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家庭结构：疏而不离（上）
TVB剧中，小儿子说要搬出去自己住，阿妈还没说话就要落泪了，哽咽着说你小子翅膀硬了，家里怎么待你不好了，以后谁给你煲汤，blablabla。对啊，放着家里“千尺（一百平米左右）豪宅”不住，自己跑出去租个又小又贵的单身公寓甚至板间房，不是自作孽吗？
不过现在我们知道了，电视剧是电视剧，现实中香港中产家庭住得起“千尺豪宅”的不多，而有能力的年轻一代追求个人独立已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情。在我认识的香港朋友里头，只要是有稳定工作又有固定伴侣的，无论已婚还是未婚，几乎百分百自己租房住。“自己住更舒服自在”是最频繁给出的理由。
这反映了一个社会现象：从晚期农业社会发展至今天的资本主义发达社会，香港已经由大家族的聚居家庭结构，演变至如今日趋小型化的模式——香港的家庭结构中单核心式的小家庭已成为了主导。所谓单核心式小家庭，指的是以一对夫妇或单亲为核心，无子女或者与未婚子女组成的家庭，平均人数3～4人。而6人以上的大家庭已经从30年前的30%以上降至如今的不到10%。香港家庭规模的缩小化显而易见。
因此子女“不与父母同住”的选择，在香港已普遍可以被家长所接受，甚至单身自住的情况虽然较少但也在逐渐增多，还未毕业就递交公屋申请的年轻人近两年大幅提升，累计超过5万人。这种家庭结构“疏”的趋势，在内地城市也很常见，然而形成的理由却大有不同。
首先，从硬件上来说，香港人多地窄，80年代至90年代末修建的供给普通市民入住的公屋私楼大多面积狭小，平均在40～50平米，难以容纳大家庭，因此子女成家后大多会迁出自立门户。而香港经济的蓬勃发展造就的许多工作机会，为年轻人提供了足够的经济能力，这种角度看来，的确是翅膀硬了。
当然最重要的原因在于，社会都市化、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带来了西方文化渗透浸淫，瓦解分化了传统中国家庭观念，让香港年轻人崇尚自由自主的价值观，对事事操心相互紧缚的旧式家庭关系产生了排斥，对新旧观念的冲突感到厌烦，进而渴望个人独立。然而话说回来，香港家庭结构虽然“疏”，但它的“不离”更值得一谈，明天继续聊这个话题。
香港家庭结构：疏而不离（下）
昨天说到，因为在局促逼仄的空间进行分裂繁殖是作死的节奏，香港年轻人纷纷出走自立门户，找寻属于自己的一片屋檐，因而逐步形成了香港社会单核心式小家庭为主的局面。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传统家庭观念就此荡然无存。举个简单的例子，即使不与父母住在一起，甚至一家祖孙三代人各有各住，亲戚们也散落各区，但每逢周六日香港人总有一个特殊而备受重视的仪式，将大部分家族成员聚集在一起，让大家可以聊聊各自身上发生的新鲜事，看看家族内部有哪些问题需要商量讨论。
这个铁打不动的神圣的家庭仪式叫做：饮早茶。
一家老少去酒楼“饮早茶”的习惯在广东也有，在香港则贯彻得最彻底：上至亿万富豪下至平民百姓，无不将饮早茶作为家庭例行惯例而尽量遵守。无论物理上还是心理上，“饮早茶”甚至成为了已经隔绝得很厉害的香港祖孙两辈人之间屈指可数的沟通桥梁。不信你可以试着问一下香港年轻人是如何孝敬祖父母的，十个里面有八个会告诉你：陪他们饮早茶。
这反映了在地理上分散疏远的情况下，香港人依然重视并维持着相对紧密的家庭亲属网络，心理上并不孤立，婚姻和血缘关系形成的庞大亲属关系网持续影响着每个家族成员。家族一员无论生老病死、成家立业，抑或其他各种重要经济和社会活动，都受到其他家族成员的关注、帮助、支持或影响。每一家族成员有需要时，成员均有责任和义务互相支援。这种关系，除了跟华人社会传统上重视亲情的观念一脉相承以外，同时受到了广府文化的语言认同，以及潮汕文化、客家文化重视宗族功能、视家族制度为“社会经济安全保险”的观念的影响。
