行集中的街道。硖石米行有大袋行与小袋行之分，大袋行专做萧山、绍兴二帮生意，小袋行专销本县及邻县。随着专业市场的兴起，脚夫、脚行等配套行业也应运而生。与米行相配套的有碾米厂、脚行、斛手（重新计量）。浙江历史上的一些专业市场往往与当地的特色产业结合在一起，如杭州的扇子巷、崇福的硝皮弄等都是前店后厂形式的专业市场。嘉兴的丝行街则是嘉兴周边地区土丝交易集中的地方。1933年，杭州市在长庆街建立绸业市场，当年入场收货绸庄达152家、机户2704家。绍兴城区上大路是箔庄集中之地，多时达30余家，绍兴锡箔远销东南亚。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计划经济影响的不断深入，从农产品到生产资料的各种商品的生产和流通，大都列入国家计划。随着各类商品与物资的统购统销，私营的流通企业不断减少，最终形成国有商业与农村供销合作社主导的流通格局。在统购统销、打击投机倒把、限制人口流动等多种政策的影响下，各类专业市场失去了发展的基础，传统集贸市场也受到很大的冲击。
现代意义上的专业市场是对计划经济条件下商品流通体制的一种突破。根据现有资料，浙江最早也是中国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小商品专业市场是1979年8月永嘉县的桥头纽扣市场。1979年，温州市永嘉县桥头镇外出弹棉的叶克林、叶克春兄弟从外地带回一袋纽扣在镇上销售，因生意兴旺，后摆起第一个纽扣摊，并引起乡邻纷纷模仿，在桥头镇西街自发形成了以纽扣为主的小商品交易市场。与此同时，义乌稠城与廿三里等地也出现了由货郎担自发形成的小商品市场，1982年8月25日被当地政府正式认可。1983年2月，桥头纽扣市场也得到了当地政府的正式承认。台州路桥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则早在1982年6月就得到了当地政府的正式承认。
永嘉桥头的纽扣市场与义乌小商品市场从发生来看具有一定的偶然性。桥头镇地处半山区，交通条件并不好，当地也没有生产纽扣的工业。义乌稠城镇的条件相对较好，有火车停靠，但是跟邻近的经济基础与区位运输条件更好的金华市区相比，稠城的优势也并不突出。然而就是在这些地方，出现了浙江乃至全国最早的专业市场。究其原因，首先是体制上的突破，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感召下，传统计划经济影响相对薄弱的农村成为制度创新的突破口。其次是劳动力流动的影响，桥头纽扣市场的兴起起源于当地的弹棉郎外出的偶然发现，而义乌小商品市场则是当地从事鸡毛换糖的货担郎的内在需求。从更深远的角度来看，温州、义乌等地传统的重商文化对制度创新发挥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三者的在特定历史与地域范围的结合促使了专业市场的出现。尽管体制的突破是决定性的因素，但是鉴于改革开放是全国性的制度创新，对地方发展来说，传统的历史文化与现代的人口流动（与之相随的是信息与技术的流动）则造就了显而易见的先发优势。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商品交易市场对于商品流通、活跃市场和方便群众的重要性得到了普遍的认可。作为市场化改革的先导地区，温州等地在20世纪70年代末自发形成的一些“马路市场”的基础上，涌现了柳市低压电器等一批专业市场。作为浙江传统计划经济的重心所在，杭嘉湖、宁绍地区的市场发生和发展稍晚。但是，温州、义乌、路桥等地专业市场快速发展的显著效益，促使全省各地纷纷建设商品市场。据《人民日报》1984年12月26日第1版介绍，当时浙江省除有2058个农贸市场外，还形成了489个专业市场。
随着浙江乡镇企业与家庭工业的兴起，日用工业品开始进入集贸市场。20世纪80年代中期，依托周边大量的化纤纺织企业，绍兴柯桥镇上自发形成一条“布街”，1988年绍兴率先建成全国首家室内轻纺产品专业市场。浙江农村专业户、专业村的逐步涌现和乡镇企业、个体私营经济的快速发展，进一步推动了浙江专业市场的建设。1990年底，全省商品交易市场达到3797个，其中工业品专业市场363个，农副产品专业市场886个。工业品专业市场的经营范围从小商品、日用品扩展到纺织及其他轻工产品，商品门类更加齐全，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不少外地客商、乡镇企业乃至国有企业开始进场设摊，并出现了一批深购远销的贩运大户。
