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八年（1882），因旧军长期没有领到工资，朝鲜发生群体性事件——旧军哗变，跟日本主持下、工资特高的新军发生了火拼，并扶植大院君重新摄政，史称壬午兵变。兵变中，日本使馆遭遇旧党围攻，日本驻朝公使花房义质吓得一溜烟地跑回本国搬救兵去了，中国这边因李鸿章丁忧在家，暂由张树声代理北洋大臣。张树声派丁汝昌、吴长庆率北洋水陆军出动平乱（现在的美国也常干这种事），把乱首大院君绑架到天津（跟美国对付南联盟总统米洛舍维奇和伊拉克萨达姆比较类似，只不过美国法治思想比较到位，对这些人进行了法律审判）。在这次平叛中，吴长庆手下的营务处帮办、年仅二十四岁的河南帅哥袁世凯表现突出，有勇有谋，不但赢得中方的高度赞扬，甚至赢得友邦好感，朝鲜国王两次接见袁世凯，其中一次是单独接见。但是由于大院君一党跟中国后来的义和团似的，火拼中围攻过日本外交使馆，所以中日合商了一下，日本和朝鲜签订《壬午条约》：朝鲜赔偿日本损失及军费；日本驻兵朝鲜京城，护卫使馆，有事还可以派兵入朝；朝鲜遣使前往日本谢罪。清国也与朝鲜签约，除了驻军朝鲜以外，还学着其他国家侵略自己的小样儿，从朝鲜方面获得了领事裁判权和海关监督权，并在仁川、元山、釜山等港口城市设立了清国租界。不过这些都不要命，要命的只有一条：中日皆驻军朝鲜且有事可以派兵入朝！中国方面，乃吴长庆军留驻朝鲜，虎将袁世凯更是给朝鲜国王练上了新军。为了防止日本对朝鲜的影响，袁世凯阴与闵氏一族结托，日本当然也不含糊，也拼命地拉拢一些新派骨干人物，导致闵族与新派也有了矛盾。双方矛盾越来越尖锐，中法战争爆发后，中方战败的消息频传，更加刺激了新派骨干人物金玉均、朴勇孝等人，他们希望朝鲜立即走向改革开放，乘中法战争之机于光绪十年（1884）发动政变，杀闵族骨干数人。日使竹添进一郎在新党的邀请下带兵入卫王宫，挟制国王改组新政府并且发布改革纲领。当时由于中法战争的爆发，吴长庆带部分军队撤回中国，留袁世凯总理营务处并会办朝鲜防务，所以朝鲜的保安由袁世凯承包。他所谓的保安，用马士的话来说，是这样的：“他的任务，就简单的一面说，就是确保朝鲜对中国的从属性，并打击朝鲜国王的一切要实现独立自主的努力，不问那些努力是打算把那位国王领上受俄国或者日本武装保护的道路，还是打算使朝鲜甚至成为在美国策动下的一个主权国家。他积极劝喻朝鲜的腐朽政府采行有益的改革，但是始终不渝地坚持朝鲜对中国的从属地位。”（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三卷》，上海书店2000年版，第17页。按马士的进一步说法，袁世凯甚至希望以快刀斩乱麻的手段把朝鲜合并为中国的一个行省。现在，小日本搞第三者插足，袁世凯当然不能容忍，他接受闵党求援，带兵打入王宫，朝鲜国王落入袁世凯手中，日使跑得远远的，新党损失惨重，几个要人亡命日本。事后，朝鲜方面再次向日方赔偿损失、谢罪等。至于中日之间，于光绪十一年（1885）由伊藤博文与李鸿章在天津商谈，分赃如下：中日两国驻朝军队各自撤回本国；朝鲜练兵，中日两国皆不派教练官；将来朝鲜有事，两国或一国派兵，须先行文知照对方！
之后，朝鲜并未安静下来，新党势力由于金玉均、朴勇孝亡命日本而衰落。日本逮不着战争的借口，但仍然扶植新党势力，并派遣少年军人潜伏朝鲜，寻找机会；朝鲜王朝因袁世凯这个太上皇的强力剽悍而愈来愈儿化，想往欧美派出一些参观团都因没得到袁世凯的批准而流产；李鸿章想控制闵妃一派的势力，放狗归窝，把大院君弄回了朝鲜，让他与闵妃互相咬去，袁世凯在中间来回忽悠，甚至企图给朝鲜另立新君，然后让大院君摄政，这让闵妃集团心神不宁产生怨恨；沙俄乘机插上一腿，命其朝鲜公使勾搭闵妃集团……就在这乱哄哄中间，发生了刺杀案。
