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莱茵报》期间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使他有了更深刻和直接的感受，所以马克思才一再在与思维、观念、理论、思辨对立的意义上来使用实践，并在这种使用中凸显实践的基础性地位，其目的就是从现实出发，批判从“天上”到“地上”的唯心主义。质言之，当马克思在理论与实践相对置的意义来使用实践时，实践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虚化”概念，它本质上是指现实、实在，是唯物主义概念，是马克思标明自己立场的概念。
其二，实践是一种生产性、对象性的活动。与亚里士多德把生产和技术活动排除于实践之外不同，与近代把实践“对象化”相似，马克思也把实践对象化了。实践的对象化的结果使对实践的基本形式的理解发生了“倒转”：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作为政治和伦理活动之手段的创制活动或物质生产成为实践的最基本形式。所以，在马克思的一些著作中，实践与劳动、生产、物质生产等概念是可以互换使用的。比如在《手稿》中，马克思就说：“我们从两个方面考察了实践的人的活动即劳动的异化行为。”在《形态》中阐述自己的历史观时，马克思恩格斯又写道：“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这里的“物质实践”，就是指马克思在说这句话之前所说的“作为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
当然，在马克思那里，实践并没有局限于物质生产，而是包容了交往、革命或社会改造等等一切感性活动。这通过他在不同著作中对实践的使用就可以看出。早在1843年写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实践是指与理论、哲学对应的现实的“革命”、“人的解放”行动。在《手稿》中，实践主要是指工人的劳动、工业、现实的或感性的对象化活动，同时，马克思还把共产主义的手工业者的联合活动、他们的交往活动称之为实践。在《提纲》中，实践被等同于感性活动。在上面引述的《形态》中阐述历史观的那段话中，实践就不仅指物质生产，而且涵盖了交往；而在《形态》的另一处，实践不仅包括人改造自然的活动，而且包括人改造人或改造社会的活动，即“实际运动”或革命。
这一点在《共产党宣言》中得到了进一步佐证。在那部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马克思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看来，马克思虽然接受了近代的技术实践概念，但并没有局限于技术实践，他大大丰富了实践的内容。实践外延的这种转换和扩大使得实践的内涵也发生了改变（与亚里士多德的实践观相比）：实践的生产性、对象性“凸显”了出来，实践不仅被看作感性活动，而且被看作对象性活动。在《提纲》第一条，马克思就批判费尔巴哈没有把人的活动理解为“对象性活动”。
其三，实践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基础。近代思想家之所以把实践对象化，是因为他们看到了生产在社会发展中的巨大作用，但他们并没有由此揭示社会生活和历史发展的秘密。近代思想家没有发现的秘密被马克思“发现”了。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85克思认为，实践在本质上是一种革命的、能动的力量，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是生活世界的基础，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基础：正是物质生产的发展推动着人类历史的发展，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马克思之所以特别强调物质生产在社会发展中的基础性地位，与生产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的凸显有关，也是当时的“理论环境”所致：当时盛行的哲学是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而马克思之前的历史观都是按照历史之外的因素来编写历史。
从上面几点看，马克思虽然延续了近代生产化的实践概念，但他对实践的作用、范围的理解已经超越了近代的生产实践概念。不仅如此，马克思对近代实践观的超越并没有局限于上面的内容，他还在一定程度上接续了亚里士多德、康德的实践哲学传统，即把实践与人的存在、自由联结了起来，而这恰恰是经由对黑格尔的劳动观和他的历史方法的继承实现的。亚里士多德、康德首先是从人的存在方式角度来理解实践的，他们把它看作是人的一种自由的、以自身为目的的活动，是人之所以为人、体现人之超越性的活动。马克思继承了这样一种视角，但马克思与亚里士多德和康德又有很大的不同，这表现在是否把创制活动或技术实践活动看作自由活动或人的存在方式的问题上。
亚里士多德和康德所说的自由活动主要指政治和伦理活动，而把创制活动排除于外，因为在他们看来，创制是人出于自然必然性、为了满足生存需要而不得不从事的低级活动，它只是人从事自由的政治和伦理活动的手段。而马克思认为，不仅政治和伦理活动是人的存在方式，而且创制、生产活动、劳动也是人的自由活动、“自主活动”，是人的“生命活动”、“类生活”、“生产生活”。
因为，一方面，劳动、生产是一种“创造对象世界”、“改造对象世界”的全面的活动：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在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的支配也进行生产，并且不受这种需要支配时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的产品只同它的肉体相联系，而人则自由地对待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按照自己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生产，而人却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也就是说，劳动、生产并不完全是被迫的、“不得不”从事的活动，也不是如亚里士多德所理解的那样，只是一种简单的、重复性的活动。
