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农村义务教育发展
余永跃徐兰兰
进入21世纪不久，中国政府自豪地向全世界宣布，我国于2000年底“基本普及了九年制义务教育”，即宣告了她以15年的时间在一个13亿人口的农业大国实现了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辉煌成就。然而，当我们环顾四周，理性地分析一组组借以印证具体指标的数据时，却发现了辉煌背后、中国教育内部让人最难以释怀的痛——中国农村义务教育的尴尬与艰难。本文旨在通过回顾农村义务教育的发展，触摸中国教育最敏感、也是最脆弱的神经，对农村基础教育摆脱困境，寻求出路进行初步的探索。
一、我国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的相关背景
1985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实行基础教育由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原则”，极大地调动了地方各级政府，尤其是县乡两级政府办学的积极性。1986年，国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使中国的基础教育走上了法制的轨道，从法律上确认了广大适龄儿童入学接受义务教育的资格和权利，也从法律上确定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分级办学、分级管理”的责任和义务，从制度上保证和促进了农村义务教育的发展。
1994年，国家教委根据党的十四大提出的到本世纪末在全国实现“两基”的宏伟目标精神，发出了《关于在90年代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实施意见》，制订了全国基本普及义务教育的具体目标，即2000年，在85%人口地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要求初中阶段入学率达到85%，在校生达到5500万左右；小学阶段入学率达到99%，在校生达到1．35亿。
于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全国教育界上上下下掀起了轰轰烈烈余永跃，“经典作家关于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的基本观点研究”课题组主要成员，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政治学博士后流动站在站博士后，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徐兰兰，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思想政治教育系。
的“普九”达标运动。由于此时的义务教育有中央文件精神规定的具体的硬性指标，普及教育对农村社会起了动员作用。在广大农村，县乡各级政府想尽一切办法努力实现达标，重教兴教蔚然成风，办学条件明显改善，许多地方农村学校的校舍确实是当地最好的建筑之一，为农村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较好的基础。农村义务教育的发展还突出地表现在量的较大突破上。2000年，全国小学553622所，其中城市32145所、县镇81184所、农村440284所，分别占5.81%、14.66%、79.53%；小学在校生数130132548人，其中城市18166507人、县镇26928904人，农村85037183人，分别占13.96%、20.69%、65.35%。初中学校62704所，其中城市14473所，县镇20852所，农村41942所，分别占18.73%、26.99%、54.28%；在校生61676458人，其中城市10346351人、县镇17045443人、农村34284664人，分别占16.78%、27.64%、55.59%，基本实现了“普九”达标的预期目标。
然而，当我们今天再回首这场全国性的“普九”达标运动时，我们不难发现，我们追求“普九”速度的同时，在一串串量的辉煌背后，却埋下了农村义务教育在日后危机重重的一个个伏笔。随着进入21世纪，中国社会各项改革的日益深入，农村义务教育受到的冲击越来越猛烈，而在这种冲突和挑战中，农村义务教育的脆弱不堪显得越来越突出，越来越成为制约农业经济发展、农村社会进步、农民脱贫致富的瓶颈。农村义务教育仍是教育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直接影响到我国农村人口素质的提高和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可以说，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的小康社会；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全国的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稳定，就没有全国的稳定。而农村的关键在教育，唯有找到造成今天农村义务教育的困境的真正原因，才能有的放矢，找到使其走出困境的出路，才能真正找到使农村摆脱落后，使农民摆脱贫穷的出路。
二、当前我国农村义务教育的突出困境及原因分析
（一）教育经费严重短缺，教育债务负担沉重
教育经费严重不足，是造成当前我国农村义务教育诸多困境的首要因素。
