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宗是个很虚伪的人。据史载：思宗曾把宫中万历时所储藏的上等辽参在集市上卖掉，换回数万两银子填补国用；一天在听讲官给他讲学时，他的内衣袖子已破损，留在外面很不雅观，他不时地把袖子塞进去。其实，思宗的节俭并不是出于真心，他只是为了给朝臣们装装样子，从而赢得他们的同情，让大臣们把自己的财产捐献出来，以作国用。
思宗在位之时国库银两所剩无几，而他自己的内库却存有大量金银，但是他却不愿拿出来。他知道皇亲国戚拥有大量财产，便下令让他们捐献银两。他让外戚武清侯李国瑞赞助40万银两，李国瑞见数目巨大，死活不肯出，还索性耍起了无赖，将自家的房屋标价出售，家用器皿、什物则拉到外面变卖，以示一无所有。这令思宗怒不可遏，遂将李国瑞下狱，并剥夺了他的爵位。李国瑞不久便惊惧而死。大臣们纷纷抱怨崇祯不顾恩义亲情，更联合起来抵制捐纳。思宗自己也感到后悔，便下令发还李家的财产。捐献之事不了了之。
捐纳不见成效，思宗又求助于户部。大臣们都知道思宗内库丰盈，反复上疏劝思宗拿出来充当军饷。思宗却向大臣哭穷说：“内帑业已用尽。”左都御史李邦华单刀直入，他说：“社稷已危，皇上还吝惜那些身外之物吗？皮之不存，毛将附焉？”这已经说得再明白不过了，然而思宗却始终不权衡出这其中的利弊，始终没有把内库的银两拿出来。后来李自成攻占北京，从他的宫内搜出的白银多达3700多万两。这么多钱，足够支付明军三四年军饷，若真是拿出来赈灾助饷，恐怕明朝也不至于这么快就灭亡了。
思宗假装节俭的另一个目的就是想为群臣做个“表率”，让大臣们也节俭、清廉。他似乎很天真，认为大臣们都是傻子，就他自己聪明。他不知道官员贪污腐败的真正原因是政治制度使然，而决非简单的道德问题。明朝官员的俸禄是历朝罕见的，正二品的尚书，一个月也只不过61石，还不到100两银子。官员们除了要想维持正常的开支外还要打点上司。大清官海瑞为母亲做寿时，只能买两斤猪肉。后来海瑞被任命为正二品的南京右都御史时，为了置办一身官服，竟然不得不变卖家产。可见在明代做个清官是多么难。在这种超级低薪的条件下，官员们为了生存就不得不贪污受贿。思宗弄不清官员贪污受贿的深层原因，却简单地企图用道德来约束和要求大臣，而他自己却拥有大量的私人财产，还接受四方官员的进贡。这令人感到非常不公平，人们也不会响应他的号召。
性格多疑。
思宗性格多疑，表现在行动中就是对各级官员都不信任，经常更换官员职位。在崇祯朝的17年里，思宗一共任用过50多位内阁大学士，而整个明代内阁大学士也不过160余人。六部和都察院的长官更换更是频繁，像走马灯一样令人眼花缭乱。他共任用过吏部尚书12人，户部尚书8人，兵部尚书17人，刑部尚书16人，工部尚书13人，都察院左都御史132人。结果换来换去，仍然没有换出任何一个让他满意的人选来。
思宗对于前线领兵作战的高级将领，同样采取怀疑和猜忌的态度，更是兵家之大忌。他先后用过袁崇焕、杨嗣昌、孙传庭、卢象升、洪承畴、熊文灿、陈新甲等人率兵分别同后金以及农民起义军作战，但这些人却没有没有一个得到了善终，不是被思宗处死就是战死或被俘。难道这里真的没有人才了吗，杨嗣昌的十面网曾经让农民军走投无路，李自成甚至一度要自杀。要不是思宗临时换将，明末的局势当是另一番景象。
是非不分。
明思宗是非不分的表现之一就是不会用人。他继位之初改革用人制度，非进士也可以入阁参政，尽管做到不拘一格，但是所用之人却少有贤能之士。他锐意求才，却不知孰为贤人，所用皆貌似忠诚实则奸邪之人，既不能团结百官，也不能在危难之时有所作为，补益时局。以内阁大臣（宰相）为例，思宗在位17年，共有50多人出任阁臣，而真正有才能又为人正直的人却寥寥无几，如刘鸿训、钱龙锡、孙承宗、文震孟等人，但却不为思宗所重用。阁臣中大多是一些碌碌无为之辈，而受到思宗重用的是那些为正直之士所耻不与之为伍的人，如周延儒、温体仁、薛国观、王应雄、陈演等，他们胆小怕事，不思进取，浑浑噩噩，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崇祯也任用了一些人才，但是他因为急躁，偏狭，多疑，或用之不专，或刻薄寡恩，或严刑随其后，使得所用之人难以施展才能。内阁与督抚动辄得咎，处于不断变动之中，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政治局面。
