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利聚财，以义用财，乃为商人之典范。
他是淹没在历史尘埃中的一代钱王，在国外进行的一项统计中，上个世纪最富裕的前十人中，他名列第四。作为同庆丰的主人，当时的他全国首屈一指的大商人。在国家危难时刻，他用自己的财产捐助国库；在需要帮助的时刻，总能听到他的名字，他就是王炽，一位富可敌国的云南巨商。
自幼经商
王炽的祖上是一个很富有的家族，但俗话说，富不过三代，到了王炽父亲这一代的时候，家道已经没落了。在王炽的时候，三兄夭折，王炽的父亲也离开了人世。全家的生计只能依靠母亲勉强度日。这时，本想依靠“读书应举”来光耀门第的王炽只能离开私塾，外出经商。就这样，王炽拿着母亲变卖家中所有值钱的首饰和衣物得到了十几两银子开始了自己的生意。
王炽先从家乡收购土布运到竹园等地，出售以后又从那些地方采购红糖回到家乡销售。这样来去的时候都有生意做，王炽的小生意日益红火。
经过几年的积攒，王炽有了一定的积蓄，于是他理所当然地扩大了经营项目和经营范围。和当初的很多商人一样，王炽选择了跑马帮。这是一件常人无法理解的困难选择。在云南特殊的地理条件下，商品和货物的运输只能依靠马帮，一个马帮出行时，风餐露宿，一步一步地在崇山峻岭中穿行。路程短的话，来去一趟需要一二十天，路程远的话，来去要四五十天；如果更远的话，来去一次要接近半年的时间。
王炽的马帮是跑起来了，但此时的王炽，在众多的小贩中并不起眼，依然没有属于自己的领地。随着王炽生意的扩大，他向开疆拓土的愿望越来越强烈。
自立门户
生活总是充满了起伏和未知，当王炽从云南来到重庆的时候，他看到了机会，他看到了重庆商业的繁盛，看到了重庆水陆交通的便利。但此时的王炽只有四五百两银子的本钱，他认为做小买卖的利润实在是太微薄了，所以他决定找人合作做大生意。在重庆，他找到了一个姓王的老板合伙经商，由王老板出资，王炽自己组织马帮，在当地购买川烟川盐和土杂日产运回到了云南，然后又将云南毛皮等土产运回到了重庆。这支由三四十骡子组成的马帮，由重庆向西南行进过会理，然后进入到云南境内。在沿途一边采购，一边销售。随着资本的不断积累，王炽从合伙人那里分离了出来，在重庆挂出了“天顺祥”的牌子，开始了自立门户的生意。
光绪初年，在云南做官多年的唐炯奉命督办川盐而被任命为盐茶道员。川盐一直是中国盐业生产的重地，唐炯为了改善川盐生产，需要白银十万两。但由于财政的危机，布政司没有足够的白银来拨付。在这种情况下，唐炯只能向商界筹划借款事项。自古商人重利，大多数的商人认为发展盐务不是三五年就可以取得成效的，何况对于一个官员来讲，他的任期是有限的。借款给官府，风险是很大的。这件事传到王炽的耳中，王炽再三思考，决定自己承担下这个极具风险的借款。在同行都认为王炽的钱要打水漂的时候，王炽有自己独特的思考方式。在王炽看来，这次的筹银一方面可以缓解盐茶道之急，借此结交唐炯，为自己在官场上找到一个靠山，另外一方面，刚开始不久的“天顺祥”钱庄需要得到人们的信任。若自己能够在十日内凑足十万两白银，这样就能够向人们展示了“天顺祥”的实力。
基于这样的考虑，王炽答应了十天内凑足十万两白银的任务。果然，不出十日，王炽便凑够了银两，并特意安排挑夫数百人，打着“天顺祥”的名号，列队在全城敲锣打鼓的将银两送至了官府。一时间，全城轰动，“天顺祥”也打开了自己的招牌。
