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八年夏至一九三○年春,我在日本作亡命客。事隔半个世纪。当时在日本的见闻,大部分记不起来了。而且,为了维持自己在日本的生活以及仍在上海的家的开销,不能不埋首写作,投向国内的报刊,取得稿费。因此,就没有时间游览,借此了解日本的风土人情。
但是,有一二件事,在我的尘封的记忆里至今没有褪色。姑且写出来以为纪念。
我初到日本时,住在东京的一个旅馆。但在神户登陆乘火车到东京时,就有一个穿洋服的日本人(那时一般日本人都穿和服)用英语和我攀谈,天南地北,不着边际,但有一句话却使我惊异,他说:“我久仰你的大名。”我到日本用的假名是方保宗,而此人却说“久仰大名”,真把我弄糊涂了。我当时不置可否,就顾左右而言它。到东京住了旅馆,刚把行李安置好,这个日本人又来拜访了,说了些客套话后,忽然说:“你的真名是沈雁冰,笔名是茅盾,是个有名的革命党和作家,我个人是十分钦佩你的。”这时,我才明白在火车里第一次他来和我攀谈时说的“久仰大名”这句话的意义了。当时我猜想他也许是日本的共产党员,但也不与深谈,只谦虚几句又把话头转到一般的客套。这个日本人刚走,一个身穿和服的中国人(我那时穿的是洋服),叩门而进,一看,是熟人,陈启修,“五四”时期的北大教授,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时期武汉《中央日报》的主笔,那时我是汉口《民国日报》的主笔,因是“同行”,常常来往。他本来是留学日本的,能说一口流利的日本话。他开门见山说:“我也住在这旅馆,你如果有事要和旅馆老板或下女打交道,我来当翻译。”他又悄悄地说:“刚才来拜访你的那个日本人是特高,专门调查流亡在日本的中国人的行动。你出去买东西、访朋友,都有人钉梢。”我这才恍然大悟,这个日本人对我如此之”殷勤”之所以然。陈启修又说:“我改名陈豹隐,特高也知道我的底细,也常来,不过,我到日本也是避难,不搞政治活动,随他们怎样调查罢。”我问他:“你为什么也要避难?”我的意思是蒋介石并没通缉他,何“难”须避?他笑了笑道:“在汉口时,我不是跟你说过,你们骂我是顾孟余的走狗,然而顾孟余并没以走狗看待我。”这是指夏斗寅叛变时,陈见顾询问局势如何,那时顾已买好到上海的轮船票,预备逃走,却对陈说,夏斗寅不堪一击,武汉安如泰山。陈慨然说:“从那时起,我知道顾孟余早就不信任我,我也开始不信任顾孟余了。现在很难说,他们也许还把我当作共产党员,所以我还是要避难。安全一些。”在和陈的谈话中,知道他来日本已半年多,写了一本短篇小说集,其中一篇名曰《酱色的心》,即以为小说集的总称。他送我一本,说请“指教”。我说:“真想不到你这位鼎鼎大名的北京大学法科教授,竟然也写小说。”他苦笑道:“聊以消闲。酱色的心,指武汉时代你我都认识的某些人,也指我自己。红黑混合谓之酱色,某些人之所以为酱色是当时完全红透的人对他们的看法,我之所以为酱色,是现在全黑的人们对我的看法。好罢,我就坦然受之,作为小说的题目。”
那时东京的银座有夜市。这是道旁的地摊。就在人行道上铺一方油布或者粗布,最简陋者竟是几张报纸,摆开了各式各样的货品,地摊的主人就坐在这些货品中间,高声叫卖。货品有家用什物,儿童玩具,乃至旧书,日文的,英、法、德文的,还有中文的。这些摊位有大有小,据说要上税,按其摊位之大小,税亦多寡不一。运气好的做成几注生意;运气坏的,没有成交,那就不但白赔了数小时的声嘶力竭的叫卖,也白赔了税,我每次去逛夜市.看到冒着冷冽的夜风,坚持到午夜,以博蝇头微利的人,就想到这个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就在这豪华的银座,一边有高贵的咖啡室、舞厅,一边却有这些可怜的摊贩,这难道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表现么?
