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皮瓦克的文章《属下能说话吗》在后现代文学研究界几乎是尽人皆知的。无论是荷马史诗还是中世纪的英雄史诗、市井文学都是下层平民参与创造的结果。胡适先生最早考证了文学经典《水浒》的形成过程，描述出一般市民参与创造的过程。但在文学史上没有他们的位置。文化人的后期加工常常是一个剥夺属下话语权的过程。
18世纪以降，开启了普通民众争取话语权力的斗争。许多作家受到启蒙意识的熏陶开始考虑平民的社会位置，以同情甚至尊重的态度为“属下”说话。其中以俄国的贵族作家如托尔斯泰等为最，但是，托尔斯泰所描写的农民依然是托尔斯泰自己，而不是真正的俄国农奴。雨果在《巴黎圣母院》中描写了乞丐王朝攻打巴黎圣母院的故事，可谓惊心动魄。但是，那也是雨果自身的一部分，而不是巴黎的贱民。但在小说发表后40年，巴黎爆发了工人起义，这就是赫赫有名的“巴黎公社”运动。“贱民”们第一次用血和火表现自己的“阶级意识”。按照葛兰西的定义，具有了阶级意识的贱民就不再属于“属下”的范围，但我的叙述却要从这里开始——“贱民集团”为争取自身的权力，包括话语权的社会性斗争。由于概念的内涵不同，许多结论也就同葛兰西、斯皮瓦克没有什么关系了。
按照通行的意识形态理论，所谓“阶级意识”不过是覆盖在无意识层面上的一种虚假的建构。它所代表的并不是那个阶级本身。这种观念，为我们认识社会提供了新的可能。我试图搬用陈寅。洛先生分析“伪书”的观点，他认为，伪书被证伪之后，就会显露出它内在的真实。因此，伪书是我们认识历史真实的中介。同样，把理论家们论证的“阶级意识”视为真实，就会陷入虚伪，但以为“阶级意识”之中不包含生活的真实，那也是一种愚蠢。我们应该试图从“贱民”们集体的社会性行动中剥离出他们的“集体无意识”，这是深度的真实。
过去，中国学者写的“外国文学史”常常有专章论述所谓“第三种文学”，即无产阶级文学。近十几年，这种提法已不多见他有的文学史将其淘汰出局。从19世纪末到现在，处于生活底层的平民多次发生大规模的社会性斗争，其中包括俄国的十月革命、中国的民主革命斗争以及第三世界此起彼伏的社会运动。这些斗争中都包含着争取话语权的斗争。这种斗争所造就的底层文学独具特色，在文学史上不占有一定的位置，是不公正的。但是，在许多国家里，随着中产阶级的增长，“贱民”日益边缘化。眼下走红的所谓的大众文化并不是真正的底层文化，它只是表明，底层平民也正在被城市中小资产阶级所腐蚀，把流行文化当作自己的精神食粮。美国在全世界日益猖狂地推行大国霸权主义，力图消灭第三世界的话语权，在好莱坞，第三世界被描绘成野蛮、愚昧和恐怖主义的发源地。这项工作极为成功，相反，美国的炸弹和机关枪造成的第三世界的灾难被描写成是对这些地区的拯救。第三世界的话语权日益式微。作为一种文学类型，“底层文学”正在变成遗落在历史尘埃中的珍珠。
下面，我想着重谈谈十月革命前后苏联的一批来自底层的作家，特别是肖洛霍夫。
一肖洛霍夫
吉皮乌斯讥笑高尔基是一个“戴着礼帽的赤身裸体的野蛮人”。而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展示的是连礼帽也未戴的“赤身裸体的野蛮人”。我们这些只读过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作品的人第一次看到了人的原生态：没有被“文明”异化了的人类的本初面貌。
我老实地承认：自己被那种火山喷发般的原始情欲所俘虏。在走进影院前，如果人们给我看阿克西妮亚和娜塔丽妞的照片，我会倾心于娜塔丽娘：清秀、苗条、温柔可人，像后来常看到的好莱坞影星奥·赫本，而阿克西妮娅显得过于肥胖、粗野、缺少女人气。但是，看完影片以后，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阿克西妮亚。
萨特曾讲过如下的话：
并不是很久以前，地球上有20亿人居住；
其中5亿是人，15亿土著。前者拥有字词；其余的仅是使用它……
在俄罗斯文学的历史长河中，拥有字词的是谁呢？
普希金贵族皇村中学
果戈理地主涅仁高级科学中学
屠格涅夫贵族莫斯科大学
陀斯妥耶夫斯基医生彼得堡军事工程学院
奥斯特洛夫斯基官吏莫斯科大学
车尔尼雪夫斯基神父彼得堡大学
列·托尔斯泰贵族克山大学
阿·托尔斯泰贵族德雷斯登大学
但是到了上个世纪初，贵族的高雅的文学殿堂有了一批新的“闯人者”，他们出身低下，几乎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例如：
