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藉“理一分殊”来论证封建等级结构的合理性，往往把“理”解释为伦理道德范畴的“道理”、“义理”。与此一致，他虽宗奉朱子之学，但并不像山崎暗斋等人一样排斥陆王心学。他在《答林秀才书》中说：“紫阳质笃实而好遂密，后学不免有支离之弊。金溪质高明而好简易，后学不免有怪诞之弊，是为异者也。人见其异，不见其同，同者何哉？同是尧舜，同非桀纣；同尊孔孟，同排释老；同天理为公，同人欲为私。然则学者各以身心正之，以身体之，优柔餍饫，圆机之不转，一旦豁然贯通，则同欤异欤，非见闻之智而必自知然后已矣。”他不但调和朱、陆，而且回袒王阳明，称赞阳明“良知”学说与二程之“敬”、朱子之“穷理”、陆九渊之“易简”一样，“因资禀之所近，点出数字示人为警策，各得入头处”。藤原惺窝兼容不同的儒家学派，既利于整合思想资源支持社会道德秩序的重建，又可以形成儒学统一体，区别于佛教，加强儒学的独立地位。
藤原惺窝在日本儒学史上的又一贡献是调和神儒。从日本思想发展史来看，神道信仰作为日本民族的精神主体，即使在儒学全盛时代也没有断掉它的文化脉络。山崎暗斋在他的《神道五部书》中，将朱子学与神道融会起来，以儒学来解释神道，在神道文化史上具有特色。从儒学角度看，藤原惺窝虽把朱子学从禅院中解放出来，但又与山崎暗斋有共同之处，用儒学的观点解释日本传统的神道，主张神儒调和、神儒合一，认为儒家的尧舜之道与日本的神道其实一样，均在于正人心、怜万民、施慈悲。
日本儒学与神道结合，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有一点可以判断，藤原惺窝等人的神儒调和主张，使原本缺少神学信仰的儒家学说增添了宗教理论色彩，丰富了东亚儒学的形态。
三
日本儒学反过来影响了中国的学术宗尚。这里以晚清时期的阳明学说为例。阳明心学在明代流行一时，广为传播。然而，盛极必衰，入清以后，中国不少学者把明朝灭亡的原因归于心学，认为是心学所致。当时，士大夫对阳明心学基本持反面意见：学术上虚而不实，游谈无根；道德上败坏名教，荡弃礼法；政治上故作名高，犯上作乱。因此，阳明心学在清代前中期势单力孤，并不受人重视。然而，时至清代晚期，一度沉寂的陆王心学却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复苏。原因何在？这得益于近邻日本对阳明学说的发扬。
阳明心学对日本参加倒幕维新的志士曾有过较大影响。1837年，大盐平八郎在大阪发动起义，他的思想就受过阳明学说的影响。不过，他虽赞同阳明的“致良知”，但并不停留在个人德性修养领域。他说：“学固正己心，修己身，然唯以正己心，修己身为学，盖非大人之道。”他从“宇宙内事皆吾分内事”这一阳明思想出发，提倡勇猛果敢的战斗精神，发动武装起义。倒幕运动的重要领导人吉田松阴也从阳明学说中吸取营养。他主张“于动处认本心”，顺应时势，发扬人的主观能动性，进行社会变革。他的《自警诗》说：“士苟得正而毙，何必明哲保身。不能见几而作，犹当杀身成仁。”倒幕维新运动的其他领导人，如吉田松阴的学生高杉晋作，“维新三杰”之一西乡隆盛等，也都是阳明学的信奉者。同时，学界成立了一些提倡和研究阳明学的学会和组织，出版了许多有关的书刊。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朝野震动，开始师法日本，探寻强国之道。阳明学说在日本维新中所起的作用，引起了中国人的注意。中国著名革命家章太炎说：“日本维新，亦由王学为其先驱。”梁启超也说：“日本维新之治，是心学之为用也。”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重视阳明学说，并由此形成昌明阳明学说的呼声。
一种情况是中国一些原本不讲心学的人，开始改变态度。唐文治早年就读于以讲习朴学而闻名的南菁书院，后任上海高等实业学堂监督，官至农工商部左侍郎。他在学术上由宗奉汉学、排斥心学，转变为肯定心学，源自到日本以后所受影响。他曾总结说：“两游东瀛，考其立国之本。游其书肆，览其书目，则为王学者不下数十百家，其数远过于吾国，为之舌撟首俯。又观其击剑之术，血流朱殷，为小技而不顾死，侠客之风，屹然山立。然后知彼之所以立国者，乃由侠而进于道义。阳明致良知之说，其深入于人心者，非偶然也。”后来，他编撰《阳明学发微》，阐释王学，提出以阳明学为救国之本的看法。湖南青年杨笃生，东渡日本后，因“慕阳明即知即行之旨，遂改名守仁”，并积极参加反满革命。郑孝胥游学日本后，对阳明心学也予以肯定：“日本士大夫多宗阳明，其功业树立皆足以自见于当代。独中国之巨公学子，犹持乡愿同流合污之术，以媚垂败之世也。”