光绪二十年（1894），朝鲜派刺客赴日谋刺金玉均、朴勇孝，结果很滑稽：首先，金玉均被诱到上海，被刺而死，中国方面把金的尸体伙同刺客一并递交朝鲜，但是金被戮尸，大卸八块，而刺客则受到中国方面的礼遇，送回即被释放，日人大愤。其次，刺杀朴勇孝的刺客反被朴勇孝逮住，另一同伙逃奔朝鲜驻日使馆，日人更愤。就在这关键时刻，东学党起义了。东学党也属朝鲜旧党，宗旨是明人伦、诛污吏、救民生、反西教，自谓东学。他们比义和团稍微聪明些，打出的旗号是反朝灭洋，不管它西方文明还是东方封建，一块儿反了。当时的朝鲜国政一如他的老大哥清朝，吏治腐败，民不聊生，天下苦朝久矣，所以这起义是迟早的事儿。起义一爆发，日本在朝鲜的少年军人就乘机往起义队伍里混，企图控制；至于日本国内政府，第一时间就想出兵，由于受了“欧风美雨”的影响，知道政府有保护侨民的义务了，内阁开会决议，由于朝鲜官兵屡败，乱民猖獗，为保护公使馆及日本国民，有派兵之必要。而且根据《壬午条约》，日本有事即可出兵，且不用朝鲜政府邀请。但是日本在出兵前，想探知清方的主意，清方呢，一直在犹豫。当然啦，朝鲜也犹豫，要不要邀请清方出兵呢？要是自己能平叛就好了，谁不知道请神容易送神难呢，而且日本也不好惹啊。结果，日本不请自到了，还一直怂恿中国出兵，中国本不想出兵，但最后还是出了。原因如下：其一，中国方面，不管是李鸿章还是袁世凯，都判断日本没有出兵的意思。即使出了，也不过百余名，保护日本使馆而已，肯定没有其他心思；有其他心思也不怕，我们控制着朝鲜政府，可以叫朝鲜政府驳回他们嘛。李鸿章甚至向日本方面表示，他愿意日本政府派遣一两艘炮艇前往朝鲜保护它的臣民。其二，中国这样的老大哥，实在拒绝不了朝鲜这样的小兄弟的求援。从历史角度看，朝鲜就是中国人种的一个分支嘛，再说明朝咱就抗日援朝了；从政治角度看，朝鲜是咱属国，唇亡齿寒嘛；从面子角度看，咱是老大哥嘛，小弟有乱，且发出了正式的求援信，不出面不厚道哇。袁世凯与李鸿章在电报里是这样讲的：“韩归华保护，其内乱不能自了，求华代戡，自为上国体面，未便固却。”中国史学会：《中日战争·第二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46页。其三，中国如不出兵，“他国人必有乐为之者”。同上。不用说这个他国就是日本。朝鲜这块肥肉，不能白白地奉给日本啊。其四，当时的大清，挨过英法多次打击还像小保安那样“我骄傲”呢，更别提面对小倭寇了。其五，日本方面屡次示意，希望中国出兵。于是老大哥就雄纠纠气昂昂，跨过了鸭绿江。八十岁的老太申请参军，精神可嘉，我们的泥菩萨就这样过河去了。
中方派出的部队总数为二千人，由北洋陆军提督叶志超和太原镇总兵聂志成率领。部队派出后，中方按照当年分赃的结果知照日方，并且在照文中强调“派援兵戡定内乱，乃从来保护属邦之旧例”。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三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17页。问题是，中国的知照公文尚未到达日本，日本驻天津领事却知照在天津的李鸿章：日方也已出兵（时差上，日本比中国晚了一天）！而且，针对中方的知照，日本的回复是：“本帝国政府未尝承认朝鲜为贵国之属邦！”同上。
