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又有一些有关《史记》的考古新发现，现撮要如下：
1.二里头文化末期大型庭院建筑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继发现道路网、宫城、中轴线规划的夯土基址群、绿松石器作坊等重要遗存之后，继续探索二里头遗址的聚落形态，并取得了重要收获。2004年秋季，初步查明绿松石器制造作坊的范围、使用年代；当年秋至2006年春，在宫城南部新发现了一处与宫城并列的大型夯土围垣设施；2005年春至2006年春，全面揭露了2002年秋季发现的6号基址，搞清了它的平面布局、结构及演变过程。始建于二里头文化第三期的1、2号宫殿建筑群，均是依中轴对称的理念设计建造的，增建于第四期的6号基址则明显不具有中轴对称的特征。它的发现提供了二里头遗址宫室建筑的又一类型。6、10、11号基址等一系列大中型建筑基址的兴建，服务于贵族的手工业作坊区的持续兴盛及其所反映的二里头文化末期二里头遗址的面貌与性质等问题，都具有相当重要的学术意义，有必要进行深入的探究。（《二里头遗址发现大型围垣作坊区全面揭露一处二里头文化末期大型庭院建筑》，中国文物报/2006/07/21）
2.河北唐县北放水遗址
在南水北调中线干线建设工程中，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会同保定市文物管理所、唐县文物保管所组成联合考古队，从2005年4月15日到2006年7月5日对唐县北放水遗址实施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北放水遗址位于保定市唐县高昌镇北放水村西北台地，遗址面积约11万平方米。发掘依地形特点划分为6个区域，实际发掘面积5650平方米。共计发现各类灰坑558个，半地穴式房址7座，灰沟24条，竖穴土坑墓4座，瓮棺10座。出土陶片、石器残件8万余件，其中可复原陶器100余件。北放水遗址夏时期文化遗存的发现是近年来保定地区夏商周考古的重要收获。以往对于此类遗存只进行过调查或小范围试掘，且多集中于保北地区，学者称之为“保北型”先商文化或“下岳各庄”文化。此次在保南地区发现并发掘此类遗址，对廓清该地区夏时期考古学文化面貌意义重大。从北放水遗址看，其与豫北冀南发现的下七垣文化、晋中夏时期文化、北方夏家店下层文化等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应是夏时期一种新的文化类型，对于研究商人古部族的分布及文化属性，夏时期北方与中原青铜文化的交流和碰撞，商族和商文化的渊源等有重要价值。（《河北唐县北放水遗址考古发掘取得重要成果》，中国文物报/2006/11/10）
3.赤峰三座店夏家店下层文化石城址
位于赤峰市松山区的三座店遗址，经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连续两年的发掘，一座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山城全貌基本上被完整地揭露出来。到目前为止，城内共发现圆形建筑基址65座、窖坑49座、夏家店上层文化积石台16座、不同时代的墓葬10座，特别是规模巨大的城墙及罗列的马面遗迹蔚为壮观。
大城已发掘面积约7500平方米。城内屋舍俨然，道路通达、布局清晰。共清理出夏家店下层文化院落20余处，基本由单、双圈建筑基址及窖坑、石墙等设施构成。正是这样的院墙凸显出遗址内诸多院落由高到低，呈阶梯状分布的特点。城墙清理了140米。在城墙外侧发现了15个“马面”。小城占地面积约1585平方米，整体呈不规则形。根据对周边同类遗址的仔细调查得知：这种大、小城相配置的建制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从出土遗物和城内建筑形制分析，也可以肯定他们是一种共存关系而非前后为继。这种现象应该是当初的先民在规划建设聚落时出于某种考虑而作出的选择，它反映的是一种观念，此点对解释夏家店下层文化山城类遗址的功能和性质至关重要。出土遗物有石器、骨器、陶器、玉器等数百件。其中比较重要的发现有：出土于F21圆形建筑基址内的一件石磬，叩之清脆激越。另有3幅岩画，由于这批岩画系发掘出土，依据他们在遗址中的埋藏层位，可以确认这些岩画的作画时间至少应与夏家店下层文化同时或更早。此外，在一些建筑基址的活动面上、窖坑中乃至陶器的腹腔内经水洗浮选，发现了多量碳化的谷物籽实，专家鉴定有粟、黍、豆科类等。
