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祖这样的强势君主的控制下，内阁的权力得到有效的限制，其权力与地位尚无法与六部尚书相比。从仁宗时，内阁的地位和职权逐渐提升，阁权开始高于部权。仁宗把阁臣的官阶，从正五品一下提高到正三品。宣宗更是把他们的官阶提升到正、从一品。随着官位的提升，内阁的权限也日益扩大。到了明朝中后期，皇帝怠于朝政，内阁的权力愈发扩张，至隆庆、万历时期，内阁已成为当时的最高权力机构。
§§§第三节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明太祖与马皇后
为了防止个别大臣专权独断现象的发生，朱元璋可谓是费尽心机，殚精竭虑。经过深思熟虑，朱元璋规划了一套独到的政治构想。
早在废除宰相制度之前，朱元璋就从地方机构改革着手，加强集权。明初，朱元璋一直忙于攻城略地，无力对地方机构进行大规模的调整，只能承袭元朝的行中书省制度。但行省长官权力极大，几乎囊括了一地的军、政、财权。这种地方权力的扩大，与朱元璋的政治构想相左。洪武九年（1376），朱元璋便下令取消了行中书省制度。将行中书省改为承宣布政使司，习惯上仍称省。与此同时，朱元璋设立了提刑按察使司和都指挥使司，通常把它们与承宣布政使司合称为“三司”。承宣布政使管司主管一省民政及赋役征收，分领府州县，由中央六部统管；提刑按察使司主管一省监察司法刑狱，听命于刑部、督察院；都指挥使司主管一省军户卫所，听命于兵部和五军都督府。这样一来，地方上行中书省的权力便被分散到这三个机构中，并且互相牵制又互相独立。这三个机构，各自向自己的直接主管部门负责。这充分防止了因地方权力过度膨胀而导致地方割据情况的发生，有力地加强了朝廷对地方的控制能力。
三司制度确立后，朱元璋对这一设置非常满意，于是向全国推广。在废除行中书省的同时，他在全国一共设置确立了浙江、江西、福建、北平、广西、四川、山东、广东、河南、陕西、湖广、山西十二个布政使司。洪武十五年（1382），又增加了云南布政使司，使布政使司的数目达到13个。直到明朝灭亡，都没有大的变动。
中央在废除宰相制度前后，对中央官制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六科给事中”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项。1367年，承袭宋元旧制设给事中。洪武六年（1373）三月，给事中开始分为六科，即吏、户、礼、兵、刑、工，对六部进行监察。洪武十三年废中书省、罢丞相后，六部作为独立部门直接对皇帝负责。六部地位的提高，让朱元璋担心部权过重而威胁皇权，不断加强六科给事中的力量，通过他们监察六部百官。但朱元璋感到，仅仅依靠六科给事中的力量，还不足以制衡六部。洪武十五年（1382），朱元璋把元朝的监察机构御史台改为都察院，并进行了大规模改革，扩大了其人员编制，加强其职权，长官为左都御史，与六部同称七卿。都察院的职责就是负责监察百官，对官员的贪赃枉法进行纠劾。在其下又设立了13道监察御史，以一布政使司为一道，共设置御史110人。监察御史只是七品小官，与知县处于同一官阶；但是他们的权力却大得惊人，从中央直至地方，从皇亲国戚直至高官大员，他们都可以上章弹劾。正是由于朱元璋的安排，六科给事中和十三道监察御史虽然地位卑微，但却掌握着任意弹劾大臣的权力。他们的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彰显，成为明朝政治上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后人把他们合称为科道。
除此之外，朱元璋还在洪武十年建立了通政使司这一机构，负责对内外官员的奏章进行审查。无论什么官署向皇帝上奏，都要经过通政使司，其权力不断加大，成为仅次于七卿的高官。
朱元璋还注意法制在治理国家方面的作用。在洪武年间，朱元璋颁布了《大明律》、《大诰》等一系列法典。早在1367年，朱元璋即命左丞相李善长为律令总裁官，制定了《律令直解》，其后几经修订，至洪武三十年，编纂成《大明律》，作为全国最高的法典，以颁布天下。《大诰》更是以朱元璋亲撰的名义发布，作为律外之法，起着补充、解释《大明律》的作用。在正、续、三编中，汇集官民犯罪的条例，尤其是惩处豪强和贪官污吏的大量案例达到一万多件，目的就是震慑贪官污吏。
为了保证法令的严格执行，朱元璋还设立了大理寺，其长官为大理寺卿。凡刑部、都察院所承办的案件，都要交大理寺复审，对这些执法机关进行监督。后世把大理寺同刑部、都察院合称“三法司”。这样，司法机关的职权也被分割，朱元璋利用他们互相牵制，使得某一个部门独断专行的情况得到控制。
