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以来中国思想与东亚文化以及欧洲文化的关系
张涛
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不仅在内部各族文化的相互融合、相互渗透中得到了充分发展，而且在与包括东亚文化和欧洲文化在内的异域文化的接触、交流中汲取了多元营养。惟其如此，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始终能够保持着旺盛的态势，并以其强大的辐射力在世界文化交流中产生了巨大影响。
一
严格说来，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萌芽于殷周之际，其标志是《周易》六十四卦的产生。春秋战国时期，诸子蜂起，百家争鸣，老子、孔子、孙子、墨子等一批重要的思想家涌现出来，创立了道家、儒家、兵家、墨家等学派，大大推动了中国思想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贡献最为突出，后经子思、孟子、荀子的发扬光大而成为显学，其理论经典（六经和《论语》、《孝经》等）以及倡导的仁义学说、礼治思想与和谐精神影响最大。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过董仲舒改造和完善的儒家学说从此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统治思想和正统学术，但道家以及其他各家的思想作为一种支流或暗流，依然发挥着较为重要的作用。汉末，以老子和道家思想为根源的道教逐步形成，出现了《太平经》、《周易参同契》等道教经典。魏晋之时，会通道、儒的玄学兴起。其间外来的佛教思想又潜滋暗长，但传统的儒、道等思想又融入其中，使之本土化、民族化，至唐代相继形成了禅宗、天台宗、华严宗、净土宗等中国化的佛教学派。宋明时期，一批学人以开放的心态汲取佛、老思想，对传统儒学进行重构，形成了理学或称道学，其中分为程朱理学（朱子学）和陆王心学（阳明学）。清代又有朴学或者说汉学、考据学的兴起。
汉唐以降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发展，可以用儒（儒家或儒教）、释（佛教）、道（道教，也包括道家）三家及其相互争论、相互摄取、相互融会来加以概括，而这也是不断吸取外来成分并使自身获得无限生机的历程。正是在固守本土思想资源，对外来文化不断进行吸收、更生、创新的基础上，在与包括东亚文化、欧洲文化等异域文化进行吸纳——融合——反馈的文化互动中，日益彰显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蓬勃、强劲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二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对日本和朝鲜半岛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文化与东亚文化之间的交流日益深化和频繁。这突出体现在儒学和佛教两个方面，道教方面也有一定体现。
儒学方面。传说公元285年（日本应神天皇十六年），朝鲜半岛上的百济人王仁东渡日本，献奉《论语》10卷。而《论语》输入日本的可考、可确信的时间是在公元6世纪初的继体天皇时期。日本系统学习儒家经典和思想，是从6世纪开始的。600年（日本推古天皇八年），日本第一次派出遣隋使，当时统一、强大的隋帝国给日本使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604年（推古天皇十二年），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而对中国文化极为推崇的圣德太子推行新政，以儒学为中心，制定了《宪法十七条》，其中明确提倡“以和为贵”、“以礼为本”等儒家的伦理规范和施政方针。