高尔基木匠小学二年级11岁成孤儿流浪当过洗碗工、学徒、装修工组长
叶赛宁农民师范学校二年级当过工人、店员
肖洛霍夫雇工、商店职员农村中学四年级当过小工、泥水匠、会计
这些人如萨特研究的“土著”，闯入文学殿堂，不能不说同俄国1905年以来的革命以及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有关。
这些“闯人者”对于文学有什么意义？
俄罗斯文学与西欧其他国家的文学有一个显著不同点，西欧作家以悲们之心注视着生活在底层的苦难人群，并把他们描写得善良、高尚。俄罗斯文学中的一些代表性作家如普希金、屠格涅夫、列夫·托尔斯泰等都出身贵族，但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厌恶自己的出身，而用善良的、诗意的笔触描绘农奴和其他的受苦人；但是，鸿沟依然存在，无论用多么细致的笔触，他们所描摹的依然是他们自身、他们的社会理想与文化理想。
而“闯人者”高尔基、叶赛宁、肖洛霍夫虽然深受贵族文学传统的影响，但也为文学增加了前所未有的东西。他们带进文学殿堂的是另一套话语体系，另外的字词。
列夫·托尔斯泰曾撰有长篇小说《哥萨克》，描写厌倦了贵族生活的青年奥列宁来到哥萨克居住的山村。作者为我们展示了一群没有经过近代文化熏陶的山村村民生活的诗情画意：这里的生活粗犷而自由，这里的人民善良而纯朴，相比之下，贵族奥列宁却显得狭隘、卑怯、自私和残忍。我们不能说托尔斯泰笔下的“哥萨克”不真实。用“真实”与否来作判断在这里没有多少意义。但可以肯定的是，作者是选择“哥萨克”作为躯体，寄寓“忏悔式贵族”的崇尚自然、回归原始的理想。书中看起来是描摹“下层人”的生活，其实还是贵族文化的另一种形态。
而我们在高尔基、叶赛宁或肖洛霍夫的作品里看到的却不是这种文化形态，而是一种“另类”的文化。
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是反映哥萨克人生活的史诗。作者是顿河的儿子，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我们说《静静的顿河》展示的哥萨克生活比列夫·托尔斯泰的《哥萨克》更真实，这是没有错的。但这并不是问题的本质。本质在于肖洛霍夫在“哥萨克”躯体中寄寓的文化理想与审美情趣都是迥异于列夫·托尔斯泰的。请看《静静的顿河》的卷首诗：
……
我们的光荣的土地不用犁铧耕耘
我们的土地用马蹄来耕耘，
光荣的土地上播种的是哥萨克的头颅，
静静的顿河上装饰着守寡的青年妇人，
到处是孤儿，静静的顿河，我们的父亲，
父母的眼泪随着你的波浪翻滚。
就像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一样，《静静的顿河》也可以分解成两部分：“战争”生活与“和平”生活。两部史诗的字数相当，就中译本而言，都是四册。《战争与和平》1547页，《静静的顿河》2060页。“战争”与“和平”各占的比重也相差不多：《战争与和平》中，“战争”部分约占五分之二，“和平”部分五分之三。《静静的顿河》中，“战争”（含暴力事件）部分约占二分之一，“和平”部分二分之一。但从内在的勾连上，两部书完全不同：《战争与和平》中，战争生活与和平生活是一脉相通的，就主人公彼埃尔、安德列、娜塔莎而言，都是他们的灵魂从迷惘走向清明的台阶，战争是和平的继续，和平生活是战争生活的继续，主人公们在苦难与诱惑的洗礼中升华自己。而《静静的顿河》中战争意味着灾难，和平意味着幸福。作为主人公的葛利高里和阿克西妮亚几乎是完全不自由主地在莫名的情欲与外界暴力的浪潮中升降浮沉。每经历一次战争（暴力），主人公便受到伤害（肉体的。精神的）。他们在和平生活中舐着自己的伤口，尚未痊愈之时，一个新的暴力的浪潮又拍击过来。尽管作者也要告诉我们有“革命的暴力”和“反革命的暴力”，但于书中的主人公而言，它们却都是灾难。只有土地和茅屋是温暖的，在经历了多次战争与和平的转换后，主人公葛利高里将原始的激情消磨殆尽，也没有找到精神的归宿，而阿克西妮亚则被红军的子弹送进了坟墓。肖洛霍夫为我们展示的农民的悲剧性世界，是在托尔斯泰等经典作家的作品中看不到的，他为我们提供的是另一套话语体系。
二静静的顿河
……
哎呀！静静的顿河，你是我们的父亲！
哎呀！静静的顿河，你的水流为什么这样浑？
哎呀！我的水，怎么能不浑？
寒泉从我的河底向外奔流。
白色的鱼儿在我的中流翻滚。