中国首次出兵二千人；日本首次出兵四百人（后增加为一万人）。中国一听说日本也出兵了，慌了，马上通知日本：你们出兵不宜多，而且人家朝鲜也没请你们。你们就保护商馆得了，万不可入内地，免得咱们兵遇生衅。日本回复说：按照先前的《天津条约》，我们出兵除行文知照贵国外，其他全是我们自己的事儿，出兵多少及进退行止丝毫不受您中国政府牵制。朝鲜呢？一看引来了日清两国部队，东学党马上不起义了，自动解散。清朝一看没事了，就通知日本，中日同时撤兵好不？日本不同意，既来之，则安之，中日合作，咱共同改革朝鲜内政吧。老大哥这会儿又拽上了，向不干涉别国内政云云。日本一看，你不干涉，那我就干涉吧，继续增兵朝鲜，并且要求朝鲜国王声明俺是独立国不是中国属国。中方一看不妙，也不怕干涉内政了，向日方提出，咱先撤兵，再议朝鲜改革，好不好？日本说，不但不撤兵，而且朝鲜改革的时候，我们日本与你们中国是一样的权力与地位。意思很简单，你们中国是朝鲜的宗主国，现在，我们日本也要做它的宗主国，咱们中日平起平坐。中方说那不行，俺才是朝鲜真正的老大。要不这样，我们实质上平等，但“遇朝鲜有大典，日本不能与中国并行”，孙克复：《甲午中日战争外交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5页。而且朝鲜改革咱只能劝告，不能强迫人家。日本说不行。我们不但要强迫它改革，遇有大典，我们中日两国还得平行！如此之下，中方就毛了。袁世凯甚至苦劝闵妃告退，选拔有名望的老臣由朝鲜自己进行所谓的改革。问题是闵妃这种娘们儿，跟慈禧太后那个娘们儿一样的心思，宁愿国家沦陷，也不愿意自己权力丢散。气得袁世凯又想给朝鲜发动一场政变了，但由于李鸿章不支持而放弃。李鸿章不希望给朝鲜添乱，更不希望中日之间发生战争，因为他太知己了，知道大清是个纸糊的房子，北洋海军是纸糊的灯笼，吓鬼可以，打日本则不行。用他自己的话说：“以剿内寇尚属可用，以御外侮实未敢信。”来新夏：《天津近代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11页。问题是愤愤书生们既不知己又不知彼，不知道老大哥外骄内虚，更不知道小日本名小实大，硬实力软实力什么的，一概不知。他们大骂李二先生是汉奸，大力呼吁中国增兵朝鲜。中方发毛的当口，英国方面又给出个主意，说：你们中日两国分占朝鲜如何？一个占领北朝鲜，一个占领南朝鲜，还不用你们打架，多好啊。中国方面说，这办法还算公道，可以接受。但是日本不接受，且认为这建议来得太迟，宣布：中国既然不同意朝鲜改革，那朝鲜改革的事我们日本就承包了，中国若增兵朝鲜，就是对日本挑战。随后，日兵冲进了朝鲜王宫，把闵妃囚禁到了日本使馆里，扶植大院君摄政。年届八旬的大院君宣布废除中朝两国间所有的商约，并“授权”日本驱逐中国军队。这样一来中国在道义上就很被动了。之前来消灭东党，那是由于朝鲜政府的邀请。现在，朝鲜政府宣布咱是敌人了，咋办？还有，日本宣布中国增兵就是对日本的挑衅，咋办？