701年至703年，日本文武天皇为了巩固儒学，参考唐代制度，制定了《大宝律令》，对儒学在国家教育中的地位、组织体制和教学内容都作了明确的规定。例如，在京师设大学，地方设国学，教授经学、书学、算学，把儒学作为贵族子弟在大学的必修课程，将《孝经》、《论语》、《礼记》等儒家经典列为大学的必读书目。由此，日本的教育制度也正式确立。奈良、平安时代，儒学更为昌盛。继唐玄宗加封孔子为文宣王之后，称德天皇敕封孔子为文宣王（公元768年），命各地祭祀。政府诏令每户人家必须藏有《孝经》一本，这就使儒学越出了上层社会，进入寻常百姓家，日本的儒学从此逐渐昌隆，日益成为用以维护社会稳定的教化手段。宋代以降，中国儒学发展的新形态——理学也传至日本，与中国的情形一样，朱熹和王阳明在日本儒学中有着相当大的影响，传至日本的朱子学、阳明学都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其中，朱子学更是成为官学，纳入学校教育体系，在各藩的学校中教授。应该说，日本儒学正是从中国儒学中吸取滋养，以中国儒学的发展为原动力，才得以逐步成长起来的。
佛教方面。学术界对中国佛教传入日本的具体时间说法不一，主要有“私传”和“公传”两种。“私传”说认为佛教在522年由中国人直接传入，即522年，南朝梁司马达等人到日本，结庵供奉佛像，是为佛教传入日本之始。而“公传”说则认为百济于552年将一批佛像、佛典以及幡盖等佛学用物为礼品敬呈日本钦明天皇，才是佛教传入日本之始。这一“公传”说为日本学术界所公认。虽然朝鲜半岛与日本的交往由来已久，朝鲜佛教自中国传入却有史为据，所以说日本佛教源于中国佛教，传去的佛教大都是中国本土化了的佛教，是没有问题的。需要指出的是，佛教能够在日本得以传播、展开，圣德太子功不可没。圣德太子制定《宪法十七条》，在尊儒的同时，尊奉高句丽僧人惠慈为师，倡导尊佛，要求臣民“笃敬三宝”（佛法僧）。推行新政过程中，圣德太子大力扶植佛教招纳僧人，兴建佛寺，营造佛像，兴隆佛法。他在派大礼小野妹子出使隋朝的同时，还派“沙门数十人”前去学习佛法。这些僧人入隋学习佛法，携带回大量经卷。此外，圣德太子还延请外籍高僧大德前往日本弘法，教化国民。相传圣德太子本人还撰有《三经义疏》，解释大乘佛教经典《胜鬘经》、《维摩经》、《法华经》。
圣德太子的这些举动，为日后佛教在日本更加顺利而广泛的传播，实现佛教的本土化、民族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唐朝中期，高僧鉴真为弘扬佛法东渡日本，前后六次出航，五次失败，双目失明，历尽艰辛，终于到达日本，后被尊奉为律宗祖师。1246年，大觉禅师兰溪道隆赴日，创建巨福山建长禅寺，日本始有禅寺之名。宋元时期，中国禅宗最有影响的两派——临济宗和曹洞宗都东传到了日本。应该讲，佛教发源于印度，却勃兴于中国的隋唐时期。中国佛教的众多宗派，在隋唐以后的近五六百年中，大部分流传到了日本。
道教方面。众所周知，东汉时期，中国的道教开始形成，历经魏晋南北朝以及唐宋这几个自身发展的关键阶段，通过融儒、佛入道，无论是在教义还是在戒规仪式方面都得到了进一步充实、完善。早在隋唐以前，中国的道教思想就已经传入日本。需要注意的是，日本固有的民族宗教“神道教”，大约在5至6世纪时才逐渐体系化，而其“神道”一词的得名却与中国的道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特别是成书于东汉时期的中国道教经典《太平经》，有多处提及“神道”一词。隋唐时期，日本派出的遣隋使、遣唐使除深入学习中国的儒学外，还学习了中国道教中的一些方术和神仙思想，并将众多的道教经典带回国内。发展到平安时代，日本的道教渐趋隆盛，其深层原因在于，当时日本不仅受苦受难的阶层需要精神上的解脱，就连贵族阶级也向往神仙世界，希冀长生不老，而中国的道教文化输逢其时，正好契合了人们的思想诉求。所以整个平安时代，道教在民间礼俗、文学创作特别是在医学医药领域，都给日本以深刻的影响。日本宇多天皇宽平年间，即889年至897年，藤原左世撰写《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其中就记载了《老子化胡经》、《抱朴子内编》、《神仙传》、《太上老君玄元皇帝圣化经》等众多道经经典。一些道教信仰如“庚申信仰”，在中国已经失传，但在日本民间则保留至今。
当一种异域文化输入本土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冲突、变异、融合的过程。就如同当初印度佛教进入中国，与中国的易、老、庄三玄相磨激荡，并最终发展成本土化的中国佛教一样。由中国传入的儒学以及佛教、道教，在日本同样经历了吸收、更生、创新的过程，而具有其独特的思想文化风格。
