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尔培路2号主要用作审讯，那里只有两间很小的牢房，一间男牢，一间女牢。第二天一早，我被送往劳尔登路（今襄阳北路）1号。劳尔登路1号是一幢花园洋房，也是中统的机关，就和普通住宅一样，门窗上连铁栅栏都没有，有些特务就住在里面。另一部分房间则用来充当监狱。特务又一次将我带到审讯室，这回突然换了一副面孔，温和地对我说：“你还年轻，何必这样呢？”他们试图骗我说出党的组织关系。当时我的眼镜被他们没收了，我说：“没有眼镜我睁不开眼睛，还有什么好说的？”特务打电话把我的眼镜送来了，拿到眼镜之后，我坚持说：“我只是一名教师，应该放我回去教书。”特务没办法，只能让我回监房，我扶着墙拖着受伤的双腿慢慢挪回去。
特务要到学校拿我的铺盖衣服，我也不找党内同志，就找总务主任办这些杂事。我被捕以后，王鼎成的处境陡然凶险，他一度住到校外，还不时叫他的侄子到外面看看风声。后来听说女师的同志也曾试图营救我，陈鹤琴先生以校长身份保本校的教师，陈鹤琴的媳妇蔡怡曾蔡怡曾（1922—1992），浙江吴兴人。1944年毕业于圣约翰大学。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被捕，在狱中受尽酷刑，后经营救出狱。解放后历任上海第二师范学校副校长、松江师范专科学校校长、杨浦中学校长、建设中学校长等职。也作过努力，她的父亲与国民党上层有关系，所以她曾想通过上层把我保出去，但都没有成功。蔡怡曾是女师的教师，也是地下党员，她为人非常好，在女师学生中有极高的威信。女师的学生还给我捐了许多食品，在大礼堂堆成了山，但送来的东西大都被特务扣留了，只交给我一个罐头。
曹舜琴和我关在同一个监室，由于怀有身孕，四十天后被保释。10月30日出去前她要给我带封信，我说：“好不容易坚持到现在，不能因为这点小事暴露。”她说她小姑的年龄和女师的女学生差不多，可以任意出入，绝对不会出事的，仍一定要为我带信。于是，我在一张很小很小的纸条上写了两句话：“我已经不是孩子了，懂得怎样做人，请放心。我的课务请人代理。”她把纸条缝在衣服里，后来交给王鼎成。这是我第一次从监狱向外传递消息。
卢志英卢志英（1906—1948），山东潍坊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多次以情报挽救中央苏区的红军。后参加长征，抗战以后在上海组建地下情报网，打入中统特务机关。1947年3月被捕，妻子、儿子也相继入狱。1948年12月27日，于南京雨花台遇害。烈士和夫人、孩子当时就关在这里，孩子大概只有九岁，但我们看不到他们。我们隔壁关着几个复旦大学的学生，我们把墙壁下方打通了一个小洞，在小纸条上写些消息，再用筷子把小纸条捅过去送过来，我们就这样相互鼓励。这些复旦大学的学生，他们可以到院子里放风，我们不能出去，但能看到他们，他们常朝着我们这边唱歌。我在那里待了四十天。在那里有一个专门抓人的王队长，他是苏州人，一个侄子来投奔他，就留在监狱当看守。小王觉得我们都是好人，所以也同情我们，他上班时就会对我们有些照顾。
随后特务又将我押送到蓬莱分局。蓬莱分局监狱是个口字形的二层小楼，天井四面一圈走廊，和一般的住宅不同，一间间牢房只有三面砖墙，面向走廊的那一面全是铁栅栏，门就开在铁栅栏上。夏天自然四面通风，但秋风一起就很冷了，冬天下大雪，雪花往往会飘到我们的被子上。二楼关着中统特务机关抓来的政治犯，大约有一百多人，由特务管；底层关押小偷等刑事犯，由蓬莱分局的警察管。因“富通事件”进来的人都被关在二楼，大家都席地而卧。中统特务并不经常来监狱，只有带人审问时才会过来。楼下看门的警察是个山东大汉，我们也不知道他的名字，每次那个山东看守大声唱起京戏，我们就知道准是特务来了，赶紧把违禁品藏起来。所以我们猜想他也是地下党，但解放后并未见到他，也不知到底如何。
入狱之后我从来没流过眼泪，到蓬莱分局和大家在一起，就更有信心了。外面的人很难想象我们的生活，实际上到了牢里反而什么都敢说，什么都敢做了。我们并没有消沉下去，一到晚上，特务都不在了，仅有几个警卫班的看守守着，我们就更活跃了，大家唱起歌来，看守大叫不许唱，但一个牢房安静了，别的牢房又唱起来，此起彼伏，十分热闹，外面禁止的革命歌曲这时也大声唱出来，来自新四军的同志还唱起《新四军军歌》。看守没办法，警卫班长来跟我们打招呼，求我们不要太闹。
