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南广离南京城区较远，交通不便，学校为星期六进城的教师们配置了一趟专线班车。2006年初夏的某个星期六早晨，我匆匆往南广的偏门赶校车，上车坐定后，我透过车窗看见冯克庄校长也迈着急匆匆的步伐赶来，他上车后，一些教师主动给他让位，可他还是一一婉谢后在车尾的一个座位上悄悄坐下。这位有多年从政经验的大学校长，多年来保持着不坐专车的习惯。这使我想起了我跟冯校长初识的情景。2002年秋季，我刚分配到当时的北京广播学院任教，周末经常乘学校班车回中关村看父母，每次在车尾的座位上，我几乎都能看到一位衣着朴素但十分得体的长者坐在教职员工中间，有几次，这位长者还与我恳切地交谈起我来校以来的工作、生活情况。这是冯校长给我留下的最初印象。后来，在学校新任教师的座谈会上，我才第一次看见这位我之前把他当做学校后勤部门的某老公务员的“冯大叔”身穿笔挺考究的西装，给我们作报告。后来，我在本部和南广经常能够领教冯校长在各种重要场合或是在日常生活中流露出来的博学多才和机智幽默，这位德高望重、凡事都能举重若轻的“老江湖”一直以来被我们一些晚辈同仁尊称为“冯叔”、“冯老爷子”，因为这是一个可敬可爱的人。这是一个在工作之余能跟你打乒乓，而经常一大早就站在教学楼门前严格检查教学秩序的大学校长。我很愿意将冯校长评价为“一个境界很高的人”，不单单是从他为人处世的态度，而是从一个大学校长的职业角度：这是一个对自己大学校长的职位有着充分自律意识的人。我曾经多次听到他对于现代大学精神的理解和思考：“大学是以学生和教授为本位的”；“大学要培养除了陈寅恪讲的‘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还必须具有‘社会之责任’的人……”。这里，我想临摹我的学生“柒柒”的话语方式说：如果说，你来到南广，你看见了一个骑自行车姿势个性，在路上随意跟任何人打招呼的，有时穿着高品位的休闲装有时穿着笔挺考究西装的，看起来就没有传统印象中大学校长官架子的样子的人“出没”在校园里，那一定就是他了：冯克庄校长。
事实上，南广从本土引进的大批教职工已经是南广教育阵线的主力军，由于交往圈子有限，进入我南广纪事的人物主要是本部来到南广创业的领导和教师。我用当下国内媒体“访谈类”节目的话语套路自问自答：“在南广期间，给你留下的记忆最为深刻的人物还有哪些？你能描绘一下他们留给你印象最为深刻的那个瞬间吗？”答曰：“我视域有限，无法对南广的英雄谱系进行全景式的描绘，我只能记住几个跟我交往密切的人物，但同时意味着，我对于他们的描述不是虚构的，而是具有照相本体论色彩的纪录电影的‘闪回’蒙太奇镜头。”我之所以会记得他们以及他们在某种特定的情境中的某一个姿势，是因为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那种品质此时此刻是让我感觉“陌生化的”，也让我感觉是我所匮乏的，尽管他们都是我亲密的朋友。到南广艺术传播系报到的第一天，李磊这位与我同是人民大学博士毕业的学兄就对我语重心长地叮嘱：“这个世界上大概有三种人：有才有德的人；有德无才的人；还有就是有才无德的人。”“要做有才有德的人，最起码也要是有德无才的人，最可怕的就是有才无德的人。”李师兄对我说这番话并不是因为他感觉我是“有才无德”的人，而是在他看来，作为一个教师，具备崇高的师德是“自然法则”、“最高律令”的必然要求。当我跟李磊在方山坡下的操场上并肩漫步的时候，我有时会突然觉得这位微驼的山东大汉其实比我高大很多，晚风吹来，仰望月明星稀的苍穹，想起康德的名言“头顶的星空，内心的道德律令”。
其实，李磊是敏感的，尽管他的专业是史学，而不是美学。中国古代的圣贤在先秦诸子百家的时代，就意识到“善”与“美”是不同问题域的两个概念，并祈求“尽善尽美”这一很难达到的境界；康德美学一方面讲“美是道德的象征”，但同时也意识到“美”与“道德”两个价值维度之间的二律背反。我作为一个在大学里从事艺术教育的教师，无论在学术上还是教学过程中，都会体验到这种二律背反的困境。这个问题是复杂的，答案不是单一的，所以当我两年前批改我们中国传媒大学的艺术类研究生入学考试的“艺术学基础”的考题“谈艺术与道德的关系”时，我发现几乎所有的考生都回答“艺术家首先必须具有高尚的道德感”，不禁痛恨出题者的不学无术和误人子弟。