在军政上，朱元璋也有所动作，洪武十三年废除丞相制的同时，也废除了掌握兵权的大都督府。代之以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每府各设左右都督。这样就防止了个别武将控制军队的情况发生。同时，朱元璋还尽力压缩都督府所掌控的军事权力，明确规定都督府只负责军队的管理和训练，但无权调动军队。逢有战事，必须由皇帝亲自任命军事统帅，兵部发布调令，都督府长官才能奉命出征。经此改革，朱元璋重新把兵权收回到了自己手中。
配合着废除宰相制度，朱元璋作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这些举措的背后，都显露出朱元璋为加强君权所作的努力。一个自学成才、文化水平并不高的朱元璋，竟然能够作出如此纷繁复杂的构想，我们又怎么能不佩服朱元璋的心思缜密呢？
除了政治领域，朱元璋对经济领域同样费尽心思。朱元璋建立了严格的户籍制度。在洪武三年（1370），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户帖制。在户帖上详细记载了各家的籍贯、丁口、姓名、年龄、田地亩数、牲畜数量等。户帖被书写成一式两份，两份分别用半印钤记，留在百姓自己手中的叫帖，由户部保管的叫籍。每年官府都要对民间户帖进行年检，以记录其变动情况。朱元璋这一举措，改革了元末以来户籍散失严重、征收赋税没有依据的情况。到了洪武十四年时，朱元璋又在户帖制度上建立了黄册制度，以弥补户帖无法反映人丁、产业变化的弊病。洪武二十年，又在全国范围内丈量土地，制成《鱼鳞图册》，用以核实田亩赋税，防止隐漏情况的发生。这些制度让国家对民众在财产上一丝一毫的变化都能够准确地掌握，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
§§§第四节 明代的特务机构是如何运作的
锦衣卫木印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身为皇帝的朱元璋深知这个道理，况且严峻的形势也迫使他必须建立一个完全听命于自己的机构，作为自己的“眼睛和耳朵”。一方面，早在明朝建国前后，先后出现了几次叛乱事件，这让朱元璋心惊胆战。立国之后，功臣武将之间的结党营私，也让朱元璋认识到，有必要对他们进行更为行之有效的监视。另一方面，随着政府机构的急速膨胀，四方各色人等迅速地充实进来，这些人拥有不同的背景，朱元璋无法对每个人的情况都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这些都让朱元璋如坐针毡。为了有效地控制和监督，朱元璋想尽了各种办法，开始是通过大量收养义子充当耳目，但这种非制度化的监视，所起的作用并不大。于是，朱元璋建立起庞大的特务组织。
首先出现的，是由朱元璋亲自建立的锦衣卫。洪武十五年（1382），朱元璋改仪鸾卫为锦衣卫，它的职责是专门负责保卫和侦缉，其前身是拱卫司和亲军都尉府。锦衣卫为卫所编制，下设有将军、力士、校尉等职。并且，锦衣卫还有自己的刑讯机构——镇抚司。凡是朱元璋亲自过问的案子，都被交由镇抚司处理，权力很大。
锦衣卫的最高首领是指挥使（或指挥同知、指挥佥事），一般由皇帝的亲信武将担任。指挥使领导下的锦衣卫，又由两个截然不同的部门组成，分担“掌直驾侍卫”和“巡查缉捕”的职能。“掌直驾侍卫”与传统的禁卫军没什么两样，就是负责执掌侍卫、展列仪仗和随同皇帝出巡。“大汉将军”就是其中比较著名的。“大汉将军”虽有着“将军”的名号，但其实不过是负责在殿中随侍皇帝，传递皇帝的命令，兼做保卫工作罢了。比较特别的是，这些“将军”一般都会是虎背熊腰、人高马大的硬气汉子，看上去也颇有威严，为朱元璋装点门面。他们在锦衣卫中自成一系，在洪武时期只有1500人。比较而言，“巡查缉捕”才是我们通常理解意义上的锦衣卫的职能。也是因为这个职能，才彰显了锦衣卫的“个性”。
其实，朱元璋建立锦衣卫时的初衷，也只是用来卤簿仪仗而已。但后来出于他大肆屠戮功臣和对文臣们的猜忌，才在传统的司法机构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之外，将锦衣卫的监察功能凸显出来。他在镇抚司下设5个卫所，其统领官称为千户、百户、总旗、小旗，普通军士称为校尉、力士。校尉和力士在执行缉盗拿奸任务时，被称为“缇骑”。锦衣卫官校一般从民间选拔孔武有力、无不良记录的良民充当，之后凭能力和资历逐级升迁。
在明初，这些特务无孔不入，一点风吹草动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有一次宋濂请客吃饭，朱元璋便派锦衣卫前去监视，看看这个有忠厚老实之名的人是不是表里如一，有没有在背后说他的坏话。第二天他一上朝，便问宋濂昨天吃的是什么？请的是谁？宋濂一一据实回答。朱元璋笑着说：“看来你没有瞒我，还真是个老实人。”满朝文武就是这样无时无处不处于朱元璋的严密监视之下。
