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如果有好几件让你印象深刻的事都发生在同一个环境下，你会很容易找到它们之间的共同点。比方说像这样的一个冬夜，窗户外面灌满淡淡的灰暗，间或从天花板里传来“咚咚”或“咔喳”的声音，窗帘布静静地垂在离地两公分的地方，一个没有被扔进垃圾桶的纸团躲在它的后面。像这样的环境里，特别容易发生让你难以释怀的事情。
例如爸爸带我去看病，例如我外公的去世，我爸爸的去世，都是在这样的冬夜。
那天我妈来叫醒我之后。我翻下床，还没来得及穿上衣服，全身上下就一条内裤。我打开了门，门外没有人。我随手将门关上，冲过楼梯间走进爸妈的房间。我妈穿着一件肉粉色的毛衣和睡裤，披散着纠结的头发，跪在床上给已经失去意识的爸爸做人工呼吸：左手捏着他的双颊，右手不停地捶打着他的胸部。我爸很不给面子地毫无反应。
他穿着泛黄的白色春秋衣和春秋裤，脸颊苍白没有一丝血色，嘴唇是诡异的淡紫，眼珠子像是两块刚出土的浑浊的琥珀。
窗外闪过一阵红一阵蓝的灯光。“快去看看是不是救护车来了！”我妈哀求着说。
我走到楼梯间，两个白色的光点从黑漆漆的楼梯间里慢慢走上来。走近我面前时，两个穿白大褂的女人从黑幕里脱颖而出，手里提着一个白色的箱子，后来才知道是心电图仪。
我连忙说：“快点，你们快点。”
两个人漫不经心地走到爸爸的床边，扒开他的眼睛用手电筒看了看。我妈跪在旁边用无助的眼神盯着我。我站在两个医生后面不知所措地呆立着。接着她们给爸爸的四肢夹上夹子，做了心电图，可能就做了几秒钟，然后就把夹子从他的四肢上取下来，例行公事般地冲我们摇摇头，迅速地收拾好东西，往门口走去。
妈妈从床的另一边几乎是连滚带爬地追了出去，大叫着：“你们回来！他还有救！”
两个医生拖着疲倦的脚步声下楼，这可能已经是她们这晚的不知第几个“例行公事”了。
送走救护车，被警笛声打扰到的冬夜才又恢复了平静。生铁般的天空上散布着几片灰白的絮，透着月光由浅入深地向我所站的地方聚拢着。月光里闪着几颗星，像莲花瓣上的露珠。对面楼有了几盏清冷的灯光，楼房背后的街道上传来三轮车爬坡时艰难的涩声。我摸着扶手，数着梯级，走回我的寝室，再穿上衣服回到爸妈的房间。我妈还跪坐在爸爸旁边，用尽所有的力气在给他做人工呼吸，哭着对我说：“刚才他都还在打呼噜。然后我就听到他没声音了，然后我一摸他的鼻子就都是冷的了。我一直给他吹气，捶他的心脏。”
我先打了报警电话，然后给奶奶、姑妈、外婆、伯父、姨妈分别打了电话。奶奶在接到我电话的那一刻昏倒在电话机旁。
“给你张叔叔打电话，你爸电话里有。”我妈说。
四
张叔叔大名叫张彦。他是我爸爸的发小。他们一起上学，一起学开车，学会了再一起开着大货车离开大山。他们一起在四川省阿坝藏羌自治州里翻过鹧鸪山，走过红原草地，一起下河打“细甲鱼”和“梭边鱼”，一起迎着红枣般大小的冰雹穿过沼泽里满是尖锐利刺的红树林。
阿坝州是我爸长大的地方，那里有永远蓝蓝的天，白白的云飘飘荡荡，绿绿的草地，一群群黑黑脏脏的牦牛在上面来来去去。那里有弯弯的黄河源头，高高的雪山，金灿灿的阳光，黄澄澄的酥油茶，和表情惊恐，但眼神凌厉的藏族人。
