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不懂政治的人一定说:“要得民心。”认为“得民心”就可以治国,那就是伊尹、管仲也都没用了,全听百姓的就行了。百姓的智慧之不可用,就和婴儿的心是一样的。婴儿不剃头肚子就会疼,子不开刀脓就会越鼓越大。剃头开刀必须有人抱着,慈母动刀,就这样还是啼哭不止。婴儿是不懂受点小苦而可以得大利的。如今君主急于耕田锄草,以加厚百姓的基业,却认为君主残酷;修刑法,重赏罚,却认为君主严厉;征收钱粮以充实粮仓,还能救济灾荒,准备军用,却认为君主贪婪;国内百姓必须熟练兵器和作战之事,而无私人请托以及解免兵役等,才能齐心协力拼杀以捕获俘虏,却认为君主残暴。这四件事是为了国家的安定,而百姓不知喜悦。要寻求圣明通达的人士,因为百姓的智慧不足以学习和应用。古时大禹疏导江河消除洪水,而百姓却聚瓦累石;子产开荒植桑,郑国的人却肆意诽谤。大禹是为了天下百姓得利,子产是为了保全郑国,这样还遭诽谤,由此看来,民智显然是不能采用的。所以世上寻求贤人,为政而期望适合民众的口胃,都是祸乱的根源,是不可以作为治国之道的。
忠孝
【原文】
天下皆以孝悌忠顺之道为是也,而莫知察孝悌忠顺之道而审行之,是以天下乱;皆以尧、舜之道为是而法之,是以有弑君,有曲于父。尧、舜、汤、武或反君臣之义,乱后世之教者也。尧为人君而君其臣,舜为人臣而臣其君;汤、武为人臣而弑其主,刑其尸,而天下誉之,此天下所以至今不治者也。夫所谓明君者,能畜其臣者也;所谓贤臣者,能明法辟,治官职,以戴其君者也。今尧自以为明而不能以畜舜,舜自以为贤而不能以戴尧,汤、武自以为义而弑其君长,此明君且常与而贤臣且常取也。故至今为人子者有取其父之家,为人臣者有取其君之国者矣。父而让子,君而让臣,此非所以定位一教之道也。臣之所闻曰:“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明王贤臣而弗易也,则人主虽不肖,臣不敢侵也。今夫上贤任智无常,逆道也,而天下常以为治,是故田氏夺吕氏于齐,戴氏夺子氏、于宋。此皆贤且智也,岂愚且不肖乎?是废常上贤则乱,舍法任智则危。故曰:“上法而不上贤。”
记曰:“舜见瞽瞍,其容造焉。”孔子曰:“当是时也,危哉,天下岌岌。有道者,父固不得而子,君固不得而臣也。”臣曰:孔子本未知孝悌忠顺之道也。然则有道者进不得为臣主,退不得为父子耶?父之所以欲有贤子者,家贫则富之,父苦则乐之;君之所以欲有贤臣者,国乱则治之,主卑则尊之。今有贤子而不为父,则父之处家也苦;有贤臣而不为君,则君之处位也危。然则父有贤子,君有贤臣,适足以为害耳,岂得利焉哉!所谓“忠臣不危其君,孝子不非其亲”:今舜以贤取君之国,而汤、武以义放弑其君,此皆以贤而危主者也,而天下贤之。古之烈士,进不臣君,退不为家,是进则非其君,退则非其亲者也。且夫进不臣君,退不为家,乱世绝嗣之道也。是故贤尧、舜、汤、武而是烈士,天下之乱术也。瞽瞍为舜父,而舜放之;象为舜弟,而杀之。放父杀弟,不可谓仁;妻帝二女而取天下,不可谓义;仁义无有,不可谓明。《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信若《诗》之言也,是舜出则臣其君,入则臣其父,妾其母妻其主女也。故烈士内不,为家,乱世绝嗣,而外矫于君,朽骨烂肉,施于土地,流于川谷,不避蹈水火,使天下从而效之,是天下遍死而愿夭也,此皆释世而不治是也。