1992年邓小平南方重要讲话后，党的十四大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浙江再次兴起市场建设的热潮。1995年底，浙江已有各类商品交易市场4349个，其中工业消费品专业市场303个，农副产品专业市场835个，生产资料市场355个。工业品专业市场在商品市场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日益突出，与工业生产联系密切的生产资料市场成为全省专业市场建设的新亮点。1993年，工业消费品专业市场年成交额已占专业市场成交总额的62畅5%，与农副产品专业市场相比，工业消费品专业市场数量虽然少，但是规模大，辐射面广，影响大。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全省各地在体制上的差别日益缩小，经济规模、产业基础、交通条件等因素对专业市场发展的影响日益显著，城市需求集中、交通便利、辐射面广的优势日益显现，浙江专业市场发展的重心逐步从农村转向城市。1995 －1998年间，浙江城市专业市场增加了235个，而同期农村专业市场数则减少了538个。由于城市专业市场与农村专业市场在很多方面存在差异，一些学者把农村专业市场称作第一代专业市场，而城市专业市场称作第二代专业市场。一般来说，电脑、通讯、装潢等城市专业市场与当地产业之间的联系往往较弱，但是像杭州四季青服装市场、中国丝绸城、温州灯具大世界等专业市场与当地产业之间的关系却很密切，因此不可一概而论。
进入新世纪以后，浙江商品交易市场的发展开始由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升，全省商品交易市场数量有所减少，但市场成交额却不断攀升。从2000年到2007年，浙江商品交易市场的数量从4348下降到4096个，但成交额从4023亿元增加到9300亿元，百亿元市场的数目从4个增加到15个，其中义乌中国小商品城、绍兴中国轻纺城、永康中国科技五金城、中国茧丝绸交易市场、余姚中国塑料城、钱清轻纺原料市场等百亿元市场与当地产业都有着密切的联系。
改革开放初期，浙江的专业市场设施十分简陋，大部分市场都是露天地摊交易，被称之为马路市场。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浙江专业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市场设施也不断改善，许多马路市场过渡成棚顶市场、室内市场，一些大型的专业市场出现了银行、电信、邮政、仓储、运输等配套设施，市场运作和管理也更趋规范。20世纪90年代以来，商品交易市场投资主体日益多元化。2001年，根据国务院统一安排部署，商品交易市场实行管办分离后，浙江一些早期由工商等部门创办的市场，纷纷实行股份制改造。义乌小商品市场、绍兴轻纺城、织里童装市场、许村家纺城等许多专业市场几次迁址，几次更名，经营产品不断更新，服务功能不断升级。
国际化是浙江专业市场发展的新趋势。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浙江专业市场从区域性的国内专业市场向国际性商品流通中心发展。2000年，义乌市提出市场国际化发展战略构想，目前已成为重要的国际性小商品采购和货源出口基地之一。2005年，市场外销额为208亿元，商品外销比例达到58畅7%，其中眼镜、工艺和饰品外销率超过90%，日用百货、钟表和花类行业外销率超过80%，五金、文体、箱包、针棉、鞋类和玩具外销率超过70%。已有近万名外商长驻义乌，境外驻华商务机构600余家；80%以上的市场经营户经营外贸供货业务，产品销往190余个国家和地区。法国达飞、美国总统班船、联合（U PS）、联邦（Fedex）、敦豪（D H L）和 T N T 等全球性物流公司在义乌设立办事处。义乌各物流企业的沿海公路托运线路，直接对接韩国釜山、日本横滨等国际贸易港。在阿联酋的迪拜、南美的里约热内卢和俄罗斯的纳霍德卡等国外港口或城市，都设立了分拨中心。通过鼓励输出民间资本或与外企合营等方式，义乌小商品市场在南非、阿联酋、乌克兰等地创办10多个分市场。
（三）浙江专业市场研究综述
