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政治上的强干弱技相辅相成，则是军事上的居重驭轻。所谓居重驭轻，就是皇帝掌握兵权以制政权。因为对国家安定统一的威胁不仅来自宗室诸侯王，也来自掌管各地政权、财权、兵权的政府或军队，不能不加以警惕和防范。所以秦汉统治者特别注重居重驭轻的策略思想，把全国最精锐的军队集中于京师，在皇帝的直接掌握之下，用以左右政局，威慑四方。秦代“尽征其材士五万人屯卫咸阳”（《史记·秦始皇本纪》），也就是把全国各郡经过一年训练后的现役正卒士兵全部调往京师，只把当年入伍尚未经过训练的正卒士兵留作各郡地方部队。这样，中央禁卫部队与一郡或数郡的地方部队相比较，不论在质量或数量上，都占居重驭轻的绝对优势，从而确保对全国各地的统治权。西汉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强大的北军和南军，南军负责宫城的警卫，北军负责京城的安全，并充作全国的战略预备队，从而有效地维护了西汉政权。如吕后“称制”时，虽然文武大臣和各地诸侯王都很不情愿，但吕后事先任自己的侄子吕台、吕产为将，“将兵居南北军”（《汉书·外戚传上》），使全国局势得以稳定。吕后一死，周勃、陈平立即用计夺取了北军和南军的指挥权，既平息了诸吕之乱，又遏止了齐王将闾兴兵西下夺取帝位的企图。汉文帝由代王人继帝位的当天，就立即拜自己的亲信宋昌为卫将军，统率南、北军，稳定了全国的大局。汉武帝晚年，太子刘据曾发动兵变，武帝一调动北军，兵变即被平息。所有这些，都得助于军事上的居重驭轻。这一思想在东汉又有进一步发展。光武帝刘秀大事销兵，既罢了郡国都尉，又罢了都试之役，令材官、骑士、楼船、轻车全部“还复民伍”（《后汉书·光武帝纪下》），把地方部队削减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与此同时，中央不仅拥有南军卫士、北军五校，而且还在全国许多战略要地设置常备的驻屯军，从而极大地加强了居重驭轻的分量。”东汉自和帝开始，接连七八个皇帝都是年幼即位，太后临朝，政局却长期稳定，未发生动荡，也是得助于军事上的居重驭轻。正如明人陈子龙在《议京兵》中所言：“自古帝王之立国也，莫不欲居重驭轻，以为长远之计。”
（三）强边固防，守在四夷
随着秦汉时期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建立，中原与边疆的统一成为历史的必然，中原汉民族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友好、合作、交融更加成为历史的主流，但同时也充满了复杂的矛盾、冲突和斗争。如何建设巩固的边防，维护国家的统一，成为秦汉统治者最重大而急迫的历史任务之一。秦代虽然经营了一个强大的边防，但没有留下理论上的著述。西汉和东汉则不同，在民族战争和边防斗争中既打过败仗，吃过苦头，受过屈辱，又取得过空前而辉煌的成就，并进行过多次的争鸣和讨论，因而逐渐形成了强边固防的理论认识。
1.“重门击拆，以待暴客”。这句话出自《周易·系辞下》，是桑弘羊在盐铁会议上辩论边防问题时引证出来，意思是居家防盗，既要设立重门，又要打更报警，国家的防务也必须遵循这一指导思想，用严密的设防对抗来犯之敌。秦代之所以大修长城，西汉之所以大筑边塞，东汉之所以大建坞堡，都是“重门击析，以待暴客”这一指导思想的体现。秦汉人深刻认识到，边疆与内地是唇齿相依、安危与共的密切关系。他们指出，“边境者，中国之唇齿，唇亡则齿寒，其理然也”；“边民百战而中国恬卧者，以边郡为蔽捍也”（《盐铁论·地广》）；“边境强则中国安，中国安则晏然无事”（同上）；“有备则制人，无备则制于人”（《盐铁论·险固》）；所以要固外以安内，强边以固防，要修长城、据险塞、守要害，以“备寇难而折冲万里之外”（同上）；“不固其外，欲安其内，犹家人不坚垣墙，狗吠夜惊而暗昧妄行也”（同上）；要“安不忘危，盛必虑衰”，即使处于和平环境也不能弛备疏防，以“开夷狄之隙，亏中国之固”；要谋及子孙后世，谨防“无边亡国”（《潜夫论·救边》）。
