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是在哪儿！”他如梦初醒地说。
“是你在看路啊，纸条在你手上，上面写着什么？”
“青城公路，前两个路口我看见路牌上标记过。”他戴起老花眼镜看看纸条，又摘下抬眼望望面前空荡荡的公路。
“前两个路口？”
“可能还更早些。”
“你为什么不叫我！”我叫起来，他却目瞪口呆地望着我，好像是我的错。我问他那条路名标记的位置，他先说是横向的，继而又迟疑地说是得往西转弯。他拼命思索着，突然两手一摊，一副大难临头的样子，失控地大叫大嚷起来，“我们要迟到了。你怎么搞的，天哪，我们怎么能在今天这样的日子迟到！”
“我们不会迟到。我们提前两个小时出门不就是为了这些麻烦么。”我说。
“太不像话了，我们太不像话了！”他像是没有听见似地在副驾驶位上焦虑地扭动身体。我被他弄得心烦意乱，不得不把车子在路边停下。这儿树木稀少，只有巨大的土方车卷着尘土碾压着地面从我们身边掠过。天才擦亮我们就出门了，在这样的公路上开了将近一个小时。那鬼地方太远了，根本不是平时会去到的地方。车里没有导航仪，所以我把路线抄写在纸上。有一段时间，他一动不动，我以为他睡着了，可是我从后视镜里转眼看他，他睁着温柔潮湿的眼睛，却仿佛只是盯着车窗上鸟屎的痕迹。他就是这样错过了那个要转弯的路口，或许还不止一个。
这会儿他机械地拉着车门，失魂落魄，甚至都忘记车门是锁着的。
“你要干嘛？”我拽住他。
“我得去问路。我们不能在这儿干等，等什么呢？大家都已经在来的路上了，他们会怎么说？我们不能迟到。”他重复着。自从他耳朵不好了，他说话的声音就越发响亮，试图拉着整个世界与他一起沉向深海。
周围非常荒凉，有一间拉面铺子和一间修车摊。几个男人摊着手脚面无表情地坐在长凳上。他砰的一声撞上车门，像是在重申都是我的错。我透过车窗看到他大声向那些男人问路，他们懒懒抬眼，他则肩膀耸动，手臂挥舞。尽管背对着我，我都能够想象他的眉头挤在一起，因为着急而几乎要口吃起来。然后他掏出电话来不知是打给谁，他低着头朝我走来，帽子压得很低，一脚踏进马路边的水坑里也毫不自知。
我很快从储物盒乱糟糟的停车发票，报纸和一些过期罚款单据里翻找到一张地图来。这些都是被他忘记的物件。就连这辆车也是他不要了的，硬塞给我，直接开到我家里来。他忘记我已经有辆车了，在停车场里被人从屁股后面撞了个凹坑还始终没有愿意去修。我自己的麻烦已经应接不暇，还理所当然得要接手他的烂摊子。
我从地图上找到路，打开车门叫他，他站在路肩上讲电话，我不得不叫得更大声些，探出半个身体去。爸爸，爸爸！我这么大叫。他才迟疑着看到我。他再次坐回到车里，太阳已经完整地升起来，从干燥的路面扑来热浪。我发动了两次，两次熄火。
“这破车。操。”我说。
“你的技术总是不过硬。”他说，又补充，“你总以为生活很容易。”
“你应该卖掉它，这才是真的。”我说。
“我不想再折腾了，我都交给你了，就是我不想再管了。”他干脆闭上眼睛，他在经历过那场官司以后就是这副听天由命的模样，他变得软弱，任人宰割。
我无心把话题扯得那么远。等到我们再次上路，我摇开车窗。天哪，太想抽根烟了。我不禁摸摸口袋，我们出门太早，我什么都没有带上。
我们提前到了一个小时，灵堂的门还没有打开。于是我们在门口的桌子上把昨晚买的白色菊花一朵朵摆好。一共有四十朵，还有四十块叠好的黑纱。我想大概不会有那么多人来，我们没有什么亲戚，大家都在陆续死去或者离开，我们不再像是父女，倒像是被命运绑在一起的孤儿。
而爷爷在医院里住了几乎六年，他过去的朋友和同事都死在了他前头。但是每个死讯都被我们拦截，从未有人告诉他。我们有过悲伤的时候，那是很多年前，那会儿，他刚刚得****癌，我们都以为他很快会死，而他的生命力太弱，弱到癌细胞都无法生长。最后的一年他几乎没有意识，于是我们不再经常去看望他。一个月前，我最后一次看到活着的他。病房里所有的老人都昏睡着，没有其他人，我用手指碰碰他，以为他会没有反应，但是他的脸上露出一种痛苦的神情，一瞬而过。我为了再确认一次，揉搓了他的手臂，这回我能确定，他能感觉的疼，而且一定是非常剧烈的疼才能让他露出一个能在脸上滞留一秒的神情。
