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这个眼睛长在头顶，看谁都是白痴，而且生活很小资的科学家，居然被美国政府认定为共产党。难怪海军次长金贝尔（就是说钱学森顶好几个师的那位）后来也怒了，认为这是美国所做的最愚蠢的事，你们也别说钱学森是共产党了，直接说我是共产党好了！在海军次长看来，他自己成为共产党的几率，都要比钱学森大。但那些认定钱学森是共产党的人不这么认为，宣称在他800公斤的草图里发现了“猫腻”，他们给这些书籍剪报一一记录，只目录就列了26页，微缩胶卷拍了12000张！
虽然这些东西不能证明钱学森是个共产党，但几天之后的一个晚上，还是有警察拿着逮捕证敲响了钱学森的家。逮捕证是早就签好的，看来，在是否逮捕著名科学家的问题上，政府是犹豫不决的。他们之前偷偷跟踪过钱学森，但被他发现了，竟然逃出过FBI的视野。那段时间，美国政府差点给墨西哥政府拍电报：好兄弟，假如姓钱的跑到你家，帮我拿下！他们对抓捕钱学森很重视，揣着枪，晃着手铐。蒋英开门，手里抱着孩子，钱学森歪在沙发上喝茶看报纸。显然，科学家并没打算“畏罪潜逃”。
面对特工，钱学森没啥特殊表情，好吧，一切都结束了。
逮捕行动是公开的，电视有影，电台有声。而我们又知道，钱学森是个很高傲的人，不是一般的高傲，所以他把这件事视作一种耻辱，丢人丢到家了。他的那帮哥们儿，正开着车，听到钱学森的事儿，第一时间往他家开，想帮着袭个警、拒个捕什么的。面对众人的“好意”，钱学森的脸上出现了一种从未见过的神情，他的心里都是窟窿（很受伤），对自己被别人看到身处此种境地有些懊恼。钱学森礼貌地说，散了，洗洗睡吧。
接下来，哦，接下来钱学森入狱了。汽车早就在旁边等着了，移民局特工簇拥着钱学森，一路向南。他们开过一座桥，来到一座小岛上。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这个岛上已经有了一座联邦监狱，一座灯塔，几栋政府的办公楼，以及政府雇员的宿舍。大多数在这里关押的外国人都是偷越边境的墨西哥移民劳工，他们通常被关在里面摆满架子床的大房间里。
江湖中的大人物，又身怀绝技，是不能住集体宿舍的。钱学森没有被关在那些拥挤的房间里，他的容身之处是一个带有独立洗手间的单人房间。一些房间有安着铁栏杆的窗户，可以从里面看到隧道和居民区。初到此地，钱学森是很愤怒的，甚至还有点小小的恐惧，除了科学研究，他实在没有什么过多经历和体验。他所有的一切——他的学位，获得的奖项，开创喷气推进实验室的功绩，与美国军方高官的交往——这些都救不了他。
被捕之前，钱学森的生活是很“小资”的，在家中，蒋英经常练习音乐，演唱歌曲。有时候，他们会一起听着古典音乐唱片——贝多芬和莫扎特的交响乐是二人至爱。而在监狱，那段日子是刻骨铭心的。那些日子，他一直被严密看押，不能和任何人说话。晚上，狱警每隔十五分钟就打开一次电灯（不知道节约），让他得不到任何休息。这种折磨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减肥！钱学森瘦了几十斤。
除此之外，钱学森对这段经历讳莫如深，很难判断，在被关押于监狱的这段时间里，钱学森到底受到了什么样的待遇。作为钱学森的领导，加州理工学院的院长曾探过监，安慰他安心坐牢，单位那边只当他请了一次病假。在院长看来，他的员工住的相当舒服，有一张写字桌，采光还不错。他的老师冯·卡门试图给钱学森打电话，别人不让。家人几乎每天都来探视，每当这时，钱学森总面带微笑，从牢房的窗户挥手致意。
钱学森在这里，应该弹过吉他，因为这个监狱还是比较有人性化的，犯人甚至可以有放置吉他的空位。钱学森后来归国，携一家四口在香港被记者偷拍，当时手里提的就是一把吉他。或许钱学森的确在此期间受到了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狱警可能真的让钱学森睡不好觉，对于他们来说，每晚借助手电筒的光线查看关押在牢房里的人的状况是一项常规工作。一名在监狱中待过几个小时的中国学生记得，这些狱警会把手电筒直接照上他的脸，确认他“还活着，没有自杀”。
