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就打算来了。现在我们可以谈谈了，我们就会明白的。您读过斯宾塞么？”
“不，没有读完，”列文说，“不过我现在不需要他了。”
“这是怎么的？这是有趣的。为什么？”
“就是我终于相信，使我关心的那些问题的解答，我不会在他的和类似他的人的著作里找到。现在……”
但是卡塔发索夫脸上沉静愉快的表情忽然感动了他，他非常惋惜自己的显然被他用这个谈话所扰乱的心情，因此他想起了自己的志愿，他就停止说话了。
“可是，我们以后再谈吧，”他添说，“倘使要到蜂园里去，就走这边，走这条小路。”他对大家说。
他们顺着狭窄的小路走上未刈割的隙地，那里一边是密密的明亮的元参草，其中散布着暗绿色的高高的毛茛草丛，列文把客人们安排在小杨树的清凉的浓荫下的凳子和木块上，木块是为了来看蜂园而又害怕蜂子的人特地预备的，他自己到小舍去为大人和小孩们拿面包、胡瓜和新鲜的蜜。
他尽量少做迅速的动作，听着更频繁地飞过他身边的蜂子，顺着小路走到小舍。在门廊上一只蜂子嗡嗡着碰上他的胡须，但他小心地把它拿开。走进荫凉的门廊，他从墙上拿下了挂在木钉上的面网，戴在脸上，把手插在口袋里，走进围了篱笆的蜂园，在园里刈割得很干净的地方的中央，行列整齐地站立着他所熟悉的、各有自己历史的、在柱子上有树皮的老蜂房（毛注：直接地挖空的树干。——译者），在篱笆编的墙边是今年入房的新蜂房。在蜂房的门口，是在他眼睛前面飞扑的打旋的向同一个地方冲去的游戏的蜂子和雄蜂，其中工蜂总是顺着一个方向朝树林里开花的菩提树飞去寻找花汁，又带着花汁飞到蜂房。
他耳朵里不断地听到各种各样的东西，时而是忙着工作的迅速飞过的工蜂的声音，时而是嗡嗡的懒惰的雄蜂的声音，时而是激动的、防护财产被敌人拿去的、准备刺人的守卫的蜂子的声音。在篱垣的那边，老人在刨一个箍，没有看见列文。列文没有叫他，仍旧站在蜂园的中央。
他高兴有机会让自己单独在这里离开现实而恢复自己的镇静，现实已经压低了他的情绪。
他想起他又对伊凡生了气，对哥哥表示了冷淡，和卡塔发索夫轻率地说话。
“难道这只是暂时的心情，它不留痕迹地就要过去的吗？”他想。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他回到了自己的情绪中，他欢喜地觉得，他心里面发生了什么新的重要的东西。现实只一时掩蔽了他所找到的心灵的安静；但它在他心里面还是完整的。
正如同蜂子现在绕着他盘旋，威胁他，分他的心，破坏了他的充分的身体的安静，使他缩着身子，避着它们，同样地，那些忧劳，自从他坐上荷车之后，也向他涌来，破坏了他的心灵的自由；但是只有在它们围绕着他飞旋的时候，才是这样的。正如同，虽然有着蜂子的打扰，他的体力还是完整的，他所重新感觉到的心灵的力也是完整的。
十五
“考斯洽，你知道塞尔该·伊发诺维奇和谁同车到这里的吗？”道丽替孩子们分了胡瓜和蜜以后说，“和佛隆斯基，他到塞尔维亚去了。”
“还不是一个人去，并且用自己的钱带了一连人！”卡塔发索夫说。
“这是适合他的，”列文说，“还有志愿兵去吗？”望了望塞尔该·伊发诺维奇，他添说。
塞尔该·伊发诺维奇没有回答，他正用刀背小心地从一个杯子里的白色的蜜房中挑出来黏在流出的蜜里边的还活着的蜂子。
“还是这样！您该看一看昨天车站上的情形！”卡塔发索夫响脆地嚼着胡瓜说。
“哦，这是什么意思呢？为了基督的缘故，向我说一说，塞尔该·伊发诺维奇，这些志愿兵都到哪里去？他们要和谁打仗？”老公爵问，显然是在继续着列文不在这里时所开始的谈话。
“和土耳其人。”塞尔该·伊发诺维奇镇静地微笑着回答，他挑出了那只无力地动着腿子的因为蜜而发黑的蜂子，把它从刀上放到结实的杨树叶子上。
“但是谁向土耳其人宣战的？是伊凡·伊凡内奇·拉高索夫和莉济亚·伊发诺芙娜伯爵夫人和施塔尔夫人吗？”
“没有人宣战，不过人们同情受苦难的邻人，想帮助他们。”塞尔该·伊发诺维奇说。
“但公爵不是说帮助，”列文赞助着岳父说，“是说战争。公爵说，不得政府的许可，私人不能够参战。”
“考斯洽，当心，这只蜂子！真的，它们会螫我们！”道丽挥手防着一只黄蜂说。
“但这不是蜂子，这是黄蜂。”列文说。