可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怪现象还不止于此。我在报上看到这样的报导:风化警察强奸了一个咖啡店的女侍者。什么叫“风化警察”呢?原来是专门维持风化的特种警察,专门在公园,在什么神社的院子里,查考有没有一对儿在作“有伤风化”的事。这恐怕是日本特有的“制度”罢?输入而且模仿西方文明的日本毕竟还有“东方”的特色。因为,在日本那时,“恋爱”是自由的,但“野合”是犯法的。风化警察看到有“野合”的一对,就要带这一对到警署,查问地址、职业,是否各有所属,或者已订婚而尚未嫁娶,或者是先行交易然后再论嫁娶。总之,麻烦得很,警官认为必要时,可以判拘押几天或罚款若干。这里所讲风化警察强奸了咖啡馆女侍者的事,出在大都市的大阪。有一位“风化”警察特别忠于职守,经常整夜到处巡逻,维持“风化”。有一次,他在午夜三点钟街头既已人静,公园、神社内连人影也没有的时候,闯进一家已经打烊的咖啡店查看有没有人在于那有伤“风化”的事。果然,皇天不负苦心人,他在咖啡店楼上发现了并头睡觉的一对儿。女的是该店的侍者,男的不知何许人。这被发现的一对儿申述了许多理由,又苦苦哀求,但“风化”警察是只认识“风化”,不知有“人情”的。他不问如何,命令这一对儿离开那咖啡店,说要带到“本署”去。可是到了半路上,这位“风化”警察改变了主意,说男的可以不去,只要女的。这样拆开了后,他自己就来扮演那已走的“男的”,当他的大嘴巴贴到女的脸上时,就挨了清脆的一掌,女的也转身跑了,“风化”警察却不肯罢休,追到一个小学的操场前,追上了,他发疯似的把女的拖进操场,就在那里强奸了她。这位“风化”警察努力要使女的“保守秘密”,但是无效,第二天,这个咖啡店女侍者告到警察署,自然也被报馆里知道了。于是“舆论”大哗。没有把强奸犯拘押起来的警署长官为了平息“舆论”,对各报记者说:“M是这里的模范警察。这回的失态,也许是一时的错误,然而为纪律计,我们觉得还是罚他的好,却不必张扬其事。我们已将他解职。”
这件事,引起了我这样的感想:把一个人的职业派定为专门查问男女间的“秽亵”,事实上是引诱这个人去做“有伤风化”的事,但却美化此职业的名称曰“维持风化”,这真是对于人的本能的嘲弄,怎能怨得他不“失态”。这也是只有文明社会的统治者们才会想出来的“法律”。
大约是一九二九年春,我移居京都,火车中照例碰见那个特高,到京都住定后,也经常有特高登门拜访,不过另是一个人了。我移居京都,因为老友杨氏夫妇及高氏兄弟①等其他一些朋友都早已住在京都,熟人多,热闹些,而且也因为京都生活费用便宜。杨氏夫妇和其他朋友不住旅馆而住日本人出租的房子,这要比住旅馆便宜。是在郊外,面临小池,一排三四间,高氏兄弟住了两间,我就和他们做邻居。房东住在就近一间稍大的屋子。此地不临马路,门前池旁的小道,只有我们几个中国人出来散步。不久,一个日本人和他的年青美貌的妻子,来住了这排房子的第四间,也和我们做了邻居。男的约有四十岁,瘦瘠苍老,狭长脸,和尚头。这里环境幽静,远处有一带山峰,入夜,这山峰的最高的一座山的顶巅有像钻石装成的宝冕似的灯火。我遥望这些灯火,每每引起缥缈的想象。
这新来的一对邻居,每天一早,丈夫就出去工作了,到天黑后好久才回来。那位美貌年青的妻子每天一早扫自己门前的路,也连带扫我们门前的路。因为我们不善日语,只有含笑对她点头,表示谢意。白天,这位芳邻坐在自家门前的木板上,悄悄地,望着远处沉思。我们私下议论,以为她的心境是寂寞的。而且日子稍久,更证明她的心境是寂寞的。因为,每逢卖豆腐的小贩推着小车来到时,她买了豆腐后便絮絮地和他闲谈。有时长达半小时。她也乘我们在小道上散步时做手势表示她的对我们友好的情绪,可惜语言不通,彼此只能做手势。我现在想起来,这位幽娴、善良的日本少妇的面目还宛在目前。
在京都时,因为有了杨氏夫妇(杨能日语,但不甚流利)和高氏兄弟,也出去游览。我们到岚山观赏樱花,也到近郊去看红叶。春季观赏樱花,秋季看红叶,是日本人民娱乐的节日。
但是打破了我那时的幽居清静生活的,是报纸上登载的全家自杀的新闻。自杀的事,几乎每天报上都有。最多是“情杀”:恋爱的年青的一对儿为了家庭的顽固,双双把衣袂边接在一处,投水而死。这是对于顽固家庭的反抗。
但这次报上大登特登的全家自杀,却叫人听了十分难过,惋惜、同情、悲哀,种种情绪,绞在一处,使人心情久久难于平静。
事情发生在东京。某甲患着肺结核病,已到晚期,他的二十八岁的妻子又是个十分歇斯底里的女人。他们有七岁的女儿和五岁的儿子。因为觉得肺结核病没有治好的希望了,丈夫和妻便商量自杀,妻也同意。三月十七日这天,丈夫绞杀了妻和儿女,可是他自己却——————
① 杨氏夫妇:杨氏,指杨贤江,浙江余姚人,近代教育思想家。高氏兄弟,指高尔松、高尔柏。
出门去浪游。经过了整整的四十天,他忽然从某处打电话给他的在外交部工作的哥哥,说是已经杀了妻子和儿女。那个哥哥大概不相信真有其事(因为他的弟弟并不缺钱,况且本来有职业),置之不理。直到七月二十九日,哥哥到他弟弟家里,才发现了四具腐烂的死尸。在女孩子的尸身旁,排列着许多“人形”,很正式地按照女孩们玩的“人形”祭的规矩。这是自杀的父亲对于他的女儿的最后一点慈爱之意。据说在五月二十日那天,这位肺病的父亲还在他的银行存款里支取了一千五百元,因而推想他的终于自杀至早在五月二十日以后。
这位自杀的人也许认为,一个人既然不能很好地工作,不能有意义地生活,还不如死去。他可能由于这种思想而选择了自杀的道路。但,自杀究竟是消极的,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使我更加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连两个孩子也都绞死了呢?可能因为他俩觉得自己死后,两个孩子也活不下去,倒不如一齐死了干净。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两个孩子的命运确实会是悲惨的。
有一件小事,使我印象极深。那是出门遇雨,到任何一家小杂货店求借一把雨伞时,总是承蒙店主人慨然允诺。大都是用很蹩脚的日语说明要借一把雨伞,明天奉还不误。这件小事,说明日本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和信任,而且态度谦恭,跟我当时在上海所见到的日本浪人,完全不同。
这些五十多前的往事,使我今天回忆时,感到犹如昨日,感到我在日本作亡命客的一年多时间,曾无身居异国之感,深感日本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这意义是重大的。
现在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到了个新阶段了,祝愿我们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1979年5月10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