香港青年协会青年研究中心调查发现，香港年轻人认同“家庭比任何东西都重要”的比例持续在85%以上。而除了“饮早茶”以外，每逢清明、端午、中秋、重阳、春节等传统佳节，香港家庭也会因此聚在一起吃团圆饭。此时“人丁兴旺”同样是家族力量雄厚、生命力强的标志，由华人晚期农业社会扎根下来对“家庭”理想形态的意识再次显现。由此可知，香港家庭结构的确是“疏而不离”。
香港家庭里的利益关系都公开地摆在桌面上谈
我有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朋友，中小学的时候一个月零花钱大约1000港元，包吃包交通费充八达通，以5天上学来算，大概50港元每天。但因为学校订饭比外面便宜，所以她说如果不乱花的话还是挺充裕的，顶多再撒撒娇或者多干点家务挣点“外快”。大学时家里给的零花钱会有所增加，等到她毕业工作了，从拿到第一个月工资开始她便要给家里钱，名曰“家用”，每个月两三千不等，算起来当然比自己在外面独立生活划算很多，因此她也觉得这钱“付”得相当在理。
香港人的金钱观就是这样从小养成的，家里的每一笔消费每一项成本老妈都了如指掌，算得清清楚楚毫不含糊。最好别跟老妈哭穷，否则“她会把你花钱花得不合理的地方数落一通，搞不好还罚你一笔”。成年之后家中的收入开销，家庭内部成员之间、亲属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通常也会这样透明公开地摆在桌面上谈论，家庭成员的地位跟经济贡献大小也很有关系。
因此有人会觉得香港家庭将金钱看得太重，有点“金钱至上”的功利意识，过于势利。我倒不这么认为。香港寸土寸金，一出门就要花钱，社会高度资本化，生活高度商品化，生存压力和社会习气的倒逼，让家庭内部也不得不以经济利益的互补互利为出发点去看待许多家庭琐事，梳理出一套透明直接的相处模式。
再具体而言，香港父母将子女供养完大学甚或中学的学业，乃至结婚成家后，便基本上尽到了做父母的责任。买房是一个非必要选项，不买是天经地义的，支持一部分资金是对子女莫大的恩惠，全部包揽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香港房价太贵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当然权利与义务是相辅相成的，香港的父母在上了年纪之后也相对独立，一般不会跟子女同住，很大原因也在于房子太小，三代人同住难免逼仄。在经济允许的情况下子女多会对父母尽供养的责任，但更多是华人社会的伦理道德使然，香港对赡养老人在法律上并没有很明确的惩戒规定，只是尽到赡养义务的纳税人会得到一定的减税。当然香港福利制度相对完善也为老人养老提供了一定的保障。然而香港人口老化严重，近年来因为子女忙于工作无暇照顾而住进安老院的老人是越来越多，甚至常年没有后辈探望，这种情况是需要改善了。
“妈妈汤”维系家庭成员关系
热水都能治百病，妈妈煲的老火靓汤则算得上香港家庭的神仙水了。受岭南传统家庭文化影响，煲汤成了香港妈妈一大必备绝招，是其他家庭成员无法替代的重要功能。不煲上一手好汤在街市碰到隔壁王师奶你都不好意思跟人家打招呼——聊聊今天煲什么汤水对于香港家庭主妇而言，就相当于聊天气之于英国人，是安全舒适且健康的话题。而煲得一手好汤是妈妈们能干持家、维持家庭美满幸福的重要标志。
广东汤讲究不寒不燥，不腻不滞，清润可口，鲜美淳和。“无汤不上席，无汤不成宴”是岭南汤文化的基本要求，无论春夏秋冬餐桌上都离不开功效各异的汤水，人人都是“汤棍”，可谓无汤不欢。汤水成为了家中成员调理身体不可或缺的关键途径，真材实料足料烹饪的老火汤实实在在地在妈妈手中熬出一屋温馨味道，代表了妈妈对家人的关心爱护。当人们看到你脸色不好时，常常会问：“是不是汤水不够啊？让你妈多煮点靓汤喝喝啦！”体质不好、身高不长、食欲不振、精神萎靡……任何问题似乎“妈妈汤”都能药到病除妙手回春。