我没把这些事情告诉过爸爸，在最后的几个月里他被官司拖得筋疲力竭，那会儿他还没有放弃。他很久没有去医院，也没有人怪他，反正我不会怪他。
“几点了？”现在我问他。
“还有半个小时。应该有人来了，这儿可不好找。”他说，又有些犹豫不决。我们俩并排靠在门口一张小桌前，望着外面。外面空荡荡的，目光所及处是些常青的松柏和焚烧锡箔以后缭绕的烟。而看不见的地方传来隐约的哭声，木鱼声，以及和尚吟诵经文声。
“待会儿我们用得着锡箔么。”我突然想起来问他。
“上次我们用了么？”他茫然地缓过神来，我们俩互相盯着对方看了一会儿。
“上回我们一起烧了妈妈的衣服，其实我记不清了。”我说。
“太久了，快二十年了。”他说，摇摇头。我妈妈曾有个庞大的家族，她去世的时候我的阿姨舅舅们蜂拥而来，包揽一切大小琐事，落葬时用的锡箔，每个人都折了，烧了特别长的时间，换了好几趟铅桶，才彻底烧完。也是这样的时节，过了黄梅天就是暑假，他们觉得爸爸没有办法照顾好我，之后的暑假把我轮流接到各自家里去过。我总是提着一只大包，里面塞着他们给我买的零食和衣服。在暑假的末尾，一个阿姨带我与她的家人坐轮船去厦门。我在出发前用公用电话打给爸爸，但是他不在家，我等了一会儿，电话亭的人又去叫了一次，他还是不在家。没错，就是从那个时刻起，我们变成了孤儿。
“还是去买点吧。”我说。
“那你在这儿等着。时间差不多了，他们应该把花圈都送来了。”他说着就匆匆走了。我看着他向前走出一段路，茫然无措地向右拐了个弯。我不由想，像他这样的人，果然是无法应对这些年来强加于他头上的琐事。
我独自待着，感觉不到丝毫悲伤，只有些疲惫，这种无休无止的漫长感始终折磨着我。我真的很久很久很久很久没有觉得生活是容易的。很快就有工人搬来花圈，并且打开灵堂的门。他们向我询问了花圈排列的顺序，之后就不再抬眼看我，旁若无人又极其熟练地把花圈摆放起来。我琢磨着他们脸上的神情，恰如其分，没有神情。他们是如何做到的。我要如何学习。
爷爷死的那天，我与爸爸站在医院的走廊里。他在跟他的妹妹打长途电话。我们隔开两扇转角窗户的距离站着，我看着对面立体停车场的白茫茫的灯，有时候能听到他在说什么，有时候听不到。但是他的语气平平静静的，他问她是否回来，她的意思大概是不回来了。电话那头絮叨地说着，他就嗯，嗯。嗯，嗯。
我这么想着的时候，走来一个中年男人。虽然是很热的天气，但他竟然认真穿着松垮的灰色西装，可糟糕了，汗水正不断从他的额头淌下来。他站在门口，犹豫不决地看着我。因为彼此认不出对方，我们都有些尴尬。但毫无疑问他是来参加葬礼的，某位不太见着的远房叔叔，因为我们的脸上都挂着属于这个家族的特征，两道法令纹。这使我们在笑起来的时候显得格外真诚，但大部分时间，我们是不笑的，于是就有种深厚的忧虑感。
就在他迟疑着要开口时，我举起桌上的黑纱迎了上去。他拘谨坏了，也说不出节哀顺变这样的话来。不过现在好了，我们不需要这样打招呼。我用别针替他把黑纱别上去，他的西装有些厚，我着实费了些力气。
“你是那位当空姐的？”他小心翼翼地问我。
“不是。”他说的是我一位隔了几层关系的堂妹。
“哦，对。我在飞机上遇见过她一次，她为我升了舱。”他讪讪说，“你要原谅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人，年轻女孩看起来总是差不多。”
“没事。”我说。
“你姑姑还好么？她从加拿大回来了么？”他又干巴巴地问。
“她不回来了。露希上个星期生了孩子，她得看着。”
“哦，露希是她大女儿？”
“嗯。”
“那可真不错。那可真不错。”
“她回来一次不容易，她在唐人街上还有间海鲜铺。”我不知怎么地继续为她开解，其实自从我妈妈去世后也就再也没有见过她，所以与其说是在为她开解，不如说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冷漠开解。
