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女士谈到私营纺织厂的女工培训： 我们先在东沟的训练所集中，男的一律剪成小平头，女的剪齐耳短发，然后每八个人分一组，选一个识几个字的当组长。我们第一批有四十八个人，分六个组，从此训练、吃饭都是分组进行。头三天，我们在东沟的一个小花园里军训，就和现在大学生的军训差不多，排队练习齐步走，组长叫口令，教官来演示如何向后转、立正、稍息，等等，教官大部分是老师，但也有个别是国民党军人。我们都是乡下人，列队行进都不会的，后来老师教教就会了，但两个崇明人大概听不懂，怎么也学不会，教官就用拇指粗的藤条往她们脚踝上抽，小姑娘眼泪水直流，阿拉吓得要死。吃饭也必须八个人一起，组长吹了哨子，大家才能动筷。当时号称有四菜一汤，两荤两素，但汤是黄豆芽汤，荤菜是黄芽菜炒肉丝之类，肉丝很少很少，主要是素菜。每个组只有一桶饭，是不能添的，那时我们年轻，都能吃两碗饭，但吃得慢的话，第二碗饭就盛不到了。
许多纺织女工都谈到车间的人事构成、厂门口的抄身制度、工厂的场景、罢工，等等，周女士谈到抗战后的美资企业，这些都是工业史的珍贵证言。
（二） 口述史可补文献未见的一面
由于夏衍的《包身工》选入中学课本，解放后出生的几代，都对日资企业有种刻板印象。然而，曾在日资企业工作的女工陈女士说： 那个厂没有夜班，所有工人都上常日班，每周工作六天，礼拜天休息，每天上下午各工作四个小时，早上是7：00到11：00，下午是12：00—16：30。上下午还各有十五分钟休息，到上午10点和下午2：45，机器都停掉，所有的工人、职员都到操场上活动一下，小姑娘跳跳绳或踢踢毽子，两个日本小姑娘也跟我们一起玩。工人、职员每天伙食自备，我一般中午就买个羌饼吃吃。工作期间上厕所也是允许的，我没看到上厕所的牌子。那个厂一般也不加班，说是下午4点半下班，但到4点钟厕所就满座了，小姑娘往往提早一点去洗脸擦口红，工头也不说的。
用陈女士的话来说，日本商人对她们并不坏，坏的是日本军人。
关于解放前的工头，过去的历史书有妖魔化的倾向，而蒋女士告诉我们： 我们车间总共有四个拿摩温，一日两班各有两个，带我们这班的阿盘阿姨人蛮好的，而另两个就很凶。阿拉娘也被工头打过，借口是说她犟头倔脑。我也被打过一次手心。一次，我刚换上粗纱，纱放得不对，结头便打不好，总领班周艇基奔过来，二话不说就命令，“手伸出来！”当即“啪啪啪”狠打几记。其实他人并不坏，只是做事极其认真，往往打完了才教你，当时就是这种风气，但起码我没看到打死人。周艇基有一定的文化水平，一手毛笔字写得非常漂亮，后来听说我喜欢读书，他还劝我练毛笔字，甚至说：“我来教你。”
周艇基解放后对工作仍然那么认真，“反右”时被作为恶霸抓进牢里，蒋女士觉得他挺冤枉的。
叶女士所讲黄色工会情形，恐怕也与我们所受到的历史教育不同： 1947年进厂不久，曾要我们去天蟾舞台开会，说是成立工会。我们老师蛮聪明的，跟他们说，开会可以的，但我们不参加工会。开会时总厂、二厂的人都去了，总厂的工人都参加工会，参加的人要填张表格，出一点钱买个徽章，再有两个人讲讲话，然后选几个理事就散会了。解放后把这个工会叫黄色工会，我们才知道会上发的是国民党徽章，参加工会就等于加入了国民党，因为我们老师的一句话，二厂没有国民党，职员没去开会也没有国民党，总厂的工人却全都是国民党，包括那些不识字的纺织女工。解放后这些人都要说清楚，工会里还有参加一贯道的，算是反革命，有一个人还坐牢了。“文革”时更倒霉了，他们的家属也倒霉了。有个小姐妹的妹妹在外地，因为姐姐是国民党，妹妹也被批斗了。特别是调到外厂去的人更说不清楚了。一个小姐妹因为比较会说话，当时被选为理事。解放后她调到外厂了，“文革”时被斗得要死。人家还来调查，我说她是1947年进厂的，理事也不是她要做的，是人家指定的。因为时间很短，总算是没到某条线，才过了关。所以“文革”时外头人说新光厂都是国民党，其实工人都是被强迫参加国民党的，而黄色工会里也有地下党的人。
个体的命运也许与普遍定论之间有些差异，但由于政治的需要，是否有的历史真相被扭曲了呢？
（三） 口述史对妇女史研究的特殊意义
上海职业女性为上海都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以来，上海女性的独立性是全国最强的，同时她们又是最具小女人特性的群体，其特殊性格独树一帜，亦使上海文化迥异于中国其他城市。
