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民大炼钢铁时，某些省、地、县的政府也比中央政府有更强烈的计划经济色彩。然而，经过了一场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的“文化大革命”劫难，到了20世纪80年代，情况却大大改变了。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地方政府普遍想挣脱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并为了保护本地的利益而大力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培育市场，扶植乡镇企业……在诸多的经济措施中，有许多同市场取向的改革一致，而同计划体制的要求相悖。地方政府由当初的竭力推行计划体制到如今不断冲击计划体制，的确是发生了一个角色的调转和剧变。不管地方政府的官员们是否认识到了这一点，从客观效果上看，地方政府在冲破计划体制大一统格局中所起的作用是实在不容抹煞的。
厉以宁教授的分析告诉我们，正是计划经济体制把地方政府逼上了走向市场经济的道路。每一个关注中国经济的人都不能忽视这个事实。
阅读后的思考：
看待问题最避讳走极端，上一段论述中厉以宁教授帮助我们分析了市场经济环境下的私营经济，但并不是说市场经济不允许公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或者说私营经济就成了主体，这一点一定要廓清。体制转轨时期最要解决好的问题就是使公有经济适应市场经济的环境。
此外，你有没有注意过政府职能的悄然变化呢？政府原先做什么，在市场经济日益发达的今天又在做什么？这就是厉以宁教授为我们分析的又一个问题——政府如何适应市场经济的环境。你理想中的政府是什么样的？经过厉以宁教授启发之后呢？
市场经济与可持续发展
忽略环境资源的短视发展
我们都希冀收获，而且是多多益善。然而凡事都有个“度”，超越了真理，哪怕再向前跨进一小步都将是谬误。不劳自然无获，然而过度的“开发”却无异于对大自然的疯狂掠夺；
如果一时的快速发展是以几代人的灾难为代价，那么这与其说是发展，倒不如说是倒退。
为了眼前的利益而不顾将来，大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甚至不惜破坏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这可以算是最为短视的行为了。人类已经为此不止一次地遭到大自然后发制人的报复，许多惨痛的教训至今依然会使我们心中隐隐作痛。
前苏联的中亚细亚地区，包括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和塔吉克斯坦一带，本有一大片郁郁葱葱的大森林。人们却一时忽发奇想：这么大一片森林，又不长庄稼，把树统统砍掉，将森林改造成良田岂不是很好？然而，良好的愿望并未造就出良田，而是面积达24万平方公里的克齐尔库姆大沙漠，原本比较湿润的气候也一下子变得极为干燥，蒸发强烈，有的地方甚至多年无雨，寸草不生。
出于同样的良好愿望，在“以粮为纲”的年代，我国内蒙古自治区大面积的草场被改为耕地，原有植被和生态平衡遭到破坏，致使土地严重沙漠化，甚至举世闻名的呼伦贝尔大草原的一部分也未能幸免。荒漠化的结果，非但没有在当地形成现代农业，甚至想保持原有的畜牧业也不可能了，因为绵延数百公里的草场早已荡然无存！当地虽然一度提出了“退耕还牧”的口号，但真正实现起来却谈何容易！破坏一片草场也许仅仅需要几天，但想用人工方法恢复原有植被，却需要若干年才行。
现实是残酷的，单纯依靠大自然本身根本无法使已经荒漠化了的土地逆向自我恢复。目前，全世界荒漠化的土地已占耕地面积约1/4，而且这一势头并未得到有效的遏制。在我国，这一比例也不相上下。尽管陕北、内蒙古一带治沙、固沙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在全国范围内，由于荒漠化而造成的每年耕地面积的减少仍然近乎一个中等县的面积。
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等的燃烧产生了大量二氧化碳的排放，由此而造成的“温室效应”使得地球气温逐年升高。人们不得不自食苦果，一步步地领教着工业革命带来的消极后果。大量空调器与电冰箱的使用所造成的含氟和氯的有机化合物的泄漏，又将地球大气的臭氧层撕开一个上千万平方公里的大洞，能量极大的宇宙射线直射地表，人类于是面临着巨大的健康威胁，其中之一就是患皮肤癌的机会大为增加。
我们曾一度为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而自豪。事实上，前些年我国一哄而起的乡镇小企业有相当一部分是以对有限资源的大量浪费和对环境的严重破坏为代价而发展起来的。这正是一些发达国家在工业发展初期所走过的路子。我们早该知道，一个工厂每年百万元产值所造成的灾难性的环境污染往往是国家再花几十亿甚至上百亿也难以彻底根除的。