“她真不容易，她吃过最多的苦。”
“没错。”
“你爸爸也很苦，但是他人太好了，他们兄妹俩的性格稍微调剂一下就好了。你说是么？”他看着我，我知道他想要谈起爸爸的官司。谁都关心这场官司，尽管我们并没有特意跟人提起过这些。可是谁叫他之前过过一段时间的好日子。就是在那段好日子里，他买下现在那辆不要了的雪弗莱轿车，耗油，笨重。当然还有更多其他东西，像是在地域偏僻处的一间大房子，他没能要回来。他与前妻做了一段时间斗争。“他才不是对手。”他们在背后议论时都是这样说的，没错，他才不是对手。最后他输掉了大部分，剩下一小部分他也就不要了。他在六十多岁的时候再次变成一个两手空空的人。
所幸这时爸爸提着两袋黄纸装着的锡箔回来了，见到已经有人来了，他慌张地把东西搁在一旁，大步走上前来招呼。他们在互相握着手，拍着肩膀的瞬间，彼此间都狠狠地试图挖出些悲伤情绪来，可是真的很难。对那位男人来说，无非是要来走一个不得不走的过场。而对我们这样长时间浸润于此的人来说，早就已经不愿意再对这些表现出丝毫的大惊小怪。
很快就来了越来越多的人。在几个回合之后，我们俩的配合默契起来，我为每位来客贴上黑纱，爸爸则递过来一朵白菊。他们都拍拍他的后背，寒暄两句，然后把目光疑惑地落在我身上，想要从记忆里搜索出有关我的只言片语。可是这些年间在我身上没有任何值得记忆的事情发生，没有婚讯，没有病痛，没有工作更迭。我都为他们觉得为难起来。
不过在我们与他们打过短暂的招呼以后，他们便自己在房间里散开，聚拢成一小簇一小簇。他们在小心翼翼的压抑里轻声交谈了一会儿，彼此察言观色，在脸上选择合适的神情。而那副挂上去的神情终究是不对的，像是做错事情被当场抓住的尴尬。不过这也只持续了片刻。他们很快又放松警惕，纷纷开怀，交换起栩栩如生的生活琐事。他们空站着，也没有酒杯，也没有食物，但我却几乎能听到觥觞交错的声响。这些微弱的热闹缓解了我们的不安，我们都为自己不用担当主角而感到庆幸。一位阿姨甚至为昨晚那把输掉的麻将而重重地拍打起大腿。
而我突然意识到，他们并不愿意与我们讲话，甚至竭力地避免眼神接触。倒也不是因为怕沾染到晦气，而是我俩的脸上不免都摆出一副遗世独立的倒霉模样。在世间可被用来作为谈资的一切我们都没有。我的爸爸还做出些过努力，而我早早放弃。他们都是普普通通的好人，心思善良，安居乐业，用这种方式让我们不要太难过。
这之后，整个追悼会的过程都按部就班地进行。爸爸作为长子和唯一在场的儿子念了悼词。悼词非常长，他念得非常生硬。那几位穿了西装的中年人始终在抹汗，我从心里乞求他快点念完，我想其他人都快要站不下去了。
然后女眷们开始哭，她们捏着手绢或者纸巾的一角，哭一会，彼此打量一会儿。那位早到的叔叔，他的眼圈竟然也红了，我甚至觉得这些都是发自内心的。并不一定是悲伤，也可能是哀悯。
不知道是谁提出把花圈上的花都摘下来撒进棺木里，于是本来站着的人盲目地转向两旁的花圈。那些百合，菊花，玫瑰被纷纷摘下来。又有人招呼了一声说把花梗都摘掉，大家就又笨拙地站在原地，摘着花梗。来来回回的，我也在其间，把花朵撒进棺木，再从花圈上摘下更多的花来。大家的心都因为这个动作而变得有些柔软，我在几次转身间都看到爸爸，他也在人群中重复相同的动作，我们有时候在同一个花篮前遇见，也没有交谈。没有人在交谈。不一会儿又不知道谁把眼泪浇在我爷爷的脸上，大家又惊呼起来，糟了，糟了。这会儿整个棺木都被花覆盖了，只能看到一张脸，脸也像是假的，抹了一层蜡。他们把我爸爸推到最前面，递给他纸巾，他被动地去擦拭眼泪。我觉得自己有些原谅他了，反正我也已经想不起来恨过他什么。
棺木被推到后面小间准备运往火葬场的时候，我走出灵堂，只想在外面站一会儿的，结果却循着远处做法事的木鱼与吟诵的声音走去。在松柏间走过一队土色衣衫的和尚，很快消失在一道帘子里。
