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搜集资料的范围要尽可能开阔一些，搜集资料要尽可能全面一些。这样，就为自己的研究创造一个好的学术条件，也使自己开阔了眼界，获得一个较高的起点。
４、鉴别、消化资料，发现问题、解快问题
我们搜集到的资料，有些是很好的、可用资料，有些也可能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不能反映问题本质的非科学性的资料。可用的资料，要加以消化；不可用的资料要通过鉴别，加以剔除。这样，我们才不至于被淹没在资料海洋中而茫然不辨东西；这样，我们才能够从精选出来的科学性的资料中发现问题，形成观点。这是决定研究工作成败和研究质量高低的关键性步骤。下面，让我们举一个特定的题记研究为例，加以说明。
莫高窟第231窟东壁窟门上方男女供养人像之间有供养人题记一方，坚写、双行，题榜（题记书写处）为竖长方形，四周画有墨色界栏。移录于下（原为竖行，今移写改为横行）：
亡[微软中国1]君唐丹州长松府左果毅都尉改
亡慈妣敦煌录事孙索氏同心供养
男女两个供养人相向胡跪于榜题两侧，男左女右。这两个供养人本是一对夫妇，男的生前做过唐朝丹州长松府左果毅都尉；女的娘家姓索，祖父当过唐朝敦煌郡录事参军。但男供养人题名未尾一个“改”字不可理解。按照供养人题记款式，此“改”字所在处应为供养人的姓名。根据敦煌遗书P.4638《大蕃故煌郡莫高窟阴处土公修功德记》（王仁俊《敦煌石室真迹录》戊集、蒋斧《沙州文录》及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均有录文），经过敦煌研究院专家的考证，确知此窟是吐蕃统治敦煌时期敦煌名人阴嘉政为“当今圣主及七代”而修建的功德窟68，此窟落成时间不晚于立碑的已未年（公元839年，当唐文宗开成四年）四月十五日（碑云“故敦煌郡处士公，公姓阴，字嘉政”，则立碑之时，阴嘉政已去世）。又据此《碑》所载，知阴嘉政之父名阴伯伦，既不姓“改”，又不名“改”，如此，我们可以断定“改”字不是姓名。那么，改字必另有含义。查P.4638《大蕃故敦煌郡莫高窟阴处士公修功德记》有下面一段记述：
“故敦煌郡处士公姓阴，字嘉政……皇考君讳伯伦，唐朝游击将军、丹州长松府左果毅都尉，赐绯［鱼］袋、上柱国、开国男……自赞普启关之后，左衽迁阶；及宰辅给印之初，垂祛补职，蕃朝改授，得前沙州道门亲表部落大使……爰及慈母索氏，通海镇大将军之孙……。”
从知阴伯伦生前作过“唐朝丹州长松府左果毅都尉、赐绯鱼袋、上柱国、开国男……蕃朝改受沙州道门亲表部落大使”；女供养人索氏，正是阴伯伦之妻、阴嘉政之母。
那么，供养人题记为什么在写出阴伯伦曾任“唐丹州长松府左果毅都尉”一职之后写一“改”字呢？根据上引碑文，我们知道，阴伯伦全衔题名应是“唐朝游击将军、丹州长松府左果毅都尉、赐绯鱼袋、上柱国、开国男……蕃朝改授沙州道门亲表部落大使”。“改”字之前省去了“蕃朝”二字，“改”字之后缺“授沙州道门亲表部落大使阴伯伦”十四字。经过上面一番考订处理，我们才算弄懂了题记的文字和内容，而不至于对男供养人的姓名发生误解。
通过考订读懂题记的文字和内容，还不等于理解题记的意义和作用。读懂文字，固然也是对题记进行的研究，但这只是研究工作的一部分，一个最起码的部分，远未达到题记研究的主要目标和全部目标。研究一条题记，全部工作应该包括：
（1）对这条供养人题记进行文字校勘、对供奍人身份、社会背景和题写年代进行考订；
（2）通过考订，从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进而阐明这些问题；
（3）评价这条题记的社会意义或学术价值。
以上三条，重点目标应是第（2）（3）两条。我们仅仅读懂了文字，并没有完成全部研究任务。