2.徙民实边，积谷屯田。这是秦汉经营边防的又一重大指导思想。从秦代到汉代，在取得军事胜利的基础上，先后向岭南、朔方、河西大规模徙民，胡汉杂居，汉越杂居，设郡置县，建立起直接巩固的统治，把中原先进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传播到广大边疆地区。从而集统一边疆、保卫边疆、开发边疆、建设边疆于一体，促进了边疆地区的发展进步和民族团结，真正强化了边防实力。但是，秦代有一个很大的教训，就是在经营边防的过程中，始终未能解决好粮食供应问题，“使天下飞刍挽粟，起于黄、睡、琅邪负海之郡，转输北河，率三十钟而致一石”（《汉书·主父偃传》），结果“男子疾耕不足于粮饷，女子纺绩不足于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养，道死者相望，盖天下始叛也”（同上）。正是鉴于这一教训，汉代产生了积谷屯田的思想。汉初贾谊即指出：“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怀敌附远，何招而不至？”（《汉书·食货志上》）紧接着晁错又提出“使天下人人粟于边，以受爵免罪”（同上）的主张，很快即实现了“边食足以支五岁”（同上），奠定了大规模经营边防的基础。到西汉中期，大兴师旅，反击匈奴，经营西域，开疆拓上，用兵四夷，把边塞一直修到盐泽。与此同时，在北方各边郡及河西四郡和西域广开军队屯田，边耕边守，积粮备战，不仅保障了军队自身需要，省却了长途运输，巩固了新开辟的边疆，而且有时还能救济内地郡县灾年之需。在长期实践的基础上，赵充国针对金城叛羌的形势，连续提出《屯田制羌疏》三篇，从理论上阐明了“屯田内有亡费之利，外有守御之备”的“十二利”（《汉书，赵充国传》）。从此，自西汉至东汉，都把屯田视为安边制敌、利国利民的根本大计。
3.以战辅和，量力而行。秦汉统治者经营边防的根本目的是促进中原与边疆的统一，实现天下永久的和平，正如秦始皇在之罘刻辞所言：“阐并天下，灾害绝息，永偃戎兵。”（《史记·秦始皇本纪》）但这一历史进程是长期。曲折而艰难的，不可能一蹴而就，并需付出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的代价，不能不遵循以战辅和、量力而行、伺时而动的指导思想和原则。秦代大修万里长城，并不是穷兵黩武，而是以守待攻，以战待和；但因操之过急，反而加速了中原社会阶级矛盾的激化。汉初对匈奴屈辱和亲，完全是不得已而为之，而和亲并未带来和平，不得不边和亲、边备战。汉武帝所以能大举反击匈奴，靠的是雄厚国力，但他也是边征伐、边议和，以致汉使苏武被拘于匈奴十九年；而匈奴始终不与汉和，汉朝国力耗空，武帝不得不下轮台悔过的诏书，停止对匈奴的战争。直到汉宣帝时，匈奴内讧，天灾流行，这才真正实现了汉匈和平，胡汉一家。事实表明，非战无以自卫，非和无以永宁，只有以战辅和、量力而行、伺时而动才能收到最佳的效果。秦代和西汉的统治者是不自觉地遵循了这一思想和原则。所以，《盐铁论》中所载战和两派的激烈争论，虽然观点截然相反，而实际上恰恰是殊途同归、相辅相成、交互为用。这一思想和原则，到东汉光武帝刘秀时才真正得到了自觉的贯彻和执行。刘秀在东汉初国力尚未恢复的情况下，当西域诸国纷纷内附并要求派出汉使和汉军保护时，他明确回答说：“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诸国力不从心，东西南北自在也。”以后汉书·西城传》）当匈奴连年内犯时，他只是大筑坞堡，严边以守，不大举出击，并继续与匈奴礼尚往来。当匈奴内讧分裂，南匈奴叩塞求降时，他立即予以全面资助，迫使北匈奴却地千里，轻而易举地解除了边患。当北匈奴遭逢饥疫，臧官、马武提议肃清大漠时，他用《黄石公记》“柔能制刚”、“舍远谋近”的理论作出否定的回答，并实事求是地指出.“北狄尚强”，“诚能举天下之半以灭大寇，岂非至愿；苟非其时，不如息人”（《后汉书·臧官传》）。这就是刘秀的“柔道”安边思想，使东汉得以迅速巩固和强大，很快即在明帝与和帝时解决了北匈奴和重开西域问题。终东汉一代，虽然边患不比西汉少，但从未付出西汉那样大的代价，而成就并不比西汉差多少。
五、度德、量力、较智、竞技的制胜观
战争直接关系着国家和人民的生死存亡，为了克敌制胜，各种条件和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淮南子·兵略训》说：“德均则众者胜寡，力敌则智者胜愚，智佯则有数者禽无数。”这就是度德、量力、较智、竞技的制胜观，也就是广泛创造优势，综合运用政治、军事、外交等各方面策略去夺取战争的胜利。