“哦，哦，您的理论是怎样的？”卡塔发索夫微笑着向列文说，显然在挑他辩论，“为什么私人没有权利？”
“我的理论是这样的：战争，在一方面，是那么一种兽性的、残忍的、可怕的事情，没有一个人能够私人地负起开始战争的责任，更不要说基督徒了，只有那负有这种责任的不可避免地被牵入战争的政府才能够如此。在另一方面，根据科学和常识，在国事上，特别是战争问题上，国民要放弃个人的意志。”
塞尔该·伊发诺维奇和卡塔发索夫带着准备好的反驳，同时发言了。
“但是问题是在这里，老兄，会有这样的情形的。政府不执行国民的意志，那时社会就表现它自己的意志。”卡塔发索夫说。
但是塞尔该·伊发诺维奇显然不赞成这种反驳。他对卡塔发索夫的话皱了皱眉，说了别的。
“你徒然地提出了这个问题。这里不是宣战的问题。不过是人道的基督教的感情的表现。他们在杀我们的同种的同教的弟兄。即使假定不是我们的弟兄，不是同教的，只是孩子们，妇女们，老人们；感情也会激昂的，俄国人也会跑去帮助停止这种惨事的。你想一想，假若你在街上走路，看见了醉汉打女人或小孩；我想你不会考虑你向这个人宣了战还是没有宣战，你就会向他冲去，保护被损害的人的。”
“但是我不会打死他。”列文说。
“不，你会打死他的。”
“我不知道。假若我遇见了这样的事，我会受我的一时的冲动去支配的；但我不能够预先说什么。但是对于斯拉夫人被压迫的事，这种冲动是没有的，而且不会有的。”
“也许你是没有的。但别人是有的，”塞尔该·伊发诺维奇不满意地皱着眉说，“在人民当中还有关于正教的弟兄们在‘不纯洁的回教徒们’的压迫下受痛苦的传说。人民听到他们的弟兄们在受苦并且发言了。”
“也许是的，”列文回避地说，“但我不明白这个；我自己也是人民，我却不感觉到这个。”
“我也是的，”公爵说，“我住在国外时，我看报纸，我承认，在保加利亚的惨事以前，我一点也不明白为什么所有的俄国人都忽然地爱起他们的斯拉夫弟兄来了，而我却对于他们没有丝毫的亲爱。我很苦恼，我想我是怪物，或者是卡尔斯巴德温泉对我发生了影响。但是，回到了这里，我心安了，我看到除我而外还有些只关心俄罗斯却不关心斯拉夫弟兄们的人。康斯坦清也是的。”
“私人的意见在这里是不重要的，”塞尔该·伊发诺维奇说，“当全俄罗斯——全体人民表现了他们的意志时，私人的意见是无关重要的。”
“但是请原谅我。我不明白这个。人民显然不知道。”公爵说。
“不，爸爸……怎么不呢？星期天在教堂里？”在旁边听着谈话的道丽插嘴说，“请给我一块手巾，”她又向那个微笑地望着孩子们的老人说，“这是不可能的……”
“星期天在教堂里有了什么？神甫奉了命要念。他就念了。他们什么也不懂，像每次讲道时那样地叹气。”公爵继续说，“后来又向他们说，要捐钱在教堂里做一件拯救灵魂的事情，他们就掏出戈比克，给出去。但是为什么——他们自己却不知道。”
“人民不会不知道的；人民总是有那对于他们自己命运的自觉，在像现在这样的时候，这个自觉就向他们出现了。”塞尔该·伊发诺维奇望了望养蜂的老人肯定地说。
这个美丽的老人有着半黑半白的胡须和稠密的银色的头发，他不动地站着，拿着盛蜜的杯子，从身材的高处亲善地镇静地望着绅士们，显然他既不明白，也不想明白。
“正是这样的。”他有意义地摇着头，向塞尔该·伊发诺维奇说。
“现在您问问他吧。他既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列文说，“米哈益累奇，你听说到战争吗？”他转向他说，“他们在教堂念的是什么？你怎么想法？我们应该为基督徒打仗吗？”
“为什么要我们想呢？亚力山大·尼考拉耶维奇皇帝替我们想过了，他要替我们想一切的事情。他看得更清楚。要不要再拿一点面包来？再给小孩一点吗？”他向达丽亚·阿列克三德罗芙娜指着吃完了面包皮的格锐沙说。
“我不需要问。”塞尔该·伊发诺维奇说，“我们看见过，现在还看见成千成百的人，他们抛弃了一切为正义去努力，他们是从俄国的各部分来的，他们直率地明白地表示他们的思想和目的。他们捐出他们所有的带来极少的钱，或者他们自己去参加，并且直率地说出来他们是为了什么。这是什么意思呢？”