因此“番屋企（回家）饮汤”成了香港人从小就养习而成的日常习惯，哪怕再忙，回家喝一口妈妈煲的汤是不能拒绝的选项。香港作家廖伟棠就说过，在人们印象中叛逆疯癫的朋克乐队，它的主唱居然在妈妈一个电话后，就必须在排练结束后匆匆回家喝口妈妈的汤。这已经不是“习惯”可以形容，简直有如让人心甘情愿的紧箍咒，让人欲罢不能雷打不动。一份妈妈的汤水之情往往是让子女长大成人自立门户后依然魂牵梦萦的美好挂念。
香港人如果在外生活，对家的感情，往往外化为对“妈妈汤”的怀念。聊起“妈妈汤”他们总有说不完的思念，回忆起妈妈每晚准时端出的不同的老火汤——清凉补、青红萝卜煲猪肺、杞子圆肉淮山煲鸡等家常便汤——似乎都要感动落泪。放学下班甚至旅行回家后，总有一大碗老火汤放在餐桌上默默等候，似乎成了人生中的必然之事。
“妈妈汤”无形之中成了维系家庭成员关系的隐性基础，也许是很多人都没察觉的事。但是世界上妈妈用心煲的汤最好喝，我想没有几个香港人会予以否认。
香港妈妈的困扰：小脚掌与鱼不可兼得
家庭与事业的冲突对于职业女性来说哪里都有，香港女性特别不容易，原因有二：对职业追求成就要求高，和对家庭教育质量要求高。很简单，如果两者间进行折衷，矛盾似乎迎刃而解：许多内地职业女性两三年内放缓职业发展脚步，把重点放在养育孩子，或让家里的老人家帮忙照顾孩子，以减轻自己的压力。
然而两种妥协方式在香港职业女性中常常是不能接受的，一是香港务实的职场环境对工作质量下降的容忍度很低，每个岗位都面临激烈的竞争和较大的业绩压力；二是新一代香港妈妈非常注重亲子相处，不愿意让老人家隔代养育孩子，请的菲佣也只能做做家务，加之香港托儿资源匮乏，很多妈妈在生育孩子后只能转为全职主妇。
我的前上司是一位女博士，工作上已小有成就，但在生完小孩后便毅然选择了一份收入较低但工作时间要求不高的文职工作，以换取更多时间照顾家中宝宝。据香港政府统计处资料，过去十年，香港的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率一直只有50%左右，女性劳动人口参与率于30至39岁期间急遽下降，说明为了照顾孩子和家庭许多妈妈会选择离开职场。另一方面，许多更有事业心的女性却作出了相反的选择，为了多留在职场几年，她们不断推迟结婚及生育年龄，导致香港女性结婚年龄中位数从2003年的28岁延迟至如今的30岁，女性首次生育年龄中位数亦由2001年的29.4岁延迟至2012年的30.5岁。
两种选择的分化再次证明了香港职业女性的困扰，要么选择天天在家摸着宝宝的小脚掌陪伴他成长，要么选择继续在职场拼杀捕捞大鱼，两者不可兼得。这样的困扰实在普遍，反过来却让家庭成员们渐渐意识到，职业女性的抉择对家庭未来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在前些年香港“我最尊敬的人物”调查中，发现受访者无论是长者组还是青少年组，都将“母亲”列为最受尊敬的人物，父亲次之排第二。由此可见，承受着小脚掌与鱼的痛苦抉择的香港妈妈们，她们为家庭作出的牺牲都被默默地感激着呢。
香港父亲：坏爸爸各有不同，好爸爸都一样，愿意陪小孩的
“父亲”对于香港家庭意味着什么，是否有一个形象可以迎合香港人对于“父亲”的思维定势——要回答这个问题，最简单的方法大概还是从既可土得掉渣又可潮得开花的TVB剧里头寻找答案。
回忆下你看过的TVB现代剧中，是否发现：无论是工薪家庭抑或中产家庭，“爸爸”通常都是典型香港小男人的形象——勤奋工作努力赚钱顾家爱家，怕老婆怕岳母怕岳父，却会背着老婆偷偷给孩子塞钱那种脾气老好但有点小猥琐的中年男人。反倒是剧中富贵家庭的父亲，形象定格为传统一家之主、威严、不苟言笑、说一不二、大家长范、动不动拍桌训斥人、取几房太太老婆也不敢吭声的潮汕男人，家里的强势女人也从岳母变成了自个的妈。