度德，就是要通过敌己双方的对比分析，努力创造政治优势，与敌方争夺民心和人才。兵权谋家所谓“以正守国”；《淮南子·兵略训》所谓“治国家，理境内，行仁义，布德惠，立正法，塞邪隧，群臣亲附，百姓和辑，上下一心，君臣同力，诸侯服其威，而四方怀其德，修政庙堂之上，而折冲千里之外，拱揖指，而天下响应，此用兵之上也”；《黄石公三略》所谓“务揽英雄”、“恃贤与民”、“察众心，施百务”（《三略·上略》），所有这些都是创造政治优势以战胜敌人的论述，是战略决策中极为重要的思想。刘邦之所以一到关中就除秦苛政，约法三章，刘秀之所以一到河北就“延揽英雄，务悦民心”（《后汉书·邓禹传》），都是为了从政治上打败敌人。这一思想对战争进程和结局的影响至为重大，使刘邦终于以弱胜强，而刘秀则顺利平灭了群雄。
量力，就是要通过敌己双方的对比分析，努力创造兵力的优势，与敌方争夺主动权。兵力优势有各种各样，《淮南子·兵略训》所谓“地广民众”、“国官兵强”是指全局而言；所谓“专一则威”、“力分则弱”、“五指之更弹，不若卷手之一挃；万人之更进，不如百人之俱至”是战场上集中兵力而言；晁错所谓“士不选练，卒不服习，起居不精，动静不集，趋利弗及，避难不毕，前击后懈，与金鼓之指相失，此不习勒卒之过也，百不当一”，是指质量而言；所谓“平原广野”“步兵十不当一”，是指兵种而言；所谓“兴数十万之众，以诛数万之匈奴”（《汉书·晁错传》），是指数量而言；兵形势家所谓“雷动风举，后发而先至，离合背向，变化无常，似轻疾制敌”（《汉书·艺文志》），是指快速机动、英勇果敢而言。每一种优势都会给战争和战局造成巨大的影响，所以秦汉军事家总是在全面综合分析的基础上追求真正的优势以制敌。王翦灭楚之所以非要出兵60万不可，是因为他的对手十分强大；蒙恬所以能一举击败匈奴，是因为他发挥了车、步、骑的联合优势；西汉之所以长期受制于匈奴，是因为匈奴的骑兵已空前强大，汉军无法以数量的优势抵消其兵种的优势，直到有了骑兵的优势之后才取得以骑制骑的胜利；刘秀之所以强调精兵制胜，是因为他的对手都没有什么特殊的优势。只有项羽不同，他只知道发挥自己英勇无敌、轻疾制敌的优势，而不问对象如何，虽然取得许多辉煌战绩，但最后还是难逃一败。
较智，就是要通过敌己双方的对比分析，创造出克敌制胜的各种奇谋妙策。这一思想是《孙子》等历代兵学理论中最核心的精华内容，也是秦汉军事思想中最核心的精华内容。《汉书·艺文志》载：“权谋者，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兼形势，包阴阳，用技巧者也。”这就是讲，用兵要以良好的政治条件为基础，以兵形势家、兵阴阳家、兵技巧家的有益内容为资助，把“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作为克敌制胜的主导因素。《淮南子·兵略训》说：“兵之所以佐胜者众，而所以必胜者寡……良将之所以必胜者，恒有不原之智，不道之道……必独见独知，独见者见人所不见也，独知者知人所不知也。见人所不见谓之明，知人所不知谓之神。”这就是讲，只有最高明的智慧，才是用兵制胜的灵魂。《黄石公三略·中略》说：“非计策无以决嫌定疑，非谲奇无以破奸息寇，非阴谋无以成功。”这就是讲，战胜攻取的全部成就，都离不开奇谋妙策。赵充国说：“帝王之兵，以全取胜，是以贵谋而贱战”，“以计为本，故多算胜少算”（《汉书，赵克国传》）。这就是讲，一切作战行动，都必须以万全之计为依据。十分明显，所有这些思想都渊源于先秦，渊源于《孙子》，但经过与秦汉战争实践的结合，却创造性地做出许多新的重大贡献。加以智斗力、以弱胜强的思想，在楚汉战争中的体现堪称历史上的典型。张良以“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而著称于史；韩信以暗渡陈仓、背水布阵、囊沙断流而屡创奇迹；刘邦以正面战场、北方战场、南方战场、敌后战场及无形的间谍战场相互配合而战胜强大的项羽。还有昆阳之战中的刘秀，以不足二万之众大破新莽军队四十万。像这样大规模的以智克敌、以弱胜强，都是历史上的空前创举。