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内·笛卡儿(R6n(—Descartes,1596—1650年),出生在一个法国贵族家庭,信奉天主教,从小在耶稣会办的学校受教育,后在大学学习医学和法学,同时对数学和科学保持着长期的兴趣。毕业后曾一度参加荷兰雇佣军,退役后到各地旅行。1628年后移居荷兰,潜心研究和写作,他的主要著作都是在荷兰完成的。晚年应瑞典女王之邀到宫廷讲学,次年在瑞典逝世。笛卡儿不但是哲学家,还是著名的数学家和科学家,他是解析几何的创始人。他的主要哲学著作有:《指导心智的规则》(1628年)、《方法谈》(1637年)、《第一哲学的沉思》(1641年)、《哲学原理》(1644年)。
(第一节)方法论的反思
笛卡儿生活在新旧知识交替的时代,他首先从方法论的角度,摧毁旧的经院哲学体系的基础,同时证明新兴的自然科学的合法合理性。他的《方法谈》和培根的《新工具》一样,为理性时代制定了新的“游戏规则”。
普遍数学
笛卡儿坚持统一的科学观,所有科学门类都统一于哲学。他把哲学比作一棵大树,树根是形而上学,树干是物理学(自然哲学),树枝是医学、力学、伦理学等应用学科。他说:
我们不是从树根树干,而是从枝梢采集果实的,因此,哲学的主要功用乃是在于其各部分的分别功用,而这种功用,是我们最后才能学到的。
那么,哲学如何能够统一各门科学呢?笛卡儿的回答是,科学的统一性不在研究对象,而在于方法,哲学首先要研究科学方法他认为数学方法是普遍适用的一般方法,但数学家却没有对数学的方法进行反思,对它反思是哲学家的任务。他说,古代的几何和当代的代数有狭隘和晦涩混乱的局限,“应当寻求另一种包含这两门科学的好处而没有它们的缺点的方法”。笛卡儿称科学的方法为“普遍数学”(mathesis universalis)。
普遍数学把数学最一般的特征运用到其他学科。数学的一般特征有二:“度量”和“顺序”。这两个特征在运用于更大范围时,需要从哲学上加以界定,使它们获得更普遍的意义。数学的“度量”只是量与量之间的比较。在数学以外的领域,我们可以把度量转化为不可量化的对象之间的同与异比较。比如,哲学研究的对象不是同质的,没有一个统一的衡量尺度,但我们可以通过概念的比较,把握不同的对象之间在性质和程度上的相似和差异。
科学研究的顺序有两种:一是从简单到复杂的综合,一是从复杂到简单的分析。在数学中,研究对象是同质的,这两种方法是可逆的。但在形而上学关于因果关系的研究中,终极原因是无限的上帝,被造的事物是有限的,原因和结果是不同质的,处于不同系列,从原因不能直接推导出结果。因此,形而上学不能直接诉诸无限的终结原因,需要找到一个确定无疑的简单的出发点,由此建构出关于原因和结果的知识。就是说,形而上学的方法首先是分析,寻找确定的第一原则,然后再运用综合,从第一原则推导出确定的结论。
方法论规则
按照先分析后综合的顺序,笛卡儿建立起四条方法论的规则:
第一,决不接受我没有确定为真的东西;
第二,把每一个考察的难题分析为细小部分,直到可以适当地、圆满解决的程度为止;
第三,按照顺序,从最简单、最容易认识的对象开始,一点一点地上升到对复杂对象的认识;
第四,把一切情况尽量完全地列举出来。
上述规则的第一条说明分析的必要性,指出分析的目的是找到无可怀疑的、确定的“阿基米德点”;第二条说明分析是由复杂到简单的过程,分析的结果要尽可能地细致,细致到可以加以满意地解决的程度为止;第三条指综合的过程,从分析的结果出发,由简单的、确定的真理一步一步推导到复杂的道理;第四条指分析和综合的过程不能半途而废,分析要彻底,综合也要全面,才能达到完全的真理。这四条规则都没有经验感觉的地位,分析和综合都是理性的方法。
(第二节)第一哲学的沉思
笛卡儿的《第一哲学的沉思》是上述方法的应用。该书包括六个沉思,前三个沉思用分析方法,建立第一原则“我思”(cogito)和终极原因“上帝”,后三个沉思用综合方法,从简单推导复杂,得到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
普遍怀疑
