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这段话中，我们起码可以获得以下三点启发：（1）无论是“利己主义”还是“自我牺牲”，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自我实现的一种必要形式。个人的自我实现的过程，也是个人的生存和发展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具体采取何种形式则完全取决于个人的具体条件，具体地说，取决于个人与社会，主观与客观的综合条件。自我实现既可能是为己、利己的，也可能是为他、利他的。必须肯定的是，无论是为己、利己还是为他、利他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从而都是自我实现的一种形式。（2）既不能拿“利己主义”来反对“自我牺牲”，也不能拿“自我牺牲”来反对“利己主义”。既然“利己主义”和“自我牺牲”都是人的自我实现形式，那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得出结论：不能用其中的一个去否定和反对其中的另一个的存在。在现实的社会中，由于个人的具体情况和社会条件的不同，一些人更倾向于利己，另一些人则更倾向于利他，这都是十分正常的现象。这些不同的境界或表现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而且这种利己与利他的并不截然对立。在现实社会中具体的每一个个人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因为就某一个具体的个人来说，不可能只利己，而完全不利他或毫无自我牺牲精神，或者只利他、自我牺牲，而完全没有利己。如果是这样，那么这样的人就是抽象的人，而不是现实的人。（3）努力揭示“利己主义”和“自我牺牲”对立的物质根源，必须明确只有随着物质根源的消失，这种对立自然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5然也就消失。不能把克服“利己主义”和“自我牺牲”的对立以及反对“利己主义”的道德要求建立在想象的、幻想的基础上，而是要把它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对于这两者之间的对立，不能单纯从道德情感或思辨理论的形式上去理解，当然也不能用坚持一个方面、反对另一个方面的方法去解决，关键在于要从其产生、发展的根源和条件上去理解和解决它们之间的对立。千万不能把马克思、恩格斯的这段话理解成马克思主义者不要批判“利己主义”，更不要宣扬“自我牺牲”。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之所以希望人们不要从情感的形式或单纯的思想的形式去理解“利己主义”和“自我牺牲”之间的对立，之所以强调在现实的社会中这两者都是自我实现的形式，而不能简单地用其中的一个去反对另一个，之所以要求人们通过消除两者对立的物质根源来最终消除两者对立，就是为了使人们自觉地从“利己主义”的个人成为社会化的、高尚的人。马克思、恩格斯强调要注意人们不能不追求的个人利益，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应当反对“利己主义”的时候也不加以反对，应当提供公共利益的时候也不加以提倡。施蒂纳提出“在我们能够为某件事情作些什么以前，我们必须首先把它变成自己的事，利己的事”，就像做事必须首先为了自己的胃而吃饭一样。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施蒂纳的这一思想并没有什么错，要加以吸收；同时又强调，不要因此而陷于“利己主义”的个人中，而是要把“利己主义”
的个人引向一种社会化的、高尚的人。恩格斯就曾经说过他和马克思也是“从利己主义走上共产主义的”。
马克思当然看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倾向不是对“自我牺牲”
和公共利益的强调，而是突出“利己主义”和个人利益。问题在于，马克思并没有把这种“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倾向视为是人生来就具有的品格，即并没有把“经济人”视为是天经地义和永恒不变的，而是把这种倾向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联系在一起。这是马克思坚持“不是原则创造出经验生活，而是生活创造了原则”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必然结果。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剖析是在两个方面同时展开的：一方面，分析资产阶级社会条件下的社会关系如何形成了资本主义时期的人那种追求自身私利的本性；另一方面，又分析这种作为资产阶级普遍人性的追求自身私利的本性又如何在维护和扩展资本主义中起着作用。马克思既然看到人的那种追求自身私利的本性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物，马克思既然是历史地看待这种追求私利的人的本性的，从而马克思深信这种人性的占统治地位也会历史地改变的，即只要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被历史地改变了，如变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的就可能是注重公共利益和“自我牺牲”的人性。问题在于必须明确，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即使公共利益至上、集体主义占了统治地位，也并不意味着集体主义成了否定个人存在与阻滞个人发展的障碍，而只是意味着集体主义为促进个人的发展提供了最好的条件。由此看来，在马克思为人类构建的“意义世界”中，“自我牺牲”、普遍利益和集体主义占有中心的利益，马克思在“自我牺牲”、普遍利益和集体主义与“利己主义”、个人利益两者之间，认为尽管两者都是自我实现的形式，但前者比后者要高尚，从而前者更应成为人类所追求的目标。
但由于这里所说的“自我牺牲”、普遍利益和集体主义并不是与“利己主义”、个人利益完全对立的，“自我牺牲”、普遍利益和集体主义占统治地位，只是说明人已实现了从“利己主义”的个人向社会化的、高尚的人的转换，只是说明集体主义已为个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最好的条件，所以在这一意义上，又可以认为在马克思所构建的“意义世界”中，个人与集体、“利己主义”和“自我牺牲”是统一的。我们只有这样完整地理解马克思所构建的“意义世界”中关于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相互关系的内容，并坚持把此付之于行动，才能有效地反对当前那种一味地把“经济人”神圣化、永恒化和普遍化的倾向，即才能有效地用大公无私、先人后己的价值取向稀释和校正损人利己、唯利是图的价值取向。
上面从五个方面论述了马克思所构建的“意义世界”对当代人的指导意义。
