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丹1840年11月12日出生于巴黎拉丁区巴莱特三号一个普通的家庭里。父亲是警察局一位普通雇员，母亲是佣工出身的平民妇女。
童年的罗丹最热衷、最迷恋的就是趴在地上画图。父亲并没有想把儿子培养成一个画家或雕塑家，家里也似乎缺少一切培养艺术家的条件，甚至连画图的纸和笔都没有。小罗丹为了画画，总是千方百计地寻找一切可以用来画画的纸张和用来代替笔的木炭。他喜欢用黑色的木炭在洁白的纸张上留下清晰的痕迹，经常趴在地上或坐在餐桌旁笨拙或专心致志地画画，他画爷爷、画妈妈、画姐姐，画那些使他幼小的心灵感兴趣的一切事物。母亲性格温和懦弱，虽然她常常抱怨找不到引火用的废纸，却还是任凭罗丹把能用来画画的纸都画满了各式图画；而他的父亲一直希望罗丹将来能掌握一门手艺，过殷实的生活。
罗丹5岁时被父亲送到一所耶稣会的学校。罗丹讨厌背诵那些宗教教义的问答，对于算术他好像永远也弄不清楚，历史、文法课、拉丁文他也觉得很乏味，一切课程都引不起他丝毫的兴趣。因此，罗丹的功课一直很差，盛怒的父亲经常教训这个不争气的儿子。当一切惩罚都无济于事时，父亲决定给儿子换一个环境，便把这个脑子笨拙的儿子送到罗丹的伯父亚历山大主持的学校里。罗丹的伯父有着诺曼底人的那种充沛的精力，他对侄儿的教育充满了信心，他想方设法帮助侄儿弄懂那些拼字、作文以及拉丁文法，但收效甚微。这一方面由于罗丹的视力太差，他始终看不清黑板上的字，另一方面他的确把大部分才智都放在了绘画上，所以他的功课仍是几乎没有一门的成绩可以引为自豪的。有一次，罗丹上课时画画被老师发现，老师用戒尺狠狠地打他的手，致使他有一个星期不能握笔。当老师再次抓住他时，气恼地用鞭子代替戒尺将他抽了一顿。罗丹不仅不屈服，反而将老师也画成漫画，自得其乐。4年后，罗丹离开了他伯父的学校，回到家里，这时罗丹已经14岁了。
伯父对罗丹在他那儿4年的表现如何评价我们不得而知，但他一定认为侄儿不适合继续求学。罗丹回家后不久，父亲就把罗丹叫到面前，他显然已经对罗丹的学业失去了信心。他认为罗丹是一个不务正业的儿子，既然学习不行，就应该去工作。父子俩开始了一场真正的冲突，罗丹此时已认清自己所需的：就是要画画，这对他至关重要。冒着触犯父亲的风险，他明确讲出了自己的愿望：“我要学习画画。”父亲大怒，他绝不允许儿子作出这种愚蠢的选择。要知道，巴黎当时有几千个画家，他们大都穷困潦倒，父亲希望儿子能找一个正当的职业，能够安身立命。他不能让儿子走一条可能连自己都养活不起的道路。父亲的看法合情合理，他没有那么多深刻的洞察力和预见性，能发现儿子与众不同的内在潜质，他愿意按照生活中的一般规律和常识来判断儿子的前途。父亲就是父亲，不是伯乐，所以他坚决反对儿子的怪念头。罗丹比父亲更加坚定，更加固执，罗丹坚持说：“我必须学画画。”
罗丹的父亲同意罗丹去报考波提特设计学校，因为这是一所免费的寄宿制学校，专门造就美术实用人才。与其说这儿训练艺术家，不如说是训练制图员。父亲想：罗丹至少可以学习一门手艺，毕业后做一名雕刻师或木匠。