我们利用各种机会获得外界消息。后来时间长了，警察和小特务也分化了。那里有一个做饭的陈师傅，上海人一般称“饭师傅”，他为人很好，干这一行也是迫于生计。我们托他到家里取东西取钱，多少给他一些报酬。他平时非常节省，远至杨浦、徐汇，他怕磨坏鞋子，把鞋子脱下来挟在腋下，赤着脚走来走去。我也托他找大姐和堂姐带东西，她们也会给我送点钱，有点钱可以买日用品，时间长了更加信任他，又让他帮忙买报纸杂志。每次送饭，“饭师傅”一边大声喊“开饭了”，一边把报纸迅速扔进牢房，我们立刻捡起藏好。我们牢房就我是知识分子，所以一般由我来读报，我先躲在牢房的后部仔细阅读，其他人在栅栏前望风，我一读完，立即将报纸搓成碎末扔进室内的大粪桶，然后再慢慢讲给难友们听。
这里牢房的特殊结构，自然方便看守管理，但也便于各牢房之间的联络。对面牢房的人在栅栏后做手势，我们能看得很清楚，也能看到楼下的情况，而且两间相邻牢房仅一墙之隔，里面的人从栅栏里伸出手把东西一推，就能传给隔壁。无论哪个牢房读到最新的报纸，好消息就会很快传遍各个牢房。我们发明了多种传递消息的渠道。当时法租界有个惯例，每天晚上都会定时停电，灯一黑，我们就将写有消息的纸条放在茶杯里，然后将茶杯推出去，隔壁牢房的人伸出手就能拿进去。每天早晨，我们可走到盥洗室洗漱，一般以牢房为单位分批放出。后来我们在盥洗室的墙上挖了一个小洞，将写有消息的纸条塞在里面，沿着走廊走过其他牢房时，做个手势或轻轻说一声，对方立即心领神会，轮到他们去盥洗室时便将纸条取走。
刚进来时我们还每天在墙上画“正”字来计算时间，后来时间一长，只能五天画一横，即按月算时间了。一年后的某天，苏麟阁跑到监狱大声说：“蔡怡曾也进来了！”我知道，他是讲给我听的。后来听说，他对蔡怡曾也说向顷如何如何，他是想扰乱我们的心理。但我在狱中没看到蔡怡曾，后来才听说，中统把原富通公司所在地也改为关人的监狱，苏麟阁就住在那里。
实际上特务并不对所有的被捕者动刑，被关的人也大部分没经受过，他们只对重点怀疑者施刑。有一个来自泰康食品厂的女工也曾经遭受种种酷刑，最后上老虎凳时受不了，承认了自己的党员身份，并交代了她的上级，她当时想这个上级已经撤退，以为讲出也是无害的。她交代以后并未得到释放，在牢里大家都对她蛮冷漠的，只有一个爱打小报告的警卫班长常与她叽叽咕咕，直到上海解放前夕她才被释放。她违反党的纪律，听说解放后被开除党籍，但她以后的命运就不得而知了。还有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子，不知道什么原因进来，特务让他在走廊上跑来跑去，没多久他就被放出去了。
我所在牢房的难友都很年轻，只有一个来自苏州的难友比我大，所以她们都叫我二姐。我们监室有几位难友是文盲或识字不多，我在监狱里常常教她们认字，解放军打到哪里了，我画个地图给她们讲解，实际也教了地理。后来这些人大都能写些简单的纸条传给家里，所以她们也挺感激的。有两个北方来的学生，释放时没有衣服，我把自己的旗袍也送给她们了。
这个监狱也曾组织过绝食斗争。1948年底，一位被捕的法商电车公司工人被监狱的向班长殴打致重伤，于是，党员发动大家以绝食方式抗议。我们约定： 哪个监室同意这个方案，便在该室门口挂一条毛巾。当然，也有人在观望，多数人同意绝食，观望的只能随大流。下午，一个接一个房间挂出毛巾，最后所有的门前都挂上了毛巾。当天傍晚饭送来了，所有的房间都没人去碰。看守害怕了，他们也怕特务怪罪下来，只得同意谈判。每个牢房派出两个代表，一共十几个代表，我也是代表之一。谈判在警卫室进行，我们提出三点要求： 第一，以后不准打人，并且为打伤的工人治伤；第二，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第三，撤走打人的向班长。最后看守接受了这些条件，不久，向班长也调走了。这次斗争的成功，坚定了党员的信念，对牢里的群众也是很好的教育： 无论在哪里，团结起来斗争，才能取得胜利。二楼还关押着几个来自苏北的药贩子，因为将药贩给解放区而被捕，他们很有钱，与一般政治犯不同，后来受到党员的教育，到释放时思想完全转变了。