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厉以宁教授等有识之士就曾发出过“只有一个地球”的呼吁，强调保持生态平衡的重要性，可惜当时并未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甚至没有引起真正的注意。今天，人类付出的代价已经十分高昂，问题也已经变得异常尖锐。我们的科学发展了，技术进步了，产出与投入之比也确实提高了，然而如果违背了大自然的客观规律，科学和勤奋所造成的破坏也必将更为严重了。有时人类过于急功近利，过于短视，到最后就难免后悔不及。
1992年，联合国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召开了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发表了《环境与发展宣言》和《21世纪议程》，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观点，确定了在保证满足人类社会、经济和科技发展的同时把环境问题综合考虑的方针，进而向世界敲响了“绿色警钟”。绿色环保作为世纪话题，逐渐成为企业走入新世纪的“通行证”。因此厉以宁教授强调，必须以高起点、高素质的标准发展国有企业，走规模经营的路子，才能推动整个民族工业的长足进步。
市场经济下的环保业
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是中国发展不可避免的趋势，而且也是中国政府的基本政策目标。但涉及到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问题时，有些人便难免产生了顾虑——市场经济条件下，环境保护能被注意吗？环境保护工作能取得成效吗？我们不妨听听厉以宁教授对这个问题的分析。
市场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生产者按照市场供求状况的变化自行决策，作为理性的经济人，经济效益是生产者考虑的首要问题，而环境保护通常不被生产者所注意。这正是市场经济的不足之处。
然而我们应当了解到，市场经济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古典的市场经济阶段，大约从18世纪到20世纪初，这一阶段政府采取自由放任政策，不干预经济活动，因此只起着“看门人”的作用；第二阶段是现代市场经济阶段，大约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政府逐步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和行政干预，市场经济从自由放任的经济演变为把政府调节作为必要组成部分的现代市场经济。这样，环境保护不仅受到重视，而且比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更容易取得成效，原因在于经济的运行机制和企业的经营机制转换了。
在计划经济中，不管政府主管部门怎样努力抓环保工作，也不管工作人员在环保方面如何认真负责，环境状况依然难有起色。原因在于，一方面价格是政府制定的，投资权集中在政府手里；另一方面企业既不自主经营，又不自负盈亏，治理环境的责任自然也就不明确。市场经济中的情况与此不同。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是政企分开、产权明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企业经营机制转换后，环境保护就可以取得较大的成效。我们可以通过对比来说明这一点。
首先，市场经济下政府主管部门根据法律法规制定对破坏环境者的处罚办法并严格执行。由于企业自负盈亏，自己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必然会自我约束，竭力避免因违反环境保护的规定而在经济中遭受巨大损失。而在计划经济下是“企业不负盈亏，奈何以罚款惧之！”环境保护工作自然难以收效。
其次计划经济是政企不分的，企业只不过是行政部门的附属物，不仅破产难，甚至连停产、合并、转户都困难。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企分开了，企业的关、停、并、转均由投资主体根据市场情况自行决定。这样，违背环保法规的企业，就该关闭的关闭，该停产转产的停产转产，企业合并也容易得多。这将大大有利于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
第三，计划经济下的环境保护产业的发展是迟缓的，因为资金来自政府投资，而政府这方面的资金却十分有限。市场经济则与此不同——哪一个产业能较快发展，取决于市场对该产业的产品需求以及该产业的平均利润率高低。在企业经营机制转换和环境保护法规得以认真执行后，环境保护产业的产品就会有广阔的市场和盈利前景，这是计划经济不可能做到的。因此可以肯定地说，没有市场经济，就不可能有蓬勃发展的环境保护产业。
最后，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是“生产者说了算”的卖方市场，而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是“消费者说了算”的买方市场。在买方市场中，消费者可以对企业的产品进行选择，即对产品的质量进行判断和筛选，凡是不合乎环保法规的产品（质量不合格的产品和造成环境污染的产品等），消费者将予以抵制。这样，生产这些产品的企业将面临着市场竞争的压力：他们或者重视环境保护，以提高产品质量；或者被迫关、停、并、转。