专业市场作为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发展的显著特征，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作为我国市场导向改革的先发地区，专业市场成为温州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杜润生在1985年就提出“温州的专业市场值得研究”。1986年，费孝通先生通过对温州实地考察认为，温州农村经济发展的基本特点是以商带工的“小商品、大市场”，专业市场促进了农村的专业化分工，“温州模式”的重要意义不在于发展了家庭工业，而在于通过构建一个民间自发的遍及全国的小商品大市场，从而直接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建立起一个无孔不入的流通网络。何荣飞介绍了温州专业市场与当地家庭工业的密切联系，也指出了专业市场与专业商品产销基地的区别，认为瑞安塘下塑料拉线、编织市场，仙降塑革鞋市场等其实是专业商品产销基地，而非严格意义上的专业市场。早期的浙江专业市场研究主要是在调查的基础上对专业市场现象的总结与认识，强调专业市场的制度创新意义，但是对于专业市场的形成机制往往缺少深入的理论分析。
1991年，浙江省委宣传部组织浙江省经济学者和政府研究人员对浙江专业市场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理论概括和对策研究 。此后，浙江专业市场研究渐次达到高潮，浙江省内各主要经济研究单位的知名学者几乎都对专业市场有所研究，并先后引进了交易成本经济学、专业化分工等理论，分析浙江专业市场的形成机制与演化趋势，成为国内专业市场研究相对发达的地区。1996年，《浙江社会科学》组织了《专业市场与浙江经济丛谈》，张仁寿、陈理元、郑勇军、金明路、盛世豪、罗卫东等学者通过国内外专业市场发展的比较，辨别了专业市场的概念与内涵，分析了浙江专业市场兴起的原因与发展的前景。
1997年，金祥荣、柯荣住运用交易费用理论分析了专业市场的形成机制，认为专业市场作为一种制度创新特别适应于服装、玩具等特定类型的商品。郑勇军则认为，专业市场作为一种只需支付较低的费用就可共享的规模巨大的销售网络，是一种具有明显体制落差优势的安全、宽松和低交易成本的“市场特区”，从而对浙江农村工业化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张旭昆等对专业市场进行分类，分析专业市场的生命周期，并研究了城市专业市场蓬勃发展的原因。谢利根强调了信息集聚对于农村专业市场的重要意义 。
浙江省工商局作为全省商品交易市场的主管部门，就全省专业市场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先后制定了《浙江省商品交易市场发展规划》及各类市场管理条例，出版了《浙江省专业市场指南》、《浙江商品市场》、《浙江市场》、《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志》介绍全省商品交易市场。1997年，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就浙江市场建设和发展进行专题调研，分析专业市场在全省经济中的地位与发展趋势。浙江省经贸委也多次从行业管理的角度分析了我省专业批发市场面临的挑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2000年，浙江省市场志编辑委员部完成《浙江省市场志》的编撰工作，分析了浙江商品交易市场的历史演化过程。2003年，郑勇军等出版《解读“市场大省”———浙江专业市场现象研究》，就浙江专业市场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温州专业市场的衰弱普遍引起了社会的关注，一些学者对浙江专业市场的发展前景比较悲观。刘志广从非均衡发展与制度创新的角度分析了温州专业市场的兴衰之道。史晋川则认为，温州人格化的交易模式限制了温州市场的发展空间。与此同时，作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义乌市场发展的良好势头也引起了理论界的高度重视。陆立军在长期参与义乌经济社会发展决策咨询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义乌模式”，并进一步提出了“义乌商圈”的概念，运用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分析专业市场对于地方产业及区域发展的显著作用。白小虎根据义乌小商品市场的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提出了专业市场集群的概念。陈红儿在义乌小商品市场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了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专业市场功能 。