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年代距今约为4000-3400年，与中原夏王朝的年代大体相当。三座店石城遗址的发掘，对深入探讨夏家店下层文化所处社会发展阶段及辽西地区早期国家的出现以及中国文明起源等研究提供了考古实证资料。（《赤峰三座店夏家店下层文化石城址发掘全面结束》，中国文物报/2006/12/13）
4.河北邢台先秦古城鹿城岗遗址
鹿城岗遗址位于邢台市西北20公里处的西沙窝村，遗址随地形而建，城的平面呈不规则方形，南北约640米，东西约700米，地面仍保留有高大的夯土城墙，最高处距地面约6米，现存城墙有明显夯痕。城墙内夯层、夯窝十分清晰。城墙已遭破坏，但西、南两面仍高于地面约6米，远看城郭十分清楚，城墙夯土非常纯净。根据城墙规模、城墙基、夯土层、夯窝以及出土陶片、瓦当等判断，此城墙建筑可能早于春秋，很可能是在西周。从近年来当地考古发掘出土的文物判断，鹿城岗遗址很可能与邢国的都城有关系，如果进一步考古证实此判断正确，那将对夏、商、周三代文明研究起至关重要的作用。据文献记载，邢国曾有三次筑城，分别为：“（商王）祖乙迁于邢”；“周成王封周公之子于邢，建邢国”；“春秋时期，齐桓公帮邢城筑夷仪城（在今邢台县浆水村一带）”。而如今的邢台老城据考证建于汉代。早在1990年，考古工作者曾在鹿城岗南侧发现、发掘出“南小汪西周邢国遗址”，当时出土了大量珍贵的青铜、玉器以及河北省第一片西周甲骨文；1993年在鹿城岗北面轮胎厂附近发掘出“邢侯墓地”。一系列的记载和考古发现预示着鹿城岗遗址与邢国的都城有着密切的关系。它的发现不仅对邢台历史、对河北省乃至全国的历史研究都有重要意义和重大价值。（张会武《河北邢台发现先秦古城鹿城岗遗址，对夏商周三代文明研究有重要作用》，光明日报/2006/04/10）
5.福建浦城猫耳弄山商代窑址群
在浦南高速公路建设中，福建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南平市博物馆、浦城县文化馆组成联合考古队，于2005年10月开始对浦城县仙阳镇猫儿弄山商代窑址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清理发现商周时期窑炉遗迹9座，出土大量珍贵的文物标本。像这种具有一定规模、保护较完整的古窑制造群落，在全国相当罕见，有可能是中国龙窑的鼻祖，对研究中国原始瓷、南方制陶手工业等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发现的9座窑炉中，椭圆形窑有6座，圆形窑1座，长条形窑两座。椭圆形窑结构相似，大小不一，窑炉结构分为火膛、“分焰柱”、窑室前后部分，窑前大多有窑前工作面，其中两座窑室后部仍保留部分拱形窑顶。两座长条形窑应属平焰窑，与浙江上虞李家山商代龙窑相似。猫儿弄山发现的圆形窑、椭圆形窑和长条形龙窑数量较多，且三种形制窑炉间存在叠压关系，表明圆形焰窑与长条形平焰窑之间有一定的传承发展。其中的长条形龙窑还残留着部分窑顶和烟囱，这样的早期窑炉在我国尚属首次发现，为研究我国南方地区早期窑炉特别是龙窑的起源、结构和发展演变提供了非常珍贵的实物资料。（高建进《福建浦城猫耳弄山商代窑址群，浦南高速路改变设计，重大考古发现完整保存》，光明日报/2006/06/11）
6.河北易县七里庄商周遗址
2006年4月到10月，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开始七里庄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发掘总面积达7000平方米。遗址堆积丰富，延续时间长，发现新石器至商周时代等五个时期的文化遗存，其中尤以第二至第四期的商周时期文化遗存最为丰富。七里庄遗址位于河北易县城东北3公里处的七里庄村南，面积约16万平方米，文化层堆积厚1-2米。