他们穿过鳞次栉比的碉楼和五颜六色的经幡，湿漉漉的石板小道在密密麻麻的花椒树下穿行。偶尔从楼宇中走出一个端着金色脸盆的衣着黑色的藏族妇女，偶尔又进来一群游客。
阿坝州也是我爸工作了大半辈子的地方。那里有他的大货车，有他的家；有他的童年，有他年轻时的抱负和理想，有他作为男人，与生俱来的浪漫英雄主义。
你是否能想象，一个人在一个深山沟里的小镇上唯一的街道边，天还没亮就坐上被霜冻上一层外壳的东风大货车，不停地又是踩油门，又是踏离合，好容易才能打燃火。
要是遇到霜结得厚了，还得提热水往挡风玻璃上泼，找个铲子什么的轻轻把玻璃上的一层冰给弄掉，再给水箱灌上水，给轮胎打上防滑链，擦擦会吱吱叫的倒车镜，把所有车门都打开，或站或蹲，在旁边抽个烟。
为等着发动机回暖，刚打好了火的人又从车上下来。因为坐在上面是会冷得受不了的，到时候就握不住方向盘了，所以要下车活动着手脚，等着差不多了才上车。
一个人开着一辆车通过悬崖峭壁的山路，只有车厢哐哐响的声音陪伴着他。错车的时候对方闪的车灯，示意的喇叭声，是肯定和鼓励。如果遇上塌方，又要不知等到何时。所有陌生的驾驶员都从车上下来蹲坐在路边，泡一碗方便面，点上一根烟，天南海北地胡侃。
这些一同从山上打滚出来的司机们就成了兄弟。路上搭了伴，人生旅途上也是战友。给山下的妻儿父母带点儿牛肉干、奶粉等等山里的特产是常事。谁要是单独下山，别的吃饭的地方不准去，只能往熟识的兄弟父母家，甚至岳父母家里去，那里有的是好酒好菜，会把你当亲儿子对待；谁在路上出了事，路过的司机连送货带救人，帮着一起往山下赶。
我爸爸就是这群浪漫的马路英雄里，最义薄云天的一个。我奶奶家也成了旅馆似的地方，从山里出来的，甭管真认识假认识，都吃过我奶奶的烙饼和锅贴水饺。我奶奶是看着他们娶妻生子，飞黄腾达；有的也是在我奶奶已然准备好酒菜的时候，他们在出山的路上出事儿咽了气。
我坐过爸爸的大卡车，也曾跟张彦叔叔的车到山里找我爸爸。无论是跟谁，我们都要在鹧鸪山顶上标注海拔的路牌下撒尿。只要翻过常年积雪的鹧鸪山，就是另一片洞天。
卡车缓缓地在盘山公路上行进，雪山像披着银甲的白马也一路随行。经过山涧，越过垭口的时候，我老爱把额头抵在车窗上向外往下张望，发现与雪山的纯净所不同的幽暗，那是蓝黑色的深渊，上面漂浮着几片絮状的云雾，好比进入另一个世界的入口。山脊上勾勒着晶莹剔透的雪线，是入口的边界。
高原的气候是昼夜温差极大的。白天太阳出来的时候，阳光像金箔一样镀在山顶上。我坐在阿坝州供销社家属区门口的楼梯上，看着金色的雪山，万里无云的蓝天。山里可见的白色仅限于雪山山腰上的一线玉带、偶尔从供销社门前经过的藏民穿的牛毛大衣、外地卡车倒车镜上迎风劲掣的哈达、还有我手里端着的满满一碗鹌鹑蛋。这时候我爸就会从供销社的大门里开着大卡车出来，摇下车窗，一招手叫我跟他一起下山。
到了夜晚，天像马戏团的帐篷顶一样沉沉地压下来，唯独山边有一道白光，是鹧鸪山雪顶反射的月光，就好像那些黝黑的藏族姑娘手腕上的银手镯。“手镯”像是由星星组成的，星星们耐不住寂寞，从聚集的环里逃跑出来，一边旋转一边挥动手上哈达一样的光辉，在黑色毛毡似的天空里翻滚；于是这时候，地上的人们看到了他们，便在空地上架起篝火，目的是制造一种金色的，叫火星的星星。火星从篝火里跃出来，张开四肢，拼尽全力向围着它跳锅庄的人扑来。无数这样勇敢的火星散发的能量在人们的脸上映出了暖色的火光。从天上的星星那里看，就像是一只金色的手镯，与天边的银手镯遥相辉映。这时我爸正跟他的朋友们喝酒，吃牦牛肉干。我看累了锅庄就到他们喝酒的地方，他就会用筷子蘸一点酒给我，再喂我一个牛肉干。