另一种情况是那些本来就对心学较为喜爱的学者，受日本阳明学的影响，更加坚定了在中国提倡心学的信心。宋恕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见到日本人所办的《阳明学报》，了解到阳明学在日本复苏的情况。他鼓励弟子效仿日本，提倡心学，奋发图强。他给崇正书院出过这样的考题：“问：日本今有阳明学会，每月印行《阳明学报》以讲姚江之学。夫姚江何地？阳明何乡先觉？乃其书之表章、微学之扶振遐恃绝域志士，斯非乡人之巨耻欤！夫良知之说上接邾娄，下启梨洲，内圣外王之道尽焉，东墨西欧之治摄焉。故吾乡人不欲自强则已，苟欲自强，则必以继起彼都创阳明学会、学报为开宗明义第一章，诸君子岂有意乎？”汪精卫早年喜读《传习录》，留学日本后，“在神田书肆得王阳明杂志百余册”。他自称憎恶程、朱之琐碎、矫揉，钦慕阳明的光明正直，尤为服膺知行合一之说。宋教仁到日本后也购置了不少有关王学的书刊，如《王阳明全书》、《明儒学案》、《王阳明学提要》、《王学杂志》等等，并大量摘抄，认真研读。
阳明学说在日本复兴，进而激发了中国学者重视，援以为用。这再次表明，儒家学说在东亚国家同源共振，声气相通。也正是这种不同民族间的互动与交融，共同推动了儒学的发展变化。
经过数千年的流传，孔子及其学说已超越国界，成为东亚各民族共同的精神文化遗产。毋庸回避，东亚儒学有不同的层次和表现形态，甚至各国存在儒学、儒教等不同名称，但综合考量，并非天各一方，而是一衣带水，唇齿相依。儒家所提倡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立立人，己达达人”、“仁民爱物”、“民胞物与”，等等，已融入东亚各族人民的心中，成为共同的价值观念和伦理基石。在全球化浪潮和生态危机的冲击下，天人合一、和谐共生、中和位育等儒家智慧，不仅是东亚各国国际交往和文明对话的共有理念，而且是东亚国家贡献给人类世界文明的一笔宝贵财富。
（作者简介：张昭军，男，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东学与晚清中日文化交流的流向变化
史革新
中日两国都有源远流长的文明历史，两国人民相互学习、相互促进，共同创造了灿烂辉煌的东亚文明。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看，古代时期的中日两国文化交流，中国的文化输出相比日本说来多一些；日本主要通过学习、吸收中国的儒家文化而形成自己的民族文化。而到近代，中日两国都曾经共同面临西方列强的侵略，但是日本“开化”较早，成功地进行了明治维新，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而中国则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得不向日本学习。昔日的文化接收者后来成为文化输出者，中日文化交流的流向戏剧性地发生了逆转，这一重要历史现象值得关注。
一
中日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如果从东汉与倭国的交往算起，已经有二千多年的历史。不过在近代以前，日本一直以中国为师，吸收汉文化以为己用。对此，晚清学者黄遵宪说：
日本之习汉学，盖自应神时始。时阿直岐自百济来，帝使教太子莵道稚郎子以经典。……及通使隋唐，典章日备，教化益隆。逮夫大宝益崇斯文，自京师至于邦国，莫不有学。学必藏经典，才必为贡人。其教之之法，有《周易》、《尚书》、《周礼》、《仪礼》、《礼记》、《毛诗》、《春秋左氏传》之七经，而《孝经》、《论语》则令学者兼习。
中日文化交流的这种历史状况同样受到日本学者的重视，在他们的著述中得到反映。日本学者木宫泰彦先生《日中文化交流史》一书高度评价了中国文化对日本社会产生的积极影响。在谈到明清时期的中日文化交流时，他说：
侨居长崎的入籍明清人和他们的后裔给予日本文化的影响，已如上述。除此以外，来到日本的明清人对日本的儒学、诗文学、绘画、书法、医道、工艺等的发展做出贡献的还很多。其中给日本精神文化以最大影响的是明朝遗臣朱舜水。……凡当代的学者无不直接间接接受到他的感化，给日本儒学界以极大的影响。
当然，在步入近代之前，日本已经对西洋文化开始关注。早期在日本流传的西学被称为“兰学”，即因荷兰与日本有贸易关系而输入的西学。1774年，荷兰语版人体解剖学著作《解体新书》被译成日文，标志着“兰学”在日本的形成。一些兰学家提出“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的主张。