第一期遗存属新石器时代。第二期遗存约相当于夏商时期。遗迹发现有灰坑和陶窑，出土遗物主要是石器和陶器。第三期遗存大约相当于商代晚期或到商周之际。遗迹发现少量半地穴式房址和大量灰坑。第四期遗存约相当于商周之际到西周中期。遗迹发现少量半地穴式房址和大量灰坑。第五期遗存属战国时期。发现陶盒与薄片石璧组合成套作为祭器的祭祀遗迹和少量灰坑，出土遗物以夹云母红褐陶绳纹釜最具典型性。文化面貌与燕下都遗址基本相同，属战国燕文化。
河北中部乃中国古代北方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错地带，再具体而言，即保定地区的易水流域一带。因此，易水流域是研究南北方文化融合与碰撞的关键地域。七里庄遗址的发掘，建立了易水流域乃至太行山东麓北部地区夏商周时期一个比较详尽的编年系统，展现出该地域青铜时代文化比较清晰的演进轨迹，树立了一个重要的研究标尺。（《河北易县七里庄遗址发现大量夏商周时期文化遗存》，中国文物报/2006/12/08）
7.唐山市15处古文化遗址
河北省唐山市在重点工程迁安至曹妃甸铁路建设中，发现15处古文化遗址，涵盖商周到明清历史时期。据文献记载，孙薛营的商、周至战国、汉遗址是距今3000年前孤竹国人生活过的重要区域，与遗址相邻的首阳山、夷齐庙旧址、迷谷等更是史籍中多次提及的地方，也是商、周时期位于“荒远之国”的重要标志，而迷谷区域也是“老马识途”典故传说中的重要标志。（员红珊《唐山市发现15处古文化遗址，一处遗址遭村民哄抢损失惨重》，光明日报/2006/04/13）
8.陕西甘泉县商代晚期墓葬
2005年6月14日，陕西省甘泉县下寺湾镇阎家沟村修建加油站时，发现了一座商代晚期墓葬，出土了大量文物。该墓葬共出土各类文物70多件，青铜器57件，包括礼器、兵器、杂器等。数量多、体量大，器物组合明确，是截至目前陕北地区发现青铜器数量最多的一次。特别是在商代晚期墓葬中出现4鼎5簋的器物组合，非常罕见。该墓出土的青铜器具有鲜明的商代晚期特征，其中曲茎铃首剑、铃首匕和三銎刀是典型的北方草原青铜器。曲茎铃首剑剑茎、剑鞘上的小点纹和筒形器上的小方块纹、波折纹，都具有北方草原青铜文化特色。特别是两匹青铜马，造型准确，铸造精美，极其罕见，马背上有椭圆形的背垫，从其所处的位置看，具有马鞍的性质，应为马鞍的最初原始形态。陕北、晋西北地区出土的商代晚期青铜器自身特征鲜明，其文化性质，学术界一般认为属于李家崖文化，与鬼方有关。本次所出青铜器与上述地区基本一致，经过对这批青铜器特点的综合分析，考古人员认为其内涵仍属于李家崖文化系统。此前考古人员曾在关家沟遗址采集到一件独具李家崖文化特色的石刀，厚背卷刃，断面呈逗号状，说明李家崖文化至少在商代晚期已进入陕北南部的洛河流域上游地区。（《陕西甘泉县发现一座商代晚期墓葬》，中国文物报/2006/08/16）
9.陕西淳化枣树沟脑遗址
2006年4月到7月，为深入探索先周文化与客省庄文化的关系诸问题，西北大学考古系对陕西淳化县润镇乡枣树沟脑遗址进行了首次发掘，获得了一批特征鲜明的重要资料。枣树沟脑遗址总面积300万平方米。由于遗址西侧靠近地表水源通神沟河，各时期的文化遗存皆集中分布于遗址西半部。此次发掘面积近1500平方米。结合出土物特征，可知枣树沟脑遗址包含有仰韶文化中期、龙山时代、先周时期、西周时期、秦汉时期和隋唐时期的文化遗存。其中，又以先周时期的文化遗存分布范围最广，内涵丰富且特征比较鲜明。先周时期的遗迹发现有房址、墓葬、灰坑和灰沟等。房址计12座，墓葬4座，灰坑160余座。出土遗物主要为石器、骨器和陶器等。
枣树沟脑遗址与古豳地区其他遗址发现的先周时期文化遗存联系较为密切，但也具有一些比较鲜明的文化特征。一则三足瓮较之其他遗址更为常见，且出现时间可能较早；二则罐、鬲、甗、盆和三足瓮上普遍饰有横向蛇形纹，在先周时期遗存中甚为罕见。其中三足瓮明显属于北方因素，这表明在古豳地区东部边缘的淳化县一带，自古就与陕北及河套地区存在较为密切的文化交流现象。再者，池塘以及红土取土场等遗迹现象的发现，或可初步说明至迟在先周时期关中地区居民就掌握了人工蓄水的基本技术条件，从而使居住地点逐渐由龙山时期常见的沟壑坡地转移到台塬高地。（《陕西淳化枣树沟脑遗址发掘获重要发现》，中国文物报/2006/11/24）
10.洛阳东周车马坑