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与浙江经济国际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浙江专业市场的国际化也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余琼蕾、范钧根据义乌小商品市场的成功实践，提出国际化是我国大型专业市场未来的主要发展方向。徐锋分析了我国专业市场国际化的本地经营、全国经营、内向国际化经营、外向国际化经营等不同模式及初级、内向国际化、外向国际化等不同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后，杭州、义乌等地依托当地产业与专业市场的会展业发展迅速，会展业对浙江专业市场升级的积极作用受到普遍重视。应丽君等分析了会展对于促进浙江专业市场功能升级与提升国际化水平的重要意义。随着浙江专业市场配套的传统联托运市场向专业市场物流转变，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等强调了现代物流业对于专业市场转型升级的重要意义。随着新经济与电子商务的不断兴起，信息化成为浙江专业市场升级的一个重要方向。浙江不仅涌现了阿里巴巴、中国化工网等著名B2B网站，而且义乌小商品市场、中国塑料城等传统专业市场也迅速推出相应的网上市场。马斌等对浙江专业市场与电子商务互动的不同模式进行比较研究。池仁勇等通过对浙江省200多家专业市场的问卷调查，分析了浙江专业市场信息化的水平，提出了浙江专业市场信息化发展的方向。
随着产业集群研究的兴起，专业市场与地方产业的互动成为浙江专业市场研究关注的重点。浙江省工商局在1997年专题调研全省专业市场与特色产业共同发展情况，分析了专业市场与特色产业互动对于浙江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蔡江静等以台州专业市场为例，分析了浙江市场主导型产业集群的内生成长动力。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亚洲经济研究所的丁可根据《浙江省市场志》的资料，分析了浙江省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之间的互动关系。由于对浙江产业集群与专业市场的认定缺乏统一的标准，加之缺乏全省产业集群与专业市场互动演化的全面数据，现有的一些研究往往缺少对产业集群与专业市场共同演化过程的具体考察，忽视了产业集群与专业市场在共同演化过程中的变化，对产业集群与专业市场共同演化的条件、类型等均缺乏深入的研究，因而只能是在一般意义上阐述产业集群与专业市场之间的复杂关系。
2007年，钱滔对浙江专业市场研究进行了系统回顾，认为从研究方法来看，大多数学者采用了归纳的方法或者分析性叙述的方法，研究成果也是应用性或规范性研究多于理论性研究；大多数研究都是基于现象描述和经验判断，在浙江专业市场这一“本土化”问题的提炼上以及理论分析的“规范性”上相对有所不足；提出将专业市场与企业专业化分工之间的联系，交易方式与市场类型，专业市场升级等将成为浙江专业市场研究的重要方向。陆立军与王祖强先后承担中国改革30年研究与浙江改革开放30年系列研究，对浙江专业市场与农村工业化、专业市场交易与治理、专业市场与地方产业的互动发展进行了广泛研究。
与产业集群研究相比，浙江专业市场的研究兴起较早，传统的专业市场研究往往与农村工业化、乡镇企业联系在一起，显示了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的密切联系。20世纪90年代，国内新制度经济学的盛行，交易成本分析与制度创新理论成为浙江专业市场研究的主要工具。因此，目前专业市场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一种制度设计与制度创新，而很少从产业演化的角度分析专业市场的兴衰，对于专业市场发展过程中的集聚、集群机制也缺乏深入的分析。与产业集群一样，浙江专业市场研究也需要从系统、演化、分工、创新、嵌入、治理等视角进行重新审视。在不同的理论指导下，对于专业市场形成演化机制会有不同的认识。演化经济学，尤其是共同演化理论的兴起，为理解专业市场与地方产业在演化过程中形成的相互适应机制提供了新的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