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自汉末进入中国，以后依据中国的国情，又在极为重要人士的理论指引之下，实现了一般化与本土化的融合，于是迅速扩张发展起来。至魏晋南北朝时代，佛教进入了迄今为止最为辉煌的时代，是为佛教的黄金时代。
佛教之所以强盛，原因自然很多，但最重要的，当然是佛教愿意和当权者合作，而当权者又因此为其提供保护，并且大力提倡其发展。
有很多的故事是我们熟知的。比如一首小时候就背诵过的诗歌说，“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就是对当时佛寺众多的一种反映。
但佛教的兴盛可以更往前推。比如在东晋时刻，几乎所有的皇帝就都对佛教礼遇有加，他们不仅喜欢和僧尼结交，甚至也愿意相信佛教，更甚者还会让佛教徒出入政府宫殿，对国家事项提供见解。若往大了说，这就叫干预朝政。除了帝王，贵族们也纷纷热衷佛教。比如我们所熟知的王导，谢安，甚至王羲之，谢灵运等人物，据说都和佛教徒来往密切。
到了南北朝时期，这种对佛教的爱好有增无减。很多皇帝会亲自讲经。最有名的是梁武帝，他甚至曾四次出家，而且给予佛寺等大量的财力物力支持。也就是在这一阶段，佛教的发展进入了最为鼎盛的时期。而所谓南朝四百八十寺，其实也远远低估了当时佛教的规模。根据史书记载，当时的佛寺多达上万，僧尼人数也达数万。
政治上的支持不但使得佛教在政治势力和宗教势力上大幅扩张，在经济上的扩张更是令人瞠目结舌。由于获得了大量的财物布施，寺庙，尤其是大寺庙所累积的财富与资产也越来越多。结果，如何处理这些资产与财富，竟然也成了寺庙管理的一个重要部分。
将自己的钱财借出去，然后获得利息，仍然是寺庙财富管理的最主要手段。我们之前说过，佛教的教义基本上解决了以本生利的合法性问题，如此一来，一旦佛教寺庙开始有了大规模的资产积累，放贷收利息也就变得更加顺理成章了。
信贷在此之前就源远流长，但民间借贷直到汉朝时也算是富有之家间的金融活动。但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鼎盛时代恰巧遇到的是一个兵荒马乱的时代。官府要打仗，要兴建，要花销，因此只能高税收，而老百姓无力缴纳税务，或者再缴税之余再无余力发展生产，因此只能靠借贷为生。反过来，全社会的资金紧张，使得有钱人发现借贷可以给他们的财富增值，无需生产，你躺在那里钱就能省钱。不劳而获的这种风气渐渐蔓延到全部的富裕阶层，于是乎，一个全民高利放贷的时代也就到来了。
全民高利贷无非是资金紧张的表现，也无形之中使得经济进入了恶循环。但我们这个不去细说，单说既然放贷成风，那么掌握大量剩余资金的寺庙也必然是房贷的大户。事实也的确如此。不过寺庙的房贷也有些不同之处。
首先是宗教教义的限制，因此寺庙的房贷在一开始还是有些与人行“方便之门”的意思在内，即解决你的燃眉之急，也是我的修行。所以佛寺的借贷对象比较宽泛，既有豪门前来借贷，也会有农民来借贷。
其次是，仍然囿于教义，所以最初的佛寺借贷，利率较低，因为佛寺并不是为了赚钱。但是在实践之中，由于全民资金紧张，所有的民间借贷都水涨船高，所以佛寺的资金出借也必然变成了高利贷。
其三，由于借贷对象繁杂，借贷所需要的抵押物也就非常繁杂，有的农民会拿农具牲口来抵押借贷，有的军队还会拿武器来抵押借贷，当然更普遍的抵押物还是土地契约。不管如何，这样的借贷抵押物使得寺庙成为了现代中国典当业的鼻祖，后来的中国当铺皆由此而来。寺庙存放抵押物的地方一开始叫做质库，后来随着朝代更迭，又叫做无尽藏院，长生库（分别是唐宋时代），而长生库，无尽藏这些语言，也成了寺庙参与借贷的最典型象征。