真正的生产体现的是人的自由性、创造性，即使是异化劳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展示出劳动的这种性质。另一方面，劳动、生产并不仅仅是生产对象的活动，而且是人的“自我活动”、“自我改变”的活动。因为不仅劳动产品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是作为外化的人的生成，而且人在劳动过程还生成了自身、改变了自身。在劳动是人的自我生成的意义上，劳动、生产的过程本身就成为了目的。不仅劳动、生产，而且一切实践都是人的自我改造活动。在《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指出：“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够马克思实践观的一个『矛盾』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成为社会的新基础。”当然，劳动、生产或实践的这种自由性、自我生成性在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分离的条件下是被遮蔽着的：在那种条件下，劳动者进入劳动过程不是出于自愿，而是为生存压力所迫，劳动、实践因而被异化、被贬低为维持生命的手段，工人因而像逃避瘟疫一样逃避劳动。而一旦生产力发展到基本解决了人的生存问题的程度，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也不再分离，分工不再出于自发而是出于自愿，人们就不仅不会再逃避劳动，而且劳动、实践会成为人的第一需要，会展示出其作为自由、自我生成活动的魅力。这样，马克思就通过对创制活动的“本来面目”的揭示，将其“纳入”了古希腊的实践领域或人的自由领域，也使自己的实践概念与古代和近代的实践概念区别开来，并与黑格尔的劳动概念区别开来。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1）马克思继承了从人的存在方式看实践的解读模式，把实践理解为一种自由活动（当然，这样的实践还不是现实存在）；（2）他接续了近代把实践对象化的观念，把创制纳入人的活动范围，从而使实践的外延大大拓宽了，他甚至把列斐伏尔（HenriLefebvre）所说的“诗性实践”也包容进来了；（3）他认为最基本的实践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他把它作为历史发展的基础。另外，马克思首先不是作为一个学者而是以一个革命者或工人阶级代言人的身份进行研究的，所以，他并不以一种“纯学术”的方式来对待实践：他既没有给实践下一个标准的定义，也没有区分什么本体论范围和认识论范围的实践，他的一切理论都服从和服务于无产阶级解放运动。因此，在哲学领域，很多情况下马克思的主要目的都是“自己弄清问题”，因而一旦达到了这个目的，他“就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那么，如何解释、解决马克思实践观中的“矛盾”呢？
四、已有的观点
有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只是在他的早期即人本主义时期，才把物质生产表面看来，黑格尔把劳动看作人的自我生成的活动，但是：（1）黑格尔是站在剥削阶级的立场看待“奴隶”劳动的，他对劳动本质的揭示带有某种阿Q“精神胜利法”的味道：奴隶主占有劳动成果却被物所奴役，而奴隶虽然不能享用劳动成果却由于可以在劳动中役使物反而成为主人。而马克思则是站在“奴隶”即工人阶级的立场来看待劳动的，他不仅看到了劳动的“本性”，而且揭示了现存劳动的异化性质。他并不是用抽象的劳动本性来安慰工人，而是为了激发劳动者的斗志，为了改变劳动者的命运，使工人阶级成为真正的主人。（2）劳动在黑格尔的哲学中是不占什么地位的，而实践却是马克思哲学的最核心的概念。
列斐伏尔说马克思没有“凸显”他说的爱、激情、身体、冲动等等“诗性实践”，这没有错，因为马克思认为这些个体性的东西不是影响社会发展和人的解放的决定性因素。但是，若由此说马克思忽视了人的实践的“诗性”（即自由自觉特性）则错了：马克思认为物质生产实践中就有“诗性”，不过现阶段它没有展示出来。
看作自由自觉的活动；但到了成熟时期，当他不再从“应当”而是基于现实来思考问题时，或者当他已经转变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或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后，他就放弃了《手稿》中的浪漫说法，不再理想主义地看待物质生产，真正的自由王国就由物质生产领域转到了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的确，单纯从前面所引的《资本论》那段话看，马克思似乎是回到了亚里士多德关于创制的看法上去了，但是，仅仅从某段话来推论某种思想是不具有说服力的。判定一个作者具有某种思想，必须有多个文献的支持，或者在某个文献中论述得比较充分；也必须与作者的整个思想体系吻合。如果考虑到这样两个条件，我们就无法得出马克思回到亚里士多德的结论。
其一，马克思是在《资本论》第3卷第7篇第48章中讲这段话的。众所周知，《资本论》第3卷（还有第2卷）马克思只是写出了初稿，未来得及修改、整理，是由恩格斯整理后出版的。而这第48章，就是恩格斯把分散于手稿不同地方的三个片段汇集而成的。第48章的标题是“三位一体的公式”，内容主要是分析包含在“资本—利润、土地—地租、劳动—工资”这个公式中的秘密，揭示资本家收入的真正来源。也就是说，相对于这样一本著作，相对于这样一章的内容，马克思写下这样一段话显然带有“即兴发挥”的味道。我们虽然不能由此妄断它是马克思的“随意之作”，但起码可以断言马克思在这里对这个问题的论述是不充分的。
其二，马克思写下这段话的时间是1863~1867年间，且是在病中写就初稿的。但是，在那之前的《形态》（1845年，被公认为进入成熟时期的标志性著作）和在那之后的《哥达纲领批判》（1875年）却都有对生产“自由化”的论述。在前一部著作中，马克思指出，迄今为止的革命都没有触动活动的性质，始终是按另外的方式分配这种活动，是在另一些人中间重新分配劳动，而共产主义革命则针对活动迄今具有的性质，是为了消灭劳动，也就是消灭异己的、与人对立的劳动。随着异己劳动的消失，分工将不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出于自愿，任何人都可以根据兴趣选择自己的活动范围。在那个阶段上，劳动将转化为“自主活动”，人的片面发展将转向人的全面发展，自主活动也才同物质生活一致起来。在后一部著作中，马克思说得更为明确：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劳动就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这些论述充分说明，成熟时期的马克思仍然坚持了早期对劳动、实践的看法，即把劳动、实践（指现存的）看作人的自由自觉的类活动，看作人的自我生成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