日本儒学自有其特色，绝不是中国儒学翻版。作为外来文化的中国儒家思想被吸纳到日本，也必然要经历一个排斥、分辨、选择、消化、淘汰的过程。然而，在这一过程中，作为接受主体的日本文化所固有的特色，以及当时日本社会发展所需要发挥的制约作用，决定了对中国儒学的选择、消化的取向。因此，日本儒学和中国儒学虽是同源，但经过日本本土化、民族化的改造，已经迥异于前，不能混为一谈。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是在不断吸收、溶化其他诸家思想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具有很强的包容能力。例如，董仲舒包容法家、阴阳家的思想，宋明理学吸收佛、道思想等，但中国儒学在外在形式上又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尤其是汉武帝以后的独尊儒术，罢黜百家，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的儒、佛、道之争，宋明理学的暗汲佛老却倡言排佛。即使在儒学内部，不同学派也不断展开论辩，争当正统，单是汉代经学的今、古文之争就足以说明问题，更不用说宋明时期的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之争了。
与中国儒学不同的是，日本儒学在发展的每一阶段，基本上能与其他思想流派共存。从日本早期儒学来看，当时传入日本的儒家典籍及其注释，主要属于中国南北朝的经学系统。对于风格不同的南朝经学和北朝经学，日本人一视同仁，无所偏重。而且，日本早期儒学也能与佛教及日本固有的神祗（神道）和谐共处。奈良、平安时代，几乎没有发生儒、佛、神道之间的思想对立，很难看到儒学对佛教和神道的严厉批判。只是到了江户时代，日本儒学者为了使儒学摆脱对佛教的依附，才致力于儒佛之辨，对佛教的出世主义进行批判，但不占据主流。日本儒学内部有不同的流派，虽然朱子学派在江户时代前期一度繁盛，但仍与其他学派如古学派、考证学派、折衷学派长期并存。在江户时代后期，才出现了“宽政异学之禁”，古学派衰落，阳明学代之而起。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儒者一般能够采取与本土神道共存、融和的姿态，主张神儒一致或神儒合一。当然，江户时代以前的神道诸流派固然吸收了儒学和佛教的理论，但毕竟保留了日本原有的神道思想。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神儒一致或神儒合一，也可以理解为日本儒学的思想文化特色。
中国佛教在日本经过长期的发展以后，逐渐实现了本土化。在镰仓时代，即1192年至1333年，先后形成了独特的佛教宗派：净土宗、真宗、时宗和日莲宗。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日本佛教在发展的过程中，又与日本古来的神道思想同化、融和，而产生了“本地垂迹”思想，即神佛本地下凡论。“本地垂迹”思想认为，神衹由佛法开悟而成为菩萨，为佛陀所化现。佛为神衹的本地，神衹是佛的垂迹（下凡），八幡神即阿弥陀佛，八幡大神也被称为八幡大菩萨。这样一来，佛教和神道之间就有了共同的范围，神道也就自然被纳入到了佛教的体系。于是，神像也雕成佛像的样子，神社也建成寺院的式样。特别是自平安时代以后，佛教和神道成为日本宗教思想的一个整体，形成了神道的宗教化。
道教传入日本的历史也较为久远，但在镰仓时代，由于佛教的极大兴盛而受到了冷落和压抑，无力自成一家，只能艰难地寻求发展。日本的神道、修验道、阴阳道、密教等本民族的信仰经过其早期发展，至镰仓时代已初具规模。受其影响，道教也自然地融入到了日本本土的宗教文化当中。
不容忽视的是，中国与朝鲜半岛的文化交往同样也是源远流长。与日本一样，朝鲜文化在受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影响、浸润的同时，亦与本土文化融合而独具魅力。
新罗在统一朝鲜后以唐代为典范，设置国学（后来改为大学监），将《论语》、《孝经》等儒家经典作为士子的必修课。唐玄宗曾有赐新罗王诗：“衣冠知奉礼，忠信识尊儒。”可见儒家文化对当时朝鲜半岛的文化有着较深的影响。而且，朝鲜半岛的儒学也时时步中国儒学发展之后尘。1289年，名儒安珦出使元朝，在元大都读到了新刊印的《朱子全书》，以其为孔孟儒学的正脉，于是将他手抄的朱熹著作和摹写的朱熹画像带回国内。之后，安珦以兴学养贤为己任，广泛传播朱子学，在他的推动下，朱子学逐渐被本土的知识阶层所了解。朝鲜的朱子学名儒们在消化吸收中国朱子学的基础上，力图与本国实际相结合，以重建社会秩序。特别是以郑道传为首的理学家，积极倡导用程朱理学指导社会改革，尤其强调王命思想和变化论的观点，为朝鲜李朝代替高丽王朝提供了思想依据。在郑道传等理学家的推动下，李朝自建国之初就以程朱理学作为制定内外方针政策的理论基石，从而确立了朱子学在李朝的官方学术和正统思想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