如果还不起寺庙的债务怎么办？首先当然是抵押物就要被没收了，其次，要是抵押物不够，你的人也要成为寺庙的家奴，必须为寺庙免费出力劳作，否则的话，你就只能上吊了。我们说过，为了获得布施，佛教会许诺以来世的富贵与安康，而为了让债务人能够及时足额还债，佛教则会使出截然相反的杀手锏：如果你换不上债务，必然遭遇报应，死后也不得翻身，而且即便你死了，还是会有人去阴间找你讨债的。
除了货币类钱财，土地也算是一项大型的可生息资产。寺庙的土地来源，一当然是帝王的赞助，那天皇帝一高兴，好吧，方圆多少里都归你了。其次就是寺庙的自我开发与买田置地，而买田置地，还是因为手中有大量的闲置资金，而魏晋南北朝时代，战乱繁冗，通胀与通缩时不时的交替暴烈出现，货币种类也随着朝代变迁而多次更迭，因此买地存着，不失为一种上上之选。最后的土地来源是借债人的抵押物，一旦借债人换不上借款，那么作为抵押品的土地自然也就划归了寺庙的名下。
手里的土地当然不能闲置，因此将土地租赁出去，就成为一种投资选项。寺庙以契约方式将土地交给农民耕种，然后抽取利润，是为地租。无地的农民能够得到佛教的土地耕种，也算安身立命之方式，因此也算不错的选择。
由于很多土地契约来源复杂，因此并非所有的土地都是在寺庙的周围，可以让寺庙方便监督，定期收租。怎么办？这就催生了土地契约的交易市场。比如A寺庙的一块地，距离非常远，但是距离B寺庙很近，于是A寺庙就可以和B寺庙商议一下，我们看看是否可以交换一下契约，或者干脆我被契约卖给你呢？如此往下，一个土地契约的交易市场，也因为寺庙的兴盛而兴盛起来。
需要注意的，有时候土地并不是寺庙的共有财产，而是很多僧侣的私财。在佛教和寺庙整体大发展的时刻，很多僧侣自己的腰包也鼓了起来。掌控私财的目的我想人人都想得通，毕竟这些财务可以由自己支配，而且，更有甚者，僧侣们可以用私财去做一些私下的不被允许之事，比如去贿赂当权者，或者拿去支持出家前的家长，更有甚者，会私下还俗，包养女眷。所以无论是资金借贷市场，土地出租市场，还是契约交易市场，个人参与者的身影也就非常常见了。
很多古人早就痛斥，君王迷恋佛教导致江山易手，民生凋敝。但是这只是表面现象，我们能看出，其实佛教大规模的兴盛也好，介入民间金融也好，都只是一种社会畸形的表现，而非根源。根源何在？当然是统治者的昏庸，没有把经济搞好，否则整个社会也不会进入一个全面高利贷的时期，政权更迭也不会如此频繁，人民也不至于如此遭受困苦与磨难。
在准备佛教与金融最后这一部分的时候，我们身边也出现了一条新闻：《中国经济周刊》的报道说，福建昭明寺的在家弟子杨文德涉嫌非法吸收存款被调查，多位在家弟子因高利贷崩盘跑路，而昭明寺的方丈界空大和尚，也为了获得高利贷收益，把寺庙的1430万资金出借出去，结果拿到钱的担保公司也因为崩盘跑路，大和尚的这笔钱直到现在也没有被追回来。
想起全民放高利贷的魏晋南北朝，再看看这条新闻，真是不胜唏嘘。佛教与金融之关系，并没有过分复杂。对我们之启发，更是在佛教之外。今天佛教也在民间大发展，但看起来要达到当年的黄金时代，恐怕不可能。宗教的轮回或许更复杂，但是经济呢？金融呢？这才是我们最该深思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