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登极伊始，就提出了“宽严相济”的施政方针。这一方针也贯穿于国防和外交政策中。他说：“抚驭外夷，务在宽严得中，相安无事，固不可示弱外夷，亦不可造端滋事。”具体到主权与领土问题上，就是要与邻国友好相处，但中国的事务绝不许外国插手、干涉，中国既不谋求别国的领土，也不允许别国侵占中国的领土。清政府统一新疆之后，哈萨克阿布赉汗要求清政府准许哈萨克人进入塔尔巴哈台（今塔城）、伊犁等地游牧，乾隆帝严词拒绝，敕谕哈萨克汗“加意约束所部，各守封疆”，“不应越境”；谕令伊犁将军，“有哈萨克越境游牧者即行驱逐”。他还针对哈萨克使者所奏“南界绰尔郭、西界沙喇伯勒、中抵勒布西”等地，“哈萨克俱有游牧”的情况，敕谕阿布赉汗，揭露哈萨克使者“隐约其辞，希图窥伺”的实质，强调指出，“凡此数处，皆厄鲁特故地”，“试思我国家以大兵平定之地，岂可任尔等侵踞”！乾隆二十五年，乾隆帝得知俄国单方面派兵到阿勒坦诺尔等地划分疆界，即明确指出，“若任伊等侵占疆界，亦殊不可”，并谕令阿桂派兵巡察边界，“（俄国）果有设立标记，即行拆毁；如有屯驻人等，即行驱逐”。二十八年，乾隆帝又得到俄国在准噶尔部旧游牧地造屋树栅的情报，他非常警惕，立即指示说：“准噶尔地方，此时均已内附，与俄罗斯无干。伊等岂可擅自造屋树栅？观此，足见俄罗斯渐有侵占准部地方之意”，并谕令成衮扎布、车凌乌巴什等派兵“将俄罗斯木栅屋宇尽行拆毁”。在与俄国就渥巴锡等率土尔扈特部回归一事的交涉中，乾隆帝主权意识表现得尤为强烈。俄国政府在给清王朝的照会中，诬称握巴锡等“俱系悖教匪人”，指责清政府“不当收留”，甚至声称如若收留，就是“不守和好”，就可能“兵戈不息，人无宁居”。乾隆帝认为，收留土尔扈特部属清政府的内部事务，外国无权干涉，因此他今理藩院行文驳斥俄国政府说：“士尔扈特渥巴锡人等，与尔别一部落，原非属人”对俄国政府的武力威胁，则针锋相对，毫不示弱，“或以兵戈，或守和好，我天朝惟视尔之自取而已”。乾隆五十八年，以马戛尔尼为首的英国使团向清政府提出了多项无理要求，其中提出希望将珠山（今舟山）附近的某个小岛划归英国商人居住，并作为收存货物之地。乾隆帝断然拒绝，指出：“天朝尺土俱归版籍，疆址森然。即岛屿、沙洲，亦必划界分疆，各有专属……此事尤不便准行。”从中可以看出，乾隆帝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立场。
清前期，统治者一方面具有强烈的主权意识抵制了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维护了国家领上的完整，与邻国友好相处：“另一方面又以天朝上国自居，闭关锁国，对西方世界茫然无知，逐渐落伍，对国防建设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
（五）边防思想和边防施政原则。
1.既防内，又防外。清代前期，统治者继承了中国传统的边防思想，把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作为边防的重要对象。清初，居住在边疆地区众多的少数民族，大都承认由人主中原的满洲贵族建立的清中央政权，但也有一些少数民族上层贵族，出于不断扩张的野心，割据自雄，侵扰邻部，甚至窥伺中原，与清政府对抗。有的甚至不惜与外国势力勾结，进行分裂祖国的罪恶活动，这是清廷所绝对不能允许的。清朝统治者治理边疆，加强边防，目的之一就是为了防备边疆少数民族分裂割据势力和反清力量，尤其防止边疆少数民族与内地汉人联合。
尽管如此，但由于时代的不同，清代前期的边防又呈现出一些新的情况、新的特点。一是不断遭到以西方殖民主义为主的外敌侵略，既有从海上来的侵扰，更直接的则是陆路的人侵。清朝政府在与入侵者通过外交途径交涉无效的情况下，坚决派清军进行反击，先后进行了抗击沙俄入侵的雅克萨战争、反击廓尔喀的战争等，把入侵者赶出了中国。在与外国入侵者的斗争中，清朝统治者防备外敌入侵的边防意识逐渐加强。二是与邻国确定了具有国际法约束力的边界。清代以前，中国与邻国之间的边界，只是一种自然边界，或者称为传统习惯边界。这种边界，是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的，由于受自然条件和人为因素的影响，有很大程度的不确定性。近代意义的边界，是用条约的形式确定下来、走向明确、有一定稳定性的边界线。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边界条约，明确划定了中俄两国的东段边界。雍正六年（1727年）的肿俄恰克图条约》，确定了两国的中段边界。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击败廓尔喀入侵后，“所有唐古忒（西藏）西南与外蕃布噜克巴（今不丹）、哲孟雄（今锡金）、作木朗、洛敏汤、廓尔喀各交界，均已划然清楚”。边界条约的签订和近代边界的出现，是历史的进步，对于减少边界冲突、加强边防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与此相适应，清代的边防思想出现了重大的变化，即从传统边防逐渐向现代边防的转变。