世界上的民族可以大略地分为滨海民族与内陆民族，两类民族由于地理环境和生产方式不同，构成两种不同的神话话语体系，体现着两类不同的艺术想像和艺术风格。滨海民族具有大海般宏阔、粗放，有如云彩般变幻多姿，而内陆民族具有田野般的朴素、敦厚。有如大山般沉稳、厚重。滨海民族喜欢抒写大海，内陆民族喜欢赞美河流，但是山区人民和平原人民又有所不同：山区喜欢抒写飞瀑、湍流，有父亲般的阳刚气质，而生活在草原上的人又喜欢把养育他们的河流写得广阔而平缓，有如母亲的乳汁，叫做“母亲河”。顿河流过的大部分地区是辽阔的草原，骑在马上的哥萨克民族是“用马蹄来耕耘”的、具有草原的粗扩和田野的柔情、同俄罗斯或汉民族迥然有异的族类。尽管作者的卷首诗中称顿河为“我的父亲”，实际上，《静静的顿河》中描写的顿河兼具“父亲”与“母亲”两种气质，“THXHH”既是安静的，又可译为“雄伟的”。譬如：
顿河从风平浪静的深潭慢慢地变成了浅滩。水流像乱头发一样在浅滩上盘旋。顿河摇摇晃晃地往前流去，河水静静地、不慌不忙地往外泛滥着。
……但是在河床狭窄、河水不能自由奔腾的地方，顿河就把河底
冲成深沟，发出喘不过气来的吼叫声，像万马奔腾一样，追逐着冒着白色泡沫的波浪。在突出的山崖后面，水流在深坑地方变成了漩涡。那里的水转着可怕的、使人晕眩的圈子：叫人看也不敢看。
《静静的顿河》全书总是把哥萨克人（特别是主人公葛利高里）的遭遇、命运、心情同对顿河及其两岸的描写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作品中的“顿河”实际上是哥萨克人的性格与命运的艺术表征。
在上引的卷首诗中，有两个意象特别值得注意，即“白色的鱼儿”和河底的“寒泉”。作者认为顿河所以“混浊”，是因为“鱼儿”和“寒泉”。
闻一多有一篇学术论文《说鱼》，指出民间神话传说中的“鱼”是“性”的表征。《静静的顿河》的“卷首诗”是“哥萨克的古老民歌”，它也不能不是一个“性”的隐喻。
主人公葛利高里在小说中一出场（见第一卷第二章）就是同他的爸爸潘苔莱一起去钓鱼。在这段三千多字的钓鱼、送鱼的陈述中，有一个细节特别值得注意：当他们钓到一条大的赤红色的鲤鱼后，潘苔莱说：“收工啦！”然后望着山脚下的村子，迟迟疑疑地说：“我看出来，不论怎样，你跟阿克西妮亚·阿司塔霍娃……”话锋转得很突兀，似乎衔接不上。潘苔莱从“钓鱼”怎么突然说到葛利高里对阿克西妮亚的恋情呢？也许潘苦菜邀儿子出来钓鱼，“醉翁之意不在酒”，是为了警告儿子不要再同阿克西妮亚来往，但如果从潜意识层面上来解释，则是赤红色的鲤鱼令潘苔莱联想到葛利高里与阿克西妮亚的性关系。
如果说这段“钓鱼”同“性”的联系还是深藏在潜意识层面的话，第四章关于在暴风雨中拉网捕鱼的描写则是赤裸裸的性的写实：
黄昏以前，雷雨交加。褐色的乌云笼罩在村庄的上空。被风吹皱了的顿河，把起伏不定的、连续不断的波浪送到岸边。在围绕着场院的树林子的外面，一道干燥的闪光划破天空，稀疏的雷鸣声压迫着大地一只鹰大张着翅膀，在云彩下面盘旋着，一群乌鸦呱呱叫着追逐它。从西南涌上来的黑云喷散着冷气，顺着顿河飘动。河边草地后面的天空黑得使人害怕，草原好像在等待着什么似的沉默着。
等待什么呢？在整个捕鱼过程中，葛利高里置身于惊涛骇浪中间，整个心思系在阿克西妮亚身上：
在下河前，一种莫名其妙的愉快使他情绪很高涨：“拉着点，阿克秀西加，靠着我，咱们一块儿下地狱吧！”
巨涛把葛利高里冲向深处时，他挣扎着，口中却喊：“阿克西妮亚还活着吗？”
当在急流中站不稳脚跟，阿克西妮亚尖叫起来时，葛利高里吃了一惊，朝着呼叫声凫过去：
“阿克西妮亚广葛利高里吓得浑身发着冷，喊叫道。
父亲的叫声，葛利高里全然听不见。
“葛列沙，你在哪儿？。”阿克西妮亚的声调像哭一样。
“为什么你不答应一声？……”葛利高里怒气冲冲地喊叫着。
“波浪把我向岸上直冲，”她喘着气讲述，“简直掉了魂啦！我以为你淹死了呢。”
他们俩的胳膊互相碰到一起了。阿克西妮亚试探着把自己的一只手伸进他的上衣袖子里去。
就在这个网鱼的暴雨之夜
葛利高里冻得打着哆嗦，倒在旁边。从阿克西妮亚的潮湿的头发上流溢出温柔的动人的气息。她仰起脑袋躺了下去，用半张开的嘴平匀地呼吸着。“你头发上的气味真叫人心醉。你知道吗，就像那种白色的小花……”葛利高里悄悄地说着，俯下身去。
她没有作声，她的眼睛望着下弦的月亮，目光显得昏暗而若有所思。
这个捕鱼的夜晚，决定了葛利高里和阿克西妮亚以后的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