哲学家的一些奇特思想多与他们某些奇异经历和体验有关,笛卡儿也是如此。1619年11月10日晚,笛卡儿连续做了三个梦。在第一个梦中,很多幽灵出现在他面前,使他心惊肉跳;在第二个梦中,他觉得眼前光亮闪烁,他能清楚地看到周围的东西;在第三个梦中,他看到一部字典和一本诗集,并能够判断,字典象征各门科学的综合,诗集象征着哲学和智慧的统一。这三场梦境如此清晰,几乎与现实不分。笛卡儿从这些梦得到的启示是,他必须完全在理性基础之上重建知识体系。
笛卡儿认为,现有的一切知识都是不可靠的,因为它们建立在不可靠的基础之上。为了重建知识,必须找到一个坚实可靠的基础。建构哲学体系好像盖房子一样,只有基础打牢了,才能在这个地基上一砖一瓦地建筑知识的大厦。为了要打牢地基,首先要清理地基,即,取消所有的不可靠知识的基础地位。“不可靠”不一定等于“不真”,而只是说,这些知识未经充分的考察,不能成为知识的基础。“因为基础一毁整个建筑物的其他部分必然跟着垮台,所以我将首先打击我的旧意见所依据的那些原则。”笛卡儿的打击策略是怀疑的方法,凡是不能通过怀疑的推敲的原则,都要被排除在知识的基础之外。
笛卡儿的怀疑是普遍的。被怀疑的对象与梦境事物有关,人们一般认为不可怀疑的确定性,都在怀疑之列,包括:周围世界、我的身体和数学的观念。首先,周围世界是感知到的现象;笛卡儿说,既然我们有过被感觉欺骗的经历,感觉之不可靠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周围世界是可疑的,我们关于周围世界的知识不能成为知识的基础。
其次,我们对自己身体活动的感觉好像是确定无疑的;但是,我们在梦中对自身亦有感觉,我们不知道如何区别梦中的感觉和清醒的感觉。如果有人企图用有无外物对应来区别梦幻与真实的感觉,那是徒劳的,因为感觉和梦幻、想象一样,都可以在外物并不存在时发生。早在二千年前,《庄子》中就有过“庄周梦蝶”这样富有哲理的比喻,可惜笛卡儿不知道,否则他一定会引以为同道的。
最后,数学观念是简单的,因而是清楚、明白的,好像是不会有错的,“因为不管我醒着也好,睡着也好,二加三总是等于五,正方形总不会有四条以上的边;这样明白、这样明显的真理,看来是决不会有任何虚假和不确实的嫌疑的”。但是,这也只是未经推敲的印象而已,笛卡儿的怀疑是彻底的,即使像数学观念这样明白、清楚的对象,也是可以怀疑的。笛卡儿指出,数学是我们思想的对象,但思想的对象是可以怀疑的;因为可能有一个“邪恶的精灵”,他恶作剧般地把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对象置于我们的心灵之中,使之成为我们思想的对象,但这些对象不是思想的产物,而来自一个错误的根源。笛卡儿使用了“邪恶的精灵”的想象,好像不太严肃。但笛卡儿确有受幽灵蛊惑的梦境经历,他相当严肃地说:“我的怀疑并不是由于漫不经心或轻率,而是有很强的、考虑成熟的理由的。”从理论上分析,“邪恶的精灵”的假设涉及的问题也是一个十分严肃的形而上学的问题。自华达哥拉斯以来,哲学家一直在追问数学基础的问题:数的观念是从哪里来的?它们有无外部原因?有无客观的实在与之相对应?因为对这些问题尚无确定的答案,我们无法肯定数学的观念是清楚明白、确定无疑的。就是说,未经哲学的论证,自身基础不稳的数学不能成为知识的第一原则。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笛卡儿的普遍怀疑属于分析的范畴。他的分析从复杂的现象(关于周围世界的观念)开始,经过比较简单的现象(关于我们自身的观念),达到简单的数学观念。根据分析要考虑一切可能性的规则,笛卡儿还要考察最后剩下的一个可能性:思想能否怀疑自身?笛卡儿的回答是否定的,从而找到了一个不可怀疑的第一原则。
“我思故我在”
笛卡儿说,思想可以怀疑外在对象,也可以怀疑思想之内的对象,但却不能怀疑自身。思想自身是思想的活动,当思想在怀疑时,思想可以怀疑思想的一切对象和内容,但却不能怀疑“我在怀疑”,否则的话,怀疑就无法进行。并且,怀疑活动一定要有一个怀疑的主体,“我”就是怀疑活动的主体;这样,由于想到我在怀疑,可以确定地知道作为怀疑主体的“我”是存在的。
真理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