面对周边国家特别是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入侵，清朝统治者深切地感受到他们对自己的威胁，因而开始把防外敌人侵与防范、管理边疆少数民族同样作为边防斗争的重要任务，认识到必须以武力与威胁国家安全的外敌相抗衡，当遭到外敌人侵时，则坚决进行反击，以保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康熙帝把抗击沙俄人侵看作是关系国家久安长治的大事，他说：“今征罗刹之事，似非甚要，而所关最巨……不速加翦除，恐边徼之民，不获宁息。”又说，如不能加强黑龙江边防，则“自松花江、黑龙江以外，所居民人皆非吾有矣”。雍正帝说：“中国北有俄罗斯是不可轻视的，南有欧西各国，更是要担心的。”清朝统治者的领土意识大大增强，乾隆帝说：“夫开边黩武，朕所不为，而祖宗所有疆宇，不敢少亏尺寸。”
2.“恩成并用，剿抚兼施”。“恩威并用，剿抚兼施”是我国历代封建王朝传统的统治方针，清朝统治者也深诸此道。早在努尔哈赤统一东北女真各部时，就采取了“恩威并用，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1）的方针。取得全国政权之后，清王朝在经营边疆的过程中，始终坚持这一总方针。康熙帝在总结清王朝“宣威蒙古，并令归心”的经验时，明确指出；“乱则声讨，治则抚绥，理之自然也。”乾隆帝登极伊始，就提出了“宽严相济”的施政总方针，认为“治天下之道，贵得乎中，故宽则纠之以猛，猛则济之以宽”。这一方针用之于治边，就是“恩威并用”。他说：“驾驭外藩，若一味姑息，伊等必至骄肆，自当恩威并用，俾先知所惧，则其感益深，足以豫弭滋事之端。”所谓“恩威并用，剿抚兼施”，就是政治与军事相结合。一方面，平时以武力相威慑，一旦边疆少数民族割据势力和反清力量闹事，则坚决实行武力征服与军事镇压；另一方面，用和平的方法，通过封爵、给俸、联姻、盟誓、朝觐、赐宴等，对边疆少数民族上层采取怀柔、拉拢、抚绥、笼络、羁縻、收买、招抚，以争取人心，分化敌对势力，稳定边疆局势，巩固自己的统治。
3.“镇以重臣，屯以劲旅”。为加强统治，对外防御外敌人侵，对内镇压各族人民的反抗，清廷派遣将军、都统、大臣分驻边疆各地，代表中央政府对各地进行统治，并在边疆地区驻扎大量军队，主要的是八旗劲旅，这就是“镇以重臣，屯以劲旅”。将军为一个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东北地区有盛京将军、吉林将军、黑龙江将军，外蒙古地区有乌里雅苏台将军（一称“定边左副将军”），内蒙古地区有绥远将军，新疆地区有伊犁将军。都统是八旗驻防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内蒙古地区设置了察哈尔都统、热河都统，新疆地区设置了乌鲁木齐都统。大臣分参赞大臣、领队大臣和办事大臣。参赞大臣设于塔尔巴哈台（今塔城）、喀什噶尔（今喀什）、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分别协助伊犁将军、乌里雅苏台将军管理新疆和外蒙古地区军政事务；领队大臣分两类：一类设于伊犁将军和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之下，管理各少数民族游牧事务，一类设于巴里坤、古城（今奇台）、库尔喀喇乌苏（今乌苏）、阿克苏和英吉沙尔（今英吉沙）等城，在乌鲁木齐都统和喀什噶尔参赞大臣的领导下，管理各城的军政要务。办事大臣设于新疆天山南路叶尔羌（今莎车）、和阗（今和田）、阿克苏、乌什、库车及哈密等地，掌管当地军政事务。驻扎西藏办事大臣（简称“驻藏大臣”）则是清廷派驻西藏的最高军政长官。