这两种形象代表了两种典型的香港爸爸，一种跟家人之间更没有距离感，言传身教地给孩子展示如何在人艰不拆的生存环境中圆融地处理人际关系，并且对自己尽职尽责，埋头苦干安安稳稳地过现实日子。另一种则扮演了孩子的鞭笞者的角色，时时刻刻地供应压力，让孩子喘不过气地往前冲。
生活中因圈子所限我见识更多的是前一种父亲和丈夫，但相较电视剧他们更加普通：身处中产阶层，生活平衡，工作之外总是尽可能花时间陪老婆孩子，每逢节假日便安排各种亲子活动与家人享天伦之乐，每年必须跟家人去几次国外旅行，回来晒各种家庭合照并摆在办公桌上直到下一次更新。
我一度以为这种“全天候”待命、努力融入孩子世界的父亲在香港占绝大多数，但去年一个调查颠覆了我这种看法。这个名为“儿童眼中：父亲履行照顾责任的满意状况”的问卷调查，随机抽取了香港8间小学的五、六年级生参与，结果显示普遍而言香港爸爸的缺位依然比较严重，有接近四成儿童表示每天与爸爸的聊天时间不足30分钟，说明香港小朋友每天接触父亲的时间极少，长远而言可能会影响亲子之间的关系发展，同时父亲的角色亦容易被忽略。
这不禁让人感慨，坏爸爸多种多样，好爸爸总是一样的：多花时间陪孩子，家庭的开心程度才会更高。
香港父母的管与不管
我印象里的香港父母们，包容的父母真的是很包容，比内地父母包容得多，甚至有点太包容了——主要体现在婚恋关系上。同性恋就不说了，对与外国人结婚香港父母简直太能接受，我身边的朋友中，有香港男孩恋上韩国女孩的，有香港女孩嫁给希腊男孩的，甚至还有女性朋友找了位印度男朋友！
关键是，他们的父母基本上对他们的选择采取了放任态度，哪怕大家坐在一起吃饭喝茶时只能鸡同鸭讲、大眼瞪小眼、僵笑不已。我问朋友为什么他们爸妈能如此宽容她的异国婚姻，她笑道：“香港人常说‘仔大仔世界’，我都这么大了他们想管也管不着。”
我猜想，香港人家里多数有两个孩子或以上，以及孩子大了之后家里不用管买房这事，可能是父母对儿女婚恋选择宽容的硬性条件，此外朋友的话语中还隐含了另一个软性条件：大了管不着，小时候管你可管够了。
“管什么”和“怎么管”，可能是诠释家长与孩子关系的最佳指标。管教管教，比起“教”，华人父母更擅长的是“管”，常被诟病为“怪兽父母”的一些香港父母也不例外。据朋友回忆，小时候生活的方方面面，大到选择学校班级、每天的零花钱多少，小到吃什么菜、看什么电视节目，甚至出外的交通工具、选购的书包和文具、交什么朋友，她妈都要管。大学之前她在家里的日常生活中基本上没有共同参与权。“甚至我戴什么颜色的橡筋我妈都不让我自己选择。”她忿忿地说。
当然学业是家长管得最多的，“但他们更多时候不是看我做得怎么样，而是盯着我有没有东西在做。”有个夸张的说法，称香港家长最怕的不是孩子去援交、去吸毒，而是孩子有空闲时间。“快点快点！快点吃饭！快点做作业！”是香港父母时时刻刻挂在嘴边的口头禅。
更有甚者，在孩子就读研究生的时候还会替孩子致电院校查询课程资料，或是在孩子求职时要求一同面见雇主，考察孩子未来的工作。这种父母被美国心理学家马德琳·蕾文称之为“直升机”父母，总像直升机一样盘旋在孩子头上、对孩子生活的各方面都要管的家长，在香港真不少见。
所以每当我跟香港朋友聊天，说到他最近想搬出来一个人租房住，我都会投以亲切慰问的眼光，祝愿他能够早日脱离苦海，进入“父母不管”的人生畅享阶段。
菲佣：香港家庭的重要一员
很多人甚至香港人自己也忽略了的香港家庭成员，不是小猫小狗，而是每周日从遮打花园到维多利亚公园，从尖沙咀到赤柱、元朗，甚至许许多多街角公园、过街天桥下围坐着，跟同乡聚会野餐的菲律宾佣工，简称菲佣。
在电影《The Help》里头，黑佣成为了白人家庭不可或缺的日常生活帮手，却总遭受歧视和侮辱，反倒与白人家的孩子日夜相处而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在香港情况类似，工作繁忙紧张让许多香港家庭都需要聘请外籍佣工照顾家庭、孩子和年长老人。因此在香港请菲佣或印（印尼）佣是非常平常的事，一般小康家庭都请得起。