世之所为烈士者,虽众独行,取异于人,为恬淡之学,而理恍惚之言。臣以为恬淡,无用之教也;恍惚,无法之言也。言出于无法,教出于无用者,天下谓之察。臣以为人生必事君养亲,事君养亲不可以恬淡;之人必以言论忠信法术,言论忠信法术不可以恍惚。恍惚之言,恬淡之学,天下之惑术也。孝子之事父也,非竞取父之家也;忠臣之事君也,非竞取君之国也。夫为人子而常誉他人之亲曰:“某子之亲,夜寝早起,强力生财,以养子孙臣妾。”是诽谤其亲者也。为人臣常誉先王之德厚而愿之,是诽谤其君者也。非其亲者,知谓之不孝,而非其君者,天下贤之,此所以乱也。故人臣毋称尧、舜之贤,毋誉汤、武之伐,毋言烈士之高,尽力守法,专心于事主者为忠臣。
古者黔首悦密蠢愚,故可以虚名取也。今民儇诇智慧,欲自用,不听上。上必且劝之以赏,然后可进;又且畏之以罚,然后不敢退。而世皆曰:“许由让天下,赏不足以劝;盗跖犯刑赴难,罚不足以禁。”臣曰:未有天下而无以天下为者,许由是也;已有天下而无以天下为者,尧、舜是也。毁廉求财,犯刑趋利,忘身之死者,盗跖是也。此二者,殆物也。治国用民之道也,不以此二者为量。治也者,治常者也;道也者,道常者也。殆物妙言,治之害也。天下太平之士,不可以赏劝也;天下太平之士,不可以刑禁也。然为太上士不设赏,为太下士不设刑,则治国用民之道失矣。
故世人多不言国法而言从横。诸侯言从者日:“从成必霸。”而言横者曰:“横成必王”。山东之言从横,未尝一日而止也,然而功名不成、霸王不立者,虚言非所以成治也。王者独行谓之王,是以三王不务离合而正,五霸不待从横而察,治内以裁外而已矣。
【译文】
天下都认为孝悌忠顺之道是正确的,然而却没有深入明察孝悌忠顺之道而审慎推行,因此天下混乱;都认为尧、舜之道是正确的而效法他们,所以才有臣子杀死君主,有人违逆于父。尧、舜、汤、武有的违反了君臣之义,因而搞乱了后世的教化。尧为君主而使其臣为君,舜为人臣而使其君为臣,商汤、周武为人臣而杀害了他们的君主,还在其尸首上用刑,而天下都赞颂他们,这就是天下至今还治理不好的原因。所谓明君,是能够使他的臣下顺从;所谓贤臣,是能够明审法制,尽心尽职而拥戴君主。当时尧自以为英明而不能使舜顺从,舜自以为贤良而不能拥戴帝尧,商汤、周武自以为义而杀害了他们的君长,这是所谓明君常常这样失去帝位,所谓贤臣也是常常夺取权位的情况。所以一直到现在,作为儿子有的夺取了父亲的家业,作为人臣有的夺取了他的君主的国家。父而让子,君而让臣,这不是规定名位统一的教化之道。臣听说的是:“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这三条理顺了,则天下治;三者相悖,天下就会乱。这是天下世代相守的常规。”这是明君贤臣不应改变的,尽管君主无道,臣下也不敢侵犯。如今尊崇贤良、任用智者没有一定之规,这是背逆治国之道的,而天下常常认为这样才能治国,因而田氏篡夺了齐国吕氏的政权,戴氏篡夺了宋国子氏的政权。这些都是既贤且智的人,难道是愚昧、不肖的人么?这就是废法贵贤则乱,舍弃法制任用智者则危。所以说:“尊尚法治而不尊尚贤良。”