而到19世纪40—50年代，西方国家先后把侵略的触角分别伸向处于闭关状态的中国和日本，促使两国朝野人士反思应对之策。在19世纪60年代，中日两国差不多同时开始旨在学习西洋“长技”的改革运动，在中国被称为“洋务运动”，在日本则叫“明治维新”。中国的洋务运动奉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宗旨，其实质是“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用今天的话来说搞的是片面性的近代化改革，因而未能收到预期的效果，清政府企图通过这样的改革实现“富国强兵”的愿望落了空。而日本明治维新则以“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为口号，比较认真地实行学习西方的近代化改革。经过几十年的“维新”改革，日本比较顺利地摆脱了半殖民地危机，从封建社会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成为亚洲唯一独立自主的近代化国家。日本维新派“使日本成为军力强大、商业昌隆的大国”的梦想得以实现。面对日本发生的深刻变化，多数国人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前都处于麻木不仁的状态。人们不明白、不理解，或者说不愿了解东邻日本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这种变化对于中国的前途和未来意味着什么。甚至像李鸿章这样号称精通“夷务”的洋务派大员，对日本变革礼俗、舍旧图新，“模仿欧风一事，感到不解”。
当然，当时的中国也有少数有识之士意识到日本明治维新的深刻意义。黄遵宪著《日本国志》，盛赞日本自维新以来，“百度修明，规模较定，而以时更张者仍复不少”。薛福成则认为：“咸丰、同治以来，日本迫于外患，廓然更张，废群侯，尊一主，斥霸府，联邦交，百务并修，气象一新，慕效西法，罔遗余力。”他们的日本观显然高于一般国人一筹，只是在芸芸众生中仅为沧海之一粟，产生的社会影响微乎其微。
二
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标志着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也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场战争引起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空前加深了中国的民族危机。谭嗣同愤然写道：
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
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梁启超更是把中日甲午战败视为国人爱国救亡思想觉醒的新起点。他说：“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在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的刺激下，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代表的维新派及其他志士仁人痛定思痛，对中国战败的原因、国家今后的出路进行深刻检讨，开始用新的眼光看待中国与日本发生的变化。他们明确认识到，日本之所以在甲午战争中打败中国，关键在于它实行了比较认真的学习西方的社会改革——明治维新，走上了真正的富国强兵之路，值得中国借鉴。康有为表示：
日本一小岛夷耳，能变旧法，乃能灭我琉球，侵我大国，前车之辙，可以为鉴。
他在《上清帝第四书》中进一步强调：“日本蕞尔三岛，土地人民不能当中国之十一，近者其国王与其相三条实美改纪其政，国日富强，乃能灭我琉球，割我辽台。以土之大，不更化则削弱如此；以日之小，能更化则骤强如彼。岂非明效大验哉？”在变法高潮中，他还把自己写成的《日本变政考》进呈光绪帝，企望统治者能以日本明治维新为榜样，实行真正的变法改革。在康有为的影响下，维新派学习外国的眼界得到新的开拓，不仅要学习欧美，而且还要效法日本，一个学习、研究日本的热潮在中国知识阶层里开始涌动。一时间，鼓吹效法日本的言论文章在舆论界流行起来，如梁启超《日本国志后序》、《读日本书目志书后》、《记东侠》，唐才常《日本安政以来大事略述》、《论中国宜与英日联盟》，陈炽《中日之战六国皆失算论》、《英日宜竭力保中说》，康同薇《日本变法由游侠义愤考》，严复《日本宪法义解》等文章，都受到国人程度不同的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