菲佣每个月薪水四五千港币，需要包吃包住，每个星期休息一天（多数是星期天）。我认识的一个香港妈妈称加上包她每年一次来回菲律宾香港的机票，算下来一个月八九千是少不了的。因为香港人均居住面积小，很多菲佣没有自己的房间，只能睡在客厅打地铺或住在非常狭窄的小房间。
虽然由于印佣、泰佣及越南佣人逐步进入香港市场，以及马尼拉事件等原因，香港的菲佣数量有所减少，但十几万的她们因为英文好、教育程度较高等优点，依然是活跃在香港家佣市场的主要力量。
报章杂志上报道香港人虐待菲佣或菲佣盗取雇主财物的新闻层出不穷，但这些都是极端情况，就我向身边香港朋友了解到的，大部分香港家庭对菲佣都相当客气，相互间建立了比较好的感情，许多菲佣在一个香港家庭一做就是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经历香港孩子的出生长大。因为每天陪伴小朋友，菲佣对于有的孩子而言甚至比整天见不到人的父母更亲近，成为一些香港家庭中不可忽视的存在。
比如我有位同事聘用了5年的菲佣，宾主间一直相处融洽，家里的小女儿也很喜欢和蔼可亲的菲律宾姐姐。因此当这位菲佣因故需要辞职回乡时，他家的小女儿不愿让菲佣离去，几乎哭成泪人，让他十分无奈只能万般安慰。
住在同一屋檐下也是一种缘分，也许正是因为这种近乎家人的感情，香港人才会对每周末满大街胡乱坐下唱歌跳舞的菲佣特别宽容吧。
养猫狗不如养金鱼
不少人印象中都觉得香港人很爱猫狗，事实上香港养猫狗的人确实不少，记得前几年香港政府的一个统计数据，说香港超过十分之一的住户饲养了总数为40多万的猫狗。其中养狗的又比养猫的多了六七万户人家——当然，流浪猫可比流浪狗多多了，单单厨余充足的旺角就喂养繁衍了不少猫儿，小小的南丫岛竟也有七八百只流浪猫，不人为限制的话迟早变成港版猫岛。
但香港人是不是真的爱猫狗呢？也未必，比如被香港渔农自然护理署抓到、需要人道毁灭的遭遗弃的猫狗年年都上万只，而且老实说大部分香港人在家里自己都没有太多的舒展空间，何况爱动爱玩的猫猫狗狗？再加上香港适合宠物玩耍的环境实在不多，很多康文署管辖的公园和部分海滩是不允许狗只进入的，能够让狗狗进入的公园被专称为“狗公园”，数量也不多。在TVB电视剧《宠物情缘》中，古天乐和郑秀文因为同样对狗狗的喜爱而产生情愫，让观众心生暖意。但很多人没有留意的事情是，人家古天乐在剧中养狗是在没有环境拘束的西贡啊！
我有一个香港朋友，家里养了三只猫两只狗，当我听到他家的面积后，我的感觉就像听到“在Mini Cooper里面塞了十二个人”的新闻一样。不过这是比较极端的案例，我身边的香港朋友或同事养猫狗的很少，因为年轻人很多都租住在私人大厦，而这些地方通常是不允许或不鼓励饲养猫狗的，因此他们也很奇怪于香港哪来那么多养猫狗的人。“可能是有钱人有大房子吧？或者住村屋的。”“有可能是偷偷地养，我就见过有人将宠物放在婴儿手推车、宠物袋或手提布袋带出去。”朋友说。
所以对于喜欢看着狗狗敞开了跑的我而言，在香港“人道地”养猫养狗真是件奢侈的事情。我这么说可能香港人会不高兴，是啊，凭什么指责人家喜爱宠物、养宠物的权利呢——不对，宠物可不仅仅是猫狗嘛，记得有次朋友带我走旺角“金鱼街”（通菜街），一家家店用透明塑料袋装着水和金鱼挂在门前甩啊晃啊的，感觉好像自己走进了水族箱似的。除了金鱼、热带鱼、观赏鱼外，还有不少店铺出售水龟、陆龟、箱龟、变色龙、巨蜥、鬣蜥、守宫、蛇类、蟾蜍、蝾螈、蜘蛛、甲虫、蝎子、蜈蚣等各类爬行类动物和昆虫。养它们既省地又省心还特人文主义，其实是很多香港人的理性选择！
不然你以为《重庆森林》里为什么梁朝伟和王菲老在“金鱼”这“金鱼”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