2005年3月到10月，洛阳市文物工作队在一住宅楼工程地址发掘了一座东周时期的马坑、两座车马坑及一批东周墓葬。该工地属于洛阳东周王城遗址区。此次发掘的马坑与车马坑，编号为K19、K72和K73。K19位于该工地发掘区西部，长方形，南北向，长7.4、宽3、坑口距地表1.64、坑深1.53米。坑内放置5辆车，由南向北编号为1-5号车。K73长7、宽2.86、坑口距地表0.63、坑深2.2米，马头向南。坑内共放置5辆车，由南向北编号为1-5号车。所有的车轮都拆散后放置在坑的两壁。坑内填土为花土。K72近方形，2.9×2.7米，坑内仅有2匹马，头向南，被后期的墓葬打破。此次共清理古墓98座，其中1座为汉墓，2座为秦墓，其余则为东周墓。东周墓皆为长方形竖穴土圹墓，长2.2-3.4米，宽1.2-2.8米，深3-13米，属中小型墓葬。葬具多为一棺一椁。葬式多仰身直肢。出土铜礼器的墓有15座。仅出土玉蚌饰的墓有5座，其余的则以陶器为主要随葬品。铜器的主要组合为：鼎、方壶、簋、圆壶、盘、舟、敦、戈、剑、镞以及车马器等，陶器的主要组合为：鬲、盆、罐，鼎、豆、罐，鼎、豆、壶等几种形式。从器形上分析，这批墓葬从春秋早期一直延续到战国晚期，乃至秦、汉。M93为规格最高的一座墓葬，出土了7个铜鼎和其他青铜礼器。K73应为M93的陪葬坑。M87出土了9个编钟及5个铜鼎，也是规格较高的一座墓葬。洛阳曾多次发现车马坑，此次发掘的车马坑及东周墓葬保存较为完整，车的一些细部被清理出来。另外，K73和M93关系的确定，都为洛阳地区东周考古提供了较有价值的资料。（《洛阳再次发现东周车马坑》，中国文物报/2006/09/27）
11.山西曲沃羊舌村晋侯墓地
羊舌村在曲沃县城东北方向约15公里，著名的天马—曲村遗址在其西北。2005年7月底，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组成羊舌考古队进驻工地开始工作，2006年墓地的发掘工作暂告一段落。在3座大墓以东约70米的地方又发现一组2座“中”字形大墓（编号为M1和M2）和车马坑。在发掘大墓的同时，考古队还对墓地及周围进行了考古调查、小范围钻探和抢救性的发掘清理，初步搞清了该墓地性质和大致的分布范围。墓地大体范围南北长400米、东西宽300米，总面积约12万平方米。初步探明，整个墓地由大型墓葬和中小型墓葬组成。大型墓在墓地北部，沿岭线边缘东西分布，目前已勘探出5座“中”字形大墓和1座车马坑，东部2座为一组，西部3座是否为一组尚不清楚，相距60多米，均为带南北墓道的“中”字形大墓。紧靠着大型墓的南面是中小型墓区，并向南延伸，中小型墓区的中型墓葬多有车马坑。
M1和M2是异穴并列带南北墓道的“中”字形土圹竖穴大墓，方向北略偏西。向东15米处是一座大型的陪葬车马坑，为东西向的长方形，面积略小于目前正在发掘的北赵晋侯墓地M8组晋侯墓的陪葬车马坑K1面积，K1是北赵晋侯墓地10个陪葬车马坑中最大的一个。2006年2月以来，联合考古队对该坑的车坑进行了第三次发掘，目前已发掘出车子30多辆。车子根据车厢形制不同可分为四种类型：双层栏杆型、单层栏杆型、后端无栏杆型、整体形态如簸箕的簸箕型。还有一些车子的车厢由藤条、芦苇一类的编织物构成。有关专家已在该墓地的1号车马坑中发掘出30多辆商周时期的青铜车马，其中由数层青铜铠甲片保护着的车子，是我国以往发现车辆中极为罕见的目前国内发现的保存最为完好的商周时期的“装甲车”。在M1和M2的墓室南部和南墓道上，有大规模的祭祀遗迹，已经发现和清理了227座祭祀坑，坑深数十厘米到2米不等，祭祀坑之间多打破关系且十分复杂，可以认为是多次祭祀的结果。
通过对墓葬形制、出土物品的认识，判定墓地的时代约为西周晚期到春秋时期。将M1和M2与北赵晋侯墓地进行对比和初步分析，结合大型的车马坑和大量的祭祀遗迹，可以确定这里是一处两周时期的晋国国君墓地，是一代晋侯和夫人的异穴并列合葬墓，时代约在两周之际或稍晚，墓主人可能是晋国历史上著名的晋文侯。晋文侯在周平王东迁的过程中曾与秦等国家挟辅王室，他死后晋国内战迭起，最终庶系代嫡，其墓的被毁也许与这段历史有关。（《山西曲沃羊舌村发掘又一处晋侯墓地》，中国文物报/2006/09/29；杨荣、李建斌《晋侯墓地发现商周时期“装甲车”，是目前国内保存最完好的商周“装甲车”》，光明日报/2006/10/16）
12.保定西周和战国古文化遗址