“在我看来，意思是，”列文开始激动起来，他说，“在八千万人当中总可以找得出，不是像现在成百的，而是成万的失去社会地位的无用的人，他们总是准备加入普加巧夫（毛注：普加巧夫是凯萨琳女皇时的农民暴动的领袖。——译者）的一伙，到郝发去，到西比利亚去……”
“我向你说吧，这不是成百的，不是无用的人，却是人民中最好的代表！”塞尔该·伊发诺维奇带着那样的怒气说，好像他在保护他的最后的财产，“还有捐款呢？这又是人民直接表现他们的意志。”
“‘人民’这个字眼太含混了，”列文说，“乡区的书记，教员，一千个农人当中的一个人，也许知道这是什么一回事。其余的八千万人，不但没有表现他们的意志，而且一点也不知道有什么事需要他们表现他们的意志。我们有什么权利说这是人民的意志呢？”
十六
在辩论上富有经验的塞尔该·伊发诺维奇没有回辩，立刻把谈话转到另一方面去。
“呵，假若你想要用数学的计算来了解人民的精神，那么，当然，这是很难办到的。我们没有采用投票，也不能够采用，因为这并不表现人民的意志；但是为了这个还有别的方法。这是在空气里感觉得到的，这是人心感觉得到的。我且不说那些在静止的人海中动荡的、对于任何没有偏见的人是明显的暗流；我们狭义地来看社交界吧。智识界中从前那么彼此仇视的各党各派都合为一体了。任何的歧异都完结了，所有的社会机关都说着同样的一件事，大家都感到那支配了他们并且把他们带到同一个方向去的巨大力量。”
“是的，所有的报纸，都说这一件事情，”公爵说，“这是真的。但这正和暴风雨前的蛙叫是一样的。因为它们，什么都听不见了。”
“是蛙也罢，不是蛙也罢——我不出版报纸，我不想替他们辩护；但我是说智识界的意见一致。”塞尔该·伊发诺维奇转向弟弟说。
列文想要回答，但老公爵打断了他。
“哦，关于这种意见一致还可以说点别的，”公爵说，“我的女婿，斯切潘·阿尔卡即耶维奇，您认识他。他现在做了一个什么会什么委员会的委员，我记不清。可是那里面并没有事做——呵，道丽，这不是秘密——薪水却是八千。您去问问他，他的职务是不是有用的——他会向您证明，那是最必要的。他是诚实的人，但是不能不相信这八千卢布的用处。”
“是的，他要我告诉达丽亚·阿列克三德罗芙娜他得到了这个缺。”塞尔该·伊发诺维奇不高兴地说，认为公爵说话不中要点。
“报纸的意见一致就是这样的。他们向我说过了：一有战事，他们的收入就加倍。他们怎么能够不考虑人民的命运和斯拉夫人的……和这一切呢？”
“我不喜欢许多报纸，但我认为这是不公平的。”塞尔该·伊发诺维奇说。
“我只要提出一点意见，”公爵继续说，“在和普鲁士的战争之前，Alphonse Karr（阿勒房斯·卡尔）写过一段很好的话。‘您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吗？很好。谁主张战争——就加入特种的先锋队，去冲锋，去进攻，去领导全体的人！’”
“编辑们好极了。”想象着会挑选在这个精选的部队里面的那些他认识的编辑们，卡塔发索夫大声笑着说。
“但是他们要逃跑的，”道丽说，“他们只是碍事。”
“呵，假若他们逃跑，那么把霰弹和拿鞭子的卡萨克兵摆在他们后边。”公爵说。
“但这是笑话，一个不好的笑话，请原谅我，公爵。”塞尔该·伊发诺维奇说。
“我不认为这是笑话，这……”列文正要说，但塞尔该·伊发诺维奇打断了他。
“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被唤起来做他的分内的工作，”他说，“用思想的人们，在表达社会的舆论时，是尽了他的职务。社会舆论的一致的充分的表现是新闻界的职务，同时是可喜的现象。二十年前，我们或许会沉默的，但现在我们听见了俄国人民的声音，俄国人民准备站起来，好像一个人一样，准备为了被压迫的弟兄们去牺牲自己；这是伟大的跨步，是力量的标记。”
“但是这不但是牺牲，而且还是杀土耳其人。”列文畏怯地说，“人民牺牲，并且准备为自己的心灵却不是为杀人而牺牲。”他添说，不自觉地把这个谈话连接到他所关心的那些思想上去了。
“怎么为了心灵？您明白，这对于自然科学家们是一个难懂的字句。心灵是什么东西呢？”卡塔发索夫微笑着说。
“呵，您知道！”
“呵，凭上帝，我没有丝毫的了解！”卡塔发索夫带着响亮的笑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