“《文萃》三烈士”《文萃》为上海地下党主导出版的综合性刊物，为国统区进步人士的必读物。1947年7月，特务破获杂志的印刷所，陈子涛、骆何民、吴承德被捕。1948年12月27日陈子涛、骆何民与卢志英牺牲于南京雨花台。次年5月9日，吴承德于宁波南门外薛家山被害。也曾关在蓬莱分局监狱。1948年底，原来的看守突然被调走，换成来自北方的人。一个深夜，特务们闯进监狱将他们带走，大家知道凶多吉少，都起来为他们送行，他们隔着铁栅栏和我们一一握手告别，此情此景令人终生难忘。
受“富通事件”牵连的人后来通过各种途径被释放。陈南如靠家里出钱，也较早地得到保释。后来中统特务将秘密抓捕的政治犯集中在一起，腾空一部分牢房，又关进所谓“特刑庭犯人”，即公开逮捕的政治犯，王孝和王孝和（1924—1948），浙江鄞县人。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受党派遣进入杨树浦发电厂工作。1948年4月因领导罢工被捕，同年9月30日，于提篮桥监狱被枪杀。、秦鸿钧秦鸿钧（1911—1949），山东沂南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受党委派在上海建立秘密电台。1949年3月17日与妻子韩慧如一同被捕，5月7日在浦东戚家庙从容就义。烈士也曾被关押在对面，先后被公开宣判杀害，他们都是大白天被押出去的。
几天后我被带到审讯室，一个大特务对我说：“现在接到通知，允许你写一封家信。”我当然不相信，说：“你们把我关了这么久，关到现在还不知道我犯了什么罪，没什么好写的。”特务威胁说：“你不写呀，你自己负责喽！‘文萃案’的三个人已经被枪毙了，你马上就和他们一样。”这时我才知道三烈士已经殉难，我说：“你们根本不讲理，我还有什么好说的？”一直到中午我还是没有写任何东西，他们都去吃饭了，回来后特务不怀好意地问：“中午吃过了？”我说：“吃过了。”又问：“吃了多少？”我知道他言下之意是： 死到临头了，你还有心情吃饭？我淡淡地看看他，说：“照样。”特务们没办法，又把我放回监狱了。
这个大特务的名字我已经忘记了，操上海口音，大约三十多岁的样子。他的身份十分特殊，最初在外面冒充地下党，企图打入组织，后来他在亚伟速记发展了两个“党员”，那两人被捕后，他还撒谎说： 自己也是被逮捕入狱的，因为承认了地下党身份才获得自由，企图引诱被捕者交代。直到有人看见他参与审讯，这才揭穿他的双重身份。解放后他也被公判处决了。
1949年2月，国民党看到了他们的末日，中统特务又将我与另外五个人带回亚尔培路2号关押，曾一度想把我们带到厦门。为防止逃跑，男的难友都被剃光头发，只留下后面一撮。过了两个月，大约是4月解放军快渡江之时，国民党特务内部也乱起来了，他们天天都在开会，争先恐后地准备逃跑。一天，一个小特务讲给我们听：“今朝狠的，开会时把手枪都拍在桌上了，每个人都抢着要走。”中统无力将我们带走，特务只能把我们六人再送回蓬莱分局。送走前一个特务说：“让伊拉吃吃生活。”他们什么也不问，就把我们一个个拉去上电刑，可能只是为了出出气。我也被拉上去，在一张椅子的扶手上有几根电线，手被绑在椅子的扶手上，一通电，我就昏过去了，又被他们弄醒，再次通电，又昏了过去。第四位同志上刑时，电椅坏了，所以后面两位同志得以幸免。
回到蓬莱分局的监狱，开始陆陆续续放人，因“富通事件”被捕的其他人都放出了，牢里只剩下因“申新九厂罢工”进来的人。中统又一度打算让军统特务来接管，为此，上海军统头子毛人凤曾来蓬莱分局查看，他上来兜了一圈，指着牢房嘲笑说：“你们都是马克思啊？”事后我们向看守打听，才知道他的来意，而中统与军统本来就有矛盾，这时军统自然气不打一处来，认为抓人时你们要抢功，现在要逃跑了就想扔包袱，结果军统说我们也不要。后来特务不再出现，只有一个警卫兵守着大门，再过些时，看守也不来了，只剩下“饭师傅”来送送饭。
1949年5月6日出狱当天所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