4.“困俗习为治”。就是根据边疆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统治手段。这是清王朝一以贯之的治边原则。顺治二年（1645年），清廷颁《恩诏》41款，其中规定对甘肃等地少数民族，“一切政治，悉因其俗”。雍正七年（1729年），雍正帝指出：“回民有礼拜寺之名，有衣服、文字之别，要亦从俗从宜，各安其习。”雍正十年，他在谈到对蒙藏民族统治时说：“因俗利导，于治化不为无助。”（《敕赐佑宁寺碑文》）乾隆帝也强调，要“从俗从宜”，“因俗习为治”（《清高宗御制诗文十全集》卷9）。“因俗习为治”的原则贯穿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最主要的有二点：其一，因俗设官，建立不同的行政管理体制。东北地区主要实行军府制；蒙古族聚居的北部边疆地区实行盟旗制；新疆地区主要实行军府制，地方行政管理体制则分别实行州县制、盟旗制和伯克制；藏族聚居的西藏地区，实行“政教合一”统治体制下的噶厦治政；云南、广西等省部分地区实行土司制。总之，“设官置吏，多因其俗以治之”（《清朝通典》卷26，《职官》四）。其二，尊重各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语言文字和风俗习惯，尊崇、利用存蒙藏民族中有重大影响的喇嘛教，“因其教，不易其俗”（《善因寺碑文》）。
5.“宣布法纪，修明典常”。清朝统治者一贯重视法制建设，皇太极即位后即训谕群臣说：“自今以后，宜思所以宣布法纪，修明典常，为保邦致治之计。”随着边疆的逐渐统一，清朝统治者认识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各方面的情况都与中原地区有很大的差异，“不可以内地之法治之”。因此，清王朝在加强对边疆各少数民族的司法管理的同时，非常重视民族立法。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各朝纂修的《大清会典》中，有许多关于边疆民族事务的条文。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颁行的《理藩院则例》中，也规定了蒙古、西藏、青海地区管辖的各项制度。此外，还先后制定了一系列专门的民族法规：关于青海地区的，有雍正二年（1724年）颁行的《青海善后事宜》十三条，雍正十一年颁行的《西宁青海番夷成例》六十八条；关于西藏地区的，有乾隆十六年（1751年）制定的《酌定西藏善后章程》十三条，乾隆五十八年制定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关于蒙古地区的，有乾隆五十四年纂修的《蒙古律例》；关于新疆天山南路地区的，有嘉庆十九年（1814年）制定的《回疆则例》，等等。这些法律的制定，以法律条文的形式确立了清朝中央政府对边疆地区的管辖，完善了治边制度。这对于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统一，对于抵御外敌的侵略，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扬八旗抑绿营的建军治军思想
（一）按民族分编，首崇满洲
清代前期，军队是按民族分编的。国家的“经制兵”（正规军）为八旗兵和绿营兵。八旗兵是继承中国北方民族的军事传统，以满族为主体，适应满族社会发展的需要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军队，内部按部族分编为“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绿营兵是清初仿明朝边防镇戍制度，收编明朝降附的官兵和新募汉兵组建的各省地方武装，它是清王朝在取得全国政权的新形势下，面对广阔的国土和人口众多的汉人而八旗兵力严重不足的矛盾，采取以汉治汉政策的产物。除经制兵八旗、绿营之外，各地还有一些非正规的地方武装，如蒙兵、藏兵、番兵、夷兵等等，也基本上是按民族分编。八旗与绿营虽同为国家的经制兵，统治者对其并不是一视同仁，而是扬八旗而抑绿营。由于八旗兵是太祖努尔哈赤亲自创建，为清王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是巩固其统治的主要依靠力量，所以在各方面都给予特殊照顾，不但粮饷、装备等优于绿营，而且拱卫京师和驻守战略要地等重要任务也交由八旗兵执行。清王朝虽然不得不建立由汉人组成的绿营，但对它并不完全放心，一方面在兵力部署上用八旗兵来监视和控制绿营兵，另一方面在军官的职权和铨选上规定，八旗都统、将军可以指挥绿营官兵，绿营统兵将领却不能指挥八旗；八旗武官不但可以充任绿营汉人的职位，而且直隶（约今河北）以及山西、陕西、甘肃、四川等省区的绿营中还设有只能由满人充任的满缺。对于八旗兵，清王朝也并不同等看待。八旗之中，镶黄、正黄、正白三旗由皇帝直接统辖，称为上三旗，享有特殊的待遇，如担任御前侍卫任务的亲军营，成员只能从上三旗中挑补，于下五旗中挑取者也要移人上三旗当差；满、蒙、汉八旗，八旗满洲被视为基于，地位最高，八旗蒙古次之，八旗汉军又次之。所有这一切，都充分反映出清王朝首崇满洲、优待八旗、以满治汉的思想。
（二）兵权归一，高度集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