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种方式是不同地区、不同行业部门的国企之间以及同一地区、同一行业部门的国企互相参股控股，形成不同国有产权主体持股的公司制企业，其前提是不改变国企产权的国有性质6这种方式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股权的一元化持有的弊端，使企业处在不同产权主体的监控之下，保证了企业决策经营趋于科学化和合理性。但是，产权的国有性质也很容易使个别产权代理人不负责的妥协，甚至为了个人利益而侵吞国有资产。为此政府需要建立一套监督和惩处制约机制，成本巨大。
第二种方式是允许个人、外资、共同基金参股控股国有企业，将国有企业改造成不同经济成分持股的公司制企业。这些非国有股权具有明确的人格化责任主体，如果国有股权不处于控股地位，政府或者国有资产投资经营公司只向企业委派产权代表或管理者就行了，而不必花费大量的人力财力去监管这些企业的营运，这对政府来说是最简单便宜的事了。因为非国有股权的所有者及其代表者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会全身心地关心企业的运作，兢兢业业地监督企业，从而达到效益最大化。
政企的分离程度取决于政府对企业拥有的股权量，这便是经济学意义上的产权制度决定论。同时，政府监管国企的成本费用也取决于企业中的国有股权量的大小。因此，特区国企改革的最佳目标便是实现国企产权主体的多元化，更确切地说是将国企改组成由不同经济成分参控股的公司制企业。
对于中小型国企，则可以分批分期的进行民营化改造，部分改组为有限公司，部分改组成合作股份制企业，还可以将整体产权出让给个人或外资，形成独资企业或合伙制企业。在考虑改组方式时应该满足本企业职工的购买要求，尽量地将企业改组为职工为主要股东的股份合作制企业。不过对股权转让也应该采取竞价的方式，价高者得。深圳的国有中小型企业没有历史包袱，且大部分盈利，又具有相对充足的个人资本和外资，因此改造的难度不大，并为进一步改造国有大型企业创造了条件。
厉以宁认为，国企改革是一项极端复杂的系统工程，不能孤军深入。特区得益于较好的发展环境，因此步伐迈得比较快。实际上，转变政府职能，加强行政体制改革，重塑政企关系，健全市场法规，完善经济秩序，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实现国有银行向商业银行转变，以及建立完善社会保险体系，都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外部环境条件，需要与国企改革同步、配套地进行。
阅读后的思考：
中国国有企业对三十来岁的人来说恐怕都不会陌生，也就是说其熟悉程度肯定超过对其他类型的企业。毕竟，那是多年来我们国民经济的顶梁柱。然而，世易时移，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国有企业改革成了改革中的中心问题，“增强企业活力”、“抓大放小”，类似的口号我们都听了不少，但国企改革的成效似乎总不那么明显，个中原委你思考过没有？如果你是一家国企的负责人，你有什么改革思路吗？
厉以宁教授客观而中肯地为我们分析了股份制在国企改革中的地位和作用，股份制的开展既有其自身的意义，也并非百病包治的万灵丹，关键还要看我们能不能好好地把握。你是否经历过企业的改革和重组？都采用了什么样的模式？结合厉以宁教授的论述，再反观这些企业的改革，你能否提出自己的见解呢？
企业的产权改革
产权的界定与交易问题
产权问题可以说是股份制改造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厉以宁教授也一直强调，国企存在问题的根源在产权制度。既然如此，我们先从改革产权制度入手不就行了吗？问题容易想到，却不那么容易解决。难点究竟在哪里？现实操作中究竟有何困难？请听厉以宁教授的分析。
厉以宁教授将股份制改造中产权界定的难点归纳为五个方面。
第一是有些企业的最初投资主体不明确——是中央投资的还是地方投资的？是哪一个具体部门或单位投资的？找不到投资主体。集体投资这个概念尤其模糊，找不到确切的投资人。
第二是有些企业找不到最初的投资主体，或者说没有哪一个投资主体真正对企业投了资。企业赖以发展壮大的贷款早就还清了，产权如何界定？
第三是有些企业不仅找不到最初的投资主体，而且从账面上看早已资不抵债了，但企业依然存在，甚至照常生产经营。照理说债主应当是企业的主人了，然而债主们却不承认自己已经拥有了企业，惟恐背上这个包袱。这种情况下，产权也无法界定。
第四是在一些企业内部出现了产权交叉重叠的情况，例如国有企业中有集体的投资所形成的资产，集体企业中有个人的投资等等。
第五是某些企业在建立后的最初几年内有减免税收的优惠，在股份制改造过程中，是否把给予企业的减免税折合成国有股的问题也引起了很多争论。
如何解决上述五个方面的主要困难，厉以宁教授讲述了个人的看法。
对于最初投资主体的确定，要针对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采取不同的办法。国有企业总是由各级政府部门最初投资而建成的。追根溯源，一直往前寻找，总可找到源头。源头找到了，投资主体就明确了，产权也就可以界定了。找不到具体的最初投资单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找到经费来自哪级政府部门。集体企业的最初投资主体的确定比较困难，追根溯源也不一定能找到源头。很可能是在当时集体经济组织的领导的动员之下农民们出资创立的，现在已经无账本可查，变成一笔糊涂账了。解决的方式有二，一是作为集体基金，把集体基金作为最初的投资主体；二是把集体的资产分解到个人，按照各人历年来贡献的多少确定产权。有种说法是“老母鸡不能杀掉，老母鸡下的蛋可以分”，有一定的道理，也就是说，尽管集体资产已分解到个人，但谁都不能抽走股本，而每股应得的红利则可以由各人取走。