在保定市和北京交界的涿州高官庄镇北高官庄村以北200米处，发掘了一处西周战国时期的古文化遗存，首次发现西周古窑址一处，出土了陶器、铁器、铜器等上千件文物。这次发掘面积为1200平方米，最主要的收获是发现了西周时期文化遗存，包括两座圆形半地穴式房址和一座陶窑址。房址直径在2.2米至2.8米之间，陶窑址由操作坑、窑门、窑室、烟室构成，窑室内残存有烧制的陶盆等器物。出土器物以陶器为大宗，陶质以夹云母、蚌褐陶为主，夹砂灰陶次之，另有少量的夹砂红陶等。其装饰纹饰以绳纹为主，也有少量的附加堆纹、交错绳纹。生活工具有鬲、盆、罐、甗、簋、豆，生产工具有纺轮、陶垫、石镰、石铲等。陶窑内烧结面厚达0.2米，里面残留的烧制陶器质地坚硬，器型规整。据史料记载，周灭商后，召公被分封至燕国，其封地在今保定市北部、北京市南面一带，从考古发现的资料分析，此处西周文化是在原商朝领地上发展起来的，保留着浓厚的商文化特色，但仍保持着一些土著文化传统，如出土的宽折沿袋足鬲为晚商典型器物，同时器物中大口盆的口沿下宽大的附加堆纹，是受土著围坊三期文化的影响。这一遗址连同北京琉璃河、镇江营、白浮等构成“保北京南西周文化共同圈”，成为战国时期称雄北方的燕文化的坚实基础。（魏旭、蔺玉堂《保定西周和战国古文化遗址考古成果显著，首次发现西周时期古窑址》，光明日报/2006/05/12）
13.陕西凤翔战国早期秦雍城制陶作坊遗址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宝鸡市考古工作队和凤翔县博物馆联合组队，在位于凤翔秦都雍城西北部的作坊区进行抢救性发掘，取得了重要收获。该遗址范围较大，在遗址范围的东侧和南侧又发现断续的夯墙遗迹，初步判断它可能分别与雍城西城墙和北城墙连接，以此形成“雍城内城作坊区”。本次发掘清理的区间位于整个勘探范围的东南，属于雍城时期的早期秦文化层距地表1.4米，该层以下为生土，以上分别为汉代文化层、唐宋文化层及近现代扰土层。由于秦以后的各历史时期在这里形成数量较多的生产、生活设施和墓葬，许多秦遗迹被打破，且晚代遗迹和地层中也多包含早期秦的遗物。
目前已在秦文化层中发掘并能确认出的遗迹有陶窑、深层纯净土采集坑、泥条存储袋状坑、给作坊输水的地下陶水管道、水井和用于其他拌和材料存放的长方形竖穴坑等。发掘出的2000多件遗物中，主要有方砖、槽形板瓦、弧形板瓦、筒瓦、瓦当、贴面墙砖、陶鸽、陶俑，以及制作和烧制时所需的各类工具。出土文物中，最具特征的是一批动物纹瓦当，有少部分瓦当确因烧制过程中的不当因素使其出现爆裂、变形或流变等原因成为废品，而另外一大批完好的瓦当也被废弃的原因可能是由于与之相套接的筒瓦出现质量问题的缘故。尽管这次发掘出的瓦当数量多，但除个别种类外，大多数种类即在以往雍城城内及其郊外行宫建筑遗址上都曾发现过，说明这些建筑上的材料可能就来自这里。在此次发掘出的文物中，早期方砖系首次在雍城被发现，这种砖厚重，不规格，没有足够的承重力，且多数在烧制过程中出现变形和开裂，显现出秦砖最初的原始雏形。半圆形贴面砖、人俑和各种脊兽的发现，为判断当时建筑墙面及屋顶装饰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在发现的各类动物纹瓦当中，有些图案内容还是首次被发现，丰富了东周时期秦瓦当的内容。另外还发现了制作几种动物纹瓦当的模具，为了解当时瓦当制作过程中独立模制、边轮的添加，以及与筒瓦的工艺套接过程提供了充分的依据。
根据目前已取得的考古收获，初步确认豆腐村遗址即为战国早期向雍城各类建筑专门提供瓦类陶质建材的作坊所在。豆腐村作坊遗址的发现对秦都雍城陶质建材的来源，尤其是制作和烧制工艺及流程的探讨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结合20世纪80年代在该遗址附近发现的铜建筑构件和新近发现的夯墙初步判断，在当时雍城的西北角可能存在一个相对封闭和独立的手工业作坊区，其门类除陶质建筑材料外，还有类似金属冶炼、木材加工，以及用于军事、祭祀和日常所需物资的制作。作坊区及周边夯墙的发现为进一步研究秦都雍城的总体布局和该城是否有外廓城提供了重要的依据。（《陕西凤翔发掘战国早期秦雍城制陶作坊遗址》，中国文物报/2006/08/11）
14.湖南岳阳战国楚墓