波提特设计学校的勒考克老师不仅是罗丹的启蒙老师，而且成了他终生的支持者和莫逆之交。刚开始，罗丹被光怪陆离的色彩所吸引，一心想当油画家，但这所免收学费的学校并不供给学生画布和颜料，罗丹家境贫穷，负担不了这笔开支。罗丹只好在教室走来走去，寻找别人丢弃的破旧的画布，拣废弃的颜料，但画画时最需要的常用颜料总是被挤得一干二净，没有必需的颜色，他连一幅素描都无法完成。正当罗丹绝望地想辍学时，勒考克老师觉得不能坐视一个才气纵横的学生断送前程，他告诉罗丹可先去学雕塑，因为这样不需用纸与笔，所需的粘土也不贵，颜料和画布他再去想办法。到了雕刻室后，罗丹很快对雕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觉得雕刻比绘画对他来说更合适。雕刻靠的是手的触觉，不像绘画靠的是视觉的艺术，因为他的视力并不好。他请求勒考克老师让他留在雕刻室学习，勒考克老师没有反对，但他仍提醒罗丹，雕刻是比绘画更费力不讨好的一种职业，是毫不赚钱的艺术，而且学习的时间要更长。事实正是如此，当时的法国，雕刻的地位还不如绘画，因为绘画还可以依靠私人的赞助和收藏，而雕刻作品是公众的艺术，只有政府和美术馆才会收买。
罗丹却从此迷恋上了粘土和石块，与雕刻结下了不解之缘。这段时期，上课、画画、塑模，几乎就是罗丹生活的全部。经过了刻苦勤奋的三年，罗丹觉得他已经有资格报考巴黎著名的美术专科学校了，便请勒考克老师推荐他参加考试，谁知他连考三次，都失败了。据说，这一方面是由于罗丹的雕塑风格不符合学院派的规范，另一方面由于罗丹是勒考克的学生，学院派宿敌的高足，是怎么考也考不进艺术学校大门的。因此，第三次考试结束时，监考老师在罗丹的名字旁写了一句：“此生毫无才能，继续报考，纯系浪费。”但是此事对罗丹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甚至感到作为雕塑家，他的生命结束了。
在以后的几年里，为了维持生活，罗丹曾从事过多种手工技艺，像做金银首饰、塑制模型、烧制陶瓷、当装饰工人，还有木匠、泥水匠，还给雕刻家当过助手。他说：“我就是这样学会了我职业中的一切本领。”
后来，他拜巴史为师，在剧院作装饰雕刻，为卢浮宫的长廊做装饰浮雕。此间，他和一个叫贝莉的年轻漂亮的缝纫女工相爱了，从此她忠实地为罗丹做着他需要的一切。
正如罗丹的父亲与老师勒考克甚至他本人所预料的那样，罗丹选择雕塑为自己的毕生事业后，的确是不停地和偏见、政府、美术馆作斗争。他的每一件大型作品像《青铜时代》、《塌鼻子的人》、《施礼者约翰》、《思想者》、《地狱之门》、《雨果纪念像》、《巴尔扎克纪念碑》等的展览都会引起轩然大波，讥讽、嘲笑、猜测、抨击如潮水一样袭来，令罗丹苦恼不堪。
他的《青铜时代》因为太像真人而被人怀疑是用人体浇铸而成的，流言不胫而走，后经报界渲染被广泛传播开来，直到罗丹在几位权威评审委员们面前当众雕塑《行走的人》，流言才被粉碎，罗丹才告别默默无闻，走向成功之道。他的《塌鼻子的人》曾因为造型太丑而遭受嘲笑；有人曾站在《雨果纪念像》前痛骂罗丹，因为他不能容忍伟大的文学家雨果竟被雕成裸体像；后来闻名于世的《思想者》惨遭攻击，被评论家斥责为“怪物”、“人猿”；《巴尔扎克纪念碑》被艺术界说成是个“雪人”、“大麻袋”、“丑八怪”、“神经错乱之作”，而且他刻画的巴尔扎克连手都没有，使观众不能接受。于是，巴黎市议会通过决议：禁止将《巴尔扎克纪念碑》立在市内的任何地方。他的朋友奔走呼吁，抗议这尊塑像所受的不公平待遇，并且组成专门的筹款委员会，由著名画家、作家、作曲家以及雕刻家联合签名，准备筹借3万法郎，买下《巴尔扎克纪念碑》，罗丹为朋友的义举深深感动，但他谢绝了朋友的好意，默默地将雕塑安置到自己牟峒的花园里。
