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对这些特征进行研究的时候，传教士手中的文献资料是社会学家参考的重要依据。当然这些资料的价值高低有别，不过其中的经验和数据依然具有一定的可信度。在这些资料中，有几种现象被反复提及：就现在被欧洲人寄予了特殊含义的“神经”来说，中国人对它的缺乏是显而易见的；无限制耐心、刻板地遵守礼仪规矩、迟钝、连续地勤奋工作，等等特征，都可以在中国人的身上找到，就连知识分子阶层也不例外。这些特征似乎结合得很好，而且极易理解。不过在别的地方，它们似乎又处在一种对立的状态。
对于那些未知的东西或是无法直接观察到的东西，中国人都怀有一种超出了正常范围的恐惧。他们会怀疑、排斥，甚至完全不去接近，而且这种态度很难消除。对于那些掌握起来有一定距离或是没有直接需要的知识，他们或是拒绝，或是根本没有兴趣。但是，与此形成强烈反差地是，对于那些虚幻的巫术，他们却会轻易地相信。
此外，在中国人的实际生活中，真正的同情心是非常缺乏的。这种缺乏甚至体现在与自己最亲近关系的人群之间。然而，中国的社会团体却具有无可比拟的强大凝聚力。很显然，两者之间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同样的，中国人的不诚实在这个世上是极为罕见的，这一点在经济活动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而且，在中国，人与人之间缺乏对彼此的信任，这种不信任具有典型性的特征，并得到了所有观察者的证实。与之相反地是，在清教徒之间，他们彼此坦诚信任。基于清教徒所具有的诚实本质，即便是教外人群，也能毫不怀疑地信任他们。
最后，与清教徒体现出的普遍稳定性和统一性截然相反，中国人的生活中存在着对外在规范的不稳定性。一方面，中国人缺乏依据某种中心，对自己生活进行统一的调节；另一方面，他们又受制于各种约定俗成的习惯。针对这一点，又该如何解释呢？
信仰与经济
自从秦朝统一了整个国家，中国人就摆脱了对酒精这种麻醉品的迷恋。他们是那种相对比较“清醒”的民族。由于放纵和麻醉会亵渎所有体现卡里斯马的神圣形式，所以被视为受到恶魔控制的标志。对于酒类饮品，儒教始终保持拒绝的态度。只有在酒类作为祭品时才会被接受。虽然中国的老百姓的饮酒现象十分常见，不过上述情况并不具有典型意义。鸦片被视为具有中国典型性特点的麻醉品，它在中国的大量出现是从近代开始的。虽然中国的统治阶层对于鸦片的输入极力抵制，最终它还是通过外部的战争这一途径，强行进入了中国人的生活。鸦片会让吸食者沉醉于虚无缥缈的兴奋状态，可以说，这是一种对“无为”的延伸，绝不会引导人们进入英雄般的沉醉或是具有积极意义的释放热情。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正是由于中国的宗教信仰中不存在与酒神有关的因素，所以中国人的性格中体现着“百折不挠”的精神以及情感上的冷漠。这种结果的形成与中国官僚体制刻意控制祭祀保持一定的清醒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中国的宗教信仰不允许有任何让灵魂失衡的因素存在，一切超过常态的情绪，尤其是“气”（即愤怒），都被认为会导致恶魔的产生。所以，一旦人们遭遇到不幸，便总是会自然地问道：“是哪种气造成的？”
在中国，民间唯一的宗教信仰形式就是认为万物皆有灵的巫术。虽然，中国那些有教养的人对巫术充满了鄙视，但是，由于官方承认它具有正式的祭祀性，所以受到了一定的维护。由此，使得老百姓对所有的变革充满了恐惧，认为会因此带来恶魔，导致神鬼的不安宁。而这种带有传统主义色彩的恐惧，恰恰是中国人轻信巫术的原因所在。也正是在这种巫术的信仰下，中国人认为如果得罪了神灵，便会招致厄运和疾病。于是，中国人近乎于冷酷地控制着那种充满感性的感受，以冷淡和有节制的态度处理所有的人际关系，包括自己的亲人。加之对与巫术相关习俗的谨慎，以及出于个人目的而对鬼神的敬畏，这些状况的出现就是由儒教和道教共同努力的结果。
儒教与真正的预言不同，对于世界来说，它是停留在表面的条件；对于一个能够根据生活中的各种需要进行自我调整的理性人来说，就是一个完美的人。它是一个组合体，各种具体的素质是它的组合成分，而并非一个系统化的统一体。中国的民间信仰中，存在着大量关于个人拥有多个灵魂的观点，这是对万物有灵论的一种发展，也可以说是对上述事实的证明。
“重富”与“轻商”的矛盾
儒教和儒教徒都比较看重财富，甚至可以说是崇拜。原本，这种思想可以催生出与之相适应的经济政策，就像西方的文艺复兴那样。不过，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会发现受到这种思想影响的经济政策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除了中国，没有哪个文明国家会这样重视物质福利，并把它作为最终的目标。儒家经济政策方面的观点比较合乎西方“财政学家”的想法。司马迁还曾专门写了一篇针对“均衡贸易”的文章，以强调对财富的充分利用以及通过商业如何获取财富。这篇文章可以看做是中国在政治经济学方面历史最悠久的文献资料 。在这篇文章中，经济政策经常发生变化，总在国库之上和自由放任的政策之间游走。不过从他写作的目的来看，他并非刻意反对理财学说。