继1986年和1992年在湖南省岳阳市境内分别发现高等级楚墓以来，在该市高泉山，考古工作者再次发现一座高等级楚国贵族墓。该墓的发现和发掘对湖南楚文化的考古研究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填补了岳阳市楚文化考古编年的空白，使楚文化在湖南的发展序列基本得到确定。2005年上半年，在汨罗市司法局的基建工地上发现该墓葬，为一棺一椁。由于基建施工的影响，墓口与墓底都受到一定程度破坏。经过抢救性发掘，考古工作者在墓葬内发现了一些青铜器、铁器、木器和漆器，其中包括青铜剑、戈，青铜剑带有剑鞘，青铜戈上刻有楚篆铭文。墓中还发现一个放有小铁刀的小方漆盒，另有两块玦与一把弓，弓弦已经腐烂，弓已经变直。从兵器的形制来看，这些兵器当为战国时期的物品，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学者认为该墓应为战国早期楚国贵族墓，墓主身份应是士元一级的贵族。有关考古专家初步推定，在春秋中晚期，楚国的势力就已经入驻洞庭湖区的岳阳一带。而此次汨罗市高泉山楚墓的发现，再次证明了在春秋中期后岳阳地区已经纳入了楚国的版图，这也与“楚武王灭罗（当时汨罗一带为古罗子国的范围），楚文王迁罗”的历史记载相吻合。这3处同期墓的相继发现，对楚文化考古研究意义重大，考古专家通过研究，初步勾画出楚文化在湖南的发展序列，使楚文化到底何时到达洞庭湖区这一课题的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龙军《湖南岳阳再次发现战国楚墓》，光明日报/2006/02/23）
15.荆州熊家冢墓
熊家冢墓是迄今发现的楚国高级贵族墓地中，规模最大、规格最高、布局最完整的墓地。外界一直猜测，墓主人是“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从2006年8月15日开始，由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荆州博物馆组成考古工作队，进行前期挖掘。还将借助现代高科技手段，提高挖掘速度。（廖君《迄今发现的最大楚墓熊家冢墓前期挖掘不存在技术难题》，光明日报/2006/08/18）
16.陕西西安秦上林苑3号和5号建筑遗址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组成的阿房宫考古工作队在寻找和确定阿房宫范围的过程中，于2005年和2006年发掘了上林苑3号和5号建筑遗址。
3号建筑遗址在西安市未央区后围寨村北，位于阿房宫前殿遗址北约3800米处。遗址已惨遭破坏，建筑物仅残留在北部。遗址为一座高台宫殿建筑遗址，分为上部建筑和下部夯土台基两部分。下部夯土台基现存南北长92米、东西宽84米、厚1.2-2米。台基偏南部向西延伸长59米、宽15-20米。上部建筑仅存于遗址西北部，其形状现呈不规则状，通高7米、夯层厚0.06-0.1米，分为顶部、中部和底部建筑。底部建筑现亦呈不规则状，现存东西最大长度54米、南北最大长度42米，原建筑物已无存。中部建筑亦呈不规则状，现存基址南北最大长度28米、东西最大长度24米。其上残存部分廊房建筑遗迹。廊房北面为廊道，宽约2.6米（未见铺砖痕迹）。从建筑形制来看，该遗址与秦咸阳宫1号建筑遗址的形制基本相似，为一座典型的战国高台宫殿建筑。在该遗址底部建筑倒塌堆积中，出土物中还包含了不少汉代表面饰粗绳纹、内面为素面板瓦片和表面饰中粗绳纹或粗绳纹内面均为粗布纹的筒瓦片。此外，在中部倒塌堆积中还出土了西汉五铢钱。由此看来，这座建筑遗址在西汉时期沿用并被改建或翻修过。据文献记载，西汉武帝时，在秦上林苑的基础之上又扩建成为汉上林苑。故该座建筑遗址应原为战国秦上林苑的建筑，后来又为汉代上林苑所沿用。从该遗址出土遗物来看，未见比西汉更晚的东西，故该建筑应该毁于西汉末年。
5号建筑遗址位于阿房宫前殿遗址东北角以外500米处。向东与4号建筑遗址连为一体。该建筑遗址主要为排水管道遗迹，被3座唐墓打破。因该遗址处于秦国渭南上林苑遗址中，故认为这是一座战国秦的上林苑建筑遗址。该建筑遗址的房屋建筑遗迹早在20世纪80年代建钢厂时就被破坏，仅留下了排水管道遗迹。通过勘探和试掘发现排水管道还再继续向东、向南、向北延伸。故认为该处排水管道只是战国秦上林苑中排水系统的一部分管道遗迹。（《陕西西安发掘上林苑3号和5号建筑遗址》，中国文物报/2006/11/01）