由此可见，市场经济是有利于环境保护的。那种认为转向市场经济将不利于环境保护的看法，很可能是出于对现代市场经济的不理解。
以上的分析基于市场经济有利于企业自我约束机制的形成，从而直接有利于环境保护这一角度，实际上这对环保工作的开展还会产生间接的有利影响。厉以宁教授也是从四个方面进行了分析。
第一，环境保护工作能否顺利开展，同环境保护投资能否有较大幅度增加或能否持续增长有密切关系。在计划经济中，由于生产力发展受到限制，企业效益低下，财政收支紧张，因此，无论是国家还是企业都难以较大幅度的增加用于环保的投资及其在财政收支和企业收支中的比例。而转入市场经济体制之后，生产力将被进一步解放，企业效益提高，财政收入增加，这样国家和企业就都有了能力来增加环保投资，这显然是有利于环保的。
第二，环境保护工作之所以能取得较好的成效，还取决于与环境保护有关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取决于新工艺、新技术被有效地应用于环境保护领域内。由于市场经济讲究效益，注重竞争，而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所以这将调动科技人员和技术研究单位的积极性，推动用于环境保护的科学技术的进步。另一方面，技术市场、信息市场、资金市场是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对于新工艺、新技术的发展及其在环境保护中的应用是有积极作用的。
第三，计划体制下环境治理工作不易收效，与价格不合理以及由此造成的相互推诿环境污染责任有一定关系。比如说，矿产资源价格偏低、冶炼（初步加工）业产品价格偏低，相比之下，利用这些资源的加工业的产品价格则偏高，这样，对于因采矿和冶炼而造成的环境污染究竟由谁出钱来治理，采矿与冶炼企业抱怨价格低、收入少而不能或不愿出资；加工企业则认为自己没有出资治理采矿区或冶炼工业区的环境的义务。又如，农业省份与工业省份也往往因工农业产品价格比例不合理，在跨省的河流治理等问题上也会相互推诿责任。这些情况在转入市场经济体制之后，将随着价格比例的趋于合理而逐步得到解决，在环境污染责任明确的条件下，治理环境的工作也将取得较大的进展。
最后值得指出的是，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是关系到环境保护取得成效的一件大事，但人们怎样才能自觉地提高环保意识呢？不可否认，教育在这里有重要作用，然而更带有根本性的是人们对生活质量的重视。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均收入的增长，必然使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对环境舒适和清洁的期望值也会越来越大。这一点已被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的历史进程所证实，中国不可能是例外。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贫穷的偏远农村会兴办污染严重的土法炼硫磺工场，不正是由于人均收入太少，人们对生活质量问题根本顾不上吗？假定那里的农民收入增长了，逐渐富裕起来了，他们还会容忍这样恶劣的环境吗？因此，我们不能脱离物质条件来谈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强。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将大大提高人们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这就为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强提供了物质基础。在考察市场经济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时，我们不该忽略这一点。
到此我们或许该消除先前的疑虑了，我们应该相信市场经济的能力。不管从直接影响看还是从间接影响看，市场经济（是包括了政府宏观调控的现代市场经济）都有利于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有利于环境保护取得成效。
阅读后的思考：
近几年经济的确是火，从报刊、电视等各种媒体上，你几乎每天都要有意无意地关注一下经济大局，这固然不是坏事，但希望你在关注经济的同时也注意一下周围的环境——我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环境的恶化自然同对资源的过度攫取密切相关，但这里仍要提醒一下：这并非完全是市场经济体制的过错。仔细体味一下厉以宁教授所做的分析，你就会理解现代市场经济是以怎样的机制来保护环境的。明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