古书上说:“舜看见其父瞽瞍,他的容貌就现出局促不安的样子。”孔子说:“当此之时,是相当危险的,天下岌岌可危。这样的有道之人,父亲固然不能把他当作儿子,君主也不能把父亲当作臣子。”臣认为:孔子本来就是不懂孝悌忠顺的道理的。然而有道之人,上不得作为臣的君主,下也不得作为子的父亲么?父亲所以要有贤子,家贫就能使他富裕,父亲受苦就是为他安乐;君主所以需要有贤臣,如此,国家混乱就能得到治理,君主地位卑下就能得到尊重。如今家有贤子而不为父尽孝,父亲执掌家务操劳太苦;国有贤臣而不为君主尽忠,君主所处的地位就很危险。那么父有贤子、君有贤臣恰恰成了祸害,难道这能得利吗!所谓“忠臣是不危害他的君主的,孝子是不反对他的父亲的”:而今舜由于贤良而取代了帝尧的国家,而汤、武由于义而流放、杀害了君主,这些人都因为贤良才危害了他们的君主,而天下还称颂他们。古时的刚正之士,上不向君主称臣,下不顾自家,这就是对上反对他的君主,对下反对他的父亲。总之,上不向君主称臣,下不顾家,这是惑乱世道、灭绝子嗣的行径。因此以尧、舜、汤、武为贤而肯定刚正之士,就是惑乱天下的道术。瞽瞍是舜的父亲,而舜把他给流放了;象是舜的兄弟,而舜把他给杀了。放父杀弟,不可以称之为仁;娶帝尧的两个女儿为妻而夺取天下,不可以称为义;没有仁义,不可以称之为明。《诗经》上说:“普天之下,没有一块土地不是君主的;率土之滨,没有一个人不是君主的臣子。”《诗经》的话如果可靠,舜就是上使他的君主为臣,下使他的父亲为奴,使他的母亲为婢,娶君主的女儿为妻。以此刚正之士,内不顾家,就是惑乱人世而又灭绝子嗣;外对君主逞雄,即使朽骨烂肉,布于土地,流向河谷,也不避水火,如果天下尽皆效仿,这是使天下到处死人而希望早亡,这都是逃避现实而不去治理的人。世上所谓的刚正之士,离开众人独自行,为了与常人不同,倡立恬淡之说,讲恍惚之言。臣认为恬淡是无用的说教,恍惚是无视法令的言谈。说话无视法令,说教出于无用,天下还称之为明察。臣认为人生必定要侍奉君主、赡养父母的,侍奉君主、赡养父母不可以恬淡;治理民众必须是言论忠实于法术,言论忠实于法术不可以恍惚。恍惚之言,恬淡之学,是惑乱天下的不法道术。孝子侍奉父亲,不是争着夺取父亲的家业;忠臣侍奉君主,不是争着夺取国家大权。作为儿子来说,常常赞美别人的父亲说:“某某之父,晚睡早起,奋力生财,以养活他的子孙和奴婢。”这是诽谤他的父亲。作为人臣,常常赞美先王的德行厚重而佩服得五体投地,这是诽谤他的君主。诽谤他的父亲,是不孝,而诽谤他的君主,还被天下称赞,这就是混乱的原因。所以人臣不能称道尧、舜之贤,不能赞美汤、武之功,不能说刚正之士如何高尚,尽力守法,专心于侍奉君主才叫做忠臣。
古时的百姓是愚昧、安静的,所以有虚名的人就可以取得天下。当今的百姓狡猾有智慧,什么事都想自己做,不听君主的。君主必须用奖赏来鼓励他们,然后才能前进;并且使用刑罚来威慑他们,然后才不敢后退。而世上都说:“许由辞让天下,奖赏不足以鼓励他;盗跖犯法才逃难,惩罚也无法禁止他。”臣认为:在没有天下的情况下,不把天下当作一回事,这就是许由;在已经治理国家天下的情况下,还不把天下国家当一回事,这就是尧、舜。毁谤清廉而追逐财富,冒犯刑法而追逐私利,不顾死活,这就是盗跖。这两种人是危险人物。要治理国家役使人民,就不能用这两种人的行为方法作标准。治,长久之治;道,长久之道。危险人物的玄妙之言,是治理国家的大害。因而天下的上士,用奖赏也鼓励不了;天下的下士,用刑罚也禁止不住。然而为上士不设奖赏,为下士不设刑罚,治理国家役使百姓的法治方略就会失去作用了。
所以世人很多都不谈国法而谈合纵连横。诸侯中谈合纵的人说:“合纵成功了,肯定可以称王称霸。”而谈连横的人说:“连横成功了,肯定能够统一天下。”山东诸国谈论合纵、连横的,未尝停息一日,然而功名不成,霸业不就,就因为是浮夸之言,浮夸之言是根本不能治理天下的。统一天下的人是特立独行的君主,所以才能称王,因此三王不使用讲求离合而使天下走上正路,五霸也不是靠合纵、连横才明察天下的,只要把国内从根本上治理强盛,然后才能控制天下局势。