因为罗丹的作品太过坦率真诚，毫不矫饰，因此常常得不到别人的认可而遭到订作人的拒绝。即使有时给友人造像，也常因过于直率而引起友人的不快。一直到罗丹声名远播，成为塑造大师，他的作品成了收藏品，成了许多人争购之物，贫穷才离开他。
罗丹一生忙于雕塑，无暇顾及父母，是贝莉像女儿一样无微不致地照顾着罗丹的父母，以至于他的父亲感动得在弥留之际对罗丹说：“你一定要娶贝莉为妻，她像我的女儿一样待我。”罗丹却在雕塑《地狱之门》时爱上了自己的秘书兼学生、美丽的卡密尔，两人曾一起坠入热恋，罗丹还曾以卡密尔为模特雕塑了《清晨》、《思》、《吻》、《虹之女神》，且都闻名于世。但卡密尔最终明白，罗丹不可能离开共患难的贝莉，只好一个人绝望地悄悄走开了，并拒绝接受罗丹提供的任何帮助，最后，卡密尔因伤心失望及精神不好而变疯了，再没有清醒过来。罗丹知道后百感交集，却无以表达，只说了一句：“法国已经失去了一个优秀的艺术家。”
1917年1月29日，在儿子奥古斯特50岁时，罗丹与贝莉才在地方长官主持下结婚，儿子充当证婚人。结婚仅两周，妻子贝莉便因病去世。病体虚弱的罗丹受不住这一沉重打击，也在不久与世长辞。
罗丹的一生是被人攻击和嘲讽，同时亦为人理解和支持的一生。但他始终以一种伟大的人格正确地面对这一切。罗丹一生攀登，并终于登上米开朗基罗之后的又一高峰。罗丹坚信：“艺术即感情。”他的全部作品都证明了这一观念，都深刻揭示了人类的丰富情感。以此而论，罗丹是最杰出的浪漫主义雕刻大师。然而，他的伟大还在于他的深刻思想：他没有浪漫派中容易见到的那些弊病，如肤浅的热情、空洞的夸张、虚假的内涵。他偏爱悲壮的主题，善于从残破中发掘出力与美。这使他的艺术具备博大精深的品格，既动人之情，又启人之思，使人们得以神游于心灵的波涛、生命的奥义、宇宙的玄远、创造的神奇。由此观之，罗丹又超越了浪漫主义，超越了门户派别，超越了时代和区域，成为历史星河中一颗璀璨的巨星。他同情底层劳动人民，热爱自己的祖国，将其毕生投入到对艺术执著追求和人生种种痛苦的苦苦思索中。他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创作了一种全新的艺术手法。他的作品所体现出的思想和精神魅力，永远带给人以深沉的美，启迪着人们不停地思考。
天才画家梵高
文森特·威廉·梵高（Vincent Willem Van Gogh，1853—1890），荷兰后期印象画派代表人物，是19世纪人类最杰出的艺术家之一。他热爱生活，但在生活中屡遭挫折，倍尝艰辛。他献身艺术，大胆创新，在广泛学习前辈画家伦勃朗等人的基础上，吸收印象派画家在色彩方面的经验，并受到东方艺术特别是日本版画的影响，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创作了许多洋溢着生活激情、富于人道主义精神的作品，表现了他心中的苦闷、哀伤、同情和希望，至今享誉世界。