朱元璋的子孙虽然能力不行，一代不如一代，许多朱元璋所制定的制度都没有办法遵守。不过他们却对特务制度情有独钟，甚至把它发扬光大。
在朱元璋的影响下，明成祖朱棣建立了“东厂”。众所周知，朱棣的帝位是从他侄子的手中夺过来的。帝位的不合法取得，自然构成了朱棣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加之朝廷中的大臣对新政权并不十分支持，这样他无时无刻不心存危机感。为了巩固政权，以及慰藉自己高度紧张的神经，一个强有力的专制机构成为了朱棣此时的迫切需要。这样，他就在自己信赖的人群——太监中找出了一部分人，予以重任。
永乐十八年（1420），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之后，建立了一个由太监掌领的侦缉机构。由于其地址位于东安门北侧（今王府井大街北部东厂胡同），因此被命名为东厂。和锦衣卫一样，东厂也是专门进行特务侦缉活动。起初，它只是负责侦缉和抓人，抓住的嫌疑犯要交给锦衣卫镇抚司审理，本身并没有审讯犯人的权力。但到了明末，情况就不一样了，东厂也有了自己的监狱，权力更是大了。在与锦衣卫的关系上，他们之间最初是平级关系。但由于东厂头子主要来自大内，与皇帝的关系密切，更容易得到皇帝的信任，所以逐渐由平级变成了上下级关系。到了后来锦衣卫指挥使见了东厂厂主，甚至要下跪叩头。
也许皇帝仍嫌锦衣卫与东厂监督力度不够。在明朝中后期，又先后建立了西厂和内行厂，皆由太监主持，内部组织也大体仿效东厂，但权力却超越东厂之上。
西厂为明宪宗时期成立的又一个特务机构。成化十三年（1477），宪宗任命汪直提督厂事。比起锦衣卫和东厂的恐怖，西厂则更变本加厉。本来，西厂的成立意在替皇帝刺探消息，但怎奈太监汪直为人贪婪，奸诈而冷酷。为了要哄骗皇上以达到升官发财的目的，他极力地构置大案、要案，以至手下冤假错案无数。其办案数量之多、牵扯人员之众，更甚于东厂和锦衣卫。西厂行事是在全国布下侦缉网，对象主要是京城内外的官员，一旦怀疑某人，必定立刻逮捕，而后严刑逼供，下场不言自明。一般百姓更是人人自危，一言一行只要稍有不慎，就会被西厂拉去重重处置。后来，由于汪直的失势，以大学士商辂为首的阁臣集体向宪宗上书，痛陈西厂之弊害，并将汪直所办下的不法之事一一禀明。宪宗收到奏章后为之震惊，于1482年撤销西厂，遣散了西厂的人员。在武宗时期，大太监刘瑾专权，于正德元年（1506）再开西厂，太监势力又再度复兴起来。
内行厂，又成为内办事厂，也是由大太监刘瑾于正德元年建立的。它的重要职责就是监督东厂、西厂和锦衣卫。由于内行厂威胁到整个太监集团的利益，在大臣和太监的合作下，刘瑾被处死。正德五年（1506），内行厂随着刘瑾的失宠而被关闭。
锦衣卫、东厂、西厂和内行厂的先后建立，标志着明代的专治统治达到了登峰造极之势。其本意只不过是为加强皇权提供一个强有力的支柱，但适得其反，这反为太监登上政治舞台提供了机遇。在太监的领导下，锦衣卫、东厂这些特务组织愈发猖獗，乃至于威胁到大臣、皇帝的安全。
§§§第五节 “后朝军师”命不济
刘基
刘基以辅佐朱元璋完成帝业，开创明朝而驰名天下。但是他却未能像张良、诸葛亮那样获得皇帝充分的信任和褒奖。在朱元璋大封功臣时，他仅仅得到一个诚意伯的爵位，而功劳不及他的人却位居公、侯。可以说，他得到的勋位，根本无法与其功绩成正比。这固然与朱元璋自身个性有关，但不可否认的是，刘基实际上是党同伐异的牺牲者。
朱元璋深知“打江山容易坐江山难”的道理。面对百废待兴的国家，朱元璋感到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做。如何处置为他出生入死的功臣武将，成为摆在他面前的第一道难题。刘基的被边缘化，让他感受到了这些功臣武将对朝政的左右能力，也感觉到了他们对皇权的威胁。
刘基（1311—1375年），字伯温，出身于浙江的官宦世家，自幼接受了良好的教育。由于天资聪慧，除了诵读儒家经典外，涉猎广泛，经史子集、天文兵法、历算星相无所不窥。而且博学多识，文才出众。我们在中学语文教材中就学过他的名篇《卖柑者言》，其中提出了著名的“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见解。元顺帝元统元年（1333），年仅二十三岁的刘基便高中进士，从此步入仕途。可惜，在元朝的腐朽统治之下，刘基的满腹经纶却无用武之处，只能赋闲在家，以诗酒自娱。
至正十六年（1356），朱元璋攻陷南京，其势力稳步向外扩张，渐及刘基的家乡。朱元璋为了稳固自己的统治，同时也为了笼络人才，对所辖区域内的士绅频频挥动橄榄枝，刘基、宋濂等人都在招揽的计划之内。面对朱元璋至诚的邀请，不甘心老于山林的刘基颇为动心。通过对朱元璋统治政策的考察，刘基下定决心出山辅佐朱元璋。至正二十年（1360）三月，刘基抵达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