通过口述史的采访，不仅能看到口述者那一代的妇女生活，往往还可听到有关上两代妇女的描述。郑女士口中的旧式婆婆非常典型： 大家都说宁波阿婆厉害，果然是这样的。……在阿婆面前，我们夫妻都不敢互相说话，等到晚上回到自己房间里，才稍微聊聊。哪能像现在的年轻夫妻，可以在阿婆面前勾肩搭背，讲讲笑话，以前这是不可能发生，我们也绝对不敢做的。吃饭时先帮她盛好饭，她不坐下来，我们都不敢坐。年纪轻时我也很喜欢睡觉，但不管再晚，第二天天一亮，还是要先起来点火烧水，先泡好一杯茶，拿上楼给婆婆喝，然后她才起来刷牙洗脸。……（丈夫）一回到家，他先拿着箱子到我阿婆房间去，把箱子里的衣服一件一件拿出给她检查，目的是要告诉他娘，这回没偷偷给老婆买什么东西。阿婆看完还要假装大方，说一句：“噢哟，看什么啦，快拿回自己房间去。”其实，她老早就检查好了。晚上做儿子的还要在阿婆房间陪她聊聊天，直到阿婆说：“快回去睡觉吧。”这时还不能立刻起身，这句话起码要阿婆说两遍儿子才能走。
对X女士的访谈，获得关于松江妇女从事“顾绣”顾绣源于明代松江府顾名世家，顾家女性善于刺绣，是以名画为蓝本的“画绣”，以技法精湛、形式典雅、艺术性极高而著称，故人称“顾氏露香园绣”或简称“顾绣”。养家的证言。她说： 祖母姓虞，是个非常能干的女人，姑娘时就是松江“顾绣”的好手，她的父亲早死，下面还有一个弟弟，结婚前家里就靠她和妈妈给人绣花过日子，所以直到二十四岁还没结婚。当时人都是十几岁结婚的，二十多岁就算老姑娘了，只能嫁给我祖父做填房。……祖母有手艺，还会设计各种新奇的图案，周围邻居要办喜事，往往来找她帮忙绣花，她常常做到深夜，所以到我家以后也能靠手艺赚钱。后来我的小叔祖到龙门师范读书，曾祖父一时凑不够钱，只得向媳妇们借，我祖母还借钱给公公，可见她手里还是有点钱的。而且祖母在家里很有威信，许多人都怕她，大家族里吵架了要找她评理，有人不开心了也要找她诉说，她话不多，几句话就把事情解决了。
她的祖母是一位传统的女人，但在大家庭里有相当的地位，这应该与她有手艺能赚钱有关。文献证明，早在明清时期，女性从事棉布纺织所获得的收入，已在家庭收入中占相当重要的比例。对多名纺织女工的访问，更证明解放前技术高超的女工的确可养家，上海妇女在经济上的独立早见端倪，职业对女性意识的成长有重要意义。可见，上海女性特殊性格的形成，除外来文化影响之外，尚有历史的原因及本土的因素。只是由于种种原因，这篇稿子最终未能获得口述者的发表授权。
而另一方面，几乎所有的采访对象都提到传统的家政教育。向女士的父亲是大学教师，家中请有保姆，但她说： 我家虽可称为书香门第，但女孩子也受到一些家政教育。母亲并未强迫我们学，渐渐长大之后，为减轻母亲的劳动强度，我们跟着阿姨、母亲学。裁缝来家做衣服时，我和妹妹向顶会在旁边学着做，上高中之前，我就会做单旗袍了，从裁剪、缝制再到最后的熨烫，我做得还是蛮好的。这些小事情也让我们姊妹几个养成了良好的生活习惯。
上海女人的心灵手巧是公认的，这些口述者无论是教会学校学生还是名门闺秀都十分认同家政学习，从女工到大学教师都不认同“女强人”性格，而更重视家庭婚姻幸福，亦在不同程度上接受“贤妻良母”的概念。因而，本项目促使我思考传统因素与外来文化对于女性生涯的合力作用。
由于家务的重担几乎都是由女性承担的，所以她们更关心家庭的柴米油盐，除了知识妇女，她们未必了解重大的历史事件，而从自己的性别视角出发，妇女往往有别样的观察。几乎所有的口述者都提到抗战时上海的米荒，把她们的叙述联系起来，可知当时上海人要到乡下买米，市面上还发生抢米风潮。杨女士说：如果碰到日本兵，他们会用刺刀把袋子刺穿，让米全流光，所以也不能把米袋公然扛在肩上，要沿着河浜走小路去。他们每人做件夹马甲，上面留有口，买到米灌进马甲，再穿在身上，一次最多也只能背五六斤。和我一块长大的一个小姑娘也去背米，跑了很远路，只装回五升米。南顾家弄有一个妇女去背米，被日本兵拉进据点轮奸，出来时连路也走不动了，是别人把她背回来的。她男人是卖报纸的，对她大骂：“你为啥不去死？回来做啥！你还有面孔进来呀！”邻居看不惯，都打抱不平：“她是为啥这样的？还不是为了家里吗？”她男人这才算了，后来就糊里糊涂过日子。
她的回忆不仅见证了日本军人的强奸暴行，而且指出当时社会对被强奸者的歧视，这样的观察从未见于文献。从事本项目，促使笔者特别关注女性与男性视角的不同。
男女平等为我国的基本国策之一，但如何在职场真正实现男女平等尚有待努力，了解历史正为今天提供借鉴。上海开埠以后，妇女迅速从家中走向社会，成为中国最早的一批职业妇女，中国妇女走出中世纪的历程集中体现在上海妇女身上，深入剖析上海妇女对中国妇女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希望本项目能为妇女史研究增添一块小小的础石。
[美]唐纳德·里奇： 《大家来做口述史》，王芝芝、姚力译，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第6页。
司马迁： 《史记》卷九十三《韩信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第2631页。
王艳勤： 《中国口述史学研究》，《湖北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