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资差别
在生活中我们即使没有经历过，也会见过这样的情形——同一个人干不同的工作，工资待遇大不一样；同一件工作不同的人干，工资待遇也不尽相同。可见工资差别是个相当普遍的现象。那么工资差别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呢？经济学家们将原因归结为以下几种情况。
工资差别的一种原因是补偿性工资差别，即雇主有必要为一个工作的不合意的方面对工人做出补偿。某些工作乐趣很少，需要经常性的加班，或者工作地点不方便等，都使得这些工作必须提供更加诱人的工资补偿才能有人青睐。比如说，为一家公司发放报纸信件或者打扫卫生，这两件工作对员工的要求应当是差不多的，但打扫卫生的员工可能会得到稍高一些的工资，因为打扫卫生毕竟累一些，而且在某些人看来不甚“体面”；再拿同样的打扫卫生的工作来说，室内清洁人员的工资恐怕要比室外工作者的工资低，原因在于室外清洁人员在任何天气情况下都要照常工作，而且在诸如擦窗子时恐怕还要面临一定的“高空作业”的危险，所以理应得到补偿。其他的比如采矿工人的补贴，夜班工人的附加工资等等，都是补偿性工资差别的一种表现。
凡是涉及到工作环境差、神经紧张、风险责任大、缺乏自主性、社会等级低微等的工作，就都在某种程度上需要提供补偿性工资差别，以平衡由上述原因导致的对工作的规避厌恶情绪。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不难见到这样一些工作，不仅工作氛围令人愉快，而且工资也很可观。要解释这种类型的工资差别，就要追溯到劳动生产率的差异了。
工资的差别由工人在生产率方面的差别来说明，被称为生产率工资差别。有些工人的生产率就是比其他一些工人高，这可以追溯到天生能力上的差别，也可能产生于学校教育和后天学习能力上的差别。不过有些时候，在具有相同经历、受过同样教育的人中间同样会产生生产率的差别，比如有些秘书办事总是比另一些秘书更麻利更干练，有些业务员总是比另一些业务员把事情办得更省时更漂亮。这或许和办事者所付出的努力以及自身的品格特征有关，但不论怎样，高效率的工作表现获得高等级的工资总是合乎情理的。
我们在购买商品时的搜寻问题，事实上在寻找工作时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由于信息的不完全，在不同的工作机会中搜寻是要花费时间的，正如一家商店对某件商品的售价低于另一家商店一样，一家厂商完全可能比另一家厂商以更低的工资来雇佣员工，但是寻找工作的人却可能不知道。这样，由于不知道还有薪水更高的工作而迁就于低薪水工作的员工就不得不面对基于信息不完全的工资差别了。在功能完备的就业市场上，基于信息不完全的工资差别不可能持续很久，因为厂商可以从其他厂商那里寻找低工资的工人并将其争取过来，直到具有相同生产率并从事类似工作的工人都获得等量的工资。然而这只是一种理想的情况，实际中由于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对称，厂商也不知道自己雇佣的低薪员工是因为生产率低而理应拿低薪还是尚未有机会证明自己的高能力。
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再进一步分析。比如一家厂商正面对一个对薪水要求不高的求职者，聪明的厂商可能会这样做：提供给求职者高于其要求的工资数额但低于类似员工的普遍工资水平的薪水，这样既满足了求职者的要求，又可以为自己增加利润。但是如果厂商稍微细心一些的话就会进一步思索这样的问题：求职者原先所属的厂商在判别该求职者生产率方面一定比自己更占优势，如果他值得付给高工资，则他原先所属的厂商自然应当支付了，其他厂商将无法将此求职者争取过来；如果他不值得付给高工资，那么其他厂商完全可以通过自然流动或其他竞争方法将其争取过来，大可不必支付过高的工资了。这便又是一个逆向选择的例子，由于对潜在雇员的信息（比如薪水、特长、一贯表现等）的不完全了解，厂商没有动力去争取工人，除非一个工人到了新岗位上生产率大大提高。