对于缺乏最初的投资者而靠银行贷款发展起来的情况，应当明确当初的银行贷款是谁做担保的，谁承担了投资风险。担保者和风险承担者有理由成为产权的持有人，至少是产权持有人之一。这时还应当考虑经营者运用贷款的业绩，如果没有经营者的努力，光靠担保者承担风险，企业也不可能发展壮大。这里的经营者不仅指个人，而且指企业职工集体，理论上讲他们也应成为产权持有人之一。
如果企业既缺乏明确的最初投资者又已经负债累累或资不抵债，那么就应当采取特殊的方法来处理。比如说把银行的债权折成产权，或者把企业先确定为国有企业，由国家承担债务并且可以分期偿还。如果企业从建立之时起就与国家无关，那就不应由国家承担债务，而可以通过破产、拍卖等方式来处理。
产权的交叉重叠是企业中常见的现象。要进行产权的界定，必须将各种经济成分还原为本来的面目：要么是国家所有，要么是集体或个人所有，而不能在一种经济成分的掩盖下包含着另一种经济成分；同时要分清母公司与子公司，按照控股状况来确定子公司的产权。
对于是否将减免税作为国有股的问题，厉以宁教授持否定态度，因为那样相当于取消了当初给予企业的优惠，是很不严肃的。而且国家总是要根据产业政策给企业减免税的，难道都要把给予的减免税以国有股的形式收回来吗？可见把减免税折成国有股的做法既不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又可能损害投资人的积极性，是不足取的。
在产权界定的基础上，产权交易是中国企业改革的一项重要配套措施。然而在产权交易的问题上，依然存在着很多疑虑。有些人不了解产权交易的性质和功能，以为公有投资主体通过产权交易是受损失而不是受益。针对产权交易有利于公有企业和公有经济整体的问题，厉以宁教授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分析和论述。
产权交易对公有企业或公有经济整体来说实质上就是资产形态的转换，即把实物形态的资产变为货币形态的资产，价值上并没有改变。进行资产形态的转换就是为了提高资产的使用效率，使一定的资产发挥更大的作用。不仅公有资产闲置是一种损失，公有资产的使用效率低同样也是一种损失。公有投资主体通过产权交易而得到的实际利益，首先就在于使资产的使用效率提高，使收益增加。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盘活资产存量”的含义。
我们当然不能排除这样一种情况的发生，即某些公有投资主体由于事先考虑不周或对经济形势的变化缺乏足够的估计，或由于受到对方或中介方的欺骗，不但没有在产权交易之后得到实际的利益，反而受到了损失。这是例外的情况，任何交易中都不能保证不会出现这种事情，特别是像公有投资主体通过有价证券买进卖出的方式而进行产权交易时，风险通常是不能避免的。因此我们在考察公有投资主体通过产权交易而使自己实际受益时，主要从一般情况出发，不能认为由于有价证券的转让有风险，公有投资主体的产权交易就必须拒绝这种交易方式。只能说每一个公有投资主体在进行产权交易时要对风险做出估计，尽量避免损失，争取得到更大的利益。所有各种例外情况的出现或交易中风险的存在，都不能否定公有投资主体将通过产权交易而提高资产使用效率这一事实。
公有投资主体在产权交易中除了普遍地提高资产使用效率和增加收益而外，得到的实际利益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产权交易有助于公有投资主体进入新的行业，而且可以大大节约“进入成本”，即一个企业从某一个行业进入另一个自己从未涉足过的行业所必须付出的费用。通过产权交易，这种“进入”就方便得多，而且为此支付的费用也会大为减少。多元化经营以及跨行业和跨地区的经营，成为企业增强活力的发展趋势，公有投资主体也不例外。
第二，产权交易有助于公有投资主体摆脱计划经济体制遗留的困难，使之在市场竞争中同其他企业处在公平竞争的位置上。具体地说，一些公有制企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期经营失误，负债累累，继续经营只会造成更多的亏损，因此在转入市场经济轨道后便寸步难进。而产权交易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包括全部出售企业资产，部分转让企业资产，合资合营等等。一个企业总是可以找到适合于解决自身问题的方式，进而迅速转到市场经济中来，并有一个新的起点。
最后，产权交易有助于公有投资主体适应市场经济环境，不断改善自己的经营。原因在于，一个公有企业既可以去兼并其他企业，又有被其他企业兼并的可能。企业的收购、兼并、控股都是很正常的现象。这就给效益差的企业一种压力，迫使它们提高效益。
产权交易除了使公有投资主体受益外，还可以使公有经济整体在产权交易中受益。公有经济的优势之所以至今未能充分发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失调。而公有投资主体进行的产权交易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和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促进生产力发展，进而发挥公有经济的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