我们通过考证，只是读懂了它的文字。接着要考订供养人的身分、背景及题记的年代。根据前引《碑记》，可以比较顺利地解决这两项考证。即题写时间为已未年（公元839年）四月十五日。这一年是吐蕃占领敦煌的第52年，这一年之后不过九年，到公元848年，便暴发了张议潮起义，从此，敦煌脱离吐蕃统治回归唐朝。阴嘉政是阴伯伦的长子，他在吐蕃统治时期一直以处土的身分隐居乡里，没有屈膝蕃朝任职做官。他造修此窟，是为“当今圣主及七代”“远垂不朽用记将来”，此窟题额号为“报恩君亲之窟。”
从这条供养人题记中我们发现了什么问题呢？我们发现题记的写法不合乎一般的款式。为了在有限的题榜内写下供养人的身分姓名，当然可以省缩，但不应把供养人姓名这个最主要的部分省掉。这条题记正好把供养人的姓名都省掉，却又多了一个“改”字，这是一种不寻常的现象。这就是问题。根据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提出加以研究的是：为什么把供养人姓名省去却又多出一个“改”字？
从现象上看，这条题记由于受到题榜空间的限制，只写到第十五字即已达到界栏底线，再写下去，就得超出界栏的框框，破坏版面位置安排的均衡与美观。
这种理解有道理，也可以讲得通。但是更深一层追索下去，又不那么简单，而且大有文章。
据上引《碑记》记载，吐蕃占领敦煌后，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大力推行吐蕃化政策。迫使汉人男儿袒臂文身，女子解髻辫发，即碑文所谓“熊罴爱子，拆襁褓以文身；鸳鸯夫妻，解鬟细而辫发”，严重地伤害了汉族的民族感情。阴嘉政的父亲阴伯伦，唐朝时任游击将军，且有上柱国、开国男高级勋阶，吐蕃占领敦煌后，由于改朝换代，阴伯伦丢了原来的官职勋爵，后虽被吐蕃录用，只不过给了个部落大使相当于乡长的职位降级使用（所谓“迁阶”），不仅丢了高官勋爵，还落个“屈膝两朝之主”的不光彩名声。阴嘉政对吐蕃的同化政策和父亲的落拓遭遇，甚为不滿，所以隐居乡里、不仕蕃朝、当一辈子处士公，以此表示自己不与吐蕃合流，更不给吐蕃统治者当鹰犬的决心。他所修建的功德窟，取名叫做“报恩君亲”之窟，这里报恩的对象“君亲”，碑文中说是“当今圣主及七代”，但“当今圣主”既可理解为吐蕃赞普，也可以隐指大唐天子。根据阴伯伦的身世背景、政治倾向和立身行藏进行分析，更可能是隐指“当今”大唐天子唐文宗；所谓“七代” ，是指阴嘉政前辈七代父祖。据《碑》所载，阴嘉政之曾祖阴嗣瑗，为“唐朝正议大夫、检校豆卢军事，兼长行坊转运、支度等使”，祖父阴庭诫为“唐朝右骁骑、守高平府左果毅都尉”，父阴伯伦，为唐朝游击将将。又据P.2625《敦煌名族志》载，知阴嗣瑗之父名阴仁希，“唐任［云］麾将军、守左武卫将军、上柱国、敦煌郡开国公”，阴仁希之父名阴稠，“立性清高，不求荣祿，身〔年〕九十八，板授邓州刺史”。阴稠－阴仁希－阴嗣瑗－阴庭诫－阴伯伦，为阴嘉政之五世先祖，阴稠之前，史佚有缺，但《敦煌名族志》云“（敦煌）阴氏，隨〔隋〕唐已来尤为望族” ，则阴嘉政所说七代先祖，必有其人。《碑》所谓“旧制封官，近将军之列棘〔戟〕；先贤世祿，与都护之同堂”，充分体现了阴嘉政怀宗念祖的感情。但经改朝换代，时过景迁，今非昔比矣，正如《碑》所谓“岂图恩移归日，长辞万代之君；事遇此年，屈膝两朝之主”。阴嘉政之父阴伯伦，本为唐臣，所在供养人题记中只写上亡父所荣受的“唐丹州长松府左果毅都尉”的官职，以“远垂不朽”；但吐蕃占领敦煌后，其父又屈就的蕃朝官职，被降职使用为“沙州道门亲表部落大使”，这段不光彩的历史，却是不宜“用记将来”，所以在供养人题名牌上写到 “改”字，正好占满题榜界栏，遂就势故缺下文。
何以知其然呢？第一，题记之文上壁之前，总会事先计划一下，数一数题记的字数，量一量界限栏的长短，若容纳不下，完全可以把题记的文字压缩，或者字体缩小，使题记全文都内容纳进题榜界栏之内；第二，即使事先缺少计划，临时信手写来，但是一经发觉其不成文法，也完全可以涂去重写；第三，从第二行女供养人题名十四个字不大不小、不多不少、刚刚写下的情况来看，却又表明题记上壁之前曾作过字数多少、间距疏密的设计和安排；第四，阴嘉政在亡父所任唐朝官职的前面特别冠了个“唐”字，而蕃朝改授职官的前面偏偏不书“蕃朝”，只是含含糊糊掐头截尾写上一个没来由的“改”字，叫人莫名其妙，正反映阴嘉政对亡父屈膝蕃朝之事讳莫如深的心理状态。从上述四点来看，“亡考君唐丹州长松府左果毅都尉改”这条不成文法的题记，应是有意为之的。其用意正是讳言其父阴伯伦“屈膝两朝之主”之事。这就是我们经过分析研究得出的结论：