17.陕西旬邑沟老头秦汉宫苑遗址
2006年4月，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咸阳市文物钻探管理处和旬邑县博物馆联合对旬邑县沟老头秦汉宫殿遗址进行了为期10天的抢救性钻探、发掘清理，取得了重要收获。1988年咸阳地区文物普查时，发现该遗址，1998年被公布为第二批县级文物保护单位。遗址东西长1500米、南北宽1000米。其所在地势北高南低，海拔1286米。此次共发掘210平方米，清理出1处建筑基址和一条长27米、宽2.4米的道路。建筑基址由夯土、础石和排水管道等组成，形状不太规整，大体为南北长、东西窄的走向。所发掘的道路位于遗址的西南部，基本为东西向，道路向东、西继续延伸，往东延续一段后又折向北。出土的遗物中，以绳纹瓦片最多，遗址内遍地皆是。瓦当可分文字瓦当和云纹瓦当，文字瓦当有“长乐未央”、“长生未央”，以前者常见。云纹瓦当以云朵形、蘑菇形比较常见，当面中心或为米字、方格和菱形网状纹，或为双十字线交叉状，基本为秦时的风格。也有个别外圆饰一周网状纹、中心饰乳丁和连珠纹的云纹瓦当，属于西汉时期。另外还有五角形下水道、素面及几何纹铺地砖块、柱础石等。遗址中发现的廊庑式建筑基址、柱石、多种规格的成组的五角形排水管道、大量的“长乐未央”文字瓦当等表明这是一处等级较高的建筑。其中出土的大量具有秦代风格的云纹瓦当、瓦片和排水管道等遗物表明其始建于秦，西汉时期又加以修葺和扩建。从沟老头村所处的位置来看，该遗址应该属于汉甘泉苑中比较重要的一个宫观，表明了甘泉苑的西界至少已到旬邑的排厦一带。这次发掘清理对于研究汉甘泉苑的范围以及秦汉宫观苑囿的建制提供了可靠的资料，具有重要的价值。（《陕西旬邑沟老头秦汉宫苑遗址清理取得收获》，中国文物报/2006/08/23）
18.湖南望城汉墓
一座采用“黄肠题凑”独特葬制的巨型汉墓在湖南省望城县风篷岭被发现。经过近三个月的前期整顿和清理，该古墓的初步形制已经显现，并被命名为望城风篷岭一号墓（简称风篷岭汉墓）。整个墓全长30.3米，其中墓道长10.7米，宽5.6米，墓室长19.6米，宽14.8米。从现场看，墓的上部封土已经被毁，远观似一个庞大惊人的“中”字。整个古墓由墓道、前室与后室等部分组成。经清理，现在墓坑内的填土基本清理完毕，墓室内木椁顶部已经暴露出来，其葬具轮廓也已初步显现。古墓有内、外两层木椁，偌大的墓室主体部分被隔成了七个大小相似的正方形墓室，其中，东、西两侧各有两个墓室，中央则分为前中后三个墓室。更令考古专家惊奇的是，墓葬所处的山体为岩石结构，庞大的墓穴几乎是从岩石里掏空出来的，而且墓壁边缘十分光滑。长沙市考古研究所所长何旭红分析：“这里很可能为汉代某一代长沙王或王后或其他亲密王室成员之墓。其丧葬规格及级别明显要高于马王堆汉墓‘侯’的规格和级别。但其整体价值还有待进一步发掘。”（龙军《望城发现“黄肠题凑”葬制巨型汉墓，精美出土文物显示墓主身份高于马王堆墓主》，光明日报/2006/07/04）
19.西安汉代河木桥遗址
2006年4月至8月，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在西安市西三环道路建设中，发掘了一处古桥遗址。该遗址位于今西安市未央区三桥镇湾子村东北约200米处，最初发现于2004年9月。目前，在距地表深约14米处，已揭露出楔入河床的木桩5排，共160根。通过探沟解剖得知，木桩打入河床的深度不因建造时间上的不同有差异，而是与木桩个体的粗细大小有关，较为粗大的木桩往往打得较深，较为细小的木桩楔入河床的深度则较浅。从挖的3条探沟看，木桩楔入河床1-4米。木桩下部削为三棱锥形，非常尖利，木桩应是采用夯打楔入河床的。若从最底端算起现存的木桩总高度约5-7米。从其结构和排列走向看，这是一处古代木桥的建筑遗迹，现在发掘出的只是古桥的木桩，桥梁部分已被毁，从塌落下的几根横木（有的已被烧焦）推测，桥面也应为木构，此桥当为木柱木梁桥。参考1953年成都青杠坡东汉墓画像砖上浮刻的木桥以及1971年发现的和林格尔东汉墓所绘桥梁壁画等资料，这种桥梁的结构应是木桩柱头上有斗拱，其上承托木梁再铺木板，两边立栏楯。在湮没木桩的砂土层中，清理出大量的汉代板瓦、筒瓦残片、子母口砖、大型脊瓦以及“上林”、“延年”和云纹瓦当等，还出土有汉五铢、王莽“大泉五十”铜钱和铜钱范，另有铁矛、环首刀、铜剑等兵器出土，时代最晚的为“大泉五十”铜钱。