人主
【原文】
人主之所以身危国亡者,大臣太贵,左右太威也。所谓贵者,无法而擅行,操国柄而便私者也。所谓威者,擅权势而轻重者也。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夫马之所以能任重引车致远道者,以筋力也。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威势者,人主之筋力也。今大臣得威,左右擅势,是人主失力;人主失力而能有国者,千无一人。虎豹之所以能胜人执百兽者,以其爪牙也,当使虎豹失其爪牙,则人必制之矣。今势重者,人主之爪牙也,君人而失其爪牙,虎豹之类也魏。宋君失其爪牙于子罕,简公失其爪牙于田常,而不蚤夺之,故身死国亡。今无术之主皆知宋、简之过也,而不悟其失,不察其事类者也。
且法术之士,与当途之臣不相容也。何以明之?主有术士,则大臣不得制断,近习不敢卖重,大臣左右权势息,则人主之道明矣。今则不然,其当途之臣得势擅事以环移其私,左右近习朋党比周以制疏远,则法术之士奚时得进用,人主奚时得论裁!故有术不必用,而势不两立,法术之士焉得无危?故君人者非能退大臣之议,而背左右之讼,独合乎道言也,则法术之士安能蒙死亡之危而进说乎?此世之所以不治也。明主者推功而爵禄,称能而官事,所举者必有贤,所用者必有能,贤能之士进,则私门之请止矣。夫有功者受重禄,有能者处大官,则私剑之士安得无离于私勇而疾距敌,游宦之士焉得无挠于私门而务于清洁矣?此所以聚贤能之士,而散私门之属也。今近习者不必智,人主之于人也或有所知而听之,入因与近习论其言,听近习而不计其智,是与愚论智也。其当途者不必贤,人主之于人或有所贤而礼之,入因与当途者论其行,听其言而不用贤,是与不肖论贤也。故智者决策于愚人,贤士程行于不肖,则贤智之士奚时得用?而人主之明塞矣。
昔关龙逢说桀而伤其四肢,王子比干谏纣而剖其心,子胥忠直夫差而诛于属镂。此三子者,为人臣非不忠,而说非不当也,然不免于死亡之患者,主不察贤智之言,而蔽于愚不肖之患也。今人主非肯用法术之士,听愚不肖之臣,则贤智之士孰敢当三子之危而进其智能者乎?此世之所以乱也。
【译文】
人君之所以身遭危害而国家灭亡,就是因为大臣太尊贵,左右近侍太威风了。所说的尊贵,就是无视法令而擅自行动,掌握国家的权柄而为个人图谋私利。所说的威风,就是能左右权势而使权轻者重,使权重者轻。这两种情形,是不能不明察的。要说马拉车能够任重致远,是由于筋力强壮。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能够控制天下,征讨诸侯,就是由于威势强大。所谓威势,就是人君的筋力。如今大臣有威严,左右近侍控制大权,这是君主放弃权力;君主放弃权力,还能保住国家的,一千人中也找不出一个。虎豹之所以能胜过人、擒捉野兽,就是因为它们有爪牙;倘使虎豹失去爪牙,人肯定能制服它们。如今势重就是君主的爪牙,要统治人民而放弃爪牙,就和虎豹失去爪牙一样了。宋国国君放弃爪牙给子罕,齐简公放弃爪牙给田常,而不早日收取他的权力,因此身死国灭。如今没有智术的君主都明明知道宋君、齐简公的失策,而不觉察自己的过失,就是不知考察事物发展规律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