梵高出生于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中学毕业后，他被送到海牙一家美术商店当学徒，不久他又先后来到巴黎总店和伦敦分店卖画。年仅16岁的梵高，就这样天天接触美术品，耳濡目染，认识和欣赏能力渐渐增强。可是这并没使他的工作受到赏识，得到认同。一次，一位有钱的妇人为自己的新居购画，她一边喋喋不休地胡乱发着议论，一边尽挑那些在梵高看来十分庸俗、低水平的画作，还自鸣得意地大声说：“瞧，我选的都挺不错吧！”“你即使闭上眼睛，也不会比现在挑得更糟了。”梵高忍不住顶了她一句。他觉得这位目空一切、浅薄无知的太太实在令人讨厌。那妇人听见此话，顿时大怒：“天哪！你不过是个乡巴佬而已！”店老板闻声赶来，训斥梵高不要毁了他的生意，警告他再不改过，便让他走人。梵高生气地打断老板的话，说：“怎能为了赚钱向这种愚蠢的人卖画？”“还有，为什么不懂艺术的人有资格到这儿来，而那些对优秀艺术真正有鉴赏力的穷人，却拿不出一个铜板去买张画挂在自己的墙上呢？”这件事发生后不久，他不辞而别，回到家里。
父亲希望儿子继承自己的职业，便说：“卖画不成，那你就学神学吧。”后来他在叔叔的劝说下于1877年考进阿姆斯特丹大学神学系预备部。可他不久又彷徨起来，他认为自己在神学系背诵枯燥的希腊文和拉丁文，对那些伸着双手的穷人并没什么帮助，于是他再一次不辞而别。不久，他出现在比利时皮森特牧师等几人组织的福音传道学校里，因为这儿只要他学习3个月就可得到一张合格证书，便可分配工作，那时他替上帝为穷人服务的愿望就可以实现了。可是事情并非那么简单，临毕业时，负责人对梵高说：“你宣讲时连话都讲不好，委员会认为你不够格给百姓传授教义，我遗憾地通知你，你没有合格地毕业，我们不能给你任命。”梵高惊呆了，伤心地跑了出来。后来他在皮森特牧师的帮助下，谋得了一个实习机会，并被告知，只要做得好便有机会转正。就这样，两天后，这位没有文凭的布道者登上了南下的火车。
可梵高来到比利时南部博里纳日矿区不久便感到了困惑，这里的人过得太悲惨了，自己来到这里并不能使这些悲惨的命运有丝毫的改观。此时，他平生第一次感到，他的宗教没有用处，他的“上帝”那么苍白无力。他把自己的内衣、袜子、外套、毯子、木床都分给了贫困的工人，整天忙着帮工人洗衣、煮饭，给人们治病，教会发给他的工资，也几乎被他分送光了。不久，这儿又发生了一次矿难。前来视查的牧师发现梵高狼狈不堪的样子，认为他有失牧师的身份，当即宣布解除他的任职，工资立刻停发。山穷水尽的梵高不禁感叹：上帝在哪儿？
在矿区百无聊赖的梵高整日在饥寒交迫中闲荡。一次，他从一个老矿工身上感到有一种什么东西打动了自己，自己一时也说不清，这种触动驱使他从口袋中翻出一截铅笔和一封家信，迅速地把那个迈着缓慢、沉重步伐，穿过黑色原野的身影画了下来。他觉得那上面的人物说出了他想说的一些话，而且还引发出自己一种不可遏止的冲动，就是要把印在头脑中的博里纳日人都画下来。从此，他又开始到矿工家去做访问了，不过，这次《圣经》被画纸和颜色笔取代。他画得仓促而潦草，勾勒着对每一个人物的第一印象，什么解剖学、透视学、比例问题等概念全然没有考虑，但落在纸上的就是博里纳日的矿工，这是谁也不会弄错的。他省悟到：自己是在怀念那久违的艺术世界了，也许自己已经走到了艺术殿堂的大门口？经济上的窘迫丝毫没有影响梵高心头的快乐和幸福感，虽然仰仗父亲及弟弟的钱来维持生活曾使他羞愧不堪，可现在他顾不得多想这些，只管画下去。
梵高一生中最为幸福的也许就是他有一个自身并不富裕的弟弟能终生地接济他。即便如此，生活还是时时将他压迫到生存的最低线，但他始终不改对艺术的痴迷与执著，他的一生也没有为改变贫穷的命运而稍稍偏离过既定的航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