“艺术与道德”的关系，如果用艺术史上的艺术家个案进行实证归纳的话，几乎可以说是个伪命题，比如20世纪最伟大的艺术家毕加索就不是一个道德主义者。但“教师与道德的关系”肯定是个真命题，而且答案肯定是纯粹的、单一的，那就是“教师首先必须具有高尚的道德感。”这一点上，我深感我做的远远不如李磊等同仁。李磊先后在南广任教期间，无论你何时敲开他的办公室和宿舍，几乎都能看到有莘莘学子围绕着他，听他教诲，李磊在教室里的任何一次授课或演讲，都受到青年学生的热烈欢迎。我想其中的原因是简单的：李磊老师是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来爱惜的，他经常称学生为“孩子们”。看到他的这一姿势，我经常羞愧地暗暗反问我自己：“我做的怎么样？”内心答曰：“不怎么样，努力向别人看齐吧！”李磊离任后，接替他的施旭升教授正巧也是我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兄，他和蒋泽金“博导”（博士导演）都是南京大学戏剧学博士毕业的。从施旭升身上，可以清晰地看出，他很好地秉承了南京大学“严谨、务实”的优良学风。施教授的作风是质朴、深沉的，他除了担当本部艺术学的学科带头人，任艺术学、戏剧戏曲学的博士、硕士导师外，还处理南广艺术传播系繁忙的行政事务。他每天用饭盒到食堂里打些饭菜，匆匆回到宿舍就餐，冬天就用电热炉加热一下饭菜，埋头吃下，宿舍里堆满了各种学术书籍、资料。2006年初夏，一个艺术传播系的女生因为天气炎热，出现某种急性症状，施旭升、蒋泽金和我都赶到宿舍现场，最后是施旭升把学生抱上救护车，护送到医院。我当时想起了米开朗基罗的雕塑《圣殇》，望着施老师的姿势，我当时后悔为何没有像他那样躬行，我也榨出了藏在我身上的“小”字。如今，蒋泽金教授据说正在写作一篇《方山戏剧风云录》的回忆文章，我今天上午询问此次纪念文集的责编李有兵博士，问他能否发几段蒋教授的美文给我，让我先读为快，但李博士婉拒了：“你写你的，别受他者干扰。”
我期待蒋“博导”能对他领导的方山戏剧运动有生动的记录，满足包括我在内的南广人的阅读期待。我是方山戏剧运动的介入者，见证了被冯克庄校长评价为可以载入南广学院发展史的第一场戏剧之夜。像古希腊的戏剧在山脚下的环行露天剧场上演一样，南广的学生剧团演出了世界戏剧史上最伟大作家莎士比亚的代表作《罗密欧与朱丽叶》。彩排当晚，风雨洗礼，蒋导这个宝岛台湾行伍出身，后又留学美国，平时戴棒球帽、开越野车、谙熟中西方戏剧文化的博士导演，像一个荷枪督战的西部牛仔王，当风雨吹打斜了舞台背景屏幕“伦敦大桥”，他一个箭步冲上，敏捷地爬到高高的脚手架上，捆绑幕布。当时看到他的这个姿势，我心中嘀咕：“好兄弟，当心！”“你真牛，以后就叫你校园戏剧英雄！”戏演得很好，尤其是“阳台会”一场戏，罗密欧与朱丽叶将纯情少男少女的浪漫爱情“诗剧”诠释得情真意切，如泣如诉。我对艺术家一直有崇敬心情，我认为《罗》剧组人人都是成功的艺术家，当晚曲尽人散，我倾自己囊中所有，千金一掷宴请所有演员，次日，又宴请所有剧务人员。
我们这些在南广奋斗过的本部教师，对南广都充满着感情，都在默默关心南广一草一木的变化，我们甚至有时在北京聚会的时候，为南广未来的发展之道而“论道”。南广这艘航船无论以后谁来掌舵，都要像它的缔造者一样，无私地为之奉献全部心血。南广的事业是年轻的，传媒的事业也是永远年轻的，这两个“年轻”是具有“同一性”的。这意味着南广不需要背负任何沉重的历史包袱，而能始终处于自由、创造的亢奋状态，这种年轻意味着南广具有许诺于广阔发展空间的诸多可能性。南广的教师和学生应该是热爱传媒的，在媒介教育和学习中都能体验到一种自由、创作的巨大愉悦和对美好未来憧憬的幸福。
在南广任教期间，在午间或傍晚下课时，我喜欢久久伫立在高高的教学楼台阶上，看成群结队的学生走出教室在学校宽阔的大道上组成浩荡的人流。这是一个我对于南广纪事的“长镜头”。那时我想南广作为一个独立学院，就其实质而言，根本不可能仅仅是一个民营教育企业。相反，体制内的大学如果不能抗拒官僚习气以及商业铜臭对知识和信仰的渗透甚至欺凌，又能如何捍卫大学必须具备的民主、科学精神，大学又能如何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批判和创造的社会公共空间？在南广这片新兴的土地上，应该自觉抵制一切腐朽的事物，始终自觉追赶最具现代性的美好一切，立足于南京这个人文底蕴深厚的地方，放眼世界，不断地追求传媒、知识和艺术的自由和创造性，谁又能不会相信南广将拥有广阔、美好的未来前景，有一天甚至能成为中国传媒教育的“金陵帝王洲”？
2008年8月，我利用暑假期间一个人自费来到南广，我迫不及待地在校园里面巡视一遍。校园纯净而静穆，图书馆竣工了，在馆前还挖了一个人造湖，湖光山色，大气十足。学校为第一届八百毕业生还立了签字碑，我久久流连于此，用手抚摸那些我熟悉的名字：安珂、邓蒴、王田怡、周畅、邵潇汀……无论你们今后在祖国和世界的何方，祝愿你们成功！在学校里，还碰见以南广为家的刘继南校长在保姆陪同下在校园散步，我问：“校长好！”刘校长答曰：“感觉不错吧，上次离开南广是什么时候？”我答道：“去年年底。”2009年9月，南广将迎来它的五周年校庆，或许我没有机会前来凑热闹，但我今后肯定还会在某个时候，静悄悄地走近你的身边，去重温“我属于你，你属于我”的那份永久的真挚。
我想在南广的大楼上画上我的眼睛
让我凝望你一天比一天美丽的容颜
我想在南广的大树上挂上我的耳朵
让我聆听你一天比一天动听的歌声
……
2009年初春，写于北京东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