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没想到，一个星期之后，我却在小花园里，看见她和一个高高大大的男生，手拉手亲热的散步。当时，我有如棒击，她不是说不谈恋爱吗，但眼前的如何解释？不喜欢我就直说吗，又何必骗我？既然骗我，又何必这么容易戳破？
我呆呆地立在原地，突然发现自己是那么的无足轻重。原来人家根本就看不上我，我什么都不是。以前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自尊和自信，在那一刹那，灰飞烟灭。整个天空变得灰暗，我觉得自己的头“嗡嗡”的直响。我都不知怎么回的宿舍，一回去，就扎在床上，痛苦难当。
我没想到自己还没恋爱，却已尝到失恋的痛苦。没想到，痛苦的还在后面，我突然发现自己又有强迫动作了，当大脑一出现“郑丽”的名字，我就会轻轻地扇自己三个耳光，同时心里默念着“我算什么东西”，如果不扇，不念，就会感到非常恐惧，有如大难临头。
同时，强迫观念和意向也进一步加重。我会在大脑里一遍遍的思考，为什么人要吃饭，或者为什么一加一等于二却不等于三。我明知这种问题毫无意义，但还是忍不住的会想，想到脑袋发胀，还是停不下来。
另外，我一看到词语，大脑就会立即出现它的反义词。一看到“好人”，就立马想到“坏人”，一看到“天晴”，就立马想到“下雨”。对立思维相当的严重，这直接导致我几乎无法学习，形同废人。
当然，这一切，全都是我的心理感受。在同学眼里，我依然是那个安静内向的男生，但没人知道我的内心，正在承受着怎样的煎熬。
晚上自习的时候，我常常坐在最后，看着前面一排排的学生，在明亮的灯光下，静静地看书写字。那一刻，我羡慕的要死。我终于明白，不能这样下去了，否则，只有崩溃。
我必须去看病了。于是，在大一下学期，一个明媚的下午，我走进了校医院。当班的是一位老医生，大概六十多岁，慈眉善目。我把病历本交给他，然后详细地讲述了我的病情。
老医生听完，无限爱怜地看着我，同学，我敢肯定，你得的是强迫症，但学校治不了，你还是去郑州市第八医院吧，那儿专门治各种精神疾病。
我茫然地点点头，然后老医生又接着说道，一会，我再给你写张条子。因为八院不属于定点医院，本来不能享受报销优惠。但看得出，你家境并不宽裕，到时候，拿着我的条子，能报点就报点吧。另外，精神方面的疾病最难治，要有个思想准备。当然，也不要害怕，一定能治好的。
我很感激地看着老医生，与其素昧平生，却如此帮我，真让人感动。多年之后，我一直想回母校看看，尤其是看看这位老医生。不知老人家是否还在，是否还记得受其恩惠的我？
老医生写好了条子，一边递给我一边说，明天可以坐校车去，他们会经过八院，给司机说一下就行了。
我感激的朝老医生点点头，然后出了校医院，心里面一下子亮堂多了，感觉生活又充满了希望。不过，不知道看病要花多少钱，我身上只有一百多块，不知道够不够。
回到宿舍，舍友小涛正在看书。小涛，为人善良真诚，豪爽仗义，是我大学里最好的朋友。也正是由小涛开始，我才终于打破了高中时形成的，对朋友一词的厌恶与恐惧，重新亲切起来。我曾经给他说过我得强迫症的事，他虽然不懂，但仍热心地去图书馆，找来很多这方面的书籍，希望对我有所帮助。
我一进来，就说道，“小涛，我明天去治强迫症了。”
小涛放下书，急切地问道，“去哪看？”
“第八医院，坐校车去。”
“钱够不够，我身上还剩下八十块钱，卡里还有二百，你要用的话，我都取出来”。
我心里一热。要知道，小涛也是农村的，家里很困难，连他的学费都是借来的，平常吃饭穿衣都很俭省，我怎忍心借他的钱。我忙拒绝，但小涛说，看病要紧，多带点，以防万一。说着，硬塞到我手里。我眼圈一红，直到现在，想起此事，心里仍热乎乎的。人这一辈子，能交到这样的朋友，也不算白活了。
第二天上午，我写了张请假条，托小涛交给老师，然后就去找校车。我们学校有两个校区，一个在郑州市区，是老校区。后来响应国家号召，拼命扩招，老校区不堪重负，于是又在新郑郊区，盖了新校区。学校周围，荒草漫坡，很是荒凉。所以，学校专门开了班车，供老师和学生使用。
我找到校车，里面只有不多的几个人，司机正在百无聊赖的抽烟。我上去之后，对司机说道，师傅，到八院的时候，停一下。司机很迷惑，八院？郑州还有八院？前排一个人笑道，八院，不就是精神病院嘛，就在航海路边上。噢，司机恍然大悟，上下看了我几眼，同时很鄙夷的嘟囔着，哼，精神病院。
我的脸刷一下就红了，感觉我就是精神病一样。事实上，我确实是，但我也不希望在这么多人面前，公开暴露。因为，我深深地明白，精神疾病在中国是怎样的被歧视，不说别的，单看这些人的反应就知道了。中国人在两个方面最为遮掩，性与精神病，却没想到，这两个方面出的问题最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