通过了这次的筹款事项，王炽的身价大增，更为重要的是，王炽找到了自己的政治靠山唐炯，并从此走上了“官之所求，商无所退”的发迹之路。在唐炯的支持下，王炽开始代办盐运。随着自己生意越做越大，王炽开始在昆明创设自己的“同庆丰”商号，并且改组“天顺祥”，有了官府的背景，再加上王炽商号的汇兑信用好，“同庆丰”很快成为民间和官府承办汇兑的首选。很快，王炽的钱庄随着长江沿线逐步增加分号，在鼎盛的时期，他在香港都设立了属于自己的办事处。
除此之外，王炽在云南省较大的商品集散地都设立了“同庆丰”分号。这样一来，全国各商行或者私人往来汇兑，都可以在沿途的钱庄进行办理存取业务。
因为有了官方支持，“同庆丰”每年还负责调剂云南省内的朝廷款项，数额都是以百万计数的。代办盐运，经营房产，广置田产，都成为了王炽的主要收入。
王炽成为了名震南北的“钱王”，被誉为“执全国商界牛耳”的云南金融业开山鼻祖。而“同庆丰”、“天顺祥”则被誉为“南邦之雄”。
商人并非无义
如果王炽只是一个富甲一方的巨商，人们也不会如此缅怀他。在经营上，王炽从不故步自封，而是善于借鉴先进的经验，在个人生活上，王炽富而不奢，始终保持着勤俭持家的作风。并且能急国家之所急，以义用财，投资实业，为国分忧，为民造福。
云南地处我国西南，矿藏资源十分丰富，尤其是云南东川的铜矿资源，那是清政府铸币的重要来源。在1887年，清政府委派云南巡抚唐炯为矿务大臣，专门管理云南的铜矿资源，创设矿务局。唐炯与王炽熟识，受到唐炯的委派，王炽负责筹集矿务资金。在以后的十多年里，王炽苦心筹划，亲自赶赴四川、湖南、广东等地招商积股。当时，很多朋友都劝告王炽不要涉及铜矿这种“国之重器”的行业。但王炽却以发展地方工业的大局为重，不让云南的矿产资源落入到外国人之手。在此期间，他不辞劳苦，任劳任怨，为开发东川铜矿、个旧锡矿尽心尽力。
1883年，法国趁着清朝国内局势不稳，出兵犯境。云南巡抚岑毓英督师出关救援。此时军情紧急，在筹集军饷的紧急时刻，王炽没有像其他达官贵人那样忙于避祸，而是毅然拿出60万两白银垫做饷银。对于其他商人的不解，王炽是这样解释的：如果士兵没有饷银，怎么能够英勇作战，一旦战争失败，局面将不可收拾。云南和越南是唇齿相依的关系，一旦越南出现了意外情况，云南还能够自保吗？我个人的一点财产又算得了什么呢？
在岑毓英班师后将王炽的事情奏告朝廷后，清政府诰封王炽为“资政大夫二品顶戴候选道员”。
在法国人入侵越南后，王炽花费巨资从法国人手里买回了滇越铁路的路权，使云南路权不再受法国人的支配。
1884年，四川泸州大桥被洪水冲塌，在清政府国库空虚的情况下，王炽捐资修建铁索大桥。这次举动，又被清廷特赏“三代一品封典”。
189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带着文武大臣仓皇出逃。王炽得知消息后，十万火急地给自己的商号“同庆丰”下令，慈禧人马所到之处，只要清廷有求，就要源源接济。在清廷国库亏空的时候，王炽时时资助。后来李鸿章感叹道“犹如清廷之国库也”。
王炽以一介商人身份，见书院损毁，捐资修建；出现灾荒，买粮赈灾，见学子失学，建免费私塾；士子乡试无处住宿，捐建虹溪会馆以供住宿；见举子无钱赴京赶考，便承揽了云南全部举人进京赶考的一切开销……
晚年的王炽十分关心石龙坝水力发电的建设，王炽经常对友人说：“同庆丰也要搞水力发电站，我们不搞，别人也会搞，与其让别人搞，不如我们搞。”在临终前，王炽还对他的儿子王鸿图说：“兴建石龙坝电站，功在千秋，利在当代，同庆丰要倾全力支持。”
王炽是最早把光明带给昆明的人，可他还没有来得及看到水电站开工，王炽就撒手人寰，留下了无尽的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