无论在什么地方、什么时期，在文人的眼中，商人都是被瞧不起的。可以说，在世界范围内，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轻商”的现象。但是，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创造只依靠经济政策是完不成的。作为国家特许的供货商，政治利润使得战国时代的商人获取了大量的货币。为了寻找黄金，国家征募了大量的采矿徭役。儒教和基督教一样，拥有牢固的宗教伦理。不过，在这种伦理和资产阶级市民的生活方式之间，缺少了一个过渡阶段。然而这个过渡阶段又是最为重要的。所以，即便违背了自己的意愿，清教依然创制出了这个过渡阶段。于是，当我们第一次看到这种对愿望的违背时，是怪诞和罕见的。不过这种违背告诉我们，命运就是人在违背了自己想法和愿望后产生的结果。
对于儒教来说，清教是与之截然相反的、在对待世界的态度上形成对立的理性模式。清教并不是一个清晰明确的概念。依照它的本义，清教是一个共同体，目的是为了维护上帝的名誉，清除掉道德败坏的参与者。它不同于儒教的特点是：清教采取了理性的禁欲方式来排斥当前的世界。所有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堕落的，而且没有任何区别。人的道德都存在缺陷，而世界就是所有罪恶的源泉。一旦适应了世界上的那些虚无的习俗，那么就标志着堕落。儒教中所说的那种自我完善是对神灵的亵渎，是对被造物的崇拜。具有典型的诱惑是财富，以及对财富的热衷。对哲学和文化的吹嘘，是人类邪恶的狂妄自大。由于巫术对神灵的制伏，以及相信能够制伏神灵，不仅是卑鄙的迷信，而且还肆意地亵渎了神灵。所以，清除了所有能够与巫术存在关联的仪式和传教士的权力。一个领取酬劳的职业牧师在大多数的禁欲教派中几乎是不存在的。就像在贵格派中，聚会的场所虽然狭小，却充满了光亮，而且找不到任何带有宗教标志的残迹。
对于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各种情况来看，中国人不仅有能力吸收近代文化领域在技术和经济上得到全面发展的资本主义，而且会比日本人做得更好。很显然，这与中国人是否具有适合资本主义的天赋无关。在中国，有大量可以促使资本主义发芽成长的条件，甚至比西方所具备的条件还要优越。但是，就像古代的西方或是东方，或是印度，或是在盛行伊斯兰教的地方那样，尽管都曾具有能够导致资本主义出现的条件，但最终都没有成功。
在中国，应该存在着不少因素对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起到了阻碍的作用。不过，相同的因素在西方也同样存在，并且是出现在近代资本主义形成的最后阶段。例如，统治者和官僚制机构带有世袭制的特征、货币经济不稳定、处于有些落后的阶段等。早在埃及的托勒密王朝时期，货币经济就已经得到了完全地推广和发展，其发展的程度要远远好于15、l6世纪的欧洲。不过，那些被我们看做是妨碍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比如说封建制度、大地主庄园制，以及部分行会制度的限制，还有具有典型西方性的各种垄断，这些因素似乎在中国长达几千年的历史中都不曾存在，或是相当一部分都在中国不存在。
无论是古巴比伦，还是古希腊罗马，抑或是中国的战国时代，由于各个国家之间的战争和备战，也曾经出现过促使政治资本主义产生的有利条件。也许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在取消了以政治去向为前提的财富积累和资本利用后，以自由交换为主导思想的近代资本主义则由此获得了更多的机会。比如近代的北美，在整个国家处于基本和平的状态下，却为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创造了更好的空间和机会。
最起码，中国国家的和平和社会稳定向我们表明，那种西方古代、东方以及中世纪共同存在的政治资本主义，在中国已经不复存在了。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完全以经济为取向的资本主义就完全不存在。当然，在这里，“心态”指的是针对世界的实际态度所体现出的基本特征，这种心态必然受制于政治和经济的共同影响。不过，就心态所固有的规律性，我们不难发现它也是对资本主义发展起阻碍作用的重要因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