公正来讲，出于对人才的珍惜，加州理工学院对钱学森的营救是很积极的。当时的院长是杜布里奇，他后来担任过尼克松和艾森豪威尔两任总统的科学顾问，他为营救钱学森奔走相告。两天后，岛上的移民局官员对钱学森进行了审讯，钱学森是这样说的：父亲来信这件事对我影响很大，他身体不好，一直希望我能回去。但我实在太忙，天天鼓捣火箭。但你们美国人不太仗义，天天找我茬。本来我还想当个美国人，有可能或许还能拍一部《上海人在加州》，但是，现在这颗心瓦凉瓦凉的，我已经在考虑是否继续留在这里，还是回国。当我看到美国和中国死掐的时候，我比较担心，万一打起来，我就不能给我爹寄生活费了。
在审讯中，钱学森又一次让我们见识了他的高傲，他的话还没说完：事实上呢，我比较喜欢这里的工作环境，但是呢，有些事让我感到恶心，加州理工学院希望我还能回去，但别指望我能给出一个确切日期。这句话，从另一个角度去解读，可以这么说：加州理工学院在努力救我，很好，我可能回去，但甭想一颗唾沫一颗钉！
虽然不领情，但美国老头儿杜布里奇对钱学森那是相当够意思，经常迈着老腿儿去探钱学森的监。他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我们听说他被捕是他给这里某个人打了电话，那也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他们把他关在一个拘禁所，我们在那里看望了他。他有一个小隔间，一个完全舒适的房间。那不是监狱——但那是一个拘禁所。他有一个房间，一张桌子，一盏灯，一张床等等。但那样的拘禁对他——对他的自负和自尊——是一个可怕的打击，这最终使他变得非常愤恨。
杜布里奇说的很对，钱先生不仅高傲，而且还记仇。他本来对美国这个国家印象还不错，自那以后，他就变成了很激烈的反美人士，还是“斗士”级别。他对这里的一切都心灰意冷了，显得很不屑，即使是荣誉。加州理工学院给他颁了个“杰出校友奖”，他也没领。为了让他出狱，钱学森“敢死队”时期的一帮哥们儿找到一个富翁，由他拿出15000美元，才把钱学森保释出来。钱学森很幽默，说，相对于普通绑架案1000到2000美元的标准赎金，我真的挺替自己骄傲的。但在当时，钱学森却深感屈辱。
至今让人不太理解的一个事情，或者说比较吊诡的是，那个监狱隶属移民监。美国政府不是不准他回国的吗？那把他关进移民监做什么？移民监里关的是要驱逐出境的人。至今，美国人也没把这件事儿说清楚，也不道歉。二战，美国政府关押过小鬼子，连这事儿都道过歉。钱学森为美国立过大功，竟被投入大狱，不道歉是说不过去的。钱学森从监狱里出来，看到的是家人，是蒋英。他当时一言不发，问他什么，只是点点头，摇摇头——他失声了，不会说话了！
出狱后，钱学森又过了5年的“软禁”生活，最终通过朝鲜战争的战俘交换方式被遣返回国。很快，他的价值在新中国得到体现，他不仅入了党，而且还帮着这个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研制出了原子弹。难怪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杜布里奇，在钱学森起航回国那天没有到码头送行，他当时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钱学森回国绝不是去种苹果树的。
是的，钱学森没有去种苹果树，他在戈壁滩上制造了一个足以让美国人惊恐的蘑菇云。而这一切，都是一次难忘的“监狱之旅”造就的。
钱学森是一个天分极高，起点极高的科学家，还是一个“天性害羞、内向、才智过人、只想一辈子安分守己做研究的科学家”，一生却陷于两个国家之间的政治冲突，左右为难，举目四顾。
钱学森是一个矛盾体。他本没有积极回国服务的意愿，也从未加入过共产党，可是历史围绕着他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一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对抗终于将他推到了中国利益的一边，钱学森成为了一名真正的爱国分子、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
钱学森是一面镜子，而历史，就在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