而一辆接驳车的旁边站着两个正在抽烟的工人，就是刚才搬花圈的那两位。他们正在休息，工作服的扣子解开着，腆着肚子，地上放着两瓶刚刚打开的矿泉水，冒着凉气。他们脸上依旧没有表情，好像生就如此，却有种真正的松弛感，连同时间也被冲淡了。木鱼的声音停了一会儿，涌起一股烧锡箔的黑烟。于是我决定去问他们要根烟。
我摸摸口袋，没有硬币，便给了他们五块钱。他们把钱收下了，然后把剩下半盒的烟一股脑儿交在我手上。
“我只要一根就成。多了浪费。”我把烟盒递了回去。
“这烟糟透了，呛喉咙。”其中一个说，他接过烟盒，又不好意思似地从里面拿出三根来塞在我手里。我没有再推让，就塞进包里。走出两步后，我又想起来转头去问他们借火。他俩推搡着，被推到我跟前的那个勉勉强强地为我点火。他俩不知是为了什么按捺不住想笑，最后旁边站着的那个嘿嘿地笑出声来。我不免看了他一眼，但他没有看着我，哪怕他都笑出了声，脸上却依然没有神情。
等我再次回到灵堂的时候，人已经散去大半，地上都是被摘下来的花梗，揉碎的花瓣散发着香气，被洗劫过的花圈架子七倒八歪地横在地上。打扫卫生的是另外一个中年女人，戴着口罩，拿着一只兜着风的大垃圾袋。她叫住我，让我把花圈上的挽联都收起来。
“等会儿带出去烧掉。”她发号施令地说。
“带去哪里？”
“那儿，那儿。”她用力指着一个方向。
最后我在烧火盆旁边找到爸爸。他手里还是拎着那两袋尚未拆开的锡箔，我的手臂上则垂挂着所有写着名字的白色挽联。我们把这些东西都扔进火盆里，然后他叫我从火盆上跨过去。于是我们又一前一后从跨过火盆。
“完事了？”我问他。
“好像是。”他看着我，心里显然也不是很确定，“他们问要不要跟着去火葬场。其实我还在附近酒店里备了两桌豆腐饭，但是他们都散了。”
我看看四周，他们真的都散了，再看看爸爸，他也与我一样松了口气。
于是我们一起往地下停车场走去，他跟在我身后，我不时转头看他，他把西装脱了，黑纱耷拉着，走得非常不情愿。快点啊。我催促他，他又是迟疑地看看我，并不把脚步加快。我有点急躁，想要大声对他说话。他有时候会犯浑，但他面对我反而温柔和软弱起来。
停车场里有冷风从四面八方吹过来，偶尔有一些身材高大，穿着黑色制服的工作人员走过，大部分是年轻的男人。我花了会时间在狭窄的车道里调头，顺着出口的标志一路往那儿扎下去，直到前面无路可走，而那个出口的标志也不见了。
“你怎么把车开到这儿来了？”他大叫起来，这回简直歇斯底里。
“我顺着出口标志在开，你看到的。”
“可是你看看，你开进了死路，你开到了尽头。”他瞪大了眼睛。
“哪儿有什么尽头？”
“这里！这里！”他的双手胡乱指着车里。
“你怎么了，你叫些什么？”我觉得他简直不可思议。
“你看看周围，这儿都是他们的车，这儿不是我们该来的地方。”他这么说着，完全是快要窒息而死的模样。我这才注意到车窗外，笔直一排排停靠着的都是殡仪馆的工作车辆。黑色的，四四方方的，车身没有窗户，身后有宽大的空间，足够放下一台棺材。它们默不作声地待在停车场的尽头，是故意要与平常的世界保持距离。而我们是格格不入的闯入者，带着热气腾腾的怒气，哀怨，惊恐和悲伤。
于是我不再与他争辩对错，我的心里充满不安与愧疚，我为什么那么晚才明白他是如此害怕，他几乎是在哀求。我迅速地调转方向，出口的标志很快又在右侧出现。我们在坡上停下来缴停车费，再次想要发动时这辆呻吟着的破车适时地熄火，我失去了耐心，把油门踩得轰鸣起来，它却顺着坡倒溜出半米。
“破车，我得去卖了它。操。”我说，“操。”
他没有作声，我从后视镜里看到他闭着眼睛，拒绝合作似的。他又是这样，所有无法收拾的残局。我几乎又要开始恨他，可是又能怎么说呢，此刻的他再没有屏障挡在他与死亡之间，而我却还有他的陪伴，生命从未公平过。
车子一个踉跄往前冲出去。我还没有来得及关拢车窗，于是白日里黄梅天氤氲的潮湿暑气都涌进来。我又看看他，他再次睁开眼睛，视线既不停留在远方，也不凝滞在近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