因此，当我们认识到搜寻成本、不完全信息以及个人能力差别等因素使得劳动力的流动性受到阻碍时，就不会对工作内容相近的人工资存在差别的现象感到奇怪了。
相信生活中还有一种工资差别时时会引起人们的议论，即一些明星们的巨额收入问题。这种工资差别在经济学里被归于“声誉租金”。某些学科领域的专家，比如历届美国总统的顾问，往往一场讲座、演讲的出场费就高达5位数的美元；一些体育界的明星、演艺界的大牌们，更是以出场费的高低来标明自己的身价，其声誉已经把收入水平提高到了远远高于一般劳动者的水平，这就解释了那些令人咋舌的高收入。
当然，造成工资差别还有一些不大令人愉快的原因，那就是偏见、歧视以及裙带关系等因素。偏见和歧视在国外比较常见，拒绝雇佣上了年纪的工人是年龄歧视，黑人的工资低于白人是种族歧视，妇女难以找到工作或者获得低工资是性别歧视，社会地位较低的阶层很少有机会得到高收入的工作则是职业歧视……如此等等，都是造成工资差别的原因。裙带关系其实也是歧视的一种，这在我国似乎更常见一些，尤其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权力之风盛行的时候，哪个岗位安插什么人，几乎是负责人一句话就定了。即使是在崇尚竞争、相对公平的今天，高层管理人员仍然会依赖于一些可靠的员工来推荐新的工作人员，而这种判断几乎不可能不受到友谊以及其他关系的影响。
在以上各类工资差别中，补偿性的和基于生产率差异的工资差别几乎是无法消除的，所以在我们的生活中，工资差别总会存在，这从另一个角度讲其实也是公平的体现。至于信息不完全以及歧视等造成的工资差别，则可以通过各方的努力来使其尽可能缩小。
意识形态的作用
所谓意识形态，就是一定社会或群体中所有成员共同具有的认识、思想、信仰以及价值观等，它不仅反映了该社会团体的价值取向和利益取向，为社会的集体行动提供依据与导向，而且对个人行为也提供了一套约束。一直以来人们都认为这是一个属于哲学范畴的问题，其实意识形态同样具有很重要的经济功能，这甚至构成了经济伦理学的基础。
在社会中有各种各样的法规、条例，这些可以算作是“硬约束”；然而有些事情几乎是无法通过制度来解决的，比如人与人之间相互交往的信用问题，道德风险问题等等，这时伦理规范、道德观念等意识形态方面的因素就显得格外重要了，我们不妨称之为“软约束”。
意识形态往往以世界观的形式出现，可以修正个人行为，进而减少、克服在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一类的机会主义行为。拿“三个和尚”的故事来说，如果每个和尚的觉悟都足够的高，自觉的去挑水，而且不计较个人的得失，那就不会有“三个和尚没水吃”的让人啼笑皆非的结局了。进一步的，各国政府也就用不着为公共物品的生产和管理问题而大伤脑筋了。又比如，如果每个人都能够诚实无欺的对待他人的话，那么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问题也就不会存在了。社会总体由此会节约一大笔交易费用。或许有人会说，这种情况太理想化了，恐怕要等到共产主义实现、物质极大丰富之后才能出现了。的确，现实不那么尽如人意，但我们不能因此而放弃改善的可能。
此外，意识形态的教育具有动员激励的功能，一方面可以激发成员的信心和热情，坚定实现目标的决心；另一方面则可以使团体的长远目标对成员更有吸引力和说服力，以各个个体的观念朝着集体的方向产生趋同性。意识形态的教育一旦持久化，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解释民族风格的形成。比如中国自古崇尚礼仪，讲究“面子”，于是意识形态在潜移默化之中就留下了谦卑隐忍的烙印，读书时决不与老师辩论，就业后不好意思提要求加薪、升职，受了欺负也很少据理力争，而是“忍一时风平浪静”……美国人则不然，自民族形成之始所受的就是个性化、独立化的教育，所以他们心直口快，言为心声，说话从不像中国人那样转弯抹角；他们讲究个人表现，就事论事，只要不妨碍他人，绝对是我行我素，根本不会有太多顾忌。