此桥位于汉长安城西南角以外约300米，介于汉长安城和建章宫之间，向北正对建章宫的双凤阙遗址，相距约2000米。向东南为西汉社稷、明堂辟雍及王莽九庙等礼制建筑群，跨过此桥向南为上林苑。从该桥所处的特殊位置再结合遗址中发掘出的大量汉瓦、“上林”和“延年”瓦当、五铢、“大泉五十”铜钱等判断，此桥应建于西汉时期，曾遭大火焚毁，相隔时间不久又在原址（紧贴第一期木桩的北侧）重新打木桩建造，最后废毁的时间约在王莽时期。此桥应是西汉时期建于“泬水”上的长安城通向上林苑的皇室御用桥梁，也是目前世界历史上规模较大的木质结构桥梁，它的发现对研究古代河流的变迁、周围自然环境的变化等具有重要意义。（《西安发掘汉代河木桥遗址》，中国文物报/2006/12/29）
20.河北徐水东黑山遗址
为配合南水北调工程建设，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于2006年4月至11月对徐水县东黑山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发现了战国时期小城址一座，出土了大量陶器，并发掘出西汉时期的房子及炕。据专家介绍，西汉时期炕的发现填补了我国汉代建筑史研究空白。徐水县东黑山遗址位于徐水县大王店乡东黑山村村南，处于丘陵山地向平原的过渡地带。遗址范围较大，南北约800米，东西约1200米，发掘面积5200平方米。该遗址的主要文化内涵以战国、汉代为主，发现战国时期小城址一座，各时期灰坑345座、灰沟10条、房址13座、井7座、墓葬19座、路8条，出土陶、铁、铜、石等各类遗物500余件。小城城址分为南北两城，北城略小，东、北、南城垣正中各有城门一座；南城的西、南、东垣无门，城北门处有宽4米的道路一条。城址东、南侧的护城河依然存在。汉代房子面积，大多长、宽在3-4.5米之间，分为半地穴式和地面式两种。房子大多有炕，炕和灶相连，烟道有两条或三条，两条烟道的时代较早，为西汉中晚期，三条烟道的为东汉早期，炕长3米，宽1.5米。东黑山遗址面积之大、内涵之丰富是近年来河北发现的战国汉时期遗址中少见的，遗址西北部战国小城的发现对研究战国时期的政治军事有着重要的意义。（耿建扩、蔺玉堂《河北徐水东黑山遗址发现西汉炕，该发现填补了我国汉代建筑史研究空白》，光明日报/2006/11/30）
21.河北河间西汉瓮、瓦棺葬
在保沧高速公路建设中，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和沧州、河间市文物部门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在对河间市小张庄西汉遗址进行抢救发掘时，发掘出7座瓮棺葬和3座瓦棺葬。瓮棺葬墓坑基本为椭圆形，长0.5-1.2米，宽0.4-0.7米，深0.5-0.7米。葬具为夹砂红陶釜和灰陶瓮，以红陶釜居多。其组合可细分为六种形式：一是两个横置的夹砂红陶釜对口紧密接在一起；二是在对接的陶釜表面盖一层板瓦；三是在墓坑底部铺单层板瓦，釜口之间有一定的距离，空隙处盖瓦片和陶瓮残片；四是一半用一个陶瓮，一半用半个陶釜，釜下铺瓦，上面盖瓦；五是陶釜的两侧与墓壁之间垫陶片，两端套扣浅腹甑；六是用残缺的陶瓮上下对接。瓦棺葬也是葬在椭圆形墓坑中，墓坑大小和瓮棺葬接近，分三种形式：一是板瓦片砌成，瓦外垫陶片；二是用板瓦对接成椭圆形，两端用半个破开的深腹甑封堵；三是在墓坑中平铺单层板瓦，周围个别地方垫瓦块，顶部盖局部一层板瓦。棺中所葬婴儿的骨架大部分已严重腐烂。M9中出土“五铢”钱2枚。瓮棺的大部分釜底有烟熏痕，应是人们所使用炊具的改用。每组瓮棺中皆有一釜的底部凿出一个不规则形小孔，是人们相信灵魂永存，希望死者复生而供灵魂自由出入的心态反映。瓮棺葬出现于新石器时期，汉代较为盛行，主要用于安葬夭折儿童。经勘探，小张庄发掘区的周围还有较多同类墓葬存在。瓮、瓦棺葬的集中发现，表明了当时这一带儿童死亡率较高的事实。（《河北河间发现一批西汉瓮、瓦棺葬》，中国文物报/2006/03/29）
（杜振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