如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思想，在秦汉三次大规模统一战争中都运用得非常出色和成功，比先秦合纵连横、远交近攻思想有了巨大的飞跃和发展。如以夷制夷的思想，在先秦只不过偶见论及，到了汉代才真正付诸实践，特别是东汉，它成为民族战争中团结多数、打击少数的重要指导思想，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再如经营根据地的思想，秦代是在历史传统的地理环境中自然继承下来的，西汉是从战略全局出发通过还定三秦自觉争夺过来的，东汉是为了削平群雄在河北积极主动建设起来的，从此成为以弱胜强的重要理论基础。
竞技，就是要通过敌己双方的对比分析，创造技艺上的优势，用以佐助作战的胜利。这一思想是由兵技巧家发展起来的，其内容包括个人武艺、军事技术、武器装备等等，凡称技艺或技巧，前引《淮南子》“有数者禽无数”的“数”，就是指技艺而言。《汉书·艺文志》所载四种兵书中，能明确判定属于秦汉时期的有15家、168篇另五卷（《强弩将军王围射法》五卷），而其中属于兵技巧者即达10家、159篇另五卷，占了秦汉兵书的绝大部分。这表明秦汉军事家很务实，很重视具体的军事技艺。如著名的“飞将军”李广，就是以精于骑射而震惊匈奴的，并作为兵技巧家而载人史册，著有《李将军射法》三篇。他的孙子李陵，之所以敢于提步卒五千深人匈奴腹地，与八万匈奴主力骑兵交战，几乎得手，也主要靠的是这支部队人人精于射术。还有光武帝刘秀，曾特制一种可驾数牛的战车，“上作楼橹，置于塞上，以拒匈奴”（《后汉书·南匈奴列传》），在守边作战中发挥了很大作用。《汉书·艺文志》载：“技巧者，习手足，便器械，积机关，以立攻守之胜者也。”这一阐释无疑是正确而重要的。
在秦汉军事思想的制胜观中，也有缺欠和不足，即《汉书·艺文志》所载的兵阴阳家。“阴阳者，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为助者也。”这一思想的根本错误，就是企图通过候星、望气、占卜、五行相克、鬼神相佑的各种邪门歪道去祈求战争的胜利，是反科学的封建糟粕。这种错误思想不仅存在于兵阴阳家的著作中，而且还大量存在于《史记、天官书》、（汉书·天文志》、《后汉书·天文志》中。在这些史书中有系统地把历次战争的发生及其胜负因果与星辰变化联系在一起，完全都是郢书燕说。甚至汉武帝也曾由此而作过错误的战争决策，汉宣帝也曾由此而发出过不正确的作战指令，项羽的谋土范增也曾依此而劝项羽进攻刘邦，王莽直到兵败灭亡的前夕还在求神保佑。对于这些封建糟粕，我们必须认真予以剔除。
总之，秦汉军事思想为秦汉大统一时代提供了重要军事理论，胜利指导了这一时代的军事活动，并取得辉煌的军事成就，对历史的发展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因而具有很突出的历史地位，对后世具有很深远的影响。它结束了先秦战争观百家争鸣的状况，在历史上首次实现兵儒结合，用儒家的“柔道”安邦治国，用兵家的“诡道”克敌制胜，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为后世绝大多数封建统治者所依循；它树立了集中统一的建军观，高度集中兵权，消除了先秦诸侯拥兵割据的祸根，有效地维护了国家统一，因而受到后世封建统治者的高度重视，特别是宋代和明代，使这一思想更加完善起来；它提出了长治久安的国防观，以文武并用、威德相济、强干弱枝、居重驭轻保障中原的安定统一，以筑城守边、徙民实边、屯田安边保障边疆的安全统一和开发建设，这些思想，几乎全部被后世封建统治者所继承和发展；它在作战制胜观上以先秦兵学理论为指导，紧密结合新的历史实践，创造性地总结出以弱胜强、各个击破、以夷制夷、以骑制骑、经营根据地等许多新经验、新思想，进一步发展、提高、丰富、补充了传统兵学理论，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特别是《黄石公三略》一书，自宋代起即被列为《武经七书》之一。总的来说，秦汉是中国历史上承前启后的时代，秦汉军事思想也在中国军事思想史上具有同样的地位和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