德国则是个自律性很强的民族，他们之所以能从二战失败后的废墟上站起来，追求完美的严谨的个性是不可或缺的条件。日本一直以来都强调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重视由权威人物确定的为国家利益献身和做出牺牲的道德，因此日本人的敬业精神为全世界所感叹，他们无怨无悔的为企业效劳，却从不计较个人得失，这一点决定了大多数日本企业是终身制的。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意识形态就是一种人力资本。个人意识形态的信念越强，说明意识形态的资本越大，因而也就越容易生产出诚实、道德以及虔诚等社会必需的公共物品。意识形态的投资可以使这些公共物品增值，这一点已经为不少国家的政府所认同。所以，在很多国家看来，意识形态的投资不仅是一种社会需要，而且是一种社会责任。
福利的相对性
福利是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词汇，也不专属于经济类学科，社会学、管理学等都曾专门研究过福利的问题。只是当我们日常提及自身福利问题的时候，似乎与经济学比较靠近一些。所谓福利，通俗的说其实就是日子过得怎么样，生活有没有保障。不过我们也时常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即使自己过得自认为不错了还不够，总想和与自己原先境况差不多的人比一比，其实这种比较的心理恰好就反映出了福利的相对性。
一个人对自身福利状况的判断，不仅取决于自己绝对收入的多少，而且取决于与他人相比之后的相对收入的多少，即物质之外的“意识形态”的因素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举例来说，食品市场的鸡蛋价格下降，这对全体消费者来说可是件好事，你花10元钱买了5斤鸡蛋，比平时节省2元钱，心里很高兴，效用比平时提高了；这时你听说邻居花9元钱也买了5斤鸡蛋，比你节省的还多，没准刚才的喜悦就消减了一半。再举一个更为普遍的例子，年底公司要发奖金，你得到了1000元，不禁喜出望外，可你肯定忘不了跟同事们比一比，如果大家都得到了1000元，你恐怕就没那么高兴了；更糟糕的是，如果大家都得了1500元，而只有你得了1000元，那么你非但不会高兴，恐怕会伤心甚至愤怒了。
由此可见，一个人要评判自己的福利水平，自己得到多少、日子过得如何还在其次，大家更关心的其实是自己的“相对位置”。
一直以来很多人都认为，个人的收入水平越高，能消费的商品越多越高档，他所享受的福利就越大。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杜森贝利经过研究证实这种看法不尽正确。杜森贝利认为，每个人的消费并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相互影响的。也就是说，个人或家庭的消费支出不仅受自身收入水平的制约，而且会受到周围个人与家庭的消费支出的影响，只有当自己的消费能力提高了，而且比状况相近的个体消费得更多的时候，人们才会真正感到满足。杜森贝利的这一见解在经济学中被称为“相对收入假定”。
在此基础上，杜森贝利进一步指出，既然一个人对自身福利水平的判断取决于相对收入，尤其是那些自己心理上认同的人（即经济学中的“关系集团”），那么我们就必须更正一下以前的某些看法。首先，如果一个人的收入增加，福利水平比以前有所提高，但若提高的幅度小于别人，那么这个人就不会感到满足；其次，如果所有家庭的收入都得到了同等程度的提高，那么尽管从社会整体的角度看福利水平有所提高，但任何一个家庭都不会感到自己的福利水平提高了；最后一点恐怕有些费解但大多数情况下却是事实——你面临如下两种选择：一种是大家每人发1000元奖金你发500元；另一种是大家每人交1000元税金你交500元。大多数人会选择后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