这样，我们才算完成了这条题记进行研究的第二个目标，即发现问题并解决了所发现的问题。
对这条题记进行研究的第三个目标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这条题记的社会意义和历史价值作出的评价。
这条题记反映了阴嘉政作为唐朝的遗民、父祖的嫡子而回护先尊、心向唐朝的“报恩君亲”思想；反映了蕃朝同化政策之不得人心；透露出遗民们深厚的民族感情，以及在吐蕃统治之下曲折地表达向唐之志的特殊方式。《新唐书·吐蕃传下》载，沙州在吐蕃占领下，“州人皆胡服臣虏，每岁时祀父祖，衣中国之服，号恸而藏之。”反映了吐蕃占领区民族矛盾处理不善的情况，通过231窟这条供养人题记的分析使我们对此有了更深切的体会。
看这条题记所在的莫高窟第231窟，东壁南侧绘有《报恩经变》，北壁绘有《弥勒（未来佛）经变》。根据题记所映的思想，去品味这两幅经变画，会产生更深一层的理解。
《报恩经变》，表明阴嘉政的“报恩君亲”思想，更从佛经获得支持，得以同佛经经义结合起来，通过图画的形式予以表现。那么，此窟之《报恩经变》，既是对佛教教义的宣传，又是他“报恩君亲”思想的寄托。佛教的宗旨同世俗的愿望融合在一起，于是这幅经变画就具有更为深刻的意义了．
如果说《报恩经变》寄托着阴嘉政对宗邦祖根的怀念，那么《弥勒经变》则又暗寓着对未来的期聁和向往。这两幅画同绘于一窟，一幅重在回首过去，一幅重在翘首未来，互相配合，彼此补充，从两个相对的方向汇集过来，体现出一个完整的思想。第231窟建窟不到十年，终于在大中二年（公元848年）爆发了张义潮领导的逐蕃归唐大起义。这次成功的起义，可以说是“报恩君亲”思想的实现，同时也是对未来向往的某种意义的落实。
由此可见，这条题记所包含的社会意义和学术价值，实在不可低估。
通过上面的举例，我们可以看到，对资料鉴别、消化的过程，有时候也就同时展开了对课题进行研究的过程。我们所举的那种鉴别，消化资料的方法，也就同时介绍了对一条题记加以研究的方法。
上面所举的莫高窟第231窟东壁门上方的供养人题记，应该说是一份讹误性的资料。我们之所以知其讹误并知其所以讹误，是借助于所搜集到的有关资料，主要是《大蕃故敦煌郡莫高窟阴处士公修功德记》（此件共有两个抄本，编号分到为P.4638、P.4640）。在确知其讹误性之后，我们又进一步追索造成讹误的原因，发现既有形式上的客观原因，又有内在的主观原因；我们再把两种原因结合起来分析，发现造成讹误的真正原因是主观上的有意为之，不过借助了题榜界栏的局限这个客观现象作幌子加以伪装。我们又把这条题记同窟内两幅经变画联系起来，进而揭示其开窟动机上除了佛教信仰之外，还有一定的政治社会意义。又进而为不久之后的反蕃归唐起义找到了背景因素和潜在前兆。这就是我们对这条题记进行监别、消化的一系列的过程和产生的一系列结果。
５、撰写论文
撰写论文是在搜集、鉴别和消化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的，是研究过程的最后步骤和最后方式。当然撰写成论文之后，还要接受检验（别人对论文的评价也是一种检验）。于是，研究工作又可能开始一个新的循环过程。但是，作为阶段性的研究过程来看，撰写论文毕竟是一个完整的研究过程的结集步骤。
敦煌学论文的写作，同其他社会科学论文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不同。这理不多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