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简明在了解了目前的财务情况后，又叫了人力资源的负责人刘顺丰过来。
叶简明说道：“老刘，人力工作一定要走在企业发展之前，我们的规划，愿景，你是知道的。我们目前的情况，你也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你们人力这边有什么计划吗？”
刘顺丰说道：“我们人力做了两套方案，如果我们公司通过审核，我们马上启动大规模的招聘，增加人手，如果没有通过，我们会组织辖内员工的再培训，加强员工的素养和能力。”
叶简明说道：“也不要等到那边出结果，政府部门不好说，时间不确定，你们要先把员工培训做起来，也不要是短期临时的这种。要做一个员工的长期岗位培训加职级晋升的体系，还要培养行内自己的内训师，我们要以内部培训为主，外部聘请培训为辅。”
“好的，叶董，我们马上重新制定方案。”刘顺丰说道。
“你们的任务很艰巨啊，制定的方案好坏，影响着我们未来的发展，当然我们也要根据发展的情况，不断的修改和重新设计我们的体系。最好就是现在设计建立优秀的体系，就是基干部分，未来我们再不断的在这之上添加枝叶就好。这样，工作量就会少很多，如果到某一阶段，又要重新设计，到时候，规模大了，整体考虑的地方肯定会有偏颇的地方。员工们到时候闹到你们部门，可就不好了。”
“我只有国企的职级体系的经验，他们还是参照的政府部门公务员的设置。据我了解国内企业还真没有弄过这个，这个一时半会我还真不会。我们需要研究一下，先出一套标准方案，到时候给您过目。”刘顺丰说道。
“这个没做过也没关系，什么事情都有人要先做。没有前例可以依循，可能会做出更有前瞻性和开创性的方案来。你可以自己想想，主要就是要体现以岗位确定级别，以级别确定薪水和福利，不要让优秀的员工感觉到有职业生涯的天花板，而导致人才大量流失。员工是我们最大的财富，一个员工从进行开始，我们就要花大量的成本进行培训，如果我们培训结束，员工就跳槽了，这是我们最大的失败。”叶简明说道。
“我们一定会贯彻您制定的方针。”刘顺丰说道。
刘顺丰走后，叶简明想着前世自己所在的银行，培训体系是在行业内出了名的，但是很多员工，在培训完又干了几年成为骨干成员的时候，就跳槽到了其他银行，虽然，已经成体系的培训能够源源不断的培养出合格的员工，但是优秀的员工还是需要在工作实践与理论结合后，干出业绩来才脱颖而出。自己这里最近几年应该是不会有这种情况，但是几十年后，人才充分流动，员工的流失率是没办法避免，只能说尽量把这个指标压低，把人才留住。
在办公室处理了一天的事情，晚上又有一场酒会要参加，都是海州商界的一些精英人士。
大家一起聚在一起，商讨下目前的政治经济动态，互通下信息，看下有什么好的项目可以一起做。
国内的传统就是大家抱团一起打拼，这些商人团体，以地域，家族为纽带，创造出惊人的财富，如最早的晋商、徽商，以及后来的温城人。
但是，他们的崛起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当时的官场有着巨大的依赖，甚至出现了“红顶商人”胡雪岩这样既官既商的人物。
近千年以来，中国商人始终难以摆脱对官场的依赖。
“官僚不仅只是压迫商人，商人自己也是官僚，中国官僚是一种商人，中国的富豪全部是一种官僚”。
大家都比较认可的一个例子是捕鼠，中国的传统不是制造一个更好的捕鼠器，而是从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权。
我们的商人的思维方式是没有补鼠的特权，再高效的捕鼠机都无法工作。而特权在谁的手里，政府的手里。
法国年鉴学派的布罗代尔在《世界史纲》中就很简捷地说：“中国社会，政府的权力太大了，使富有的非统治者不能享有任何真正的安全。对任意征收的恐惧始终挥之不去”。
而中国历史学者王亚南、傅衣凌早在上世纪40年代就断定，“秦汉以后的历代中国商人都把钻营附庸政治权力作为自己存身和发财的门径。”
这种情况大家都已经见怪不怪了。
中国商帮的主要目的有三：一是互相支持，和衷共济；二是团结力量，制定和操纵市场价格，甚至以乡音为基础无所顾忌地联合坑蒙拐骗，如FJ的莆田系民营医院等；三是避免内部的激烈竞争。
因为抱团有着这么多的好处，也不单单是商人群体，官员群体也有。像一些顶级的私人会所，还要限制入会者的准入，怕拉低了门槛，降低了层次。
这就是所谓的圈子，你不够格，就入不了这个圈子，我们人都是生活在一个个圈子之内。
再说很多海州的企业还处于原始积累阶段，市场很大，需要的就是互相抱团打拼，而不是内部开始竞争，有个沟通协调机制，大家都很愿意，所以，大家都是很积极的参与。
叶简明也是积极的融入地方精英群体中，良好的私人关系，可以给公司带来很大的利益。
从商业法则来说，20%的人贡献80%的利润，一些精英阶层的金融需求，是产生利润的最大来源，所以为什么，那些银行可以几十年一直在做大公司业务，经营业绩也不见得差了。因为他们只要维护好那些大公司客户就好了。做公司业务，人均创收高、利润来的快。
那为什么后来那些银行又开始做零售类业务呢，因为大公司就这么点，很多也是从小发展起来的，而原有的那些，市场竞争那么多，产品又都差不多，不扩展新发向，公司怎么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