另一个表现就是滥行诛杀。崇祯在位的17年里，死于他手下的高级官员不计其数，仅辅臣（宰相）就有1人、尚书4人、总督7人、巡抚11人，侍郎以下的官员更是不计其数。蓟辽总督袁崇焕之死成为千古奇冤。到了崇祯后期，一向渴望登科入仕的士大夫们甚至把做官当成畏途，因为说不定哪一天就会得罪这位喜怒无常的皇帝，转瞬之间就会一命呜呼。
反复无常。
这一点在行动中的表现就是，他三番五次地罢免宦官，又重新起用宦官。崇祯元年（1628），也就是他清除阉党的同年，他重新起用宦官监军、镇守、掌管部务。崇祯八年（1635）八月，他下令撤各道监视太监。崇祯九年（1636），思宗再派宦官镇守、督师。崇祯十三年（1640）三月撤各镇内臣，次年停止内操，不准宦官干预朝政。十五年（1642）正月，罢提督京营内臣。十七年（1644）二、三月，思宗最后一次起用宦官督师。
思宗之所以对宦官罢了再用，用了再罢，如此反复无常，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他对文官集团的不信任；而宦官能否专权，则完全取决于皇帝。他认为文臣误国，这一想法直到他最后自杀都没有改变。从最初的“外廷（朝臣）皆不足恃”，“士大夫负国家”，到后来的“诸臣误朕”，“内外诸臣误我”，就是他这一思想的体现。但是他在慨叹“文臣误国”的同时，还寄希望于大臣们能“悔过自新”。崇祯八年，他再次罢免各道监视太监后，下诏说：“朕不得已用成祖监理之例，分遣各镇监视，添设两部总理。虽一时权宜，也欲诸臣自引罪，近经制初立，兵饷稍清，诸臣应自省，其将总理、监视等官尽行撤回，以信朕之初心。”
思宗所谓的文臣误国，并不是空穴来风。一些官员的确办事不力，贪赃枉法的官员更是数不胜数。但并不是所有的官员都如此；如认为袁崇焕叛变降清，更是大错特错。思宗这种反复无常的举动，反映了他对文臣的态度变化，他对文臣的偏见日益加深，甚至认为文臣个个可杀。而他任用的宦官不仅能力有限，贪赃枉法较之文臣有过之而无不及。他重用宦官的结果，非但没能让诸臣自省，反而加深了宦官与士大夫之间的矛盾，让士大夫感到失望，增加了他们的离心倾向。
思宗性格中的缺陷实在是太多了，几乎人性的弱点他都占全了。这其中任何一个弱点都足以导致他的失败。正是由于他这个掌舵人没有办法掌握好船的方向，虽然他一生勤勤恳恳，明朝也不乏一批才智之士，但最终明朝还是灭亡了。
女真人（后改为满族）是惟一一个两次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12世纪，完颜阿骨打建立的金朝，曾经统治了中国的北方地区。明朝末年，在努尔哈赤的带领下，女真人又一次强大起来。明万历十一年（1583），建州女真的杰出首领努尔哈赤起兵，经过十几年的兼并战争，统一了女真各部。万历四十四年（1616）努尔哈赤建立了金国（史称后金）。万历四十六年（1618）努尔哈赤正式发兵征讨明朝，连破抚顺、东州、清河，全辽震动。明神宗也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急忙调兵遣将，前往平定。次年（1619）二月，明军在萨尔浒（今辽宁抚顺东浑河南岸）被后金军大败，明军损失惨重，阵亡将士四万五千余人。从此，明军转入防守，而后金转入为进攻。