跟我爸一起喝酒的人中，最多见的就是张彦叔叔。他也是我奶奶家的常客之一，全家人都认识他。一到过年过节，张彦叔叔只要有空，就会回来看望我奶奶爷爷，两手一握就红了眼眶。
五
张彦叔叔有个跟我一边儿大的女儿。这小女孩在阿坝州里常跟那些来自五湖四海的男人们打交道，把那些风尘仆仆的粗汉逗得眉开眼笑。她是车队的交际花。
这样爽利的姑娘下了山到了城里竟也变得腼腆起来。满脸的脏污也不知道洗洗，光是笑，也不爱说话，一路上见什么都稀罕都笑。我跟我妈见了她，躲在桌子后面给人家取了个外号叫“灰姑娘”。
“灰姑娘”跟她爸爸下山之后就会找一个临时的住处，有时是在街边的招待所，有的时候是在我也不知道是谁安排的地方，也是非常简陋，甚至于是难以下脚的地方。
一次我跟我爸妈到她住的地方去看看父女俩。那段时间也是我们家的条件最差的一段时日，每天爸爸和妈妈四点钟就起床，开着小货车去蔬菜市场进货到城里卖菜，晚上八九点才回来，累得话都不想说了。但我们还是买了一些水果和别的礼品去看他们的。我认为算是尽到了礼貌，毕竟山里要吃新鲜水果那是比吃肉还难的事情。但我爸爸却觉得还是很寒酸，跟他和张彦叔叔知心换命的关系，他觉得这远远不够。
我们还是就这样去了。他们喝了酒在一旁聊天，我坐在小板凳上玩着我带去的弹球。
灰姑娘看见我的弹球了，那是会发光的透明橡胶球，是我的新玩具，还处于爱不释手的阶段。这个弹球是我央求了爸爸和妈妈很久，他们才给我买的。我在地上弹一下回到我手里，又弹一下，又回到我手里；灰姑娘黑黑的眼珠就盯着它滴溜溜地转。我得瑟地用神色告诉她我过着比她不同的生活，她慌张了一刹那，立即用不卑不亢的眼神回击了我。
我一失手，弹球骨碌碌地滚到她那边去了，我险些从凳子上摔个狗吃屎，结果还是被她把球捡起来，捧在手心里，举在我要站起来才拿得到的地方。我用神色告诉她敢不给我你试试看。她木然地看着我。我正要拿的时候她也并没有退缩，我改了主意说：“让你玩两下吧。”她开心地笑了。
我爸跟张彦叔叔喝完了酒，终于恋恋不舍地准备走了。我正要把弹球从“灰姑娘”手里要回来，我爸说：“那个就送给她嘛，我再给你买一个。”
我不可置信地望着我爸，他已经喝得两眼发直了。
张彦叔叔轻轻推了一下女儿，教她说谢谢。
我委屈地跟在他们后面走出了门。
很多年以后，我听说灰姑娘出了大山，就再也不愿意回去了。
又过了很多年，我们在一个选秀节目上看见她唱藏歌的画面，出落得亭亭玉立，像仙女一般。大家都一阵惊呼，这原来是当年的“灰姑娘”，是那个跟我抢玩具的“灰姑娘”啊！
那时候，我爸爸已经去世四年多了，这四年来她的爸爸，也就是我的张彦叔叔喝醉酒的时候都会给我打电话，说的都是那一句：“你爸爸走了，你二天就喊我大爸爸！听到没得！喊我大爸爸！”
我看见她在电视上翩然动人的舞姿，猛然想起我跟她的关系竟是如此亲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