在广大农村学校，教学设备原始落后，校舍桌椅年久失修，教师流失现象严重等问题都与缺钱直接相关。大多数农村中小学的公用经费少得可怜，有的连保证基本教学用的粉笔都要靠赊账，能维持现状已实属不易，更别说要求这样的学校保证教学质量了。与此同时，广大农村义务教育的负债状况令人担忧，据报道，全国教育债务已高达500亿元，且大多数是农村教育债务。这对于已经陷入困境的中国农村和农村学校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这也说明，我国农村义务教育仅靠其自身的能力，是无法摆脱当前困境的。农村义务教育为什用科
么会在完成“普九”达标任务之后的短短几年时间内，就陷入了如此难以自拔的泥潭呢？为何会欠下如此巨额债务呢？仔细分析，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体制决定了地方财政的教育经费支出的艰难1986年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之后，就确立了以政府投入为主，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体制，在县以下实行“县、乡、村三级办学，县乡两级管理”的体制。2001年，中央政府又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规定农村教育经费“实行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农村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经费基本上由县、乡、村三级自筹。县财政拨款、教育费附加和农村教育集资是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主要来源，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各级政府对义务教育的投入中，中央财政支出占1.5%~2%，省级约11%，一般不超过20%，而财力最弱的乡镇一级高达78%左右。也就是说，我国农村义务教育的经费基本上是由县乡财政和农民自身承担的。然而，由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自然地理原因、社会历史原因、市场竞争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各地的经济发展实力差别较大，尤其是农村，经济水平落后，财政收入自然难以长保，这就直接导致了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不足。1994年，我国开始实行分税制，一些收入来源稳定、税源集中、增收潜力较大的税种，列为中央固定收入或中央与地方共享收入，留给地方的是一些收入不稳、税源分散、征管难度大、征收成本高的中小税种，这导致一些地方财政收入特别是县级的财政收入更趋紧张。这样，财政拨款这条途径获得的教育经费更加有限，即使这些有限的教育经费，有时甚至受到地方政府不正之风的影响被挪作它用而不能按时按量下拨。
2．农村的税费改革使以前由农民负担的教育费附加、农村教育集资难以为继一方面，在我国农村，农民收入低、负担重、生活水平低下已是不争的事实，“多予、少取、放活”是中央增加农民收入的方针和原则，千方百计减轻农民负担的宗旨，使教育经费中由农民负责的那一部分的收取大大缩减，农村税费改革更是从根本上取消了农村教育费附加和农村教育集资的政策。不无遗憾的是，在农业税中没有规定专门用于教育的经费，这就等于基本切断了农村学校改善办学条件的经费来源。
3．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普九”达标运动和本世纪之初实行的税费改革使农村教育负债积重难返农村教育的沉重债务主要是为实现20世纪90年代的“普九”达标运动而欠下的。当时，各级乡镇政府、村级组织为了在2000年之前达到教育部规定的各项验收指标，被迫举借债务，以改造危房、建设新校舍、购买必要设备。这些债务原本是打算在验收过关之后通过农村教育费附加及向农民集资来偿还的。
但是，2000年以后，我国开始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在试点地区这两种款项已不再具有政策依据，不可能再向农民收取；同时，由于税费改革深得人心，广大非试点地区的征收也比较困难了。随着试点工作的成功，农村税费改革在全国推广开来。旧债未还，新款难筹，税费改革使农村教育集资难以为继，造成了广大农村教育当前异常沉重的债务负担。
（二）辍学率居高不下，流失现象严重
尽管我国早已宣布“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但是在广大农村的中小学教育阶段辍学的现象比较普遍，尤其是初中辍学和女孩辍学，导致了学生的大量流失。民进中央的一份调查显示，我国农村初中的平均辍学率已达40%，在少数地区初中辍学率已经高达60%，这个数字令人触目惊心、发人深省，而原因是多方面的。
1．昂贵的教育成本降低了农民的教育需求
在我国的九年制义务教育中，国家免除的只是学生的学费，在政策上允许学校收取书本费及其他杂费。尽管税费改革卸下了农民缴纳教育费附加和参与集资的重担，但是学校为维持生存和基本的教学需要，又不得不增加向学生收取的学杂费。于是，对于实际收入水平本来就很低的农民家庭来说，不低的学杂费又成为他们送子女读书的一道门槛，农民靠借债送子女读书的现象相当普遍，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教育的成本超过了家庭的承受能力，父母就会为子女寻求别的出路而中途辍学，如拜师学艺、外出打工，或在家帮父母务农。这样，不仅可以缓解家庭的经济压力，还能直接增加家庭的实际收入。当前我国农民的受教育意识不高并不等于农民从骨子里排斥教育，而是诸多因素的限制降低了农民对教育的实际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