明天启六年（1626）八月，努尔哈赤去世，其子皇太极继承汗位。崇祯二年（1629）十月，皇太极绕过山海关，从山海关以西的长城隘口入关。一路势如破竹，遵化，永平等重镇纷纷告陷。北京危急。蓟辽总督袁崇焕、宁锦副总兵祖大寿自宁远领兵回援。皇太极施反间计，对俘虏的杨太监透露了金国与袁崇焕已有密约，然后放杨太监回京报告。十二月，崇祯帝逮捕袁崇焕，下锦衣卫狱，后来将其凌迟处死。袁崇焕之死是明朝的一大损失，明思宗之举，令亲者痛，仇者快。崇祯四年（1631）八月，皇太极发起了大凌河之战，将祖大寿率领的辽东精兵团团困在大凌河城。此间，明朝派监兵张春同总兵吴襄等率四万援军开来，结果张春被活捉，吴襄逃跑，全军被歼。十月，副总兵祖大寿杀副将何可纲，此后便投降了后金（后来又逃回锦州），明在关外的精锐部队丧失殆尽。崇祯五年（1632），毛文龙被杀的后遗症显现出来。其部下孔有德、耿仲明、李九成等起兵反明，攻陷登州（蓬莱）。六月，孔有德、耿仲明率部泛海降金，皇太极以孔有德为天祐兵都元帅，耿仲明为总兵官。同年十月，明继任广鹿岛副将尚可喜降清。自袁崇焕杀毛文龙，明思宗杀袁崇焕后，明朝辽东将领相继叛降。一度显露转机的明朝边防，又趋于瓦解了。
由于清朝给予明朝巨大的压力，崇祯十二年（1639），思宗把镇压农民军得力的洪承畴调到了辽东。仅隔了一年，决定明清历史走向的松锦大战就开始了。从崇祯十三年四月清军围攻锦州开始，到崇祯十五年四月杏山失陷为止，明朝最重要的两名将领洪承畴和祖大寿先后降清，15万明军葬身关外。为清朝所取代。崇祯十七年，清军便趁李自成攻陷北京后的混乱局面而入主中原。
外患的同时，则是明朝的内忧——农民军。天启七年（1627）三月，陕西大旱，澄城知县张斗耀却不顾饥民死活，仍然不断催逼赋税，白水县农民王二率饥民冲进县城，杀死张斗耀，揭开了明末农民起义的序幕。王二首义点燃了农民战争的星星之火，各地纷纷响应。天启八年（1628），陕西府谷王嘉胤、汉南王大梁、安塞高迎祥等领导饥民起义，张献忠也在延安米脂起义，李自成后来投入高迎祥军中。此后，农民军频繁地活跃在山陕地区。由于洪承畴的全力围剿，无法立足的农民军在崇祯六年（1633）冬，由高迎祥、张献忠、罗汝才、李自成等率领，经渑池县度过黄河，转移到明军力量薄弱的豫西，在豫楚川陕交界山区流动作战，与明军展开了新的战斗。
崇祯九年（1636）夏，高迎祥被陕西巡抚孙传庭打败，被俘牺牲。李自成成为了历史舞台上的主角。从此，李自成以“闯王”为旗帜，领导农民军继续和明朝作战。崇祯十四年（1641）一月，李自成攻占洛阳，俘虏了福王朱常洵。次年，又一举攻下襄阳，称新顺王，初步建立了政权机构。崇祯十六年（1643）十月，李自成大军攻克潼关，率十万大军围歼明三边总督孙传庭，十一月起义军不战而进入西安。张献忠则于崇祯十六年（1643）五月攻下武昌，把楚王投入江中。在武昌称大西王，初步建立了政权。次年，张献忠带兵入川，八月攻陷成都，在成都称帝，改元大顺，建立大西政权。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李自成在西安建立了大顺政权，并确定了先取关中，继取山西，后占北京的策略。此后李自成的军队一路东进，三月十七日，包围了北京。十九日，李自成便率兵开进了北京城。众叛亲离的明思宗，只好在煤山（今北京景山）上吊自杀。统治中国达二百七十六年之久的明王朝，终于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推翻了。
崇祯是个年轻气盛、勤于政事、锐意求治的皇帝，但是他志大才疏，又有着种种的性格缺陷，面对内忧外患的局面，最终将明朝近三百年的基业拱手让与清朝。更为可悲的是，他至死只认为是文臣误国，却不承认自己应对亡国负主要责任。一个人犯了错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他不敢承认错误。有人说崇祯帝并非亡国之君，却遭到了亡国的命运，其实不然。勤于政事，有意进取，并不能掩盖他治国的失误。一个勤于政事的无能君主，要比碌碌无为的君主给国家造成的危害还大。崇祯皇帝始终自以为是，至死都不能醒悟；在这一点上，他和项羽是同样的可悲。尽管他不愿看到祖宗创下的基业在自己的手里断送，更不想落下一个千古骂名；然而，所有他不愿发生的事情都发生了，大明帝国的巨轮终于沉没了。他别无选择，只有以死来向祖宗和国人谢罪。
17世纪40年代的世界，两位君主遭到了几乎同样的命运：中国的明思宗上吊自杀，英国的查理一世被送上了断头台。但是，两个民族日后的命运却大相径庭：一个走上了崛起的资本主义强国道路；另一个则仍在传统的泥潭中挣扎，最后才在前者的枪炮声中姗姗觉醒。这是多么具有讽刺意味的事件！