这个时候，大清也有明白人。他就是被派上朝鲜的统领、时任太原镇总兵的聂士成。他一看中日出兵朝鲜快要演变成中日之间的战争了，遂建议中国实行战略大退却，从朝鲜班师。他致电李鸿章，分析说，日本蓄谋已久了，咱本来是去朝鲜帮人平乱，不是去与倭人争雄的。与之相战正好中了人家的奸计。老子云，不为人先。咱赶紧派船，把咱的兵撤回吧。问题是这样的明白人不多，光绪帝一意主战，并且动不动搬出太后，说太后也谕不能示弱。翁同龢：《翁同龢日记·第五册》，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708页。光绪帝师翁同龢一意主战。光绪身后的一干帝党，包括珍妃的老师、时任侍读学士的文廷式和珍妃的堂兄、时任礼部右侍郎志锐都一意主战。当然这些帝党主战背后也怀了私心，就是借跃武国外，轻视日本，让光绪出人头地，凭陵母后，以夺得真正的亲政大权。还有些人不见得是帝党，但也一意主战，跟现在的愤青差不多，提出了诸多黑色幽默的荒诞主张：有人认为对付日本，可以速战速决，打它个稀里哗啦，从此一劳永逸；有人认为可以施魏围救赵之计，放日本主力在朝鲜，咱派奇兵，直捣小日本本土，打它个哭爹叫娘，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甚至有人发明了持久战，说日本人少国小资源缺乏，咱跟它战上个三五年，保证把它打成孙子。总之，当时的气氛就是，谁主退却，谁就卖国贼似的。于是连太后都被感染了，认为与小日本过两招，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遂放手让光绪一试锋芒。总之，在清议派一片主战的叫嚣声中，半亲政的光绪与掌握实权的老太后顺应了民意民心继续增兵！既有了朝鲜政府的授权，日本当然要开火——运兵船“高升号”在牙山口外遭遇日本袭击沉没！中国政府宣战，中日战争正式爆发。时为光绪二十年（1894），农历甲午，史称甲午战争！
中国不出兵，我们就知道战争的结果了；中国一出兵，我们更知道战争的结果了。一句话，不出兵还可以像纸扎的草人一样，吓吓初出巢的小鸟，一出兵，就露馅了，把自己的小鸟露出来了，净剩下丢人的份儿了。其他不说，这里举两个例子：
第一例：淮军统领卫汝贵带军向朝鲜开拔前就记得把饷银二十四万两扣下八万两汇往自己家中，家中的妻更不含糊，与夫书一封：“君起家戎行，致位统帅，家既饶于财，宜自颐养，且春秋高，望善自为计，勿当前敌。”佚名：《清末实录·外十一种》，北京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56页。意思很简单：“亲爱的老公，咱官不小了，早当上大统帅了。咱钱也不少了，够咱享福了。咱年龄也不小了，打仗的时候要放聪明些，别往前头冲，给我往后缩啊。”有这么贤慧的妻，卫大统帅当然不含糊。平壤之战一开，他与叶志超弃城狂奔三百里，一度逃得不知去向，七八天后才找回清军大队。
大清的统帅这么擅长于田径运动，似乎也不是什么坏事。恁多百姓累死累活卖儿卖女才能供养出一个帝国官员，当然比较金贵了。可气的是，日本鬼子不这么看，收获到这封家书后，视为奇闻，举国哄笑，把它当作战利品，弄到自己的教科书里当反面教材，教育他们的学生去了。
下面我们看看日本人的家书。一位日本老父亲林鸥村写给在朝鲜前线的儿子森贞吉的，老头汉文修养很高，信是用标准的汉语文言文写就的，《左传》里的典那是信手拈来。他在信中既表示了对儿子的心疼，又给儿子讲了诸多大义，什么“死生有命，忠孝难两全”；什么“苟为军人者，宜慷慨赴难，鞠躬尽瘁”；什么“家国民人，而不在功名富贵”；什么“夫一队犹一里，一伍犹一家，困厄相恤，疾病相护，旅进旅退，每战必捷，以副舆望”。（澳大利亚）雪珥：《绝版甲午：从海外史料揭秘中日战争》，文汇出版社2009年版，第21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