最后必须要说明的是，马克思为人类构建的“意义世界”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其内容当然远远不止这五个方面；而且，我们在这里是把这些内容分别加以剖析的，而实际上它们是联合一体的，它们是有着内在联系的一个整体。我们之所以在马克思所构建的“意义世界”中特别挑出这五个方面的内容，并分门别类地加以论述，主要在于在我们看来，这五个方面的内容对当今人类特别具有针对性，也就是说，当今人类主要在这五个问题上失去了方向感和意义感，从而特别需要用马克思相应的思想加以指导。
马克思学说与资本主义的演进
张光明
时代的发展和巨变向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提出了许多新的复杂问题，其中最主要的问题之一就是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我们判断一个人或一个时代，不能以他或它自己的意识为根据，而应当以历史的发展为根据。这对马克思主义当然也是适用的。所以，解决这个问题的有效途径就是回到历史，切实地重新考察一百多年来资本主义的演进，以便确定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
（一）
根据“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著名原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同历史上所有伟大的思想体系一样，也是自己时代的产物。因此，我们要从分析马克思的时代开始，以便首先弄清究竟是怎样的“社会存在”孕育出了马克思主义这种“社会意识”。在这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对自己的时代作了大量论述，它们给了我们重要的启发。但是，今天我们已经不能够原封不动地重复马克思、恩格斯对那一时代的认识，而应当根据从那时起至今一百多年中大大丰富起来的历史经验，来重新认识他们的时代。
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是以蒸汽机为核心的工业革命突飞猛进的时代，是人类在重大技术革新基础上阔步迈进工业社会的时代，也是尚未成年的资本主义的早期发展阶段。
工业革命是一场决定性的历史大变动，它开始于18世纪晚期的英国，到19世纪扩展到西欧大陆。它起源于以蒸汽机为核心的技术革命，这一技术革命及其广泛应用引起了工业上的极大进步，推动了机器大工业的迅速发展。但工业革命的影响远不止于使用机器、改进工艺、建立工厂等等，工业革命还是马克思学说与资本主义的演进一场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和思想观念的全面革命，它打破了农业的统治地位，确立了近代工厂制度，奇迹般地建立起巨大的城市；它根本地改变了社会生活，不可阻挡地摧毁了一切旧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意识；它造成了史无前例的历史后果，把人们带进了一个全新的、动荡不羁的、永远以追求变革为目标的时代。
在这场革命中，首先获利的是新生的工商业资产阶级，他们是新的技术、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和拥有者，他们挟工业革命之势到处扩大市场，聚敛财富，在经济上愈来愈占据优势，同时也就在政治上愈来愈强大，能够不断地从国王、贵族、教会等旧势力手中夺得权力。在这一资产阶级发迹、封建传统势力衰微的过程中，人们开始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比起封建主义社会来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它不但给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推动，而且为废除等级特权、实现公民自由和政治民主开辟了宽广的道路。
但与此同时，工业革命也带来全新的社会矛盾，而这些矛盾在当时许多人眼中，简直就是一场社会大灾难。随着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大批工厂、矿山、铁路建立起来，先前安谧的农村为喧嚣的城镇所代替，居民们从闭塞停滞的生活中突然被抛了出来，一下子卷入动荡不羁的工业社会生活方式之中。一个新的阶级——雇佣劳动者阶级出现了，他们靠出卖自己的体力和精神为生，收入微薄，忍饥挨饿，生活恶劣。当然，如果说在新的工业制度下雇佣工人的处境要比原先的小农、小作坊劳动者更悲惨，更加每况愈下，那是不够真实的，因为有证据表明，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在整个19世纪，下层居民的基本生存条件，如工作、生活和卫生条件等毕竟还是逐步改善了而不是更恶化了，死亡率也随之下降了。然而，跟先前农夫虽然贫穷但相对平静简单的生活比起来，工厂雇佣工人的工作更紧张、更不安全，更消耗人的精神和耐力，他们的饭碗更无保证，更有可能随时被抛入失业大军，则是一个明显的事实。与此相联系，在工业化中骤然崛起的工商业资本家同广大雇佣劳动者之间的贫富差别也给人以深刻印象。一边是少数人不可思议的财富积累和穷奢极欲，另一边是大批劳动者让人触目惊心的贫困、愚昧和粗野，这种巨大反差造成了极具威胁性的社会问题，引起了各派思想家的深切关注。大约从19世纪40年代起，人们开始愈来愈多地关注工业革命条件下普通劳动者的命运。1845年，年轻的恩格斯写了一本后来被公认为产业工人问题研究开山之作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用大量翔实而惊人的材料描写了工人劳动、生活、教育、卫生等状况的恶劣，并预言这种状况一定会引起深刻的社会运动和革命。恩格斯警告说：“工人阶级的状况是当代一切社会运动的真正基础和出发点，因为它是我们目前社会一卡尔·兰道尔.欧洲社会主义思想与运动史.上卷第1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28切灾难的最尖锐最露骨的表现。”
在如此尖锐的问题面前，工商业资产阶级有什么样的反应呢？在19世纪，即使是公认的资产阶级思想代表，只要是具有诚实的理论良心的，都在不同程度上注意到了这一问题。例如大卫·李嘉图是自由贸易的热忱呼吁者，维护新兴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激进代表，但他坦率地承认了工资劳动者境遇的不利；约翰·穆勒是19世纪自由主义的最大倡导者之一，可是他也对劳动者阶级的贫苦和不幸（从而也对社会主义）表示了同情。但是从根本上说，资产阶级是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的，更不可能把它当作自己一手造成的根本矛盾去解决。资产阶级当时基础未稳，实力不足，增值资本、扩大市场、推销商品、积累财富，是它压倒一切的追求；冷酷的利益打算、肆无忌惮的剥削，是它的唯一的手段。它是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去改善工人阶级的处境的。正像恩格斯所说的，“资产者被自己的阶级偏见，被那些从小就灌输给他的原则一直淹没到耳朵，这种人是无可救药的。他即使在形式上是自由主义的，但实质上还是保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